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唐代的金银梳篦

试论唐代的金银梳篦
作者：杨维娟
来源：《文物世界》 2014年第4期
先秦文献中梳理头发的用具统称为“栉”，两汉文献才开始区分出“梳”和“篦”[1]。

齿“稀疏”者为“梳”，齿“比密”者为“篦”。

目前学术界对梳篦历史进行研究的专著和文章
已有不少，但是对唐代金银梳篦的专门整理和研究还未曾看到。

本文通过对唐代金银梳篦及其
特征、使用情况及使用人群进行整理和研究，希望借此增进我们对唐代妇女社会生活的理解与
思考。

一、唐代金银梳篦发现概况
目前笔者搜集到的唐代金梳篦有：
1. 金筐宝钿双梅鹦鹉戏莲纹金栉背[2]（图一）：长5厘米，宽1.5厘米。

1988年陕西咸
阳国际机场唐武德四年（621年）贺若氏墓出土，现藏陕西省考古研究院。

栉背纯金制成，出
土时栉内嵌有木制栉齿。

栉之平面呈梯形，栉背两侧均以繁复的中心对称纹样装饰，一侧中部
纹样为鹦鹉戏荷图，一侧中部纹样为双梅与荷花，周边饰以联珠纹，鱼子纹为底。

整个图案以
金筐宝钿工艺制作，镶嵌的宝石大部分已脱落。

2. 金筐宝钿鸿雁衔枝纹金栉背[3]（图二）：高1.8、宽7.5厘米，厚0.16厘米。

1956年西安市西郊小土门村唐墓出土，现藏陕西历史博物馆。

扁平体，月牙形，纯金制作，梳齿遗失。

主题纹饰以掐丝工艺制作，中心为一朵梅花，两侧各有一只相向而飞的衔枝鸿雁，周边散落一
些枝叶，鱼子纹底。

纹样内部原有镶嵌物，出土时已脱落。

3. 金筐宝钿鸳鸯戏梅纹金栉背1件[4]（图三）：高1.7厘米，宽6.73厘米。

1965年西
安市雁塔区三兆村唐墓出土，现藏西安市博物院。

月牙形，中空，原镶有木梳齿。

两面纹饰相同。

中部饰梅花与水滴图案，两侧对称饰鸳鸯。

花纹系掐丝焊接在金片上，内原镶嵌有绿松石，现已脱落。

梳背上部边缘有细小联珠纹。

4. 掐丝缠枝纹金栉背[5]（图四）：高1.5厘米，宽7.5厘米，厚0.34厘米。

1970年陕
西省西安市南郊何家村窖藏出土，现藏陕西历史博物馆。

月牙形，纯金制作，梳齿遗失。

以顶
端相连的两层金片为基质，两面掐丝焊接出花纹，纹饰相同。

花纹以对称的缠枝花为中心，辅
以各种边饰。

缠枝花草由金丝坠焊的多重卷枝和金框内填金珠的花苞构成，边框是金丝编结的
绳索纹，下沿另加一条小金珠坠焊的联珠纹。

掐制的团花折叠装饰在梳背脊部的两面，形成垂
幔式效果。

底部中空，内可插栉齿。

5. 镂空折枝花纹包金木篦[6]（图五）：高5.5厘米，宽
6.9厘米。

1989年西安市莲湖区
唐墓出土，现藏西安市博物院。

该篦为木质，篦背包金，齿已残断。

两面纹饰相同，中部并列
两朵梅花，两边各伸出一株枝叶。

金片在包裹木胎之前已被镂空刻出花卉图案，以阴刻细线表
示脉络。

镂空处原镶嵌有宝石，现仅余一颗绿松石。

篦背木胎四周有小孔，应为穿丝固定金片
所用。

6. 莲花纹金梳2件[7]（图六、图七）：其一高3.1厘米，宽4.5厘米，重6.8克，24齿。

其二高3.1厘米，宽4.6厘米，重6.8克，26齿。

