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 月 中 国 工 业 经 济 - 社科网

内生创新努力、本土技术溢出与长三角高技术产业创新绩效魏守华1，2，姜 宁1，吴贵生2(1.南京大学经济学院, 江苏 南京 210093；2. 清华大学技术创新研究中心, 北京 100084)摘要：基于新增长理论的内生创新努力，分产业维和区域维运用1997-2006年面板数据，本文重点分析了本土技术溢出对长三角高技术产业创新绩效的影响，从中发现：从产业维角度看，长三角产业专业化集聚环境下的本土技术溢出效应呈弱的负外部性；从区域维角度看，作为创新极的上海对江（苏）浙（江）具有正的技术溢出效应，浙江能从上海和江苏的技术溢出中受益，而江苏受益于上海的同时也承受来自浙江的负外部性作用。

关键词：内生创新努力； 本土技术溢出； 长三角； 高技术产业； 创新绩效[中图分类号] F062.4 [文献标识码] A一、引言长三角两省一市（江苏省、浙江省、上海市）是我国经济最发达的地区之一，产业体系完备且基础雄厚，又是我国科技与教育资源主要集中地，还是我国对外开放与国际经济技术交流的前沿阵地。

长三角高技术产业不仅担负着地区产业结构调整与优化的重任，而且理应成为我国高技术产业创新的“排头兵”。

本文运用1997-2006年面板数据分产业维和区域维的实证研究，旨在揭示长三角高技术产业创新受区域内在因素，尤其是产业集聚环境下技术溢出效应的影响程度。

无论是关于长三角地区经济活动还是关于中国高技术产业发展的研究，都是学术界的一个热门话题（陈柳，2007；赖明勇，周杨，2008；Liu and Buck, 2007；等等），如陈柳（2007）实证分析了本土创新能力、FDI技术溢出及两者交互作用对长三角经济增长的影响；Liu & Buck (2007) 实证分析了内生创新能力和国际技术溢出渠道（FDI、出口、技术引进）对中国高技术产业创新的影响，发现内生创新能力和国际技术溢出的“耦合”——技术吸收能力，是影响创新绩效的关键性因素。

上述研究以内生创新努力——R&D活动为基础，重点考察内生创新努力与国际技术溢出渠道交互作用对创新的影响。

本文一方面以内生创新努力为基准，但另一方面，核心是运用Jaffe（1989）的技术地理一致性指数(geographic coincidence index)概念来反映区域间技术一致性状况，以考察技术溢出效应对长三角高技术产业创新的影响。

本研究有助于揭示内生创新努力、本土技术溢出对长三角高技术产业创新的影响程度，有助于长三角地区因地制宜地促进高技术产业创新与发展。

本文第二部分对内生创新努力、本土技术溢出的相关理论进行梳理；之后介绍模型的构建及主要变量；再从产业和区域两维分析计量结果；最后是本文的结论与政策含义。

二、相关理论根据《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本土（indigenous）”诠释为：起源于生长或生存在一个特1[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基于空间分布特征的区域科技发展战略研究”（批准号70673052）；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自主创新战略与国际竞争力研究”（批准号05JZD0014）；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基金项目“集聚经济、知识外溢与区域经济增长”（批准号07JC790047）；江苏省软科学计划项目“本土创新与国际技术溢出对江苏产业创新的实证研究”（批准号BR2008034）。

[作者简介]魏守华（1969—），男，安徽巢湖人，南京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清华大学技术创新研究中心研究员；姜宁（1957—），男，江苏灌南人，南京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吴贵生（1947—），男，安徽贵池人，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清华大学技术创新研究中心主任，博士生导师。

定地理环境中，“内生(endogenous)”诠释为：起源于靠自身发展而不依赖外力推动的。

一般来说，事物发展总离不开特定的环境。

因而，本文认为本土创新环境与内生创新努力是相互作用、相互依存而不可分割的。

由于创新环境内涵比较复杂，本文着重从产业集聚环境下的技术溢出效应角度来理解，与其相关的理论涉及以罗默（Romer）为代表的内生增长理论、以克鲁格曼（Krugman）为代表的新经济地理学理论、以纳尔逊（Nelson）为代表的国家（产业或区域）创新体系理论。

以Romer (1990)等为代表的内生增长理论或新增长理论（Endogenous Growth Theory or New Growth Theory）认为：技术创新和技术进步是经济增长的内在动力和源泉，新思想和新技术来源于R&D活动的投入及其知识存量的有效利用。

Furman et al .(2002)在内生增长理论的基础上结合波特的产业集群理论、纳尔逊的国家创新体系理论，实证了国家创新能力与R&D活动的投入（人力与经费）及知识存量相关，并发现国家创新能力有助于增加高技术产品出口的市场份额。

以Krugman（1991）为代表的新经济地理学理论（New Economic Geography）则基于经济集聚与知识外溢的视角，探讨了报酬递增与产业发展的关系。

聚集经济分为两类，即相同行业或相关行业的企业在一地集中所形成的专业化经济和由多样化经济活动在一地集中所形成的多样化经济。

一种学术观点认为，专业化的产业环境更有利于知识溢出和创新，代表人物是Marshall-Arrow-Romer，简称“(MAR)”；而以Jacobs为代表的另一些学者则认为多样化的环境有利于新思想、新技术的形成(Glaeser et al., 1992)。

