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连带责任机制对强制性诚信形成的促进作用

论连带责任机制对强制性诚信形成的促进作用摘要：诚信分为自觉诚信和强制性诚信，一般情况下，人们的诚信行为主要是在外部因素的强制性约束下形成的。

通过增强某一失信事件的连带责任量，可以加大失信者的失信成本，从而对失信者形成有力的约束，使他不敢或不愿再次失信。

因此，可以考虑扩大连带事件和被连带事件的范围，建立科学、合理的连带责任机制，促使个人和组织诚信行为。

关键词：强制性诚信；连带责任；基础性路径；失信成本一、强制性诚信概述人们诚信行为的产生，一般缘于内心的自觉和外部的强制，其中在外部强制力量的制约下所形成的诚信被称为“强制性诚信”。

在长期的外部力量约束下，人们的强制性诚信行为会逐渐地部分地内化为自觉诚信行为，这是强制性诚信发展的最终目标。

道德、文化、经济、法律等都是促使人们做出诚信行为的外部强制性因素。

一些著名的诚信问题学者认为有些国家人们的诚信度高而有些国家人们的诚信度低，主要缘于这些国家的文化背景不同，如有宗教信仰的人害怕失信会遭到上帝的惩罚而诚信从事，“美国教会的人认为若不诚实，将来会进监狱”(福山，1995)。

但笔者认为，在影响人们诚信与否的所有外部因素中，经济因素是最主要的。

在很多情况下，人们选择守信或失信并不是什么天赋良知的发现或丧失，而是受实实在在的利益所驱。

遵循这一逻辑，笔者发现建立连带责任机制是形成强制性诚信的基础路径，通过设计行为的连带责任可以诱使或强迫人们诚信从事。

二、连带责任的类型及其强度分析1.连带责任分类所谓连带责任，是指某个体的行为对其自身或与其相关的人或事的影响，一般指负面影响。

对连带责任可以进行多角度的分类。

首先，从被连带人的角度，可以把连带责任分为对自己的连带责任和对他人的连带责任。

在通常情况下，连带责任仅指狭义的连带责任即对他人的连带责任。

中国古代的连坐和保甲制度体现的是一种典型的对他人的连带责任。

其次，从被连带事件的角度，连带责任还可分为对同类事件的连带责任和对不同类事件的连带责任。

前者指某类失信事件只对同类事件产生影响，如某人在履行合约时的违约行为只对他的契约行为产生影响，使得别人不敢再与他签订契约。

“借钱不还”的借贷失信行为使人们对借贷者的信誉产生怀疑而不敢与其进行商品交易，因而属于对不同类事件产生的连带责任。

最后，从连带责任传递的途径，还可将其分为基于信誉的连带责任和基于制度的连带责任。

基于信誉的连带责任是通过信誉的影响产生连带作用的，如在连锁经营企业中某个连锁店的失信行为会对整个连锁企业的信誉产生影响。

基于制度的连带责任是指通过制度强制性地把某些人或事捆绑在一起，使这些人或事相互之间产生牵连关系，如银行根据某人以往的“借贷信用”来确定对其的借款额度和借款成本。

在对他人的连带责任中，基于制度的连带责任往往表现为“集体性惩罚”，如在无人监考的考场中，所有考生因某一考生的作弊行为而集体遭受作弊处理等。

中国古代的连坐、保甲制度体现的也是一种典型的制度性连带责任，这种制度因其所导致的“集体性惩罚”不符合现代民主宪政精神而被社会发展所抛弃。

在现实经济生活中，一个经济行为所带来的影响往往既有信誉方面的，也有制度方面的；其所产生的连带责任也往往是双重的，既有基于信誉的连带责任，也有基于制度的连带责任。

张维迎教授2003年在对中国古代的连坐、保甲制度进行研究时，从另一个角度把连带责任区分为三种类型：基于信息的连带责任、基于行为的连带责任和基于效用的连带责任。

在他看来，基于信息的连带责任是指具有信息优势的人群对被监督对象的行为承担的连带责任，基于行为的连带责任是指阿尔钦和德姆塞茨式的监督者责任和赫穆斯特姆式的集体惩罚。

