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用集团决策模型试分析利益集团对政策制定的影响（5篇）

运用集团决策模型试分析利益集团对政策制定的影响（5篇）
第一篇：运用集团决策模型试分析利益集团对政策制定的影响运用集团决策模型试分析利益集团对政策制定的影响集团决策模型是将公共政策看成是集团斗争的产物，现代社会存在着不同利益的政治组织，它们为获得各自的权力和影响力，纷纷把政府作其政策诉求的对象，相互竞争、搏弈和妥协，从而推动社会朝着更加民主化、制度化方向发展。

他们认为集团竞争和政治民主是现代政治的基本特征和根本标志，多元民主是其最高价值追求，社会多元竞争是实现其政治价值的基本手段，集团之间、集团和政府之间的搏弈和妥协是其基本路径。

利益集团的作用就是通过对政府施加压力从而左右政府政策，使政府政策最大程度地体现本集团的利益，该理论同时坚信，集团竞争能够使政府政策代表和反映社会公共利益并为各利益集团所接受。

正如厄尔·莱瑟姆所说：“所谓公共政策，是指某一特定时间里，团体间的争斗所达到的平衡，它体现了那些一直试图获取优势的并相互竞争着的党派或集团之间出现的均势。

”政府通过制定公共政策来实现对社会和国家公共事务的有效管理，而利益集团介入政府管理过程的目的就是致力于影响公共政策的制定。

利益集团在公民和决策者之间建立起了一种利益传递机制。

一方面，它代表和集中了各种利益，在一定程度上实现着民主政治政策，从而实现集团的共同利益；另一方面，利益集团通过对公共政策制定主体施加影响，从而导致公共政策倾向于某个或某些利益集团，破坏了公共政策的公平与公正，妨碍了社会公平与民主政治。

但是利益集团对公共政策制定的影响有积极的也有消极的他们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利益集团对公共政策制定的积极影响：其
一、有助于公共政策制定的平衡性。

政策制定是政府尤其是官僚制组织与利益集团相互作用的结果，因此，利益集团能给公共政策制定主体提供政策制定的实际情况。

这些情况的及时反馈有利于有效地解决实际政策问题，从而提高政府绩效。

利益集团能为公共政策制定主体提供有关公共政策制定的有效方案和技术性服务。

因而利益集团
在与公共政策制定主体的互动中可以提出自己的合理性建议和意见，群策群力，从而有效地为公共政策制定主体提供更为实际的方案或改变传统制定技术，起到政府助手的作用。

其
二、有利于公共政策制定的科学化与民主化。

人是有限理性的人，其处理信息的能力是有限度的。

决策者也一样，他们所制定的公共政策也不可避免地具有局限性。

在没有利益表达机制，或者利益表达机制不完善的情况下，政府在制定政策时很可能由于信息的不完备与思考能力的有限，使得公共政策的制定难以综合全面的考虑和权衡多方利益。

利益集团的利益表达为决策机构提供充足的信息，弥补政府决策的有限性。

利益集团为广大人民群众有组织地参与政治过程提供了合法性的利益表达机制。

其
三、有利于对政府制定公共政策权力的监督。

政府往往以理性权威的身份作出决策，并将自主决定的政策强加于社会，而目标群体只有服从和忍受，而没有自由选择、监督、评价的实际权力和有效机会。

利益集团之间的竞争博弈，通常要求政府顾及到各方利益，按照相对公平的原则来制定和执行公共政策。

它们在影响政府的决策行为，以实现自身利益的同时，也密切注视着政府和工作人员的活动，注视着政策的制定和实施，对政府及其工作人员执行法律和政策的情况，起着政治监督的作用。

利益集团对公共政策制定的消极影响：其
一、影响社会公平。

利益集团影响公共政策并非都是坏事，但必须有个前提，那就是，社会中存在多个力量相近的利益集团，它们之间的博弈能够形成一个大致均衡的利益格局。

而我们现在的问题是，强势利益集团太强，弱势利益集团又太弱。

这样，势必出现某个利益集团影响甚至操控公共政策的情况，从而严重破坏公共政策的公共性与正义性，最终导致社会整体利益的损害和弱势群体利益的忽视。

其
二、妨碍政策制定。

利益集团为了本集团的利益，提供给决策者的信息难免有偏见和不实，这些信息一旦被决策者所采纳，进入政策议程形成公共政策，必将对公共政策的制定与执行起到极大的不良后果。

