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国家博物馆藏小子父己鼎、戍鼎、作册般甗、利簋、禽簋、公簋

中国国家博物馆藏小子父己鼎、戍鼎、作册般甗、利簋、禽簋、公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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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书画世界》2020年第04期
小子父己鼎，传河南安阳出土，1958年由原文化部文物管理局调拨原中国历史博物馆（现中国国家博物馆）入藏。

鼎通高22厘米，口长18.6厘米，口宽15.6厘米。

平口沿外折，长方形腹，腹为上大下小的覆斗状，下承四条柱形实足。

双拱形立耳，耳外侧有两道凹弦纹。

口沿下四壁中部饰饕餮纹，以凸起的短扉棱为鼻梁，圆形鼓目，环柱角，卷尾。

四转角各饰饕餮纹。

正中饕餮纹下为一单线阳文长方形栏框，框左右两侧及下部各装饰排列整齐的三行大乳钉纹。

足上端饰饕餮纹，下端饰三角纹。

此鼎形制、纹饰与1982年河南安阳小屯82M1出土的庚豕方鼎（82M1：44）相近，其时代属殷墟文化第四期（约帝乙、帝辛时期）。

腹内壁一侧铸有铭文“小子父己”四字，“小子”是商人宗族中分族之长，即小宗。

此鼎即是“小子”为祭祀“父己”而作器，但其所属族氏因未在铭文中注明而不详。

铭文用笔起收有锋芒，字体雄劲浑厚。

戍鼎，旧称俎子鼎、宜子鼎。

原为李山农旧藏，1959年由故宫博物院调拨原中国历史博物馆入藏。

鼎通高28.8厘米，口径23.7厘米，敛口方唇，平沿外折，上立厚实的拱形双耳。

圆形鼓腹，圆底，下有三条较粗的圆柱形实足。

口沿下以螺旋形云雷纹为地纹，饰圆涡纹与四瓣目纹组成的纹带一周。

该鼎形制、纹饰与1982年河南安阳小屯82M1出土的父壬圆鼎
（82M1：11）相近，其时代属殷墟文化第四期（约帝乙、帝辛时期）。

腹内壁铸有铭文3行26字（合文一字），曾著录于罗振玉《三代吉金文存》、吴大澂《愙斋集古录》、刘体智《小校经阁金文拓本》等书。

铭文句首的“亚卬（印）”为作器者的族氏名称。

“宜子”之“宜”为地名，亦见于1954年江苏丹徒烟墩山出土的西周康王時期的宜侯夨簋（《殷周金文集成》4320）铭文中。

“子”为商代族长之尊称，故“宜子”为商人贵族。

“会”指会礼，《周礼·春官·大宗伯》云：“以宾礼亲邦国。

春见曰朝，夏见曰宗，秋见曰觐，冬见曰遇，时见曰会……”郑玄注曰：“时见者，言无常期，诸侯有不顺服者，王将有征讨之事，则既朝觐，王为坛于国外，合诸侯而命事焉。

”吴雪飞认为会礼为先秦宾礼之一，举行无固定时间，当有诸侯叛逆时，商王会合诸侯军队以讨伐，具有军事会盟的性质。

“会西方”即与西方诸侯行会礼。

“眚”的本义是视察、察看，闻一多先生认为在此有征伐之意。

即《周礼·夏官·大司马》《司马法·仁本》所谓“眚”“伐”“坛”“削”“侵”“正”“残”“杜”“灭”九种讨伐叛逆的方法之一。

“戍”字的用法亦见于1959年河南安阳殷墟后岗圆形祭祀坑出土的戍嗣子鼎（《殷周金文集成》2708）铭文中，是殷王朝的一种军事职务。

“ ”为人名。

“戍”为作器者，带领军队参加了这次会礼。

铭文中的字，从在中，其旁有匕，金文一般都作，从鼎。

铭文记述商王在丁卯日命令宜子与西方诸侯举行会礼，戍带领军队参加了这次讨伐叛逆的军事征伐。

返回后，王赏赐戍二朋贝，戍制作了祭祀父乙的铜鼎。

戍鼎铭文中关于会礼及征伐的内容，与《周礼》《春秋》经传及《司马法》等典籍的记载相合，说明商代会礼已经成形，与典籍记载的周代会礼有一致之处。

作册般甗，旧称服作父己甗、王宜人甗、般甗。

原为陈承裘旧藏，1959年由故宫博物院调拨原中国历史博物馆入藏。

甗通高44.3厘米，口径27.2厘米，为甑、鬲连体合铸。

上为甑，圆口外侈，方唇，绳纹双耳，深腹，腹壁斜直，腰部较细。

下为鬲，鼓腹分裆，三圆柱形足，上端中空。

腹内有“十”字孔箅置于三箅尺上，有一铜环将箅与甗体相连。

口沿下以云雷纹为地纹饰饕餮纹带一周，以短扉棱为鼻梁，“臣”字形目，环柱角，躯体向两侧展开，尾部上
卷。

下饰倒三角纹，内以云雷纹为地纹，填饰变形饕餮纹。

鬲腹饰高浮雕牛首，眼、耳、嘴、角俱全。

该甗形制与1999年河南安阳殷墟刘家庄北1046号墓出土的饕餮纹甗（M1046：4）相近，属殷墟文化第四期（约帝乙、帝辛时期）。

甑口内腹壁铸有铭文3行20字，曾著录于罗振玉《三代吉金文存》、吴式芬《捃古录金文》、方濬益《缀遗斋彝器款识考释》、孙壮《澂秋馆吉金图》、刘体智《小校经阁金文拓本》等书。

