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创立时期共产党人的初心解读——项英篇

中共创立时期共产党人的初心解读——项英篇
作者：王相坤
来源：《党史文苑·上半月（纪实版）》 2020年第5期
王相坤
项英（1898—1941），原名项德隆，湖北武汉人。

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国工人运动的著名
活动家，党和红军早期的领导人之一，新四军的创建人和主要领导人之一。

五四运动后开始从
事秘密工运活动。

1922年4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1923 年参与领导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

历任
第六届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苏区中央局代书记，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一、第二届中央执委
会第一副主席，苏区中央分局书记，新四军副军长，中央东南分局和东南局书记，中央军委新
四军分会书记等职务。

项英论“初心”
资本家对待工人都是尽力压迫和剥削在资本家掌握生产机关的时候，所有的工人，都压迫
在奴隶般的地位，所受的痛苦，丝毫没有差别，无论哪一省的资本家对待工人，都是尽力压迫
和剥削。

但是我们常见许多工会或工厂中，把工友分成什么广东帮、两湖帮、三江帮、天津帮
及本地帮，弄成七零八落，互相排挤、互相斗争，酿成各地工友相互不容的恶感，使资本家坐
得大利……我们试想想，资本家和资本家的走狗——司员工头，为什么用省帮的关系来鼓励我们、诱惑我们呢？不正是怕我们工友团结起来反抗他们。

——项英发表在《劳动周刊》的文章（1921年）
我愿跟你们共同努力我一直是被关在模范大工厂内，外面的情形知道得不多，不过因为自
己是个工人，知道一些工人的心理和要求，《劳动周刊》号召我们“组织起来”，“增加工资，减少工作时间”，“提高工人的政治地位”，这都是工人迫切的要求。

如何实现这个要求呢？
我愿意跟着你们共同努力。

——项英与包惠僧的谈话（1921年12月）
我要做一个好共产党员我过了20多年的孤独生活，对人世间的冷酷是憎恶极了，现在入了党，在今天的会议上接触了这些同志，觉得大家都充满了革命的热情，都有丰富的思想，都是
精诚无间的团结。

共产党人真是一种特别的人，我接触到人间光明的一面，我要做一个好共产
党员。

——项英在入党当天与包惠僧的谈话（1922年4月）
展开积极的斗争对资本家、官府、军阀如不展开积极的斗争，工人起码的劳动条件也难以
保证，工会组织更难以建立起来，即使成立也难以存在下去。

——项英对粤汉铁路武（昌）长（沙）段铁路工人罢工的认识（1922年9月）
专家解读：工人出身的党的早期领导人
项英在早期的革命生涯中，主要从事工人运动。

他在中国共产党成立前就成功地组织了武
昌模范大工厂的工人罢工斗争，是著名工人领袖林祥谦、施洋的入党介绍人，领导了京汉铁路
工人大罢工。

入党不久，项英就参加党的二大，参与重要议决案的讨论和审定，贡献了自己的
智慧。

从纺织工人到共产主义战士的思想转变
1898 年5 月22 日，项英出生于湖北省武昌县（今属武汉市）舒安乡项家村。

7岁时，项
英进入武昌育才小学读书。

1910 年，父亲身患重病去世，家境迅速恶化，生产的重担全部落在母亲的身上。

为了帮助母亲分担家庭重担，项英小学毕业后便放弃继续读书，寻找职业。

1911
年10月10日，辛亥革命爆发。

武昌首义的硝烟，让年少的项英看到了革命的力量，他开始意
识到只有革命才能改变千千万万劳苦大众的命运。

1913年，15岁的项英费了很大周折，才进入武昌模范大工厂（纺织厂），当了一名学徒工。

在当时，比起一般工人，学徒工受到的剥削和压迫更为残酷，工厂中的脏活、苦活、累活都由
学徒工来做，不仅工时超长、薪资微薄，还经常遭受无端的打骂和虐待。

为了维持生活、支撑
家庭，项英只得强忍着，把苦水、泪水咽到肚里。

后来回忆这段生活，项英说：我每天工作时
间在10个钟点以上，规定星期日休假，但有时还要加班，休假就没有工资，所以一般工人谁也不争取休假，工厂的黑暗，工人的痛苦太多了。