Glaeser et al.(1992)对1956-1987年间美国城市地区产业集聚的实证表明，多样化产业环境有利于创新和产业增长；而Henderson et al.(1995)对1970-1987年间美国城市地区产业集聚的实证却表明，专业化产业环境有利于创新和产业增长；但Batisse(2002)对中国的经验研究表明，专业化产业环境更有利于技术溢出。

以Nelson（1993）为代表的国家创新体系理论（National Innovation System）则认为：创新是一个由相互关联的创新主体以及相应体制和机制构成的系统性过程，由此还衍生出以道格森（Dodgson）和罗斯韦尔（Rothwell）为代表的产业创新体系和以库克（Cooke）为代表的区域创新体系理论（吴贵生等，2007）。

关于创新主体（企业、研发机构、高校、政府和中介机构）间互动创新的代表性研究包括：一是大学等基础研究的知识溢出对产业技术创新的影响，如Jaffe（1989）发现大学等基础研究对产业创新有积极的影响，尤其是对医药等高技术产业的积极影响较大；二是企业间相互作用对创新的影响，如V on Hippel (1988)关于供应商、制造商、终端客户等上下游企业互动创新的研究。

以上研究强调创新的内生性、集聚性、互动性及由此形成的本土性，但随着经济全球化和信息技术的发展，国际技术溢出对一国技术创新，尤其是后发国家的高技术产业创新有重要影响。

研究的视角大致可分为三类：一是国际贸易对技术溢出的影响，经典的研究如Coe & Helpman（1995）发现1971-1990年间OECD国家全要素生产率与国内R&D经费存量、贸易国R&D经费存量、贸易依存度具有正相关关系，对于大国来说，国内R&D活动的资本存量比较重要，小国则受国外R&D活动的资本存量影响较大。

二是FDI和跨国公司R&D活动对技术溢出的影响，如江小涓（2002）认为FDI的技术溢出效应包括技术扩散、技术竞争和技术应用等效应；当然，FDI对东道国技术外溢效应，国内外许多学者用不同数据和模型进行了大量的经验研究，结果显示正反两方面效应的证据都存在，总体上，存在着“抑制论”、“促进论”和“双刃剑论”三种观点（范爱军，韩青，2007）。

三是关于直接技术进口的溢出效应。

Connolly（2003）构造了一个理论模型论证了发展中国家从发达国家的技术进口及强化技术学习过程有利于发展中国家技术水平的提高，而且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联系比发达国家间的联系具有更好的技术溢出效果。

结合以上内生增长理论、新经济地理学理论、国家创新体系理论和有关国际技术溢出的研究，本文试图揭示创新内生努力和本土技术溢出对长三角高技术产业创新绩效的影响。

其中，依据内生增长理论考察长三角高技术产业R&D活动对创新绩效的影响；结合新经济地理学理论和国家创新体系理论，借鉴Jaffe的技术地理一致性指数，重点考察长三角这一特定区域内的技术溢出效应，既反映产业专业化的技术溢出效应又反映区域间相互联系的技术溢出效应。

此外，还考察新产品出口——国际技术溢出的一个重要渠道，对长三角高技术产业创新绩效的影响。

利用1997-2006年长三角高技术产业创新投入与产出的面板数据，本文将上述四个理论融合在统一框架下进行实证分析。

三、模型与数据Romer (1990)的内生增长理论运用知识生产函数表达了技术进步率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内在关系：φλδtt A A H A ,=•(1)式中，•A 定义为技术进步增长率，λA H 代表研发（R&D ）活动，φt A 代表可利用的知识存量。

Romer 的模型中1==φλ, 表明创新增长率是R&D 部门努力程度的函数，且 (A H A A δ=•/)反映了一个可持续的增长率。

但Jones(1995)却认为φ和λ可能小于1，存在遏制长期可持续创新的可能性；而Furmanet al.(1995)则提出，当0>φ时，表明当前的R&D 活动“站在巨人的肩膀上（standing on shoulders effect ）”；当0<φ时，表明当前的R&D 活动由于前期“涸泽而渔”引致低效率（the fishing out effect ）。

对内生增长模型参数的争议，引发了一些改进参数的研究，如Furman et al.(2002) 在考察一个国家创新能力的影响因素时，将该国的创新基础设施、产业集群创新环境、科研与产业部门联系质量等因素纳入内生增长模型中。

正是基于这样的考虑，本文认为如果仅根据内生增长理论，无论是将长三角作为一个整体还是作为三个独立的地理空间对创新绩效测度，都不足以反映长三角三个行政区之间相互联系、相互依赖的关系。

本文正是要找出一个关键性变量来揭示长三角高技术产业创新的网络关系，为此，构建以下模型：ijt ijt jt ijt n k kjt ijt ijtijt EXP AV RD RD C Y ελλγβα++++×+=∑==2121)ln()ln()ln()ln( (2)模型中，ijt Y 代表创新产出变量，i 代表省区，k 代表相邻省区（i k ≠），j 代表高技术产业及其细分行业，t 代表年份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