“宜”即宜祭，张玉金认为是把祭牲陈设到肉案上献给神灵。

“夷方”（或称“人方”）是商王朝东部的方国，见于殷墟甲骨卜辞及《小臣艅犀尊》（《殷周金文集成》5990）、《小子䍙簋》（《殷周金文集成》4138）铭文中。

“夷方”在帝辛十至十一祀时期是商重点征伐的地区，而该甗铭文记载的应该是帝辛伐夷方的结果。

“无”是夷方首领之名，亦见于《无鼎》（《殷周金文集成》2432）、《无簋》（《殷周金文集成》3664）铭文中。

此外，甲骨卜辞中有“夷方伯䍙”，晚商青铜器《小子卣》（《殷周金文集成》5417）铭文中亦有“夷方䍙”，“䍙”从“每”声，与“ ”音同，或认为此即“夷方无”。

“咸”有事毕之意。

“作册”是殷代史官的职官名称，即用文字记载于典册的人。

“作册般”参加了这次宜祭，受到王赏赐而作此祭器。

其名亦见于作册丰鼎（《殷周金文集成》2711）及中国国家博物馆收藏的作册般铜鼋。

朱凤瀚先生认为铜鼋的作器者与此甗的作器者应为同一人，而作册般与作册丰可能为兄弟关系。

从这三器铭文中可知，作册般是受到商王重用并有相当高地位的贵族。

“来”为族氏名称，“册”为“作册”的省称。

作册般甗铭文记述了商王将夷方首领无用为人牲进行宜祭，作册般得到王赏贝，为祭祀父己而作器。

根据目前的资料，出土的商代铜甗，多不见中间的箅，仅在甗腰内壁附有凸起的箅齿，故作册般甗是研究商代甗箅形制的重要实物资料。

此外，作册般甗铭文与殷墟甲骨卜辞及晚商金文中伐夷方事相符合，具有重要历史价值。

戍鼎与作册般甗铭文均具有商代后期长篇金文的特点，铭文布局采取从右至左、自上而下的有序格式，竖基本成列，但横不成排，整体呈一纵长方幅形，章法意识突出。

铭文字形虽大小不统一，但书写者在写作过程中自觉兼顾文字之间的错落，从而使文字之间的排列疏密有致，具人工修饰之美。

如戍鼎铭文句首的族氏名称“亚卬”，在通篇之中所占空间超越其他诸字，显得分外醒目，与下文又紧密结合，似乎暗示商人对于所出族氏的重视。

又如器铭中“令”字与“宜”字、“眚”字与“唯”字及“父乙”等字，虽间距狭小局促，却保持了铭文通篇之方整。

铭文字体颀长挺拔，笔画古朴典雅，间有肥笔。

书写时首尾出锋，转折处多有波磔。

方笔、圆笔互济成为典型的用笔方法，体现了自然的书写之美。

书风精练严整，书体端正沉稳。

铭文中表示人体、器物的字，在字形上有较浓的象形意味。

取人体形象的文字，多呈侧面透视，生动逼真，形神兼备。

如铭文中的“子”字，头部作粗圆点。

“卬”字、“令”字腿部则作跪跽之形。

