远离苏联模式 走出历史困境(一)——对新民主主义理论的再思考

远离苏联模式走出历史困境（一）——对新民主主义理论的再思考崔文一（南京农业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 2009110004 江苏南京210095）摘要：前苏联由于过度的集权僵化，最终丧失了社会主义社会应有的活力。

中国目前也面临着政治体制改革的历史性困境。

如何挣脱这一历史困境，维护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和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远离苏联模式和借鉴新民主主义理论将具有重大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关键词：历史性困境苏联模式新民主主义专制制度现在，中国处在巨大的困境里。

主要表现是政治制度的过度集权，缺乏民主运行机制和运作现代民主政治的思想意识，过度的官僚化和官本位已经成为中国自身发展的最大阻碍。

与经济制度改革不相配套的现行政治制度造成了许多社会、经济、文化和民生问题，但是执政者又不得不使用这样一套制度来解决这些问题。

执政者在这一困境中深知现代民主政治的可贵性和重要性，但改革又无从下手，因为其自身所使用的权力制度已经是限制了自身，是自身的掣肘。

之所以称其为“历史困境”，是因为他不是一时、一地、一党所面临的困境和责任，应以历史的眼光来看待中国的文化和制度，以宽容、理性和理解的心态来进行反思，在和谐稳定和科学发展中寻求历史性的突破。

一、历史困境的实质这一困境的本质是超出当前历史阶段的、先进的社会主义无产阶级专政制度与中国历史上几千年落后的封建专制制度产生了形式上的重叠，以工农阶级为主体的劳动人民所享有的民主政治体制——无产阶级专政，陷入了中国几千年专制主义政治的历史惯性所设置的陷阱之中，无法自拔，渐渐地被从坟墓中爬出来的封建专制制度和思维惯性渗透和同化（给人以类似“借身还魂”和“鬼附身”的感觉），成其傀儡。

表面上是人民代表的民主代议制、民主集中制和工农民主专政制度，实质上是容易走向——当然，不是说我们已经走向，我们一直在避免这种情况的发生，努力进行民主政治建设，新中国的建立，人民代表大会和政治协商的统一战线制度，以及改革开放的伟大成就等等已经充分证明了这些——一党专权的专制制度。

如果我们不能警惕和避免这种情况发生的话，就会产生表面是无产阶级的民主专政，而内在最终被封建专制集团和少数精英阶层的官僚买办资产阶级统治所取代。

最终，民主的背后总会有专制的阴影，产生制度性的自卑或不自信，以及产生诸多制度性忌讳，实施舆论压制和思想操控。

当前的中国仍然需要继续完成新民主主义时期反对封建主义、官僚买办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和建设新民主主义文化等未完成的历史任务，根治文化制度上的全民腐败趋势。

不照搬，不模仿，谨记前车之鉴和别国经验，走出一条适合本国国情的、具有自己特色的道路，维护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共产党在中国的领导。

因为，只有中国共产党的具有先进的理论和坚强的领导，才能在和平和稳定中突破这一历史性困境。

中国共产党不但能够在战争岁月统一中国、解放人民，而且能够在和平岁月领导改革、发展生产力。

如果没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中国很可能会进入四分五裂、军阀割据和相互兼并的混乱局面，那时候外来势力会再次入侵分割中国。

二、历史困境的由来（一）中国特殊的历史和国情造成这一困境和实质的主要原因有两个方面。

一个方面是中国的历史传统和特殊国情。

中国具有长时期的专制统治传统，而且这一传统在思想文化，政治经济、民族人格、社会建构和生产方式等方面打下了深深地烙印和加入了巨大的历史惯性，使现代中国也很难克服，在被动中陷入了这种历史困境。

历史上的中国在殷周之际有一次“绝地天通”事件，自此中华文化从神本位转向了人本位，政治权力趋向集权专制⑽。

在秦汉封建大一统时期，政治上的集权专制趋向定型，并且被制度化，自此之后，皇权和官权的无上权威直接影响了以后的思想文化和民族人格的发展演变。

另外，中国文化在人性善恶、公私权利上的认识错位，在民族人格上种植了一种自私、伪善、奴化和痞化的民族劣根。

⒁所以，这样的文化和政治——当然在这种文化和政治背后还有许多深远的、生成这种文化和政治的因素，诸如地理条件、生产方式、自然环境、人种特性等等——塑造了这样的民族和国情，紧接着，这样的民族和国情又离不开这样的文化和政治。

于是，形成了无限的恶性循环。

如果是中华文明是完全的封闭自系统，中国最终会只有“天下”观念，而无“世界”意识，那么自身的文明很可能走向腐败灭亡。

⑾幸运的是，命运多劫的中华民族在其不同的历史时期都会有不同的思想文化和异族入侵向其生命里注入新鲜的血液，例如佛教和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蒙满等少数民族的入主中原，以及近现代西方列强以坚船利炮的武力形式敲开落后封闭的大门。

⒀因此，就会出现近现代的许多执政者以国情和民族尚未开化等诸多理由拒绝以彻底、激进的方式去模仿西方民主政治和三权分立模式。

从这个角度来看，必要的、类似于民国时期的国民党一党代政或一党专权又似乎不可避免，但过度的专权又使国民党政府灭亡，蒋介石政府没有按照孙中山先生民主宪政的三个阶段来进行完善的实施。

清末最后十年，清政府错失君主立宪的最后机遇，导致王朝的灭亡。

因此，既要符合中国国情，又要走出中国国情，从中可以看出民主共和既是一个历史的过程，又是一个艰难的过程，这是一个历史辩证法的过程，但重点在于，一定要走出中国国情。

（二）近现代的世界政治和马克思主义的特殊发展走向另一方面的原因是近现代的世界政治和马克思主义的特殊发展走向。

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诞生在早期西欧的资本主义国家，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阶级矛盾严重激化的时代，这一理论是为当时具有先进生产力的和社会化大生产的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革命服务的。

