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的早晨》 民族资产阶级的改造之路

文学经典屮的红色记忆
公/ 1956年1月20日，上海全市私营工商业申请公私合营大会，工商界代表（左起：荣毅仁、胡厥文、盛丕华、杜大公）步入中苏友好大赝会场。

小说《上 海的早晨》从上海解放初期开始，结束于1956年春全上海资本主义工商业实现“公私合营”以后不久，几乎贯穿了由新民主主义社会到建立社会主义社会的 整个过渡时期
《上海的早晨》
民族资产阶级的改造之路
文
i 郭晔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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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两人坐电梯上了七重天。

夏世富先领他站在七重天
•
的窗口，让他欣赏夜上海美
妙的景色、天空夜雾沉沉，给南京路 上那一溜大商店的霓虹灯一照，那红 红的火光就像是整个一条南京路在燃
烧着远方，高耸着一幢一幢高大的 建筑，每一个窗户里发射出雪亮的灯 光，在夜雾茫茫中，仿佛是天空中闪 烁着的耀眼的星星―张科长感到自己 到了天空似的，有点飘飘欲仙
----周而复《上海的早晨》第一部
二十七年磨一剑
历史学家陈绛曾经回忆，新中国 成立初期，他在上海市委统战部工作 时，正值国家针对违法的资本家开展 反行贿、反偷税漏税、反盗骗国家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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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
丨：洵的V-U
产、反偷工减料、反盗窃国家经济情报的“五反”运动。

陈绛在“五反”检 查队里分在棉纺织组。

棉纺工业在当 时是上海工业中的重要部门。

荣毅仁、刘靖基等著名的资本家都在这个组。

有一天，担任市委统战部领导工作的 周而复特地把陈绛叫到自己的办公室，要他把资本家在小组会上的发言记下 来给自己过目。

当陈绛问到“是摘要 记还是全部记”时，周而复的回答是，“尽量记详细，要记全，要忠于原话”，接着又补充了一句，“记录的字迹要清 楚，要让我看得懂”。

年轻的陈绛后来 才晓得，当时周而复正在为创作一部 长篇小说而有意识地收集素材。

这部小说，就是《上海的早晨》。

新中国成立后，上海发生的巨变，令 周而复感到激动而又振奋。

1952年春，他幵始构思创作，为全书写出了比较 详细的提纲，并不断地进行修改。

最 终，他决定将这部长篇小说分为四部：第一部写民族资产阶级猖狂进攻；第 二部写打退民族资产阶级进攻，幵展 “五反”运动；第三部写民主改革；第 四部写对私营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 造。

整部小说故事从上海解放初期幵 始，结束于1956年春全上海资本主义 工商业实现“公私合营”以后不久，几 乎贯穿了由新民主主义社会到建立社 会主义社会的整个过渡时期。

1952年夏天，周而复幵始动笔了。

由于他此前长期从事新闻记者和文艺 编辑工作，有着相当的文学功底，加 上有意识地在统战工作中积累了几大 厚本素材记录，虽然他只能在繁忙的 工作之余利用业余时间写作，但还是 在1954年3月完成了《上海的早晨》第一部的初稿。

周而复写作时有一个“冷处理”的习惯，写完一部不急于发表，而是 搁在一边准备过一两年再来修改、完 善，于是当第一部搁下的时候，周而复幵始写第二部，大概也花了两年左
右的时间，到1956年9月3曰才写完。

这时，他再回过头来通读第一部初稿，
并记下需要补充或者删节的地方，然
后慢慢修改，于1957年11月12曰改
毕。

1958年，《上海的早晨》第一部先
被《收获》双月刊全文发表，后由作家
出版社出版发行。

4年之后的1962年，
第二部也出版了单行本。

这时，《上海
公/《上海的早晨》（第一部）封面，作家出版社
1958年5月出版
公/周而复（1914一2004)，曾任文化部副部
长，著名作家、书法家，创作有长篇小说《白求
恩大夫》《上海的皁晨》《长城万里图》等
的早晨》第三部初稿也已写好，周而
复幵始动笔创作小说的最后一部。