在纺织厂，他每天拼命超时工作，休息日也很
少休息，但每月拿到手的工资却只有八九元至十一二元，很难养活母亲和妹妹。

尽管白天工厂
的工作十分辛苦，项英每天晚上回到家之后，仍然不顾疲劳，坚持读两个小时的书。

由此，项
英养成了良好的自学习惯，学习能力不断提升，视野也不断开阔。

这使得他比当时的一般工人
更快地了解并接受了新思想，也是他能够走上革命道路的一个重要条件。

1917 年俄国十月革命爆发后，武汉的《汉口新闻报》《大汉报》相继报道了俄国十月革命的消息。

十月革命的胜利，鼓舞了武汉工人起来革命的决心。

从1918 年开始，武汉工人的罢
工斗争此起彼伏。

1月，接连发生武昌造币厂工人反对扣发年终劳金和汉口各煤炭店工人为要
求增加工资的罢工；5月，和记蛋厂发生数百女工反对工头欺压女工的斗争；8月，汉口理发业工人罢工；11月，武汉三镇槽坊工人罢工。

1919年1月，染坊工人要求增加工资举行罢工；2月，汉口谌家矶扬子机器厂工人罢工；3月至4月，又连续发生了汉口机器业工人、石匠、笔
业工人等要求增加工资的罢工。

1918年1月至1919年4月，武汉共计发生罢工斗争13次，罢
工规模也明显扩大。

再往后，就爆发了轰轰烈烈的五四运动。

在五四运动中，中国工人阶级以
巨大的声势参加了反帝爱国斗争，并开始作为一支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历史舞台。

工人运动逐
渐由经济斗争上升为政治斗争。

这对中国先进分子认识工人阶级的历史作用和强大力量，接受
马克思主义，并到工人群众中去开展宣传活动，促进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的结合，有着
重要的影响。

年轻的产业工人项英，为工人们的爱国热情及其显示出的伟大力量所感染。

比项英更早认识到工人阶级伟大力量的湖北先进分子董必武、陈潭秋，这时已经开始在武
汉开设工人夜校，创办武汉中学，传播马克思主义，宣传反帝反封建思想。

项英积极参加了工
人夜校的学习。

通过学习，项英提高了革命觉悟，开始懂得反帝反封建的革命道理，开始懂得
工人受压迫受剥削的根本原因，较快地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明白了工人要提高自己的政治地位
和改善生活待遇，就要靠大家团结起来去争取。

从那时起，项英便在模范大工厂中自发地从事
工人运动。

开始，他只在少数工人中秘密活动，后来逐步扩大到几十个人。

1920年4月，项英
利用本厂工人受工头虐待和工资低微的不满情绪，成功地发动了一次罢工。

当时，市场上棉布
畅销，纺织机器日夜开工生产，武汉模范大工厂的工人劳动强度进一步增大，但工人工资很低，一些工头对工人百般刁难，工人们敢怒不敢言，工厂中弥漫着不满的情绪。

项英意识到，这时
一旦工人罢工停产，对资本家的经济利益将产生直接影响，停产越久，资本家的损失就会越大，资本家承受不了这样的损失。

因此，这是罢工的绝好时机。

在项英的带领下，工人们突然停止
工作，纺织机器停止了转动。

面对工人的罢工，资本家惊慌失措。

为了避免事态扩大，影响生产，资本家被迫答应了工人的全部要求，给工人赔礼道歉，同意给工人增加工资，改善工人工
作条件。

这是武汉纺织工人的第一次罢工斗争，显示了工人团结起来的强大力量。

这次罢工的
胜利，使项英看到工人阶级的强大力量，进一步坚定了项英开展工人运动的信心。

1921年7月23日至8月初，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和浙江嘉兴南湖举行。

大会制定通过《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和《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决议》，宣告中国共产党成立。

