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型大学教师近亲繁殖状况与论文产出

《研究型大学教师近亲繁殖状况与论文产出》
摘要：2001年索莱尔（Soler）通过对教师近亲繁殖状况与论文发表的相关性分析，发现近亲繁殖会降低教师的科研产出，但在论文产出方面，正高职称教师中外来教师的高产人群所占比例高于留任教师，但副高职称教师中外来教师在论文产出上的表现却不及留任教师，上述数据表明，无论是国内论文发表总量还是高产教师比例，留任教师都高于外来教师，这种优势从留任一直保留到晋升教授，并不断加强
摘要：通过搜集中国东、中、西部6所研究型大学1166名教师的网络简历以及他们被
SCl/SScI和CSCD/CSSCI数据库收录的论文产出，对近亲繁殖是否对教师论文产出产生影响
进行实证研究。

研究发现：留校教师在国内期刊上发表论文方面具有优势，但在国际发表方面弱于外来教师，与同行合作发表情况也比外来教师差；在国内发表数量相当的情况下，外来教师的国际发表及合作发表数都较高。

可见近亲繁殖状况会对教师论文产出产生影响。

大学可通过构建合理的招聘、评价和学术交流机制来减弱这种影响。

关键词：近亲繁殖；论文产出；教师；研究型大学
一、问题的提出
大学教师以生产和传播高深知识为业，论文是高深知识的重要呈现形式，是评价教师的重要指标，是学术职业发展和大学发展的共同表征。

从学源来看，大学教师可分为非近亲繁殖和近亲繁殖两类，而近亲繁殖“普遍存在于发达的和发展中的高等教育系统”，并被认为是高等教育系统发展中的不利因素。

自20世纪末期至今，近亲繁殖受到国内外大学的抵制，如1985年
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就不再雇用本校毕业博士生留校任教；2004年北京大学“原则上不从本院
系单一学缘的应届毕业生中直接招聘教师”；湖南大学于2014年5月出台规定，“不准本校博士毕业生直接留校任教”。