企业经理对所管理企业承担的责任和军官对所管理军队的行为所承担的责任，都属于基于行为的连带责任。

基于效用的连带责任则是建立在效用函数理论基础上的，其基本含义就是扩大处罚范围，不仅要处罚失信者本人，而且要处罚与本人有关尤其是有密切关系的人如父母、子女等，因为这些相关者的福利都会进入失信者本人的效用函数。

张维迎教授对连带责任的分类与本文的分类只是从不同的研究视角切入的，并不相互矛盾。

如基于效用的连带责任，从本文的分析视角看就是对他人的连带责任。

2.影响连带责任强弱的因素如果把所有失信事件系统考虑，则连带责任的强度受三个因素影响：被纳入连带的失信事件数量、连带责任传递的效率和被连带事件的数量，三者与连带责任的强度均成正向相关关系。

为了分析单个失信事件的连带责任强度，笔者提出连带责任量的概念。

所谓连带责任量就是某种行为所产生的连带责任的数量，可用下列公式表示：Q1＝∑Mi×Qi；i＝1注：Q1代表连带责任量，M代表连带项目，Q代表连带强度从上述公式可以看出：连带责任量与连带项目、连带强度均成正向相关关系。

如果一个人的某种行为不会对他的其他行为和其他人带来影响即产生连带责任，那么他在实施该行为时就只会考虑此次行为的即期利益。

在这种条件下，他会自然地或者本能地采取使自己利益最大化的行为方式，而不会考虑此次行为对交易对方利益以及自己此后交易利益的影响。

在即期利益最大化动机的驱使下，交易者会采取一些不讲信用的行为方式甚至故意隐瞒信息来为自己谋取最大利益。

因此，使行为人守信用的有效办法之一就是建立对行为的连带责任机制，这一责任机制越健全，其对行为人的守信约束力就越强。

在达到一定程度后，行为人甚至不敢失信。

以学生考试作弊为例，如果对作弊学生只作该科成绩为零的处理并允许其补考，那么学生作弊的“积极性”就会更高。

而如果作弊会带来一系列严重影响如延期毕业、不能毕业甚至被录如个人档案等，恐怕就没有一个学生敢作弊了。

三、建立科学的连带责任机制是促使个人或组织诚信行为的强制性手段1.提高社会的组织化水平组织化的本质是把个体行为与组织行为联系在一起，使个体行为对组织行为产生连带影响。

组织中某个成员的行为会对组织的声誉乃至其他利益产生正面或负面的影响，因而组织为了维护自身声誉，势必要对内部成员的个体行为实施约束。

而且，组织化程度越高，个体对组织的连带作用越强，组织对个体的约束力自然就越强。

博弈论对组织与声誉之间的关系给出了解释。

在重复博弈的模型中，可以看到：在最后一次交易中，交易双方会选择失信的不合作行为。

这是因为信誉的激励作用是建立在“信誉对今后的交易有利”这样一个命题之上的，如果今后将没有交易，信誉就失去了发挥作用的场合。

由此推及，交易的时间越长，诚信对人们行为的约束力就越强。

从这个角度讲，个人是不足信的，因为个人总是要离开人世的，别的经济主体很难与之进行长期的甚至是无期限的博弈。

而组织的生命不会因为个人的离去而消失，加入一个长期存在的、有声誉的组织，就能有效地解决个人信誉力低的问题，因而组织就起到了一个把有限的博弈变成无限博弈的功能。

从这个角度讲，组织本身就是一个声誉机制(Reputation Mechanism)，一个经济主体存在的时间越长，人们就越有可能与之进行多次的博弈。

因此，树立社会诚信的途径之一就是利用组织行为比个人行为所产生的连带责任更持久的特点，提高社会的组织化水平。

另外，组织成员会从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出发对同伴的行为加强监督，上一级组织也会为了维护自己的声誉而对下一级组织的行为进行监督，因此，还要发挥组织内部和组织之间的监督功能来促使组织诚信从事。