1987年湖南长沙市岳麓山中南工大一号唐墓出土，现藏长沙市博物馆。

两件金梳造型、纹饰均相同。

马蹄形，梳背上部边缘饰联珠纹，中
间模压出一幅莲花盛开的图案，两边各有一组含苞待放的花苞和莲蓬。

构图生动，制作精美。

7. 镂空奏乐飞天纹金梳[8]（图八）：高12.5厘米，宽14.5厘米，重65克，41齿。

1983年江苏扬州三元路唐墓出土，现藏扬州博物馆。

以卷云形蔓草纹为地，中心饰一组如意云纹，上方錾刻一对奏乐的飞天，身系飘带，其一吹笙，另一手持拍板。

周围纹饰可分四层，由
里至外，第一、第三层饰弦纹夹联珠纹，第二层为镂空鱼鳞纹，第四层是镂空的缠枝梅花与蝴蝶。

四层纹饰内容各异，疏密有致，衬托了主体纹饰，使金栉显得更加华丽。

目前所见唐代的银梳篦有：
1. 鎏金龟凤纹银栉背[9]（图九）：高4.8厘米，宽14.2厘米。

江苏镇江市区西阳彭山唐会昌六年（846年）弘夫人墓出土，现藏镇江博物馆。

月牙形，上部边缘为联珠花蕊纹和双排
联珠纹。

梳背两面中心纹饰不同，一面饰以四只立于荷叶上、昂首顾盼的乌龟，间以团花和卷
草纹；另一方面饰以形态各异的四凤，叶状尾。

两面均为鱼子纹底，通体纹饰为模压后再錾刻
细部。

2. 鎏金折枝菊花纹银梳（图一○）。

高8.8厘米，残宽12.6厘米，50齿。

现藏陕西历史
博物馆。

横长式箕形，齿有残断。

梳背的主题纹饰为五朵折枝菊花，鱼子纹地，周边由联珠纹
与隐起的弧形线形成一带状区域，其间饰有13朵小团花，下部为整齐的竖棱纹。

纹饰錾刻而成，表面鎏金。

3. 双凤朝阳纹银梳[10]（图一一）。

高12厘米，宽13.4厘米，齿长4厘米，46齿。

现
藏湖南湘西自治州文物管理处。

梳背较高，似变形的花瓣形，双面模压相同的纹饰。

齿与背连
接处饰联珠纹，背部纹饰可分为三区，中心区域为双凤朝阳，底纹为连枝草叶纹，内区是一宽
带重菱纹，外区用单叶草纹勾勒，齿部两侧錾刻简单的缠枝纹。

4. 湖南省博物馆藏唐代银梳3件[11]。

其一，鎏金双鸾齐飞缠枝花卉纹银梳，1956年湖
南长沙子弹库唐墓M49出土。

较为完整，梳面压印浮雕双鸾起飞图案，鸟儿追逐嬉戏于缠枝花
卉之间，边沿饰三角带状草叶纹，残存三齿。

其二，1958年出土于湖南长沙树木岭铁路工地。

其三，1979年出土湖南于长沙沙湖桥。

后两件均残损严重，纹饰图案不详。

此外，美国明尼阿波利斯艺术馆收藏有唐金梳背1件[12]。

大英博物馆收藏有公元7~8世
纪唐鎏金花鸟纹银梳1件[13]（图一二），高8.5厘米，宽10.5厘米。

均来源不明。

二、唐代金银梳篦的特征
（一）形制
如同其他材质的梳篦一样，唐代金银梳篦其形制也经历了从横长式箕形逐渐向月牙形转变
的过程。

总体趋势是梳背的高度逐渐降低，横幅加宽。

不过，唐代梳篦背部形制在演变过程中
也有创新，如贺若氏墓出土的梳背呈梯形，湘西自治州文物管理处藏梳背呈“山”字或花瓣形。

上述16件梳篦中除了4件未搜集到图片外，其余12件从其形制看：横长式箕形有5件、月牙
形有5件、梯形1件、花瓣形1件；从其外形尺寸看，宽度小于10厘米的有7件，均为金质；宽度大于10厘米的有5件，分别是1件金质和4件银质。