此外，书写者经过长时间的书写积累，在书法创作中注入了新的美学意识。

如作册般甗铭文中的“ ”字、“般”字、“父”字，其右下的捺画线条整体呈拱形，末端形成明显“波磔”，改变了
此前铭文中笔画线条单一的形态。

用笔的提、按环节增多，用笔技法更为复杂。

这种用笔意识为后世隶书、楷书创作所继承，从而将书法推向了新的高度。

利簋，1976年陕西省临潼县（今西安市临潼区）零口镇西段村窖藏出土，1989年由临潼博物馆调拨原中国历史博物馆入藏。

通高28厘米，口径22厘米，座长20.2厘米。

侈口，折沿，束颈，深腹，腹壁斜直，下腹圆鼓，圈足微外撇，下连铸方座。

兽首双半环耳，兽角高出口沿，下有长方形耳。

口沿下前后各有一小兽首，器腹和方座均饰饕餮纹，卷角，圆目，阔口。

饕餮纹两侧均饰倒立的夔纹。

方座的夔纹为瓶形角。

圈足饰夔纹带一周，方座面四角饰浮雕牛首，整器均以雷纹填地。

利簋的形制与1983年陕西省宝鸡林家村出土的饕餮纹方座簋、1971年陕西省泾阳高家堡墓葬（71SJG）出土的团龙纹方座簋（M1：4）、1977年陕西省陇县韦家庄墓葬出土的饕餮纹方座簋（陇韦5）及著名的天亡簋相同，流行于西周初年。

簋内底铸有铭文4行32字，铭文前半段记载了武王征商这一重大历史事件。

“珷”为“武王”之合文，后逐渐固定为“武王”的专字，亦见于乖伯簋（《殷周金文集成》4331）铭文中。

“珷（武王）征商，隹（唯）甲（子）朝”即武王伐纣的牧野之战发生在甲子日的清晨。

“岁”当从于省吾先生读为“岁星”，即木星。

“鼎”通“贞”，《广雅·释诂》：“贞，当也。

”“岁鼎”一词记录的是武王伐纣当日的天象。

“克”又作“剋”，可训“胜”义。

“ ”读为“昏”。

“昏夙”指黄昏暮时至黎明前的时段，即一夜。

“岁鼎克昏夙有商”一句，刘钊先生认为即甲子日那天岁星在商分野，武王正当其冲，“迎岁”而战，尽管天时不利，但取得了成功，一夜便占有了商国。

铭文后半段，多数学者将其与前文连读，认为是武王克商后的第七日，王在师对利进行赏赐，将后文之“王”亦视为武王，故利簋始终被定为武王时期的标准器。

而随着出土材料的不断丰富和认识的深入，“王号死谥”逐渐为学界接受，前文“武王”为先王谥号，后文“王”为时王成王，故认定利簋为成王初年作器。

“ ”为地名，亦见于宰椃角（《殷周金文集成》9105）、戍嗣子鼎（《殷周金文集成》2708）、古亚簋（《殷周金文集成》3861）、监引鼎（《殷周金文集成》2367）等器铭文，雷晋豪先生考证其具体地望在河南省鹤壁市淇滨区大河涧乡，位于朝歌（淇县）东北。