《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明确指出党的根本任务是，领导无产阶级进行革命斗争，推翻资产
阶级国家政权，消灭私有制，建立以公有制为基础的劳动群众当家作主的无产阶级国家，最终
目标是消灭阶级和阶级差别，实现共产主义。

《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决议》指出：“本党的基本
任务是成立产业工会。

凡有一个以上产业部门的地方，均应组织工会；在没有大工业而只有一
两个工厂的地方，可成立比较适合于当地条件的工厂工会。

”根据一大决议的精神，1921年8
月11日，中共中央在上海成立了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作为中国共产党领导工人运动的公开合法机构。

它的主要任务：通过创办各种形式的工人学校和适合工人阅读的刊物，向工人宣传马
列主义，启发他们的阶级觉悟，以便组织工会，开展罢工斗争。

在湖北，肩负这一使命的是党的一大代表、中共武汉党组织和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武汉分
部负责人包惠僧。

项英了解到这个信息后，就冒昧给包惠僧写了一封信，说他从《劳动周刊》
上得到消息，希望参加工会工作，并要求当面谈谈。

第一次见面，项英从自己的家世、读书、
到模范大工厂当学徒谈起，向包惠僧叙说了2个多小时。

项英说：“我自从读了《劳动周刊》，知道中国工人也要组织起来，也有工人自己的团体，我愿意从这方面来努力，我希望您指导我
如何造就自己，如何参加工作。

”包惠僧则鼓励项英的革命热情，扼要介绍了中国劳动组合书
记部的工作任务，并请他为《劳动周刊》写稿，还送给项英《两个工人的谈话》《苏俄的研究》《资本论浅说》《劳动音》等介绍马克思主义和十月革命经验的书籍和小册子。

第二次会面是
在一个星期日。

项英对包惠僧说已经把上次给他的书读完了。

包惠僧提出，能否介绍一下纱、布、丝、麻四局和第一纺纱厂工人的情形。

项英很直率地说：“我一直被关在模范大工厂里，
外面的情形知道得不多，不过因为自己是个工人，知道一些工人的心理和要求，《劳动周刊》
号召我们‘组织起来’，‘增加工资，减少工作的时间’，‘提高工人的政治地位’，这都是
工人的迫切要求。

如何实现这个要求呢？我愿意跟着你们共同努力，如何做法，我还提不出具
体意见。

”
两次会面，项英给包惠僧留下了深刻印象，包惠僧决定把项英吸收到革命队伍中来，派他
去筹备京汉铁路江岸工人俱乐部。

从此，项英走上了革命道路。

江岸是京汉铁路南段的一个大
的铁路地区，有车站、机务段、车辆厂、修理厂、材料厂等单位，这里居住着3000多名工人。

因此，中共武汉地方委员会和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武汉分部确定把建立京汉铁路江岸工人俱乐部，作为武汉地区工人运动的一个重点来抓。

