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朝时期幽州的儒学与士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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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uly,2019/QIANXI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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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nWen ShiK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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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时空
幽州自汉末以来,成为逃避社会动荡的
大族蔽身之地,幽州的儒学文化也便渐次
兴盛起来……
许辉
北朝时期幽州的儒学与士族
北朝时期是少数民族大举进入中原的时代。
他们纷纷建立政权,主动拥抱汉文化并最终走上汉化的道路。
在少数民族汉化的过程中,留守北方的士族——主要是河北士族聚集在幽州附近。
他们一方面维持家族正常发展,另一方面主动参与少数民族的政治生活,将儒家的政治伦理应用于少数民族政权的建设之中。
伴随这一过程,幽州的儒家文化日渐兴盛起来。
在北朝时期,这些士族逐渐发展壮大,跻身政界,造就了幽州门阀士族的崇高声势。
幽州儒学家族的兴起
北朝时期幽州儒学士族首推范阳卢氏,可溯源于汉末大儒卢植。
卢植与郑玄同为经学大师马融的弟子,他们共同奠定了河北儒学的基础。
卢植师从马融时,通晓古文及今文经学,对经学所蕴含的思想有深入的思考,成为马融众多门生中的佼佼者。
学成之后,他没有接受州郡的征用,隐居家乡涿郡教授弟子。
汉末豪杰公孙瓒、刘备都入其门下学习。
卢植治学重心在礼学。
他为《尚书》《三礼》作注解,整理前代经、传、诗篇,刊正碑文,并奏请设置博士和学官对留存的文献进行研究整理,以利于学术传播。
除了治学成绩斐然之外,卢植为政也可圈可点。
汉灵帝建宁年间(公元168—172年),他接受朝廷征辟为博士,后历任九江、庐江太守,安抚南方少数民族,推行一系列新政,深得民心。
为尚书时,因抵制权臣董卓而被贬斥,隐居上谷。
袁绍统治河北时,请卢植为军师。
建安年间,曹操北征乌桓途经涿郡,赞誉卢植“名著海内,学为儒宗,士之楷模,
国之桢干也”,并致祭卢植。
曹操重视儒家纲常伦理的教化作用,建安八年(公元203年)七月,颁布崇儒兴学令。
曹丕取代汉室后,重视儒学政治伦理的实践作用。
以儒学传家的卢氏家族,由此进一步得以重用。
卢植去世后,其子卢毓才学与品行过人,被曹丕纳用为冀州主簿。
当时时局混乱,逃亡的士兵很多,为防止士兵逃亡,以家属连坐。
有一名逃兵之妻白氏嫁入夫家,但还未与丈夫见过一面,大理寺以弃市之罪处罚,卢毓引用儒家经典驳回了这个判例。
卢毓认为,未行成婚之礼的妇人死亡,据《礼》还是归葬娘家,因为还不算夫妇。
如今白氏未见丈夫一面,就要遭受弃市重刑,如果婚礼已成,又该用什么样的处罚呢?况且《尚书》中说宁可宽纵不依常法,也不能错杀无辜。
《礼记》也要求疑罪从轻处罚,防止滥刑。
白氏等人接受了礼聘,处罚可以,但杀头处罚太重。
曹操对卢毓判决十分赞赏,认为他坚持自己的意见是正确的,“又引经典有意,使孤叹息。
”于是将卢毓升迁为丞相法曹议令史。
