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认同理论视域下法官与律师的群际冲突与群际和谐

从英国著名心理学家塔菲尔的社会认同理论出发，以社会心理学的方法分析法官群体与律师群体的冲突，二者群际冲突的根源在于对社会认同的追求。

社会范畴化导致内群偏向和外群歧视，引发群体之间的偏见、敌意甚至冲突。

因此，消除群际冲突的根本路径是构建同质化的法律职业共同体，并提高对法律职业共同体的社会认同度。

导 读社会认同理论视域下法官与律师的群际冲突与群际和谐文/胡嘉金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周强指出：“没有良性的法官与律师关系，要实现司法公平正义几乎是不可能的。

”法官与律师作为法律职业共同体的成员，本应处于同一阵线，但近几年来，法官群体和律师群体之间产生信任危机，审辩冲突日益加剧，严重影响了司法的公平正义和法治的进步。

理论界和实务界也关注到这一问题，并从不同角度进行分析，但很少有学者从群体关系的角度对法官群体、律师群体、法律职业共同体群体等进行研究。

著名社会心理学家塔菲尔的社会认同理论是群体关系研究中最有影响的理论，可用于分析法官群体与律师群体冲突的根源，并引出建立群际和谐之道。

群际冲突的呈现：法官群体与律师群体的矛盾激化法官和律师虽然都属于法律职业共同体，但从具体的职业内容和社会角色来看，又分别从属于两个不同的群体，法官站在客观中立的立场，代表国家行使审判权，律师基于当事人的委托，为当事人提供法律服务。

长期以来，我国缺乏法律职业共同体观念，法官群体夸大自身群体的优越性，潜意识中歧视律师群体，而在司法公信力下降的背景下，律师群体也存在不尊重法官，甚至有时为达到不正当目的而侮辱、诽谤法官的现象。

尤其是近几年来，法官群体与律师群体的冲突不断升级。

镜像一：律师对法官的反抗。

针对法官在庭审程序当中的一些不规范行为甚至违法行为，有些律师采取反抗行动以表达不满或向法官施压达到自身目的，如集体退庭以及近几年出现的“死磕派”律师采取的“苦肉计”（绝食、静坐）、行为艺术（如“送红薯”等）、举报投诉、网络直播等死磕章法。

镜像二：法官对律师的惩戒。

面对律师的反抗和死磕，不同法官采取了不同的应对策略，有的置之不理、有的有求必应，有的对律师予以惩戒，如训诫、驱逐出庭、当场拘留或是当庭被警察带走，甚至追究律师扰乱社会秩序罪的刑事责任。

镜像三：立法废与立的激烈对抗。

以此次《刑法修正案（九）》的出台为例，“刑九”对刑法第309条“扰乱法38 人民法治法治论坛FAZHI LUNTAN庭秩序犯罪”的修改是律师界关注的重点。

从立法本意出发，相关条款旨在提升庭审过程中对司法秩序的遵守和对司法权威的尊重。

但不少律师纷纷在朋友圈、自媒体、媒体表达反对意见。

全国政协委员、律师刘红宇，建议删除扰乱法庭秩序罪，担心其可能会被滥用；上海政协委员、律师胡光，主张将律师执业活动轻易入刑法是短视，建议取消；京都律师事务所创始合伙人、名誉主任田文昌律师甚至指出，“刑九”对刑法第309条的修改将直接影响到我国的法治建设和司法改革大局。

相比之下，多数法官赞成“刑九”的修改，蒋惠岭法官认为，对藐视法庭一类犯罪行为的判断要由职业共同体从法律职业的角度判断，而不是从一般性的行政、司法的角度来判断。

从法律条文本身的起草来看没有什么瑕疵，关键就是法官运用它的时候不要滥用。

群际冲突的根源：对社会认同的追求社会认同理论是由塔菲尔等人提出，它对群体行为做出了新的解释，塔菲尔将社会认同定义为：“个体认识到他属于特定的社会群体，同时也认识到作为群体成员带给他的情感和价值意义。