《上
海的早晨》第三、四部经周而复精心
改定后，分别于1979年、1980年出版。

此时距离1952年开始创作，已整整过
去了 27个春秋。

就像书名显示的那样，《上海的早
晨》以上海为故事舞台。

上海是旧中国
最大的工商业城市，拥有70万产业工
人，12000多家工厂，工业产值占全国
的一半，贸易额也将近占全国的一半。

因此，上海的民族资产阶级，在全国
具有典型性与代表性。

《上海的早晨》
“真实生动，富于生活气息”地刻画了
作为民族资产阶级代表的徐义德这一
主要人物形象。

他在历经观望、抵抗
和反复之后，最终接受了社会主义的
改造。

在小说第四部的结尾，全市公
私合营的庆祝大会上，包括徐义德在
内的上海工商界巨头们争先恐后地上
台发言，表示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
决不动摇地走社会主义道路。

在这里，
作者满怀激情地写道：这是一个闪耀
着光辉的伟大的日子，人们会永远记
住这一天。

这一天，资本主义工商企
业，走完了最后的行程，全部接受社
会主义改造，跨进了新的历史的门滥。

这或许也有力说明了书名“上海的早
晨”的真正含义。

值得一提的是，周而复虽然出生
在南京，但他在上海读过私立大学，
亲历过20世纪30年代的“十里洋场”，
因此对城市中的旖旎生活并不感到陌
生。

正因如此，读者从《上海的早晨》
的字里行间看到了一个五光十色的摩
登都市：有永安公司、大世界、华懋
大厦，也有“奥斯汀”汽车、“三五牌”
香烟与“朗生”打火机……再加上作者
在行文时运用了为数不少、富有生活
气息的吴语方言词汇，比如“辰光（时
间“物事（东西）”“生活（工作)”乃
至“吓势势（害怕)”，凸显出了鲜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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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经典中的红色记忆
上海地域特色。

日后（1988年）根据小 说改编的同名电视剧更进一步放大了 “海派”的特征。

不少文艺评论家将《上 海的早晨》与另一部以上海民族资产 阶级为题材的知名小说一一茅盾的(〈子 夜》相提并论。

这并不是没有道理的。

城市与乡村
在新中国成立初期的上海都市生 活之外，《上海的早晨》也用相当多的 篇幅（大约1/10 )描写了农村生活。

周 而复在书中设置了朱暮堂和徐义德的 姻亲关系，以及贫农女儿汤阿英到徐 义德经营的沪江纱厂当纺织女工这样 两条情节线索。

其中的第一条线，串起了地主与 近代资本家之间的关系。

苏南、浙江一 带，工商业比较发达，同样的资本，投 资于工商业的利润高出投资经营土地 数倍。

于是一些地主幵始以其地租所 得兼营工商业，后来工商业发展扩大， 就变成工商业家兼地主了。

根据新中 国成立初期的统计，苏南有一半左右
的地主兼营工商业或从事其他职业， 这一比例比北京市郊区高出近两倍。

反过来，在上海这个“大码头”经营的 工商业者往往也会在农村为自己留条 后路，一旦经营的工商业失利或者破 产，也有个安身之处，不致失去生活的 来源而无家可归，流落街头。

因此，民
族资产阶级与地主阶级通过血缘、亲 缘结合起来，二者不仅在经济上有一 定的密切关系，在政治上也相互依存。

在这方面，钱锺书的《围城》与周 而复的《上海的早晨》可谓异曲同工。

《围城》里的主人公方鸿渐出身江南小 县的士绅地主之家，而他的准岳父就 是个资本家，“在上海幵铁铺子发财， 又跟同业的同乡组织一家小银行，名 叫‘点金银行’，自己荣任经理。

”在《上 海的早晨》里，主人公徐义德身为上 海资本家，其妻弟就是无锡大地主朱 暮堂，两家关系亦极为密切。

从这个 意义上说，若不消灭地主阶级，就不 可能实现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 主义改造。

正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土 地改革切断了这种联系，使城市资产
阶级失去了乡村地主的依傍，才为后 来的社会主义改造创造了条件。

而第二条线，则解释了近代城市 产业工人的主要来源。

在小说里，生 活在无锡乡间的汤阿英一家是朱暮堂 的個户。

在地主的欺压下，父亲汤富 海辛勤垦作整年，交租之后自己竟所 剩无几。

万般无奈之下，母亲才带着 汤阿英一同逃去上海讨生活。

《上海的早晨》这段描述绝不是向 壁虚构。

据1950年中共苏南区党委农 村工作委员会对苏南20个县的1722 个乡的统计，地主在总户数中只占 2.5%,可是拥有的土地却将近30%〇 这些地主用各种手段巧取豪夺土地。