而后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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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nWen ShiKong
毓位至曹魏司空,其子孙卢钦、卢珽等累居高官,成为幽州极具影响力的世族之家。
幽州士族与北魏民族融合
北魏初进中原,一般士族对新政权尚有疑虑,经历了十六国时期的混乱,很多北方大族都拒绝与拓跋氏合作,甚至离开故土追随其他政权。
拓跋氏为了立足中原,争取当地社会势力的支持,借助豪族力量来治理成为当务之急。
因此,政权建立之初,北魏太祖展示出谦卑的姿态,每得一地,对士大夫都一一接见,慰问讨教,只要稍有才能便安排职位,予以任用。
作为幽州名门大族,卢氏家族在北魏初积极与拓跋政权合作。
太武帝在神
四年(公元431
年),征召天下儒俊,卢玄“首应旌命”。
不过,此时的幽州士族还是抱着以夏变夷的心态与少数民族统治者合作的。
他们希望借此能引领北朝政权进入华夏正统。
在民族融合之初,北魏的统治者虽然需要士族进入政权发挥参政作用,为其统治提供服务,但并不乐意全方位汉化,彻底抛弃原有的部族体制。
这种思想势必会引发胡汉利益的冲突。
卢玄对此有着清醒的认识。
有一次,受太武帝重用的崔浩打算按士族文化标准区分门第,卢玄考虑到此举会引起鲜卑贵族的抵制,就马上劝阻说:“创制立事,各有其时,这种区分会导致利益冲突,根本没有多少人会同意,应该三思而行。
”
到北魏中期,随着汉化的不断加深,统治者与汉族士人的融合也有了进一步发展。
孝文帝的汉化改革就顺应了这种趋势。
他迁都洛阳,禁鲜卑语、鲜卑服,与士族通婚,力图将先进的文化制度巩固下来,维护政治稳定。
在这种政策的激励下,幽州士族对北朝政权的认同感增强,对政治参与更为积极,北魏的典章制度进一步完善,以期能够在与南朝政权的对峙中赢得更高的政治声誉。
范
阳卢氏优良的学术修养和严谨的家风,也得到重视汉化的北魏统治者的青睐,献文帝与孝文帝一共有三名公主嫁入卢家,大量拣选卢氏族女为后
妃,这也意味着胡汉融合进一步跨越了民族的藩篱,得到了更多的认可与推广。
幽州士族在长期的政治合作中,成为了北魏统治者不可缺少的助手。
他们的家族治学内容也更加多元化。
由于在政途中跋涉越久,对政治风浪就越敏感,他们对如何化解民族融合过程中的政治风险,顺应社会趋势提供可行的政见,非常关注。
在现实面前,幽州士族开始摆脱专经为学的传统,博涉经史,注重实干,如卢文伟“颇涉经史,笃于交游,少为乡闾所敬”,卢恺“涉猎经史,有当世干能”。
随着北魏政治的衰微,分裂为东、西魏,然后分别被北齐和北周所替代。
即使政局混乱,缺乏强有力的执政者推行汉化制度,民族融合的步伐依然不可阻挡地向前迈进。
在这个过程中,幽州士族对北朝后期的政治文化建设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东魏权臣高欢曾得到北方士族的大力支持。
他一直坚持汉化道路,认为儒家文化才是正统思想,树立政治正统成为必然趋势。
当时南朝梁武帝醉心于建设礼乐,令高欢颇感压力,曾大发牢骚说:“江东还有一个叫萧衍的吴人老头,专心恢复古代的各项文化礼仪制度,中原的这些士大夫还认为他们才是正统的华夏君主,视我们为夷狄之类啊。
”所以高欢即使自己长期与鲜卑贵族阶层打交道,夫人娄氏也是鲜卑人,对汉文化礼制也不得不给予重视。
与东魏北齐对立的西魏北周,在民族融合的道路上更进一步。
公元535年,宇文泰扶助西魏文帝在长安即位,西魏地理环境、人力物力都不及东魏,北魏末年的动乱已经使“朝章礼度,湮坠咸尽。
”为此权臣宇文泰亟须加强与士族的合作,对追随他们入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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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汉人士族态度友好,予以重用,尽力消除胡汉间的民族隔阂。