”塔菲尔认为对社会认同的追求是群体间冲突和歧视的根源所在，即对属于某群体的意识会强烈地影响着我们的知觉、态度和行为。

因此，将社会认同理论应用于法官群体与律师群体的关系研究上，也许能够获得一些启示。

在《群际关系的社会心理学》一文中,塔菲尔提出, 社会认同的产生经历了这样三个基本的心理过程:社会分类、社会比较、积极区分原则。

社会范畴化引发“官民”矛盾。

社会分类即社会的范畴化（将个体的集合划分成两个截然不同的群体），导致内群偏向（由认同所引起的给内群体成员较多的资源及正面评价的倾向）和外群歧视（由认同缺乏而引起的给外群体成员较少的资源及负面评价的倾向）。

在我国传统“厌讼”、“耻讼”法律文化层面上，地方审判官被认为是“父母官”，律师则被认为是“挑词架讼、搬弄是非”的“讼棍”，社会地位很低，群体差异较大。

法官对自身“官”的定位使得其自然地与私人利益代表的律师产生隔离和歧视。

社会比较夸大群体差异。

社会比较即群体间的比较，我们倾向于在特定的维度上夸大群体间的差异，而对群体内成员给予更积极地评价，对群体外成员给予消极评价。

法官在与律师交往的过程中，容易夸大自身作为“公权力代表”的身份，认为自己代表着公平正义，而律师仅仅是维护当事人的权益甚至不惜采取非法手段；律师在代理案件的过程中，也存在贬损法官职业能力和职业道德的情况，以获得律师职业的尊荣感。

正是这种社会比较，使两个群体对对方产生贬义“刻板印象”（刻板印象认为特定群体的所有成员都具有相同的特质，这些特质界定了这个群体，同时也将该群体与其他群体区分开来），从而形成偏见。

积极区分导致群际敌意。

积极区分原则即个体为了满足自尊或自我激励的需要会突出自己某方面的特长，使自己在群体比较的相关维度上表现得比外群体成员更为出色。

在积极区分原则的指引下，成员可能采取三种不同的策略来提升社会认同：社会流动、社会创造、社会竞争。

社会流动，指代个体离开所属群体，转而认同高地位的表现；社会创造，个体诉诸于实际行动试图以提升群体形象来获得积极评价；社会竞争，即成员为群体争取权力、资源的直接行为。

近年来，在整个法律职业共同体中，律师经济地位大幅提高，但政治地位仍然处于弱势。

在进行群际比较时，律师群体感觉到自身地位的低下，随着时代的发展和法治的进步，对这种情况越来越不满，有些人选择进入地位更高的法官群体（社会流动），有些人选择提升律师群体的形象，获得更高的社会认可度（社会创造），有些人选择与法官进行直接的对抗，争取更多的权力保障和资源分配（社会竞争），如“死磕派”律师的出现，即是律师群体与法官群体的激烈对抗，希望获取更多的程序权力保障。

群际和谐的基础：构建同质化的法律职业共同体从塔菲尔的社会认同理论可以看出，群际冲突的根源是对各自社会认同的追求，因此消除法官群体与律师群体群际冲突的根本途径，是将法官与律师都纳入法律职业共同体当中，增强内群吸引与合作。

提高法官与律师对“同是一个职业，共享一个信念，共有一个经历，共操一个语言，共议一个问题”的认识，构建同质化的法律职业共同体，是提高二者对法律职业共同体认同度的基础。