比如长江口的横沙岛（现属上海市崇 明区）本是一片荒地。

地主黄兆禄象 征性地向“沙务局”缴纳了一点钱换取 了牌照，就霸占了三四千亩土地。

他 在荒地上插上标记后，由来自各地的 农民向他承佃幵垦。

承佃者第一年交 押租100斤稻子，荒地变成熟田后，押 租也随之增加。

为此，横沙农民有这 样一首歌谣：“挑圩开荒五六年，青沙 海滩变良田。

粮户（地主）心狼计又毒， 重租高利又抽田。

卷卷破烂再逃荒， 心酸肉痛泪汪汪。

”
当时的地租之高是相当惊人的。

地租一般占农业正产物的50%，有的高 达70%。

不仅如此，就像《上海的早晨》 里提到的那样，“大斗重秤收租，小斗 轻秤借出”也是地主惯用的伎俩。

在距 离无锡不远的江阴，一般地主所用的 收租斗要大1升。

使用的收租秤，普遍 也要重到3斤到5斤。

借出要轻3斤到 5斤，进出相差20来斤！若是佃户缴不 上，欠租改为高利贷，更无翻身之曰。

《上海的早晨》里的汤富海就是如此。

他逢上个荒年，田里颗粒不收，于是 欠了朱暮堂“两石租子”，利滚利之后，
“到了第八个年头，汤富海已欠了朱暮 堂一百一-h 多石租了。

”无怪乎旧社会
公/ 1949年7月，上海市人民政府为失业工人发放救济粮。

上海解放后，面对严峻局面，陈毅主持华 东局和上海市委全面协助工商业复工复业，妥善处理10万失业工人，使上海工业逐渐从萧条困难中走 上复苏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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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南一带流传着心酸的民谣：“农民身 上两把刀：租子重，利钱高。

农民出路 有三条：逃跑，上吊，坐监牢。

”
更有甚者，苏南一些地主因逼租 而迫害农民的手段也极为毒辣，一些 农民常为此倾家荡产，家破人亡。

比 如江阴有个叫费锡林的农民，种了地 主陆佩兰2.8亩田，因为旱灾没有交租，陆佩兰就叫自卫团将其抓去，关 在牢里，天天使用皮鞭抽打，打得费 锡林4天没有吃饭，回家不到5天，就 因伤势太重而死。

而据苏南农民协会 对21县的513个乡统计，共有地主9970户，其中背有血债的地主竟有866人，几乎占到了 1/10。

由于这些原 因，江浙一带的大量农村人口如同小 说里的汤阿英一样涌入上海。

就像《上 海的早晨》里描述的那样，虽然在工厂 做工非常辛苦，薪水也很少（除去三 餐所剩无几），住的更是简陋棚户，却 也已是旧社会贫农的一条出路。

结果，1945年至1948年间，主要由于“大量 劳动人民进入上海谋生”，上海人口净 增数竟达204万之多。

这当然也决定了城市的工人阶级在血缘关系、生活 关系、思想文化上与农民都有着自然 而然的天然联系。

改造历程
因此，周而复在《上海的早晨》里 就是以汤阿英为中心的沪江纱厂工人 为叙事的一条主线，同时又与党的领 导干部杨健、余静，工人管秀芬、工程 师韩云程等好几股细小的辅线断断续 续，互为映衬。

所有这些故事又与上海解放后工人阶级的觉悟、成长、壮 大的主题严密联系在一起。

不过，对于农民转化而来的工人 阶级，在《上海的早晨》里刻画得有些差强人意。

小说出版后有的文艺评 论就认为，作者对“工人群众的描写，却显得单薄无力”，工人阶级“不够鲜
明”“单薄了些”。

相比之下，《上海的
早晨》对民族资产阶级复杂的精神世
界“写得很精细”。

除去主人公徐义德
之外，小说里的马慕韩是个年青资本
家，既容易接受新事物，跟上形势发
展，但又抱着政治上的野心，急功近
利，锋芒毕露，一心想用进步来换取
政治地位，充当资本家的领袖人物。

潘信诚则老谋深算，世故圆滑，事事
谨小慎微而不轻举妄动，也不出头露
面，但又常常想把自己的谋划通过别
人来表现，这样既不冒风险，又可坐
享其成……就成功地描写资本家生活
和形象的独特艺术构思而言，《上海的
早晨》确有独到之处。