1921年12月，项英离开武昌模范大工厂，开始
筹备京汉铁路江岸工人俱乐部的工作。

在筹备会第二次会议上，包惠僧向与会者介绍了项英，
宣布聘请项英为京汉铁路江岸工人俱乐部筹备会的文书。

这是项英踏上革命道路后的第一个职务。

会后，俱乐部的筹备事务全部由项英管理。

从此，项英就常住在刘家庙的筹备处，同京汉
铁路的工人生活在一起。

经过一段时间的准备，项英挂起了“京汉铁路江岸工人俱乐部”的招牌，这是京汉铁路工人组织公开活动的开始。

项英把工人俱乐部办得生动活泼、丰富多彩，有象棋、围棋、演唱，有讲演，有打乒乓球、篮球等活动。

俱乐部在工人中很有吸引力，成为广大工人晚上常去聚集的场所。

项英常和工人
一起下棋、交流，了解工人的情绪和要求，进一步密切了同工人的关系。

项英还办起一所工余
夜校，自己担任教员，帮助工人学习文化。

项英很重视做小工的工作。

在产业工人中，翻砂匠、打磨匠之类的工匠地位比较高，一般被称为师傅，工资也较多；最苦的要算是小工，他们工资少，劳动活重，还要听工头、工匠的差使，时常挨打挨骂，生活没有保障。

项英通过工余夜校，对小工进行阶级友爱的宣传教育，把小工团结在工人俱乐部的周围，把工人的大多数团结起来、组织起来，同厂方进行斗争，取得了一些成果：“原来工人病假时不发工资，后来改为十四天
以内的仍发工资；原来工人上厕所受限制，后来赶走了厕所的看守，上厕所自由了；原来工人
出厂要搜身，后来被废除了；原来工头随意罚工人的款，工人俱乐部派代表提出抗议，迫使厂方不得不取消一些罚款的规定。

这些都扩大了工人俱乐部的政治影响，提高了工人的政治地位。

”
项英在繁忙的工作中，还以很高的求知欲抓紧读书，碰到新的书报，总是先读为快。

随着政治觉悟的提高，他愈来愈想成为一名光荣的共产党员，于是多次向党组织提出入党要求。

项英在政治上的进步很快，办俱乐部和工会的成绩显著，在工人中间树立起很高的威信。

这些，中共武汉党组织很关注。

1922年4月，在武昌胭脂山下南陵街李汉俊家中，中共武汉党组织召开会议，讨论项英入党的问题。

项英汇报了自己的基本情况和对党的认识，以及入党后的态度。

他的入党介绍人包惠僧着重介绍了项英参加革命后的主要表现。

经过支部大会讨论，批准他加入中国共产党。

项英成为最早的一批产业工人党员。

他在会上表示：要做一个名副其实的共产党员，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生，为工人阶级的解放事业干一辈子。

会后，他对包惠僧说：我过了20多年的孤独生活，对人世间的冷酷是憎恶极了，现在入了党，在今天的会议上接触了这些同志，觉得大家都充满了革命的热情，都有丰富的思想，都是精诚无间的团结。

共产党人真是一种特别的人，我接触到人间光明的一面，我要做一个好共产党员。

1922年7月16日至23日，中国共产党在上海举行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

入党不久的项英参加了会议。

在会上，项英以极大的政治热情，听取了关于无产阶级革命导师列宁的民族和殖民地问题理论的传达，参与了中国共产党党纲、党章以及一系列重要决议的讨论制定。

会议通过的《关于“工会运动与共产党”的决议案》，是中国共产党对工会工作第一个较为全面的纲领性文件，规定了发展工人运动的各项原则和方针政策。

项英通过参与这个决议案的讨论，认清了中国工人运动的现状，明确了工会的性质、任务和党对工会的领导作用，对他以后在从事工人运动中贯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按照党的指示去加强工会的领导有着重要的意义。

从传播革命思想到参与领导二七大罢工
党的一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决议》明确指出，成立工人组织，创办工人学校，建立工会组织的研究机构，“基本方针是提高工人的觉悟”，“主要目的，是教育工人，使他们在实践中去实现共产党的思想”。

项英参加革命以后就把向工人群众传播马克思主义工运思想作为自己的一项重要使命。

当时，摆在项英面前的一个很重要的工作，就是如何协调好各个帮口之间的关系。

项英熟知工人阶级内部的情况，他按照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武汉分部的指示精神，深入到各帮口中，深入细致地向工人宣传革命道理。