特殊的利益集团为谋求政府保护，逃避市场竞争，实现高额垄断
利润，这不但违背了公共政策公平与公正的初衷，也严重地妨害了整个政治生活健康有续的发展。

其
三、削弱政府权威。

由于利益集团的影响，公共政策主体如果受制于利益集团的行动与反应，则会处于被动地位，失去应有的政府权威，从而难以保证公共政策在目标群体中得以顺利制定和实施。

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有些强势利益集团的利益不但得到制度性的保障，而且利益在政治决策和公共政策的激励下被放大。

更有些强势利益集团在某些公共政策的制定和执行中，甚至有能力左右政府，使政府决策具有明显的利益导向。

这些强势利益集团利用自身强大的市场优势和舆论影响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政府的决策，从而削弱了政府权威。

综上所述，在利益集团对公共政策制定问题上，我们要正确引导与利用利益集团，使之服务于社会群体。

首先，使利益集团参加公共政策制定地位法制化，实现政策制定主体的多元化，公共政策的制定主要目的是解决社会各种问题。

由于利益集团涉及的范围极广，在政策的提出阶段发挥利益集团的作用，可将公共政策的触角深入到社会的各个角落。

因此，在国家法律法规或制度设计中给这些利益集团以一定的地位，让其以合法身份参与政策制定过程，从而使各利益集团的利益诉求呈现在透明化的公众面前，并使其利益诉求在一定程度上得以实现。

其次，加强同弱势群体的沟通，实现公共制定的民主化。

在社会发展的任何时期都会有弱势群体的存在，弱势群体的经济地位比较低下，拥有的资源也很有限，这就使得他们无法与那些强势的利益集团相抗衡。

在公共政策的制定过程中，强势的利益集团可以通过各种渠道去对政策制定主体施加影响，以使政策制定符合他们的利益，却使弱势群体失去了对自身利益诉求的渠道。

政府应该主动与弱势群体沟通，把他们的诉求问题纳入政策议程，一遍更快的推进公共政策制定的科学与民主。

最后，培养发展各类利益集团，实现公共政策制定的均衡化。

在当今社会中，国家权力趋于多元，政府不再垄断公共政策的决策权，每一项重大政策的出台都反映了各种利益集团的利益诉求。

既然利益集团不可能消除，那么我们就必须去妥善地利用和控
制利益集团，使之成为多元社会中稳定的一元，使社会的利益结构尽量形成平衡的态势。

因此，政府可以在控制成员人数的情况下，培养和发展各类的利益集团，从而实现公共政策制定的均衡化。

第二篇：论强势利益集团对我国地方政府决策的影响
论强势利益集团对我国地方政府决策的影响
强势利益集团指以争取本集团利益最大化为目标，经合法渠道形成，组织化程度较高，集团意识较强，利益表达顺畅，占有较多社会政治、经济、文化资源，积极运用本集团力量参与社会政治过程，在与其他利益集团的博弈中暂居主导地位，在社会中表现出强势的经济利益集团.。

各利益集团围绕国家公权力的博弈，影响了一个国家的基本经济面貌,而经济利益的日益多元化也在逐渐改变着国家权力体系的结构和运行方式。

美国学者威廉·基夫指出：“利益集团的主要问题不是它们的存在，而是它们的过分。

”现阶段，我国强势利益集团确实存在并且影响甚至左右着地方政府的决策，从近年来的房地产宏观调控、煤矿安全生产、证券市场监管等问题中均可看到强势利益集团的影子。

一、强势利益集团参与我国地方政府决策的积极意义
强势利益集团参与地方政府决策，可以实现分权制约与缓和社会矛盾。

因为不同种类、不同能力的利益集团对立法、政府决策行为施加的影响能够在很大程度上约束和限制政府权力的行使，其影响力必然使政治权力的发挥不能够随心所欲，从而使公民的个人权利和自由才能得到更大程度的保障和体现。