这样看来，大学已对近亲繁殖所带来的影响做了“盖棺定论”。

然而，学术研究中近亲繁殖对教师论文产出的影响却尚无定论，不同的研究甚至得出了柑障的结论。

那么，近亲繁殖是否真会导致教师较低的学术论文产出呢？本研究旨在分析我国大学教师近亲繁殖状况对教师学术论文产出的影响，以对大学教师聘任和学术职业发展提供政策依据。

二、相关研究综述
（一）关于近亲繁殖的概念
哈佛大学校长艾略特（Eliot）于20世纪初期首次提出了近亲繁殖的概念。

他认为，“对大学或学院而言，聘用自己的毕业生是自然的，却是不明智的。

之所以是自然的，是因为这些毕业生已经为负责选聘的权威们所熟稔，他们已经被关注多年；之所以是不明智的，是因为近亲繁殖会对大学带来致命的危险。

”但他并没有对近亲繁殖的概念做出精确界定。

1935年伊尔斯
和克利夫兰（Eells&Cleveland）将教师从工作所在学校获得一个或多个学位的现象界定为近
亲繁殖。

1960年贝雷尔森（Berelson）认为大学直接留任其博士毕业生的现象为近亲繁殖，但具有外校工作经历的为衣锦还乡（Silver-Corded）。

（二）关于近亲繁殖的正负影响
已有研究表明近亲繁殖并不总是不好的。

1960年卡普洛和麦吉（caplow&McGee）认为近
亲繁殖促进了20世纪一段时期内美国学术研究的快速发展。

2008年帕迪利亚（Padilla）认
为在高度近亲繁殖的系统中，教师对机构的忠诚度高于其对学科的忠诚度。

近亲繁殖也有利于缩短大学雇用过程，降低雇用决定失败的不确定性。

另外，留校教师因保留了所在机构的信念、准则和独特习惯，近亲繁殖有利于大学文化的形成与传承。

然而，近亲繁殖对个人和大学都可能产生不利影响。

对个人而言，近亲繁殖允许旧有观点在不被重新验证、更新和扬弃的基础上继续流行，导致教师知识范围的狭窄和职业发展的停滞不前。

对大学而言，近亲繁殖“阻止新鲜血液的注入，所以导致了同一性和狭隘性，制约了院校的发展活力”，影响大学学术的开放性，不利于科研生产力的提高。

近亲繁殖也会造成“人缘关系”的非理性，滋生学术腐败，从而影响大学管理的民主性。

综上所述，近亲繁殖主要影响着大学学术的开放与封闭和大学管理的民主与集权。

（三）关于近亲繁殖状况与论文产出的关系
部分学者的研究表明近亲繁殖导致教师较低的科研产出。

伊尔斯和克利夫兰在1935年选取2036对留任教师与外来教师，通过配对对比发现留任教师在晋升速度、科研产出和专业认同
上都不如外来教师。

1938年霍林斯黑德（HoHingshead）对芝加哥大学和印第安纳大学的案例研究发现留任教师的职称和学术成就都弱于外来教师。

同一时期，麦克内利（McNeely）、瑞夫（Reeves）等人的研究也证实了留任教师在专业发展上较为迟缓。

1966年佩尔兹和安德鲁斯（Pelz&Andrews）认为留任教师在创造力、独立性、交往能力和原创力上都不如外来教师。

1973年哈金斯和格兰特（Hargens&Grant）使用回归方法分析表明留任教师的科研产出较低。

2001年索莱尔（Soler）通过对教师近亲繁殖状况与论文发表的相关性分析，发现近亲繁殖会降低教师的科研产出。

2010年霍尔塔（Horta）等人证实了上述结论并估计留任教师
的论文产出比外来教师低15%。

2009年阎光才对两所大学两个国家一级学科的案例研究表明，近亲繁殖在学术产出上并无优势。

其他学者的研究得出不同甚至相反的结论，认为近亲繁殖并不会导致教师科研产出低下。

麦吉（McGee）于1960年对德克萨斯大学354名全职青年教师的调查研究认为，受限于地理位置、财政状况和区域发展，大学为吸引外校毕业生，在晋升等方面歧视留校教师，但同等条件下留任教师会更具有生产力，甚至具有博士学位的留任教师在著作和论文等方面都要优于外来教师。

1984年威尔和康拉德（Wyer&Coad）将教师的努力参数引入模型后，发现两者的论
文产出并无差异，但在调整教师的教学任务及其他非学术事务的时间分配后，留校教师在所有学术领域都更为多产。

2010年克鲁斯一卡斯特罗（Cruz-Castro）对7637名西班牙大学教师的调查结果表明，将性别、博士学位获得前的发表、学术工作时间、博士后状况、博士毕业时间、近亲繁殖状况和职称层次等变量加入分析模型后，留校教师与外来教师在论文发表上并无不同。

2008年严艳以医学院为例，发现在科研成果和课题的总体状况中，近亲繁殖并未产生
明显的负面影响；但在论文产出方面，正高职称教师中外来教师的高产人群所占比例高于留任教师，但副高职称教师中外来教师在论文产出上的表现却不及留任教师。

2009年林杰使用“中国普通高校专任教师工作状况”的调查数据，发现留任教师的科研产出高于外来教师。

综上所述，近亲繁殖因其对大学学术开放性和管理民主性的影响备受抵制，又因其对大学管理的便利和文化的传承而具备存在的合理性，但其对教师科研产出的影响却并无定论。

由于美国等发达高等教育系统中关于近亲繁殖的研究不一定适用于尚未成熟的中国高等教育系统，而国内学者的相关实证研究较少，且已有不少大学已出台政策抵制近亲繁殖，因此，本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

三、数据来源及研究假设
本文所使用数据主要来源于作者所在研究团队2013年对39所“985工程”大学四个学科（生命科学、机械、物理和经济学）9689名教师网上简历搜集所形成的数据库（Facuity Curriculum Vitae 2013，FCV），主要包含教师的学术背景、工作经历和人口统计学信息。

本文又在FCV数据库的基础上选取6所大学的1166名教师作为深入分析样本，选样依据是
简历中相关信息的完善程度；大学所在的地域（东、中、西），声望（参考某大学排名）和学校类型（理科或综合）。

为分析近亲繁殖状况对论文产出的影响，本文又搜集这1166名大学教师被SCI（科学引文索
引数据库）、SSCI（社会科学引文索引数据库）、CSCD（中国科学引文数据库）和CSSCI （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收录的论文发表情况，与FCV数据相衔接，形成本文的全部数据。

本文统计教师自入职迄今为止发表的所有论文，用SCI和SSCI来衡量国际论文发表，用CSCD和CSSCI来衡量国内论文发表。

本文的基本假设是留任教师的论文产出弱于外来教师。

本文界定：无任何外部工作经历且在获得最高学位的大学任教的教师被认定为近亲繁殖者，但不考虑获得最高学位前的外部工作经历。

依据此界定，通过现任职学校、最高学位所获学校和授予年份、初始工作单位及年份五个变量来判定教师是否为近亲繁殖。

四、数据分析与研究发现
（一）论文发表总量（第一作者）
如表1所示，从国内发表论文量来看，留任教师人均10.75篇，高于外来教师的7.06篇；在职称相同的条件下，留任教师人均发文量都在外来教师的1.5倍以上。