他耐心细致地向工人们宣讲：天下劳工都是一家，劳工们所受的苦难来自于资产阶级的剥削与压迫。

劳工们只有团结起来，才能够与资本家作斗争，才能够求得劳工的翻身解放。

现在把工友们分为各帮各派，大家因为帮派不同相互争斗、相互排挤，受益的只能是资本家。

他们最乐意看到工人们涣散的局面，这样就可以更好地控制工人，剥削工人。

因此，广大劳工要与资本家作斗争，就必须要放弃帮口之间的成见，联合起来汇集所有的力量。

项英的讲解深深地打动了工人，调和了帮口之间的矛盾，增强了工人的阶级意识。

工人俱乐部是工会的雏形，有了工人俱乐部，并不等于就有了工会。

在京汉铁路江岸工人俱乐部成立以后，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武汉分部积极着手京汉铁路工会的筹备工作。

但要建立工会还存在许多困难。

首先，当时工人没有集会结社的自由。

江岸工人俱乐部虽然已经公开活动，但有其特殊的形势和背景。

反动军阀可以随时以武力干涉或解散工人俱乐部。

因而争取工人的结社集会权，是当时一个重大的政治斗争。

其次，处于工人运动初期的工人本身的阶级觉悟还有待提高，封建意识形成的帮口，严重影响到工人的团结。

项英积极参与到对这两个问题的思考中，寻求解决办法。

经过反复商量，中共武汉地方委员会与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武汉分部决定把第一个问题当作政治问题，从实际斗争中来解决工会组织合法化的问题。

军阀吴佩孚
在1921年曾发出“劳动立法，保护劳工”的通电，大家就抓住这一点，一切公开宣传都强调吴佩孚的这一通电，在此掩护之下，工会组织采取秘密活动的方式。

而解决第二个问题，则分两
步来走：第一步是联络各帮口的领袖人物，调和各个帮口的冲突。

第二步是进行“工人无祖国”的阶级教育，团结工人，瓦解帮口。

在教育和组织工人方面，项英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他在京
汉铁路郑州以南各站各厂，发动群众和组织群众，同各站各厂的负责工人和活动积极分子保持
密切联系。

在他的不懈努力下，工人的帮口意识逐渐淡化，工人阶级的阶级意识和政治觉悟逐
渐增强。

党的二大后，项英在主持京汉铁路江岸工人俱乐部工作的同时，积极参与领导粤汉工人罢
工运动。

中国铁路工人最早的罢工发生在粤汉铁路。

1920年12月粤汉铁路南段工程部因索欠款、1921年3月车务工人因遭军队殴打，都曾举行过罢工。

党的一大后，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
武汉分部与湖南分部加强了粤汉铁路武（昌）长（沙）段工人工作，在武昌徐家棚和长沙新河
办起了工人夜校，分别成立了工人俱乐部。

这时，粤汉铁路武长段局长王世堉深感工人团结起
来后所显示的巨大力量，就千方百计破坏工人之间的团结，阻挠工人运动。

他利用同乡关系，
拉拢部分工人在武汉徐家棚组织“天津同乡会”，并安排同乡亲信占据重要岗位，企图排斥外
省工人，以此与中共领导下的工人运动相对抗。

项英清醒地认识到：对资本家、官府、军阀如不展开积极的斗争，工人起码的劳动条件也
难以保证，工会组织更难以建立起来，即使成立也难以存在下去。

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武汉分
部与湖南分部决定用罢工来反抗压迫、维护工人团结。

领导这次罢工的有武汉分部的林育南、
项英、施洋，湖南分部的毛泽东、郭亮、何叔衡。

他们组成了粤汉铁路工人俱乐部联合会，作
为罢工总指挥部。

1922年9月8日，俱乐部联合会发表《罢工通电》，向路局提出七条要求，
明确提出罢工的目的：“我们为‘解除压迫’、‘维持团体’、‘改良生活’、‘提高人格’，不能不罢工呀！
我们完全为我们切身利益而奋斗。