强势利益集团参与地方政府决策可以促进政治的沟通和利益的表达，平衡多元利益集团间的利益，推进政府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法制化。

如利益集团的政策参与活动有效保障了政府决策的民主化；利益集团能充分利用其信息和技术优势促进政府决策的科学化；利益集团参与政策过程能
强化对政府决策权力的监督等 J。

中国经过3O年的市场发育，社会利益逐渐分化，多元化的利益主体逐渐形成，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已经开始进入集团性利益博弈的时代。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利益博弈是一种正常现象，但目前存在的
问题是：第一，强势群体与弱势群体发育的程度相差太大，制度为两者提供的空间也不一样。

第二，缺乏规范利益博弈的制度安排。

因此，未来的研究应该以平衡强势利益集团与弱势利益集团的利益分配为重点，发挥强势利益集团对我国地方政府决策的优势影响，遏制强势利益集团向既得利益集团转变。

二、强势利益集团对我国地方政府决策的消极影响
(一)削弱政府决策的公平性
法国的西耶斯说：“让某一个人对属于大家的东西拥有独一无二的特权，这等于为了某一个人而损害大家。

这种做法既表现了不公正的思想，又表现了最荒诞悖理的思想。

”此言可谓一语中的。

社会公平，意味着权利的平等、分配的合理、机会的均等和司法的公正。

然而随着社会结构的转型，一种影响、左右社会发展进程的机制，甚至扭曲改革的机制已经在开始形成。

它导致一些旨在促进社会公平的改革措施，在实践中收到的往往是不公平的社会效果。

在极端的情况下，就是将改革的措施转化为一种腐败的手段。

(二)导致社会利益结构的失衡
中国已经开始进入利益时代，利益时代的到来，是市场经济机制和社会结构分化双重作用的结果。

在一个利益分化和利益博弈的时代，任何一件具体的经济社会事务都可以成为一种利益，滋生出一群分享这种利益的人，并围绕这种利益进行博弈。

集体的利益博弈已经成为我国经济社会的一个重要内容，如果不能为规范利益博弈作出制度安排，畸形的利益博弈将导致利益格局的严重失衡和社会生活的紊乱，使强者越强，弱者越弱，进一步加剧两极分化，拉大贫富差距。

近年来，在精英联盟不断发育的同时，精英和大众之间的裂痕也在进一步加深。

裂痕的加深会导致“上层阶级化、下层碎片化”结构的形成，而在结构层面上，则会显现出“上层寡头化、下层民粹化”的特征。

应当说，这是值得警惕的趋势。

(三)危害公共权力的运行
所谓公共权力，用美国政治学家戴伊的话来说，就是“担任某种职务的人在作决定时所
具有的能力或潜力，而这种决定却能影响这个社会制度中其他的人” 5](引。

孟德斯鸠也曾说：“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一条万古不变的经验。

有权力的人们使用权力一直遇有界限的地方才休止。

” H 26)中国30年改革行至今日，正是各种利益集团围绕国家公权力的博弈影响了一个国家的基本经济面貌，而政治民主化、经济市场化、文化世俗化、社会多元化也在逐渐改变着国家权力体系的结构和运行方式。

正因为对各个群体的权力缺乏正式的、制度化的保障，在我们的经济生活中存在着相当普遍的“非制度化生存现象”。

同时，强势利益集团还会利用手中执掌的公共权力俘获政府和官员，滋生腐败，使“公共权力私有化”。

官商勾结，权力“寻租”，形成严重的政治腐败，造成了严重的社会不公。

(四)损害弱势群体的利益
政府管制俘虏理论认为，强势利益集团可以利用多种手段，说服政府实施有利于自己的管制政策，把其他社会成员的福利转移到自己的利益集团中来。

以部分国有垄断企业为例，垄断利益最大化、部门化、制度化、合法化的现象时有发生，将本该由全社会共享的利益转化为小团体利益乃至个人利益。

这必然会损害弱势群体的利益，导致社会利益分配失衡，贫富差距加大，引起一部分人的社会心理失衡，危害社会稳定。

特别是农民等弱势群体的收入、医疗、教育、民主权利等被严重边缘化，因此极易对地方政府产生不信任感，对其认同度降低，使地方政府面临合法性危机。

我们要构建和谐社会，其中最重要的任务之一就是保持公权与私权之问的和谐，也就是保持政府与公民之间的和谐，公民的政治信任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必要条件。