“右史”是作器者利的职官名，其主管天文历法。

在武王伐纣的过程中，利在天文占卜上为武王出谋划策，贡献很大。

“ ”字读为“檀”，檀公为利之先人。

利簋铭文记述了武王征商发生在甲子日清晨，当日天象为木星未在周人分野，武王“迎岁”进军，取得胜利，一夜之间占有了商朝。

辛未日，成王在师赏赐右史利铜材，利为檀公铸此宝簋。

利簋铭文记载的史实可与《尚书·牧誓》《逸周书·世俘》等文献相互印证，具有珍贵的历史价值。

此外，铭文揭示的岁星与武王伐纣之间的关系，说明这是较早的古代兵阴阳家的资料。

禽簋，原为钱坫、刘喜海、王兰谿旧藏，1957年由罗伯昭先生捐赠原中国历史博物馆。

高13.6厘米，口径19.2厘米。

口沿外侈，束颈，鼓腹，高圈足。

腹两侧有兽首半环状耳，下垂长方形耳。

颈部前后饰对称的浮雕兽首。

颈部与圈足均饰饕餮纹，饕餮纹呈宽窄几近均等的3列，圆形双目，环柱角。

躯干较短，由云纹构成，尾部上卷。

脊背上饰列刀状纹，躯干下饰云纹，接有短小的足爪。

簋内底铸有铭文4行23字，曾著录于罗振玉《三代吉金文存》、钱坫《十六长乐堂古器款识考》、阮元《积古斋钟鼎彝器款识》、刘喜海《清爱堂家藏钟鼎彝器款识法帖》、吴式芬《捃古录金文》、徐同柏《从古堂款识学》、邹安《周金文存》、刘体智《小校经阁金文拓本》及郭沫若《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考释》等书。

铭文内容记述周成王征伐蓋侯，周公旦为成王进行了谋划，周公长子伯禽行祝祷，并分得宜祭之脤肉。

周成王赏赐伯禽青铜百锊，伯禽铸成这件簋。

“蓋”即商奄之“奄”，其地在今山东曲阜。

此役与《尚书·蔡仲之命》《史记·周本纪》等典籍所记载成王初年“东伐淮夷，遂践奄”的战争相合。

周公旦是这次率军东征的统帅，并最终取得了胜利。

伯禽在周初任大祝之职，亦见于大祝禽方鼎（《殷周金文集成》1937、1938）铭文，代其父周公旦受封于鲁，称为鲁公或鲁侯。

公簋，2014年由国家文物局划拨中国国家博物馆入藏。

高12厘米，口径18厘米，底径13.6厘米。

侈口方唇，略束颈，浅腹稍外鼓，高直圈足微鼓，腹两侧有兽首半环状耳，下垂长方形小耳。

颈部前后中间饰对称的浮雕兽首，两周凸弦纹间饰圆涡纹夹以顾首夔纹，兽首两侧饰对称的变形夔纹肢体。

腹部饰竖直棱纹，圈足饰相对的夔龙纹。

此簋形制与美国华盛顿塞克勒美术馆收藏的簋、1967年甘肃灵台白草坡M1出土簋（M1：10）等相近，属西周早期器。

簋内底铸有铭文4行22字，公为作器者，“ ” 字从爻得声，可读为“尧”，是属地在尧的贵族。

“ ”即“妻”字。

“妻姚”即姚姓之妻，是公的夫人。

姚为古姓，舜帝之后裔。

“遘”在此有“正值”之意。

“昜”读为唐，“侯于晋”的唐伯应为晋国第二代国君爕父。

铭文末尾的“ ”为公所属的族氏名号，公可能是殷商遗民，入周后作为僚属随唐叔虞封于唐，后迁至晋。

铭文大意为公为姚姓之妻作此簋，其时正值周王命唐伯为侯于晋，即在周王廿八祀时。

铭文内容反映了唐叔虞始封于唐，其子爕父迁晋的史实。

此外，“唯王廿又八祀”对于探讨西周王年与金文历谱的排定有重要意义。

利簋、禽簋及公簋的銘文风格仍保留有商代晚期金文的特征，布局欠规整，字竖成列而横不成排，因袭了商后期金文从右至左、自上而下的纵势章法。

字与字之间的排列，注重视觉之美，虽然大小不均匀，但通篇依然保持方整，并兼顾文字之间的错落，从而使文字之间的排列自然、生动。

利簋铭文书风朴素粗犷，不呆滞，书写气势亦较豪放。

字形修长竖直，象形性仍较强，铭文中大多数字笔画相对较为均匀，富于线条感。

从点画结构到笔画形象，存在着同一的倾向性。

有的笔画中间粗肥，如“王”字、“金”字最下横笔;而“又”“事”等字的捺笔则有明显波磔，因袭了商代末年之笔意。

这对察周人书法的来龙去脉，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禽簋铭文字势挺拔，书写工整、严谨，用笔圆熟洗练、畅达，导后世篆法之风。

公簋铭文字体则表现出较强的手写感，“于”“王”等字的体势向右上方倾斜。

文字风格比较开朗、潇洒，商末周初金文所具有的那种很强的波磔在此铭中已基本不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