我们为生存而奋斗、为人格而奋斗。

不达目的，誓死不止！”9月9日，从徐家棚到长沙，粤汉铁路武（昌）长（沙）段3000多名铁路工人举行罢工。

武长段局长王世堉为破坏工人罢工，命令机车研究所工人接手开车，并调来军警保安队随车保护。

毫无畏惧的武汉罢工工人则组织数百工人和家属卧轨斗争，阻止行车。

穷凶极恶的王世堉
竟然指挥军警对手无寸铁的工人动手。

当时长沙出版的《商业杂志》记录了这样的惨境：“军
警听局长之指挥，竟以惨无人道手段，横拖直曳，肆行杀伤，儿啼妇哭，惨不忍睹。

一时受伤
者百余人，投水失踪者10余人，被捕者9人，受重伤者30余人，受伤命危者8人。

同时长沙
来车到岳，岳州俱乐部工人，全体横卧铁轨，阻止去路，亦有指挥者调来军队两连，将各工人
以刺刀枪托，乱杀乱击，当时毙命者6人，重伤者60余人，押解来鄂者37人，均囚于武昌玻
璃厂，综合两处计算，横被军警杀伤者达二百数十人之多……”路局和军警的暴行，不仅没有
使工人屈服，反而激起工人誓将罢工坚持到底的决心。

各站工人表示：没有徐家棚罢工指挥总
部的通告，决不上工。

9月23日，武汉工团联合会决定以罢工行动支援粤汉铁路工人。

项英组织扬子机器厂罢工
斗争的同时，京汉路长辛店、郑州、信阳站工人，陇海路洛阳站工人纷纷致电警告粤汉铁路路局，3日内如不圆满答复粤汉工人的要求，即实行全路工人的同盟罢工；上海金银业工人俱乐部、上海浦东纺织工会、劳动组合书记部等10多个工团先后发出通电，“要求严办凶手，抚恤杀伤工人及其家属，并致函粤汉路罢工工友，加以慰勉”，同时组织“粤汉路罢工经济后援会”，“分途捐款，以作实力援助”。

在武汉和全国工人的强大压力下，交通部被迫派交通次
长劳之常来武汉调查处理粤汉铁路工潮。

10月25日中午，交通部又急电王世堉，令他速将工
潮解决。

吴佩孚也从洛阳发出电令，要王世堉负责解决工潮，萧耀南督促办理。

至此王世堉才
改变态度，最后决定：监工张恩荣、员司苗凤鸣停职查办，被捕工人一律释放，工人所提七条
一一承认。

粤汉铁路工人罢工斗争的胜利，表现了工人阶级英勇斗争不怕牺牲的气概和团结战
斗的精神，这使项英深刻认识到，加强党的领导，“有勇敢和坚定的毅力”对于工人运动是多
么重要。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早期工人运动中，影响最大的一次罢工，就是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
它使中国工人运动第一次高潮达到了顶点，而项英是这次大罢工的主要领导者之一。

京汉铁路
是联络北方首都，河南英国厂矿，保定、洛阳军事要地以及华中政治经济中心武汉之间的交通
枢纽，它对吴佩孚和英国资本家均有重大的战略意义。

中共中央对这条铁路大动脉也十分重视，在党的二大闭幕的次月，就爆发了由邓中夏领导的长辛店铁路工人罢工。

因此，中国共产党计
划在成立全国铁路总工会以前，首先成立京汉铁路总工会。

1922年8月10日至12日，在劳动
组合书记部北方分部和武汉分部的领导下，第二次京汉铁路总工会筹备会议在郑州召开，张国焘、包惠僧、项英等代表中共中央出席会议，林育南、许白昊以《劳动周刊》记者的身份列席
会议。

