席会东论文

【毕业•绚彩燕园】席会东：燕园未了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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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七月，又将有一群年轻人收拾行囊，挥别燕园，未名塔影，历经从“北大学子”到“北大毕业生”的转变，踏上人生新的征程。

他们有的将远赴祖国西部奉献火热的青春，有的怀着坚定理想将在服务人民、服务社会的岗位上挥洒汗水，有的是将志愿奉献化为个人未来的发展方向不断求索，还有的则将怀揣一片赤诚飞跃重洋继续深造.....临别时分，在这个园子里发生的点点滴滴，都将凝结成每一位毕业生行囊中最珍贵的纪念品。

为此，学生工作部与北大新闻网联合启动了“绚彩燕园·优秀毕业生系列报道”。

本次系列报道共设“红色信念”、“黄色土地”、“绿色奉献”、“橙色卓越”、“蓝色飞翔”、“紫色斑斓”、“白色心语”七个版面，通过对我校2011届不同类型优秀毕业生事迹的汇总整理，集中展现本学年度优秀毕业生群体的“光荣”与“梦想”，进一步激励全体北大学生不畏艰难、坚定理想，在挫折迷茫中坚守真信念，在纷繁芜杂中捍卫真性情，在时代洪流中锻造真精神。

正是一代代北大人的坚守与捍卫，北大“爱国、进步、民主、科学”的传统才得以永葆生机、薪火相传；正是一代代北大人的秉持与追求，北大精神才得以生生不息、历久弥坚。

惟愿，透过优秀毕业生的成长故事和生活见闻，真实诠释当代北大人不断追求的价值理念、担当意识和责任情怀;惟愿，所有北大人高擎北大精神火炬，与祖国同行、向梦想出发，以不懈的奋进书写最精彩的人生华章！
燕园未了缘
个人简介：席会东，1981年3月生，河南巩义人，北京大学历史系2006级博士生，2004年9月起在北大历史系硕博连读，2011年7月毕业，获历史学博士，将赴西北大学任教。

在北大学习期间，我先后参与国家社科基金或教育部重点基地重大研究项目三项，发表学术论文6篇，出版专著1部，连续两年担任班长，两次到边区支教，先后荣获“廖凯原奖学金”、“三好学生标兵”、“北京市三好学生”。

毕业去向：高校任教。

座右铭：不易乎世，不成乎名。

遁世无闷，不见是而无闷。

乐则行之，忧则违之，确乎其不可拔，潜龙也。

三十八万余字的博士论文完稿的一霎那，解脱感而非成就感油然而生。

二十五年的学生生涯，十一年的大学时光，五年的博士研究生修行，终于盼到了修成“正果”的日子。

在我三十年的个人生命史中，校园生涯就占去了六分之五。

子曰“三十而立”，而我却还当立未立。

苏子云“人生识字忧患始”，二十五年的读书生涯，究竟是快乐多过于烦恼，抑或是恰
恰相反，我也还不知道。

我只是意识到，即使无法奢望像司马公那样留下“名山之作”，但此生却注定要像李仁甫那样“平生生死文字间”了。

侯门深似海
2009年，在撰写博士论文《清代黄河运河图研究》时，我从北京大学图书馆的学位论文库中，翻出了侯仁之先生1936年5月提交的燕京大学历史系本科毕业论文《靳辅治河始末》和张玮瑛先生1938年5月提交的燕京大学历史系研究生毕业论文《清代漕运》，两文的纸张均已发黄，却浸透着岁月沉淀出来的历史韵味，心中顿时涌起一种穿越时空、探幽发微的欣喜。

翻阅两位先生七十多年前写就的学位论文，我感到一则以喜，一则以惧：喜的是感觉到了冥冥之中薪火相传的温暖，惧的是两位先生在本科或研究生时就已经写出如此厚重的学术论文，而自己必须要写出像样的博士论文，才不致辱没两位先生奠定的学术基础。

2005年12月6日，北大图书馆为侯先生庆祝九十五岁华诞，并当面向侯先生赠送了他本科毕业论文《靳辅治河始末》的复印件作为生日礼物。

事先并不知情的侯先生异常惊喜，手捧论文久久摩挲，就像在抚摸一个失而复得的孩子，我有幸在现场目睹了这一感人的场景。

2008年6、7月间，我正忙于撰著《淮安运河图考》，每天晚饭后都会在燕园散步整理思绪，在静园或者未名湖畔总能看到当时九十七岁的侯先生坐着轮椅畅游他生活和工作了八十年的燕园。