在组织的社会化问题上，“印章理论”(Asocial Seal ofApproval)和俱乐部问题是必须提及的。

“印章理论”是由德国社会学家韦伯提出的。

韦伯认为，加入一个社会团体就等于获得了一个社会印章即“诚信印章”，这枚印章是制度化的印信，是以利益、合作、信用为基础的。

一个人取得“诚信印章”是需要付出艰苦努力的，而一旦有了这枚印章，他就可以获得很多相关的利益。

一个人参加了某个社团就等于得到了一个信誉认证，如果这个社团的信誉度比较高，那么这个社团内部成员的社会信誉度也就比较高。

关于俱乐部问题的通行观点是，市场主体为防止上当受骗往往会与熟悉的可以信任的客户进行交易或签订合同，从而形成一个由具有一定信誉的交易主体所组成的较为固定的团体——俱乐部。

为了扩大交易的范围，俱乐部内部订立有共同遵守的道德规范和行为规则，任何违反俱乐部规则的举动都将受到终止会员资格的处罚。

这样，俱乐部就可以发挥使特定集团的参与人相互识别和相互信任的功能。

现实生活中的商会、行业协会、企业家俱乐部、会员制的市场等，都可以按照俱乐部的规范建立相应的诚信约束制度。

2.扩大连带事件和被连带事件的范围如果某个人或组织在市场交易活动中的所有失信事件都被纳入到连带事件的范围内，那就意味着其每一次失信行为都会对此后的利益产生影响，其需为每一次失信行为付出代价。

这样，个人或组织就不会只在某些方面诚信行为而在其他方面不讲诚信。

笔者认为，我国除将银行借贷、商业保险、商品质量等方面的失信行为纳入连带事件的范围外，还可以借鉴美国、德国等国家的做法，将一些非市场交易活动中的失信行为如交通违章、公司人员损公肥私、乘车逃票等行为纳入连带事件的范围，并写入陪伴个人终生的信用记录中。

在扩大连带事件范围的同时，还要扩大被连带事件的范围，使某个人或组织的失信状况对更多的事件产生影响，使失信者承担更多的连带责任。

如使某个人借钱不还的失信事件不仅对其今后的借贷活动产生影响，使得别人不敢再把钱借给他，而且对其商品买卖等领域的活动产生连带影响，由此迫使其诚信行为。

中国是一个连带文化氛围比较浓厚的国家。

张维迎教授在2003年认为，中国可能是有史以来的各个国家中连带责任实施的范围最广、时间最长、最严厉、对这一工具依赖性最强的国家，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单位”就是连带文化的一个代表。

某人一旦被“单位”确认在某个方面有不良行为，“单位”就可以在几乎所有方面包括信誉、经济利益甚至政治前途等方面对其进行制裁，违反计划生育政策、离婚甚至邻里关系不好等都会对其他方面产生连带。

改革开放后，这种连带文化受到强烈质疑，被迅速淡化。

目前，如何建立有效的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现代连带责任机制以促使人们诚信行为，是提高我国社会诚信水平的重要内容。

笔者认为，我国在这方面要做的工作主要有：第一，建立个体信用信息征集和使用系统，包括个人征信系统和企业征信系统。

目前。

各个部门所建立的信用记录系统基本上处于各自为政的状态，各部门根据自己的业务需要对有关个人和组织进行信用记录评价和登记，而无论是失信事件的采集、失信程度的评价，还是连带责任的认定等均局限在本部门狭小的范围内，这就导致个人和组织在某个领域的失信行为并不会对其他领域产生连带影响，从而大大削弱了失信事件的连带责任强度。

第二，充分发挥行业协会等社会组织的“信誉载体”和“信誉中介”功能。

为了有效避免地缘性、业缘性等失信连带，可以充分发挥以地区或行业为纽带的行业协会以及其他社会中介组织作为“信誉载体”或“信誉中介”的独特功能，由行业协会对本行业中出现信誉问题的企业予以处罚，甚至将其清除出本行业，从而有效地避免问题企业对同行业中其他企业的信誉连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