马克思明确指出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必须是在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产生，而且是多国的共同革命，所以才有全世界的无产阶级联合起来的必要。

但是，在以后的历史发展之中，西方主要的资本主义国家以其相对成熟的政治制度，在相对的民主、自由和公平、正义之下，有效地借鉴了马克思的思想——特别是《资本论》的思想，对资本主义进行了渐进式的调整和改良，不断地实现资本利润的社会化公平分配和实现了生存权利的相对平等，在资本主义的社会化过程之中使得资本主义得到长足发展。

⑿资本主义世界虽然十分忌讳马克思的彻底推翻资本主义社会的思想言论，但是资本主义世界却在悄无声息中渐渐地听取马克思的意见。

这就是西方民主的特色。

而与此相对照的是，马克思主义传到了沙皇俄国的土地上，列宁在俄国这样一个少数大城市聚集无产阶级而广大农村拥有大批农奴生产力的国家进行了大胆而卓越的尝试。

他相信在帝国主义时代，马克思关于无产阶级革命理论能够在落后的东方国家率先展开，并且在一国取得成功，能够建设出社会主义新国家。

于是，列宁主义诞生了。

必须看到，在内外交困的俄国，先进的马克思主义和苏维埃制度的确是最好的出路。

但是，也必须看到的是，列宁在一个生产力相对落后、没有经历完整的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积累和民主法治的政治文明建设过程的国家里，把马克思关于社会主义革命成功后，阶级、政党和国家行将消失之前，由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治形式代理国家政治的论述直接超前的应用在当时的苏联身上。

这就不可避免的产生一定的历史错位——但不是不可以调整，也不可避免苏联民粹主义、学理教条主义、封建专制主义和大沙皇俄国的军事扩张主义的影响和渗透。

于是，列宁的建党原则民主集中制——工人民主制，但在斯大林时代，集中压倒了民主，党内民主被破坏殆尽；列宁坚持的党代会年会制度也被破坏，平行于中央委员会的中央监察委员会——专门监督中央委员会，避免和限制中央委员特别是总书记滥用权力，也最终隶属于中央委员会。

同时，他离世之前也未能阻止斯大林走向权力的顶峰，未能阻止后者在以后制造的悲剧和错误。

同时，列宁也背离了马克思主义和政党政治的常规，没有采取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这样一种新型的社会主义多党制。

⑸于是，在苏联后期意识形态僵化，法制缺失，官僚集权使社会严重僵化，社会发展停滞，改革紊乱无序，人民在艰辛的生活中散失了对苏联共产党的信任和对社会主义的希望。

⑹（三）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与苏联模式的关系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列宁付诸实践的马克思主义。

虽然在那个时代，我党早期的建设者们还不能意识到列宁的马克思主义与马克思本人的思想到底有多大区别，但是他们深刻的体会到俄国作为一个同样落后的东方国家所进行的社会主义革命的成功实践是对中国的巨大鼓舞，他们看到了中国跟随俄国进行革命的许多相同条件，但是还未意识到两者国情的不同，与此相对应两者在应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时应具有的不同。

其实，中国完全可以从苏联那里取经——取马克思—列宁主义真经，但不一定按照他的路线走，完全按照自己的历史国情走出中国的马克思主义道路。

但是，当时的许多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只知道盲目崇拜、教条模仿和照搬照抄，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况且苏联的沙文主义和输出革命式的援助也不允许不按照他的路线走。

这时，中国出现了一位思想独特又准确把握中国国情的伟人，他意识到了这个问题，而且把握得最为准确，他以苏联大城市为中心的革命暴动相反的革命方式——农村包围城市来领导中国革命，他敏锐地意识到必须根据中国的国情把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化。

所以，诞生了中国的马克思主义。

而且，这位伟人在其一生之中都一直在思考与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关系，既要学习和模仿苏联老大哥，又要尽量避免其弊端和错误。

但稍有不慎，就会在主动模仿和被动参与时犯下被模仿者本来就具有的错误。

对于这个革命的逻辑来说，既要从苏联的社会主义经验开始，又要不断挣脱苏联模式，方能避免重蹈覆辙、走入其相同的厄运，但是，有时候又很难避免，因此，在这其中，历史的命运又总是让人唏嘘感叹。

走出中国自己特色的马克思主义道路、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为经典的理论实践就是新民主主义社会和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

新民主主义理论的最大成果就是新中国的诞生。

实际上，只要可以规避苏联模式的弊端和错误，中国的社会主义是完全可以顺利成功的。

毛泽东在20世纪30年代到50年代初，深刻认识到了当时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以及矛盾的特殊性和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建立了成熟的新民主主义理论。

新民主主义革命既不同于旧的民主资本主义革命，也不同于新的社会主义革命，而是针对中国特殊的历史国情——没有经历成熟的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十分落后，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又不具备充分的条件，重新回到资本主义社会国内国外的历史事实都不容许——从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国家创造出来的新的社会过渡阶段。

在1936年，中国共产党发出《中国共产党致中国国民党书》中提出了“民主共和国”的倡议，这一建国方案的提出，表明中国共产党在政权理论上已经完全走出苏维埃政权模式。

按照当时毛主席的设想，中国不急着进入社会主义社会，要经历一个新民主主义建设时期，等到时机成熟时再进行社会主义革命,而且他还提出新民主主义社会需要几十年甚至上百年的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