侯先生眼光中有着一种阅尽沧桑的深邃和看透生命的智慧，每每让我豁然开朗。

2008年12月5日，我又有幸在北大图书馆中聆听张玮瑛先生讲述她和侯先生的故事以及他们当年在燕京大学的生活。

还有什么比那些经历岁月洗练而沉淀下来的故事和智慧更令人动容吗？
2004年初入北大，导师李孝聪先生就带我们几个弟子畅游燕园，寻觅未名湖的水道源流。

他告诉我们，侯仁之先生一生的学术起点就是燕园水道，对河道水源变迁与城址选择、移动之间关系的解释是侯先生城市历史地理研究的精髓。

现在想来，对师长前辈研究看似并不经意、甚至是偶然的继承，也许包含着某种历史的必然吧。

春风化雨浓
能够顺利完成学业，首先要感谢我的导师。

在北大历史系读研的七年时间里，李老师一直承担传道、授业、解惑的导师之责，引领我跨上治学之路。

我的博士学位论文能顺利完稿，离不开李老师全方位的悉心指点。

没有李老师提供的海外藏图做资料基础，我的博士论文就是无米之炊；没有李老师开创性的研究成果，我的论文就是无本之木；没有李老师传授的海外访学经验，我的论文资料搜集就是无头之路。

此外，李老师还给我提供了诸多研究条件和历练机会，让我可以在读研期间就参与科研项目，更早步入学术圈。

这些教诲我都点滴在心，莫敢或忘。

其次，我要感谢北京大学历史系的辛德勇、荣新江、王小甫、郭润涛等先生，北京大学城环学院的韩茂莉、唐晓峰等位先生。

在我求学的各个阶段，各位先生都一路提点与关照，不断给我鼓励、启发，让我的求学之路能够一帆风顺。

在博士论文的写作过程中，各位先生或高屋建瓴、或细致入微的指点，让我可以感知自己的知识盲区，不断纠正自己的认识误区，从而避免了更多的疏误。

尤为重要的是，各位先生的学识、风采，让我看到了真正的学者风范，从而对从事学术研究抱持神往。

再次，我要感谢厦门大学历史系的鲁西奇先生和西北大学西北历史研究所的吕卓民先生。

鲁先生是我的学术启蒙老师，而在我此后的成长道路上，他从未停止给我关爱、慰勉和提点。

本科毕业时，鲁老师将我推荐到北大历史系读研；博士快毕业时，他又主动为我提供
工作机会，于我实有知遇之恩。

鲁先生更以他的品行和学识，让我在迷茫的时候能够看到方向，在失落的时候能够看到希望。

吕卓民先生则为了我这样一个后生晚辈进入西北大学工作之事，不辞劳苦、屡次奔波，提携之德，至为感念。

迈上学术之路，我还要感谢北大历史系的荣新江、阎步克、邓小南、罗新、刘浦江、朱玉麒、牛大勇、彭小瑜、王立新、高毅等先生，上述各位先生都曾经给予我鼓励、帮助或指点，让我能够跳出自己研究范围的藩篱，拥有更为宽广的学术视野。

诗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

学术的进步与发展，离不开真正“学术人”的潜心研究，也离不开学者间相互的交流、切磋、砥砺与启发。

我很庆幸在读书学习期间，能与众多师友构成相互砥砺的“学术共同体”，或是激辩学术、相互砥砺，或是天马行空、畅谈人生，或是结伴同行、畅游罗马、伦敦、巴黎。

所有这些人和事都融进了我的生命记忆之中，让我什么时候想起来都感到温暖。

亲恩永难报
普通的中国农民，也是最平凡、最伟大的中国父母。

当我跨入学堂时，父母还是风华正茂；当我告别学生生涯时，父母却已两鬓斑白。

没有什么比亲人的衰老，更能让人真切和深刻地感受到岁月的流逝和世事的变迁。

父母把全部精力都投入到了子女身上，无私地支持我的理想和事业。

父母总是不断尝试去理解我的专业和精神世界，并饶有兴致地为我讲述家族掌故，帮我在村中搜求古书、古物和家谱。

为了我能有像样的婚礼和新房，父母两个人用两双手盖
我的理解，在去欧洲探亲期间，她放弃在欧洲名牌店血拼的大好机会，和我一起流连盘桓于罗马、维也纳、布拉格、布达佩斯的博物馆、古董店和书肆之间，分享着我淘宝的快乐。

在
的家庭责任，毫无怨言地支持我的学业，并始终以我为荣。

家人对我深沉而无私的爱，永远都是我生命和事业的支点。

燕园未了缘
七年的研究生涯，让我深刻体认到：学术之路是一条曲折的探索之旅，其中既有跋涉的艰辛和困顿，求索的迷茫与寂寞，也有发现的惊喜，分享的快乐。

感谢北大，她丰富的学术资源、良好的学术氛围、厚重的学术遗产，让我可以享用中国最好的研究资源和条件；她无处不在的人文主义和理想主义精神，让我可以在深切地了解理想和现实之间的距离后，仍然保有自由的灵魂和浪漫主义精神。

感谢未名湖、博雅塔，让我可以享受“独与天地精神相往来”的逍遥；而那些在湖光塔影间恒久流传的传奇与轶闻，则让我可以体验神游千古、探幽发微的快意。

行将告别北大燕园，前路漫漫而修远，但无论我身在何方，燕园将会是我永远的精神家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