树立共同的职业目标。

法官群体和律师群体树立共同的职业目标，是构建良性关系的关键。

作为全国律协刑事专业委员会主任的田文昌律师主张，“律师不是天使，也不是魔鬼，律师既不代表正义也不代表邪恶，而是通过参与司法活动的整体过程去实现并体现正义”。

而“法官的品行应该是不惜一切代价,甚至包括牺牲生命，以正义为本”（拉德布鲁赫语）。

因此，法官和律师的共同职业目标应当是维护司法公正，实现社会公平正义，只是实现正义的途径和在其中扮演的角色不同而已。

营造共同的职业教育经历。

共同的职业教育经历有助于树立共同的职业信仰。

2002年，我国开始实行统一的国家司法考试制度，提高了法律职业的准入标准。

但是，现行准入制度并未设置专业门槛，不同专业出身的毕业生都可以报考司法考试。

正规法学教育的缺位，不利于法律思维的形成、法律职业道德的塑造和法治信仰的培育，难以形成法律职业共同体的“刻板印象”（褒义层面的）。

亚里士多德曾经将人类的知识分作三大类, 纯粹理性、实践理性和技艺 。

每一门学科都包含这三种知识。

就39法学而言，法理学、法哲学、部门法总论等纯粹理性以及实体法知识、程序法知识等大部分司法实践理性内容的获得，是由法学院垄断的，因此从法学院毕业生中挑选法律职业者有利于保持知识的同质性。

从国外来看，大部分都要求法律职业者必须是法学院毕业生，并且经过一段时间的法律实践。

如大陆法系国家规定法官必须首先完成大学法学本科教育，之后通过考试，然后再参加司法实践训练，在实习期须服务于法院、检察署、行政官署或律师事务所等机构；英美法系国家规定法官需大学法学院毕业，通过考试取得律师资格，还必须从事一段时间的律师职业（美国6年、英国7年），再从律师中选拔法官。

因此，建议提高法律职业的准入门槛，要求受过正规的法学教育，同时加强准入之后的司法实践培训。

建立统一的职业评价标准。

中国应用法学研究所所长蒋惠岭法官认为，现在法庭上出现法官和律师的对峙，最重要的原因是法官、律师、检察官之间的评价标准没有放在统一的评价体系上。

他认为法律人的评价标准应当是职业能力、职业道德和职业水准。

的确，在现行的法官管理体制下，对法官的职业评价标准等同于公务员的评价标准，公务员的行政级别更优于法官等级，对律师的职业评价标准主要是经济收入和与法官的私人关系，没有交叉结合点，无法纳入同一群体之中。

因此，笔者同意蒋惠岭所长的观点，应当在法官、检察官、律师、法学家等法律职业共同体中建立统一的职业评价标准，只有职业能力强、职业道德好、职业水准高的人员才能获得同行和社会人员的尊重。

群际和谐的建立：提高个人对法律职业共同体的社会认同度成员对群体的社会认同度越高，就越是积极捍卫群体的利益。

因此，构建良性的法官与律师群体关系，必须提高法官与律师作为法律职业共同体成员对职业共同体这一群体的社会认同度。

提高法官和律师的自我范畴化意识。

根据社会认同理论，“自我范畴化”是社会认同、群体归属、心理群体形成等背后的认知过程，自我范畴化让个体在刻板印象上与其他的内群成员相似，或者与定义群体的特征相似，抑或让个体与群体的原型相似，因而产生了社会一致性、内群共识或者共享感知。

要提高法官群体和律师群体对法律职业共同体的社会认同，应当提高法官和律师的自我范畴化意识，使其在“行为”和“认知”上主动符合法律职业共同体的特征和规范。

一是建立法官单独职务序列。

法官独立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规定的综合管理类、专业技术类、行政执法类等三大类公务员之外，按照专业等级实行单独职务序列管理。

取消法官的行政级别，区别于公务员，弱化“官员”色彩，法官视自身为法律人而非行政官员，从而缩小群体差异。

二是维护法官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

很多案件中，法官和律师之间发生冲突的原因是法官是“体制内人”，需要奉领导意志行事，一些法官更多地将自身视为与领导是上下级关系的公务员而非“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的法律人。

三是重视律师在法治建设中的作用。

律师与法官均是法治社会的重要推动力量，要充分发挥律师在参与立法、辅助政府决策、法治宣传、权力制衡等方面的积极作用，畅通律师参与立法的渠道，落实法律顾问制度，保障律师的诉讼权利，吸收律师为法官遴选委员会委员等，提升律师群体法治建设生力军的主人翁意识和责任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