会议经过三天的酝酿、讨论，决定在郑州成立京汉铁路总工会筹备委员会，在总工会成
立大会召开前，由筹备委员会行使总工会一切职权。

会议推选杨德甫为主任委员，项英为总干事。

会议还起草和讨论了项英参与起草的《京汉铁路总工会章程草案》。

《草案》规定：“凡
京汉铁路的工人，不分职务、性别、年龄、地域和国籍，皆得为本会会员。

”项英把建立、扩
大基层工会作为筹备工作的重点来抓。

他深入到京汉铁路郑州以北、长辛店以南的豆店、琉璃河、高碑店、保定、正定、顺德、彰德、新颖等车站，消除各帮口的成见，引导工人走团结的
道路。

项英在筹备京汉铁路总工会的工作中，非常重视培养工人运动的骨干，并将其中的优秀分
子介绍加入共产党，林祥谦和施洋就是项英亲自介绍入党的。

著名的工人领袖林祥谦同军阀、
资本家、工头斗争坚决、勇敢，对工会工作热心、认真，项英就积极向党组织建议吸收其入党，使林祥谦很快被吸收到党内来。

对于介绍施洋入党，项英是作了很大努力的。

施洋毕业于湖北
省立法政专门学校，当时任律师，信仰马克思列宁主义，积极支持工人运动，被江岸京汉铁路
工人俱乐部聘为法律顾问。

项英认为施洋思想进步，就和许白昊共同介绍施洋入党。

但在中共
武汉区委会第一次讨论时没通过，有的人认为施洋社会关系比较复杂，有风头主义的毛病。

会后，项英一面从政治上继续帮助施洋，一面积极向党组织反映情况，认为应该看施洋的主流，
对施洋的情况作客观分析。

到武汉区委会再次讨论时，组织终于批准。

1923年1月5日，项英出席了第三次京汉铁路总工会筹备会议。

会议决定：2月1日在郑
州举行全路代表大会，每50名工人中产生一名代表出席大会，正式成立京汉铁路总工会。

成立总工会的工作完全公开进行，大会的宗旨、日期等都在京津沪汉等地各报上公布，而且筹备会
还将举行成立大会的事情，向京汉铁路局局长赵继贤作了报告。

赵继贤采取阴险的两面政策：
一方面，他假惺惺地允许在郑州召开成立大会，并给北段代表以免票乘车、南段代表挂专车的“优待”，又将1月28日的星期例假移到2月2日，以便工人代表赴会和各站庆祝总工会的成立；另一方面，他却和吴佩孚电报往返，商讨武力镇压的措施。

吴佩孚下令：驻在郑州的第十
四师师长靳云鹗，对京汉铁路总工会的成立大会“预为防范，设法制止”。

果然，1月28日，
郑州警察局局长黄殿辰来到总工会筹备会，声称：吴巡帅说，尔等敢在军事区域擅自开会，实
属胆大妄为，业已命令靳师长、张师长严加取缔，否则必以武力对待。

总工会筹备会委员长杨
德甫同黄殿辰论理：我们这次开会，已经呈报路局批准，若要禁止开会，何以事先并不拒绝。

现在，突然禁止开会，我们如何交代？黄殿辰厉声说：“这是吴巡帅致靳总司令制止你们开会
的电令。

你们若不服从，我只好遵照吴巡帅的命令从事。

”这样交涉了三天，形成僵局。

1月31日晚，京汉铁路总工会筹备委员会召开紧急会议，研究对策。

谈判代表汇报同吴佩
孚谈判的情况后，大家对吴佩孚的险恶用心和阴谋手段，都非常愤慨。

据包惠僧回忆，当时会
上有三种意见：一种认为成立大会的方式可以改变：节目少一点，时间短一点，早开早散，以
便息事宁人。

这是杨德甫等人的主张。

另一种认为：交涉还没有办法，不如改期开会，再派代
表分别去请愿和交涉。

这是凌楚藩等人的主张。

再一种认为工人要组织工会，就是武装自己，
求得解放，是要付出相当代价的；吴佩孚这些人，都是压迫我们的人，是我们解放事业的障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