背部宽度最大的是镂空奏乐飞天纹金梳，其宽度是长沙市博物馆藏两件莲花纹金梳的近三倍。

上述月牙形梳背均为嵌齿梳，其宽度
和高度的比例一般在3:1或4:1之间，而何家村窖藏金梳背的宽高比例更是达到5:1，所以其
更加精巧别致。

6件连齿梳的高宽比例较小，一般为3:2，甚至接近1:1，齿部与背部几乎等高。

唐代金银梳篦有嵌齿和连齿两种，早期以嵌齿为多。

（二）纹饰
唐代金银梳篦的装饰纹样具有鲜明的时代性，充满浓厚的生活气息和柔美特征，达到了图
案形式与内容的和谐统一。

金银梳篦的纹饰以植物纹为主，辅以动物纹、人物纹及几何纹等。

植物纹有荷花、荷叶、
莲蓬、梅花、折枝、缠枝、枝叶、蔓草、团花、菊花、三角带状草叶纹等，寓意富贵、吉祥和
美好。

人物纹极为少见，目前仅见有奏乐飞天纹一例。

动物纹有鹦鹉、鸿雁、鸳鸯、乌龟、凤鸟、鸾鸟、蝴蝶等。

几何纹有弦线和圆点、联珠等。

蝴蝶身姿轻盈，色彩艳丽，符合女性追求
自由、美丽的审美理想。

乌龟活泼可爱，又蕴含神龟献寿之意，与莲叶组合，极具生活情趣。

唐代金银器上常见的龙、虎、熊、狐等动物形象，在梳篦中几乎不见，这可能与它们代表力量、勇猛等形象有关。

但也有例外，美国汉学家谢弗著《唐代的外来文明》一书中有这样的记述：“梳子的顶部是用黄金制成的，表现为叶形涡卷花样，梳子上用凸纹刻画了一头波斯风格的跃
立的雄狮形象”[14]。

如同唐代金银器，金银梳篦的纹饰也可见中西方文化交流的身影，它一
方面有中国的传统图案，如鸿雁、鸳鸯、乌龟等，一方面又有外来文化的影响，如受佛教文化
影响的飞天纹、莲花纹等，受波斯萨珊和粟特文化影响的联珠纹等。

莲花纹是中外文化交流的
典范，莲花出淤泥而不染，是印度佛教中圣洁的象征，而莲花常带莲蓬，故而在中国它又衍生
出“连生贵子”之意，受到普遍喜爱。

金银梳篦的图案设计多用满地装的手法（如鱼子纹底），以衬托器物的富丽堂皇，同时寓
意子孙繁衍、人丁兴旺。

构图灵活又不失规范，体现着唐代工匠高超的艺术功底[15]。

（三）工艺
唐代金银器制作工艺多达几十种，工匠们在制作金银梳篦时使用的工艺有：锤揲、錾刻、鎏金、剪制、掐丝、金珠焊缀、焊接、镂空、金筐宝钿等十多种。

金银梳篦大多锤揲成型，也
有使用剪制的，西安何家村出土的金梳背就是用金箔剪制成型，再饰以纹样，扬州博物馆藏奏
乐飞天纹金梳的齿部也是剪制的。

金银梳篦装饰纹样的制作采用了宝石镶嵌、錾刻、隐起、编结、镂空、焊缀等技术，如咸阳贺若氏墓金栉背是“金筐宝钿”工艺的杰作。

温庭筠在《游胪寺》中“宝梳金钿筐”的诗句正是对这一工艺的咏叹。

何家村金栉背运用了掐丝编结技术，即
用镊子将金丝编结成形，再掐制成所需纹样。

镂空奏乐飞天纹金梳使用的是套扣式编结技术，
并将镂空技术表现得淋漓尽致，正如唐诗中描述的：“篦凤金雕翼，钗鱼玉镂鳞”[16]。

栉背
主题纹样的隐起技术在镇江博物馆藏鎏金龟凤纹银栉背和长沙市博物馆藏莲花纹金梳上有所体现。

唐代金银梳篦的制作方式有纯金、包金、纯银以及鎏金等，上述梳篦中采用纯金制作的有
2件；包金工艺的有3件，均为金包木；鎏金工艺有3件，均为银鎏金。

三、唐代金银梳篦的使用情况
唐代是中国妇女发饰文化发展的繁荣时期，金银梳篦曾经与无数簪、钗、金钿、珠花、步
摇等发饰一起在唐代妇女所钟爱的高髻上争奇斗艳。

其具体使用情况怎样呢？
（一）唐代妇女的插梳方式
用小梳作为装饰始于盛唐，满头施小梳则是中晚唐最流行的时髦装饰，唐代诗歌中有不少
直接或间接关于插戴金银梳篦的描述。