三、合理引导强势利益集团有序参与地方政府决策
(一)政府要转变角色，找准职能定位
政府作为利益关系调适的权威机构，在利益群体的博弈过程中，其作用是无可替代的。

一方面，它制定规则，维护法律，守护公共利益，避免发生制度外的冲突；另一方面，它要照顾弱势群体的合法利益，防止强势集团因其强势而变得越来越蛮横和霸道，甚至以强凌弱。

因此，在这一过程中，政府要起到社会关系调节器的作用，而不能沦
为某些特殊利益集团的代言人。

这就要求政府要从理念、目标、职能和行为等多个层面，全方位地完成向公共服务型政府的转变，从体制上斩断权力和利益的纽带。

思想观念是行动的先导，政府不仅要扮演管理者的角色，更要扮演服务者的角色。

政府应当站在超然和公平的立场上，制定公正、透明的规则，维护大多数人和弱势群体的利益。

(二)建立公平的利益表达和利益均衡机制
对利益格局作出新的重大调整，首先是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和谐社会的基本要求，同时也是决定改革沿着正确方向推进的重要措施。

这主要是：其一，来自进一步深化的市场化改革；其二，来自政府在社会公平、公正理念指导下的利益分配和再分配的调整7。

和谐社会是一个有能力解决和化解利益冲突并由此实现利益大体均衡的社会，因此我们必须建立利益表达和利益均衡机制。

在利益表达方面，正如胡鞍钢所说：“中国的改革需要通过广泛的讨论、公开的辩论，绝对不能为少数人所垄断，既不能为少数政治精英所垄断，也不能为少数知识精英所垄断。

”可以说，利益表达机制的底线是社会的稳定，上限是利益的表达，两者之间就是形成制度化的利益表达机制的空间。

政府应当“有所为”，以“公平第一、效率第二”为利益再分配的指导思想，建立相应的利益补偿机制，对改革进程中的利益受损主体进行补偿，并通过合理的再分配制度，以缩小利益差距，实现利益共享，健全和完善利益均衡机制，从而真正实现利益共享和社会和谐的小康社会。

(三)健全利益集团有序参与政府决策的相关制度框架
制度作为“一个社会的游戏规则，它们是为决定人们的相互关系而人为设定的一些制约”，它们“提供了人类相互影响的框架，它们建立了构成一个社会，或更确切地说，一种经济秩序的合作与竞争关系”[8]。

制度的本质是协调社会利益关系的规则，所谓的博弈，也就是在不同主体之间相互作用、相互制约，在争取实现各自利益目标的过程中形成利益关系。

制度的功能是提供协调社会利益关系的机制，制度要发挥协调利益关系功能的前提条件就是对有限理性“经济人”的假定。

制度之所以能发挥协调利益关系的功能，关键在于制度通过
正式规则和非正式规则的交互作用，为利益主体提供了一定的激励和约束机制。

一部法律的制定或者一项公共政策的制定是经济利益重新分配协调的过程，在利益的重新分配和协调过程中，各个社会阶层和利益集团之间在进行实力和技巧的较量。

具体上应完善以下几种制度：人民代表大会和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制度、民意调查制度和政府信息公开制度、决策咨询和监督制约及责任追究制度等。

公共政策首先是用来对问题排序的，然后才是用来解决问题的，公共政策是在效率与公平的均衡中排序的。

和谐社会最基本的表现就是实现人与人之间的和谐相处、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和谐社会作为一种伦理上的判断，核心是实现社会公平与公正，在政府决策过程中，公民参与是确保政策符合民意及政策合法化的根本途径。

