冯骥才的天京摘抄

冯骥才的天京摘抄
洋房、洋车、教会学校、回力球和赛马、咖啡馆与黄油蛋卷、夜总会、溜冰场、无声与有声电影、圣诞夜、专卖舶来品的洋货店、钢琴教师、拜尔药厂的阿斯匹林，手摇电唱机、三明治，以及常常写错了字母的英文广告……然而半个世纪后，重新开放了的上海马上找回昔日那些洋洋得意的感觉，并在文化形态上一脉相通地衔接上。

天津却空空如也，神不知鬼不觉地把自己的昨天丢失得一干二净。

上面所说的那些小洋楼在半个世纪来革命大潮反复的涤荡下，几易其主。

如今只剩下褪了色而黯淡的建筑躯壳。

近代史上赫赫名人的故居，如今连楼中的住户也全然不知。

八十年代以来，当年上海洋行的老职员回到外滩的合资公司里重新谋到旧日的差事时，天津中街上的那些洋行纯粹成了死去的遗物。

我翻着上海年轻人写的《上海的风花雪夜》和《上海的金枝玉叶》，心想天津已经没人能有声有色地叙述出历史上那溢彩流光的一页了。

难道天津的三十年代只是一种“一过性”的文化，就像重庆的陪都文化？但陪都不过八年，天津近代文化形态至少辉煌了半个多世纪！
内中的缘故，有一点应当肯定，天津租界舞台上的那些人物一半以上是来自外地。

单是来自京都与各地军阀要员寓公式人物就不可数。

简要举例如：吉鸿昌、张学良、顾维钧、袁世凯、黎元洪、冯国璋、孙传芳、溥
仪、曹锟、张自忠等，开个名单至少数百座这种名宅与故居。

他们并非将天津作为退隐后的安身之地，而是营造一个避风的小码头。

他们本来与天津本土并无更深的血缘，倘若一去，两不相依。

至于由工商起家的实业家，虽然名声显赫，但中国近代的民族工商业相当脆弱。

起步不久，便进入五十年代的彻底改造，失去了实在的性质。

历史拦腰中断，生活翻然改观。

六十年代“文革”一来，这一带就是轰击的重点。

此间的历史人物藏龙卧虎，曾极其强烈地刺激着革命小将们的敌情想象。

家家清洗，扫地出门。

人一散，活态的人文不存，全然失去了元气。

天津卫这点面积有限的“洋”的东西就净光光。

往深处说，天津的近代文化，只有生活文化形态，但无思想文化形态。

尽管一度天津受西方文化和科技影响方面在中国占领先位置。

无论海关、城建、邮政、电报、媒体，还是火车、电车、自来水、电力，乃至教会带进来的乒乓球、羽毛球、风琴，以及博物馆艺术馆，等等。

但并不能因此说天津对外来文化持欢迎态度。

因为在一九一九年以前，西方文化是强加给中国人的。

而且这些文化形态基本上存在于租界中，对本土的天津人的影响有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