再就情节而言，在小说的一开始，
徐义德就对中国共产党及人民解放军
抱有疑虑，因此将部分纱锭迁往香港
办厂，还为自己的资金布置了“三道
防线”：“第一道防线上海，第二道防
线香港，最后防线是瑞士，那是解放
以前早就建筑好的。

”虽然他自己也知
道，要是“能够集中资金在一个地方办
厂，那发展会更大的”。

在历史上，抱
着类似态度的民族资本家颇有人在。

比如沪上著名银行家、金城银行的创
办人之一周作民，在1948年丨0月秘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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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2年，在反对资本家行贿、偷税漏税等的“五反”运动中，上海仁丰机米厂的工人当面揭发老 板的违法行为。

运动之后，多数资本家开始认识到工人阶级的力S ,工人监督从此在很多私营企业中 逐步建立起来，向着改造历程的完成迈进了决定性一步
离沪赴港。

上海解放后，中共多次派 人到港做他的工作，但他仍在港犹豫 观望。

当时同在香港的，还有集“煤炭 大王、火柴大王、毛纺大王、水泥大王” 等于一身的“企业大王”的刘鸿生。

但 在党和政府的诚意争取下，不少滞港 资本家相继回来。

比如周作民最后决 定回内地，担任金城银行董事长。

而 刘鸿生回来后，受到周恩来的亲自接 见和宴请。

周恩来还指出，刘氏企业 除华东煤矿属于国家经济命脉应由国 家接管外，其他企业都应全部发还。

华东煤旷的私人股份则在适当时期公 平合理地进行估价，全部发还。

因此，就像读者在《上海的早晨》 里看到的那样，新中国成立之后的民 族资本家们继续保有比较优越的物质 生活，住洋房、开汽车、办舞会、吃西 餐等充满“旧时代”色彩的活动仍然是 他们进入新中国的主要生活内容。

而 且他们依旧保有自己的工厂，可以继 续生产经商并从中获利。

但唯利是图毕竟是资本家的天 性^随着生产的日益恢复与发展、资 本家中的不法分子已经不满足获得一 般利润，他们在企业经营中经常以行 贿、偷税漏税、盗骗国家财产、偷工减 料和盗窃国家经济情报等“五毒”手段 来获取高额利润。

据当时的统计，上 海8
5%
的私营工商业主有不同程度的
“五毒”行为。

比如f f l 上海的早晨》里， 徐义德便指使手下收买了税务局驻厂 员方宇，套取了加税时间这样的重要 情报。

抗美援朝战争煽发后，徐义德 更是在给花纱布公司代纺的纱里掺进 大量劣质的“次泾阳”，准备以次充好 大捞一笔。

在他看来，“中国虽然有社 会主义国家帮助，但恐怕打不过美国。

趁这个良好的时机放手捞一票，是绝 对有把握的。

”“他料定共产党忙着抗 美援朝，谁还会来查沪江的账呢？”
他想错了。

针对资本家的“五毒”
行为，1952年1月26日，中共中央发 出开展“五反”斗争的指示。

上海很快 掀起了运动的高潮。

不过，党和政府 也再三声明，“‘五反’的目的……只 是要达到彻底査明私营工商业者的活 动以利团结和控制资产阶级，进行国 家的计划经济建设等目的。

”所以，当 上海启新纱厂总经理朱立德如同《上 海的早晨》里的徐义德一样在该厂检 查总结大会上坦白“五毒”不法行为， 交代总计违法所得达60多亿元（旧币） 时，这位被周而复称为“富有斗争经 验的对手”已是惶惶不已。

然而，他却 从“五反”检查队那里得知，他仍是总 经理，启新纱厂仍是他的。

这时，过去 的担心和疑虑便烟消云散了。

对资本家来说，经过“五反”运动 之后，其中的多数人开始认识到工人 阶级的力量，愿意接受职工的监督。

如同小说里的沪江纱厂一样，工人监 督从此在很多私营企业中逐步建立起 来，很多资本家实际上丧失或者基本 上丧失了控制企业的权力，并最后走 上了 “公私合营”之路，向着改造历程 的完成迈进了决定性一步。

奸商原型
在《上海的早晨》中，另一个值得 一提的资本家形象是徐义德二太太朱 瑞芳的弟弟、不法资本家朱延年。

小 说叙述了他如何经营福佑药房，腐蚀 千部，制造假药，残害病人，骗取钱 财等等非法活动。

实际上，朱延年的 故事和徐义德的故事并无很多直接关 系，基本上是一个独立的故事。

其中最精彩的情节是描写朱延年 如何对苏北老区的张科长进行贿赂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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诱骗的段落。