(四)培育社会公众的公共精神及政策文化
政策文化就是人们对政治体系作为的选择意向，即对社会资源的提取和分配以及行为管制的选择意向。

政策文化是政策制定和实施的基础。

德国社会学家韦伯曾形象地指出：“观念创造出的世界图像，时常像扳道夫一样决定着由利益驱动的行为的发展方向。

”我们将这种驱动力称之为政策文化，一国公共政策的制定和推行，与该国民众对美好社会的理解以及对待定问题的偏好即政策文化有关。

洛克认为，政府的权威来自人民同意的或者默认的契约。

如果大多数公民对其有起码的认同，政府公共政策的执行成本就会大大降低。

从经济角度看，利益互不一致的人得以生活在一起的共同点是互惠。

从文化的角度看，利益互不一致的人得以生活在一起的基础是对传统历史文化的认同。

从政治角度看，现代社会能够使利益不一致的人生活在一起的共同参考点是“公民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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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篇：中国社会利益集团影响地方政府决策的内容
中国社会利益集团影响地方政府决策的内容
从媒体公开报道的有关利益集团活动的案例，以及实地调研所获得的材料看中国利益集团对地方政府决策的影响，主要集中于以下几个方面：
1）地方政府干部人事任免地方政府机关的职位本身，不仅是一些利益集团试图获取的重要资源，也是实现其他利益的重要途径。

因此，利益集团影响地方政府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影响干部人事的任免决策。

一些地方实力派人物，或因经济实力，或因人脉关系，或两者兼而有之，对地方基层政府的干部人事安排，也有着重要影响力。

如据笔者参与的某课题组调研获悉，南方某市区有两位“大名鼎鼎”的区人大代表，分别是其所在居委会的主任及居委会所属股份公司的董事长，是典型的地方实力派人物。

基于地缘、血缘和共同的经济利益，他们所在的每个居委会及公司，都是一个特殊的利益集团，而这两位区人大代表，就是其所在利益集团的代言人。

由于长期在当地基层任职，有较高的地方声望和广泛的人际关系，又由于其是当地“土著”代表，能影响较多的区人大代表，因而他们常常能够影响、乃至左右该区的党政干部人事任免，甚至能够左右处级重要干部人事任免。

一名接受访谈的干部曾指出：“区里的干部一般不敢随便得罪他们，不能说他们有能力想让谁上谁就能上，但他们确有能力在需要由区人大
通过投票决定干部任用时，不想让谁上谁就上不成，该区党政领导均对他们礼让三分”。

2）地方政府公共投资地方政府为市政建设、基础设施建设、农田水利建设等所进行的公共投资决策，是一些利益集团竞相角逐的重要领域。

有些利益集团，总是想方设法要求建设对自己有利的政府公共投资项目（公园、道路、桥梁等城市基础设施），或是这些项目的规划（规模、选址等）更符合自己的利益。

如在一些大中型城市，由汽车及其配件制造商、经销商、汽车消费者群体等共同形成的利益集团，就可能极力要求所在地方政府，调整城市规划思路，加快城市道路、停车厂等基础设施建设，斥巨资为汽车修造二环、三环乃至四环、五环等道路工程等。

3）地方政府财政资金分配由地方政府财政部门负责的财政资金分配预算决策，也是一些利益集团竞相角逐的重要领域。

地方政府财政部门，在编制财政预算计划时，常常会遇到这种情形，即各部门、各单位都强调自己工作的重要性，或通过主管领导打招呼，或借助上级文件依据，或通过编制发展规划等，争取获得尽可能多的财政预算资金。

这是政府内客观存在的特殊利益集团（各部门或单位都有自身的特殊利益，都可以视为利益集团），影响地方政府财政资金分配决策的典型。

4）地方政府财政税收不少地方企业或企业集团，除了采用作假帐逃税、偷税、漏税等非法手段谋取利益外，还往往与地方政府税务部门公开“讨价还价”，争取少交税。

一些实力强大的企业（集团），甚至干脆要求地方政府减免税负，给以税收优待，否则便扬言迁址公司。

地方政府为了招商引资，也常常不得不许诺和出台一些税收优惠政策。

由一些纳税较多的从业职员组成的专业团体，也可能向地方政府税收决策施加影响。

例如，据笔者调研得知，按照国家现行政策规定，南方某市从2001年起，要比照“个体工商户的生产经营所得” 应税项目，对执业律师征收个人所得税。

按此计算，执业律师40％以上的业务收入要用于纳税（营业税5.5％，个人所得税35％）。

为了维护自身利益，执业律师们通过该市律师协会，一致要求市政府减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