如元稹《梦游春七十韵》中有“丛梳百叶髻，金蹙重台展”[17]；花蕊夫人《宫词》中有：“斜插银篦慢裹头”等。

传世唐代绢画及敦煌壁画中也可
看到头插金银梳篦的贵族妇女形象，如张萱的《捣练图》、周昉的《执扇仕女图》、《虢国夫
人游春图》、《调琴啜茗图》等。

敦煌藏经洞出土的唐代绢画《佛传图》，图中释迦降生时摩
耶夫人身旁的两位侍女头发正中均插有一个闪闪发光的黄色梳篦，应为金质。

有研究者根据敦
煌壁画总结出唐代妇女的插梳方式至少有六种[18]，涉及发髻上四个方向的单插梳和组合插梳等。

元稹在《恨妆成》中有“满头行小梳，当面施圆靥”，说明组合插梳是唐代妇女所崇尚的。

从梳篦装饰图案看，大多数梳子都是由上向下插入发髻，而西安市三兆唐墓出土的金筐宝钿鸳
鸯戏梅纹金栉背则是反向由下而上插入发髻的，是梳篦对插习俗的一件实物证明。

这种反向插
梳在《捣练图》中也可看到。

实际上，唐代所谓的插梳，并不是完全将梳齿插入发间，特别是一些金背银齿的梳子，齿
薄如纸且质地柔软，所以往往是系结固定在发髻上，起到压发、固定发髻或是单纯装饰的作用，这一情形在《捣练图》（图一三）、《执扇仕女图》及敦煌莫高窟唐代供养人壁画中均有保留[19]。

（二）金银梳篦的使用人群
1. 初唐和盛唐时期金银梳篦主要为皇室贵妇所专享，部分高级官员的家眷也可能得到皇帝的赏赐。

《唐会要》卷三十一《杂录云》载：“神龙二年九月，仪制令诸一品以下，食器不得
用浑金玉，六品以下，不得用浑银。

”可见当时使用金银器是身份和地位的象征。

唐长安（今
西安市）是唐朝都城，皇室贵族、达官显宦云集之地，因而长安及周边地区也是出土金银器最
多的地方。

金筐宝钿双梅鹦鹉戏莲纹金栉背的主人贺若氏，出生北周鲜卑世家，曾为北周王妃，后嫁之夫独孤罗是北周柱国大将军独孤信之子,为周、隋、唐三代皇亲国戚，贺若氏死于唐武德四年（612年），正是初唐时期。

1970年西安市何家村窖藏出土了一千多件珍贵文物，其中金
银器有270余件，包括上述掐丝缠枝纹金栉背。

关于这批金银器的制作年代，学者们一致认为
应是7世纪中叶至8世纪晚期，且为皇家使用物。

因此也可以说，何家村窖藏出土的金梳背为
盛唐皇家用物。

西安出土的另外三件金栉篦，虽无准确纪年，但从其形制、纹饰及工艺特征判断，它们的制作年代也应在这一时期。

2. 中唐以后除皇室贵妇外，地方高级官员、富商大贾的家眷以及歌舞伎也开始使用金银梳篦。

随着经济重心的南移，南方经济得以迅猛发展。

安史之乱后，南方由于社会秩序相对安定，经济持续发展，加之大批北人南下，金银梳篦迎来其使用的高峰期，且制作工艺水平逐渐超过
北方[20]。

加之唐代金银矿藏主要分布在南方，这就直接刺激了南方金银器制造在中晚唐的兴
盛和成熟。

从考古出土的南方金银器铭文看，江南东道的越州（今浙江绍兴）、江南西道的洪
州（今江西南昌）、宣州（今安徽宣州）以及浙西道润州（今江苏镇江）都是金银器的主要制
造地。