随从入关的卢辩博通经籍,世传礼学,政权草创时,他因时制宜,设定的律令制度“皆合轨度”。
西魏太子及诸王等,“皆行束俯之礼,受业于辩”。
宇文泰本身喜好经术,于是令卢辩依周礼建六官,置公、卿、大夫、士,建立一套完整的官僚体系。
并撰写朝廷礼仪,按古礼制作使用车马、礼服及各种用具。
宇文泰这种复古尊礼的做法,极大地获得了士族们的好感,博得他们对北周政权的尽心扶持。
较之北齐征用士族,让他们参与政治,北周统治者更注重确立汉文化礼仪制度,并加以施行。
建德二年(573年)周武帝召集大臣、僧侣、道士就三教先后辩论,最终确立“儒教为先,道教为次,释教为后”的次序,把儒学放在首要位置。
最终接受汉文化程度更高的北周统一北齐,为以后隋王朝的统一奠定了基础。
士族家学的传承与发展
士族的累世家学,为他们跻身政治提供了有利条件,而与政治的紧密结合又形成了累世高门。
在北朝时期,幽州的世家大族以范阳卢氏、祖氏、北平阳氏等为代表。
他们以渊博的家学名著一时。
为了维持优越的社会与政治地位,这些士族格外注重人才的培养与家学的传承,渐渐形成了不同风格的家学流派。
同时,家学的内容也日渐丰富,不局限于对经学的研读,而将视野扩大到文学、史学、书法、历法、算学等门类。
卢氏家族崇尚学业,以才学见称于时,人才辈出。
在《魏书·卢玄传》中记载,卢氏家族“子孙继迹,为世盛门。
其文武功烈,殆无足纪,而见重于时,声高冠带,盖德业儒素有过人者”。
在这个家族的后代子孙中,卢景裕因精通诸经、品行卓越而闻名。
他曾长期隐居,置身世事之外,先后为《周易》《尚书》《孝经》等作注。
后来,高欢得知卢景裕
的才学,便委以重任,既为他建造府邸,又派遣特使,邀请其教授自己的儿子们传统经学。
高欢之子高澄当政后继续推行汉文化,招揽才俊在府中讲学。
因卢景裕所注解的《易经》传播广泛,便特邀其专门讲解《易经》。
卢景裕讲《易经》措辞从容,辨析精微,对他发问辩驳的人经常因为与他意见相左而言语不逊。
卢景裕从容应对,回答得无懈可击。
听众都为他的风度和学识所倾倒。
幽州范阳祖氏也以文学、音律、历算见称于时,同样也在北朝备受重用。
其中以祖珽为代表。
祖珽多才多艺,文笔出众,妙解音律,阴阳占卜和医术也很精通。
因为长期与鲜卑贵族共处朝堂,祖珽熟练掌握了少数民族语言。
后来,祖珽深得高欢父子宠信,经常让他起草重要诏令文诰。
到北齐末年,祖珽执掌机枢,势倾朝野。
北平阳氏也富有才学,人才辈出。
在《魏书·阳尼传》中记载,阳尼“北平无终人。
少好学,博通群籍,与上谷侯天护、顿丘李彪同志齐名”。
因为阳尼博学多才,先后被幽州刺史胡泥及中书监高闾、侍中李冲举荐,先拜为秘书著作郎,又升迁为国子祭酒。
孝文帝在宫中讲授经典,特别诏令阳尼旁听,以资顾问。
在这个家族中,后世子孙大多“好学不倦,博综经史”,备受世人称赞。
北朝时期幽州士族凭借深厚家学滋养了家族的后代子孙,为统治阶级输送了大量的有用之才。
他们不仅为少数民族入主中原提供了有力的政治思想上的支持,还促进了少数民族的汉化,加快了民族融合的步伐,同时在学术的传承与发扬上,为幽州文化的兴盛作出了突出贡献,正如陈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论稿》所言:“夫河北之地,东汉、曹魏、西晋时固为文化甚高区域,虽经胡族之乱,然北魏至隋其地之汉化仍未见甚衰减之相。
”
(作者:许辉,北京市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副研究员)
责任编辑/金蕾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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