从国际发表论文量来看，留任教师人均1.79篇，低于外来教师的2.41篇；在教授和讲师群体中，外来教师国际发文量均高于留任教师。

经检验，以上差异均具有统计显著性。

本文将国际发表量多于10篇或国内发表量多于20篇视为论文高产。

如表1所示，在国际发
表上，外来教师高产的比例高于其同行；但与教授和讲师不同，副教授中外来教师高产的比例为4.0%，低于留任教师的6.3%。

在国内发表上，留任高产教师占比13.7%，高于外来教师
的8.3%；随着职称升高，两组教师论文高产的比例差异越大。

上述数据表明，无论是国内论文发表总量还是高产教师比例，留任教师都高于外来教师，这种优势从留任一直保留到晋升教授，并不断加强。

可能的原因是：在职业生涯初期，外来教师对新的学术环境存在适应过程，有必要构建新的学术交际网络和调整自身研究以适应所在院系的研究需要，而留任教师则不存在上述问题，并可能会得到原有研究团队或导师的支持，从而快速获得积累优势并逐步加强。

在国际论文发表上，留任教师在论文发表总量和高产教师比例上都弱于其外来同行。

可能的原因是：外来教师因流动而具有更广阔的学术视野，更擅长外文写作，也更熟悉国外的学术领域。

（二）论文发表单年峰值（第一作者）
“单年峰值”是指教师发表最多的某一年度的篇数，峰值越高表明教师单年的论文产出越多，代表教师单位时间内的学术生产力越高。

如表1所示，在国际发表上，外来教师人均1.05篇/年，显著高于留任教师的0.80篇/年；考虑到职称变量时，外来教师发表的单年峰值都高于其相同职称的留任教师，并且在教授和讲师群体中二者具有显著差异。

在国内发表上，留任教师发表的单年峰值为2.92篇/年，高于外来教师的2.09篇/年；在相同职称情况下，留任教师发表的单年峰值都高于外来教师，以上比较都具有显著的统计差异。

综上所述，外来教师国际发表的单年峰值较高，并且在不同职称的教师群体中具有一致性，而留任教师国内发表的单年峰值却远远高于其外来同行，不同职称教师的单年发表峰值也有明显差异，这种差异随着职称的升高而愈加明显。

这与教师发表总量的比较结果相似，留任教师国内发表总量和单年峰值都更高，而外来教师则在国际发表上领先。

（三）发表总量与单年峰值的综合分析四象限图（第一作者）
本文根据论文发表总数与单年发表峰值将教师的发表状况划分为四种类型。

图1可见，I型教
师的发表最优，Ⅱ型次优，Ⅳ型次之，Ⅲ型教师最差。

在国际发表方面，外来教师发表为I型、Ⅱ型和Ⅳ型的比例都高于留任教师，相同职称情况下亦然。

教授和副教授教师群体中，留任教师发表为I型、Ⅱ型和Ⅳ型的比例都低于外来教师；讲师教师群体中，除Ⅱ型外，外来教师发表为I型和Ⅳ型的比例都更高。

总体上来说，外来教师处于前三类的比例总和高于留任教师，即在国际发表上更突出。

在国内发表方面，留任教师发表为I型、Ⅱ型和Ⅳ型的比例都高于其他同行，不同职称的对比结果也都一致，且I型和Ⅱ型的比例随着职称的升高而增加。

综合来看，留任教师在国内发表上具备明显优势，但在国际发表上却并无优势可言。

（四）合作发表情况（非第一作者）
非第一作者的发表总数是对教师与同行合作的一个绝对衡量，其发表总数越多，表明该教师与同行合作的越频繁。

如表1所示，在国际发表上，外来教师合作发表显著高于留任教师，且在不同职称群体中二者的差异都与整体一致。

在国内发表上，虽然留任教师作为合作作者的发文量高于外来教师，但差异并不显著；相同职称情况下，留任教师的国内合作发表都高于外来教师，但仅在教授群体中二者差异才具有显著性。

本研究设计了一个可表现合作发表程度的“合作率”，即用教师非第一作者与第一作者的发表论文数之比作为教师合作发表的相对衡量。

此比例越大，表明教师的合作相对越频繁。

在国际发表上，外来教师的合作率为5.13，高于留任教师的3.11；在国内发表上，留任教师的合作
率为3.89，低于外来教师的5.45；上述比较中二者都具有显著的统计差异。

然而，合作率作
为相对指标，必然受到教师第一作者发表总量的干扰，对发表总量的分组可有效避免这种干扰，即每个分组内的教师发表总量差异不大，比较相同分组的留任教师和外来教师在国内和国际发表上的合作率情况。

如表1所示，几乎所有分组的留任教师在国际和国内发表上的合作率都弱于外来教师，即在发表总量相当情况下，外来教师与同行合作发表更为频繁。

因此，综合考虑合作发表数量和合作率，留任教师在国内发表和国际发表上与同行合作程度都不如外来教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