其中尤以浙西道润州最为重要。

此外，扬州也是南方金银器制造的一个中心。

当时皇室
金银首饰等奢侈品大多来源于扬州，如《旧唐书·杨贵妃传》云:“扬、益、岭表刺史，必求良工，造作奇器异服，以奉贵妃献贺，因致擢居显位。

”《新唐书·地理志五》中也记有扬州
“上贡金、银、青铜器、青铜镜”等，因此扬州博物馆藏飞天纹金梳很可能是扬州本地制造，
为贵族妇女或富商家眷所插戴，时代为中唐时期[21]。

双凤双龟纹鎏金银梳的主人，墓志明确
记载是弘夫人，葬于会昌六年（846年），这也证明了银梳篦在中晚唐时期南方富商大贾家眷
中的使用。

相比于初唐和盛唐时期，中晚唐时期的金银梳篦以银质鎏金为主，少量为纯金制品。

实际上，唐代广大劳动妇女的装饰用梳主要还是铜质或铁质。

插梳习俗是唐代妇女服饰文化中不容忽视的一种审美追求，是唐代繁盛文化的积淀，正如
黑格尔所说：“每种艺术作品都属于它的时代和它的民族，各有特殊环境，依存于特殊的历史
的和其它（他）的观念和目的。

”[22]从总体看，唐代金银梳篦和其他金银器一样展现了唐代
特有的时代特征与生活气息，充满着朝气与自信，其高超的制作工艺以及精美的纹饰特征都是
与当时整个社会华丽的着装风格相一致，是物质创造与精神创造共同作用的结果，体现着唐人
的审美意识和精神风貌，同时也反映出唐代对外来文化的包容力和吸引力。

[1] 郭晓妮《“梳”、“篦”对“栉”的历史替换考》，《海南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4期。

[2] 贠安志《陕西长安县南里王村与咸阳飞机场出土大量隋唐珍贵文物》，《考古与文物》1993年第6期。

[3] 申秦雁编《金银器》（陕西历史博物馆珍藏），西安，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2003
年7月，第113页。

[4] 王长启《西安出土唐代金银器及装饰艺术特点》，《文博》1992年第3期。

[5] 陕西省博物馆革委会写作小组等《西安南郊何家村发现唐代窖藏文物》，《文物》1972年第l期。

[6] 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所编著《西安文物精华·金银器》，西安：世界图书出版西安有限公司，2012年7月，第99页。

[7] 喻燕娇《湖南出土金银器》，湖南美术出版社，2009年，第34页。

[8] 徐良玉、李久海、张容生《扬州发现一批唐代金首饰》，《文物》1986年第5期。

[9] 镇江博物馆《江苏镇江唐墓》，《考古》1985年第2期。

[10] 喻燕姣著《湖南出土金银器》，长沙：湖南美术出版社，2009年，第38~39页。

[11] 喻燕姣著《湖南出土金银器》，长沙：湖南美术出版社，2009年，第36~37页。

[12] 陈高华、徐吉军《中国服饰通史》，宁波出版社，2002年，第285页。

[13] 郑巨欣、陆越著《梳理的文明——关于梳篦的历史》，济南：山东画报出版社，2008年3月，第36页。

[14] 爱德华·谢弗（美）著、吴玉贵译《唐代的外来文明》，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8月，第551页。

[15] 庞永红《唐代金银器装饰图案论析》，《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6年第2期第26卷。

[16] 吴融《和韩致光侍郎无题三首十四韵》，《全唐诗》卷六百八十五。

[17] 元稹《梦游春七十韵》，《全唐诗》卷四百二十二。

[18] 王义芝《敦煌壁画中妇女的插梳方式及美学内涵》，《四川文物》2009年第5期。

[19] 郑巨欣、陆越著《梳理的文明——关于梳篦的历史》，济南：山东画报出版社，2008年3月，第38页。

[20] 齐东方《法门寺地宫的发现与唐代金银器研究》，《文博》1991年第4期。

[21] 周长源、徐良玉《浅析扬州出土的唐代金栉》，扬州师院学报（社会科学版）》，1987年第2期。

[22] 黑格尔《美学》（第一卷），商务印书馆，北京：1979年，第346页。

（作者系陕西历史博物馆馆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