张科长初到上海，是一 个秉持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老干部。

朱延年觉察到这点以后，迅速把自己 伪装成在抗日期间就冒险为解放区运 送西药的进步商人，骗取张科长的信 任。

随后，又让店员开最便宜的估价以得到订单，并以服务顾客为借口替 张科长保管现金，使张科长无法与其 他药房洽谈。

接下来，朱延年千方百 计收买张科长，先是为张科长买新衣 服、皮鞋，带他去永安公司与“大世 界”，又让人带张科长去舞厅，用“美 人计”将张科长拖下水。

到该交货时，则用大量的假药冒充名贵药材，骗取 了大量钱财。

在此过程中，这一人物 性格的主要方面，如狡猾、虚伪、阴险、见钱眼开、卑鄙无耻等特点都被描写 得鲜明、生动。

可以说，朱延年堪称整 部小说中“能给读者最深刻的印象的”反面人物形象。

这样一个罪大恶极的奸商是作者 凭空杜撰出来的么？并非如此。

可以 说，朱延年的历史原型，就是奸商王 康年。

上海解放前，此人开了一间“大康药房”，专营西药贩卖。

由于投机失
败，药房倒闭，直到上海解放后，大康
药房才在政府帮助下复业。

就像小说里的朱延年一样，王康
年平日也满嘴新名词，连店员工装也
一式列宁装，其目的是同机关、部队和
国营机构做生意。

实际上，大康药房
的大部分的营业额也是从这里来的。

从复业到1951年度，仅两三年中大康
药房的销售总额就达到人民币（旧币）
350亿元，王康年也赚到了一些钱。

然而，王康年从旧社会沿袭下来
的恶劣经营作风并没有改变。

他曾以
请客、看戏、送礼甚至“美人计”等各
种手段，向25个机关65个干部行过贿。

对苏北卫生局局长刘某，王康年请吃
送礼支出达265万元，另外还奉送了一
部自行车。

该局买的显微镜16架，每
架比市价贵了 300万元。

王康年用上述
手法却骗到各单位的订货款为原来资
本的55倍。

对此，王康年相当得意，居
然把自己的药房称为“干部思想改造
所”—这一名词也被周而复写进了
《上海的早晨》，成为朱延年的“名言”。

不仅如此，王康年甚至冒天下之
大不韪，在与志愿军的药品合同里动
手脚。

对于大多数民族资本家而言，
抗美援朝是个了不起的成就，巩固了
中国新生的人民政权。

这也给了民族
资本家们作为一个中国人的基本尊
严。

不但《上海的早晨》里多次借由几
位资本家之口说出了这一点，在历史
上，当志愿军把美军赶回到“三八”线
后，刘鸿生更是在工商界中带头捐献
飞机大炮。

截至1952年5月，上海工
商界共捐献缴款达6000多亿元，折合
战斗机达404架。

反观王康年，却选择站在了历史
大势的对立面。

1951年11月，志愿军
某部后勤人员到上海采购急需药品。

大康药房里明明无货，一贯买空卖空、
投机取巧的王康年却收进货款揽下生
意。

到了约定发货的12月中旬，他却
用医疗器械和辅助药物搪塞。

店里员
工提醒他，前线亟须的消治龙药粉、消
发灭定药粉、氯霉素等消炎特效药店
里无货，王康年却托言已联系进口。

实
际上他是打算用志愿军的3亿货款去
还旧欠贷款，导致前线战士得不到及
时治疗而增加死亡人数。

直到1952年1
月5日，王康年仍未将货发出。

志愿军
采购员来信责问，依被置之不理。

一个
多月后的2月4日，王康年终于东窗事
发，上海市公安局根据店员工人的检
举，“逮捕了骗取中国人民志愿军购药
巨款的大奸商王康年”，并在1953年2
月28曰将其判处死刑。

而在周而复笔
下，以王康年为原型的朱延年同样未能
逃过正义的制裁。

他终于无法像以徐
义德为代表的大多数民族资产家13样，
经过改造而迎来新生的“早晨，，。

藝
(参考文献：贾国成：《上海工商界与抗美援朝>，
陆和徤：《上海资本家的最后十年》，熊坤静：《长
篇小说〈上海的早展〉创作前后》，张舟子：《背
倚传统〈上海的早屣〉中资本家形象的塑造》，莫
宏伟：《苏南土地改革研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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