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诗选本——精选推荐

唐诗选本
《光明⽇报》（ 2018年12⽉10⽇ 13版）
编者按
詹福瑞
唐诗选本是唐诗传播与经典化的重要途径。

⾃唐代以来，历代⽂⼈通过编选、评点、注释唐诗选本，开展诗歌教育、传播个⼈⽂学情趣或某⼀⽂学团体、派别的⽂学观，尤其到明清两代，诗歌发展有宗唐、宗宋之争，唐诗选本⾃然也成为各派张扬其主张的重要载体，编选刊印甚多。

据我们不完全统计，历代编写的唐诗选本不下700种，存世唐诗选本在460种之多。

这是研究唐诗传播、唐诗经典化及历代诗学的重要⽂献，具有⽂学总集“⽂章之衡鉴，著作之渊薮”的⽂学⽂献意义，同时也是那⼀时期重要的⽂学批评形式。

对于当代的⽂学遗产研究⽽⾔，⽴⾜于唐诗选本的⽂献搜集与整理，撰写选本提要，影印汇刊历代唐诗选本，精选点校部分有诗学价值的选本，在此基础之上，分唐宋⾦元、明代和清代三个阶段开展综合研究，其价值之重⼤⾃不待⾔。

本期的三位作者，韩宁从唐诗选本的⾓度分析清初诗坛对明代诗学的反思，为清代诗学研究提供了新路径；任⽂京针对⾼仲武批评“《丹阳》⽌录吴⼈”⼀说，结合当时社会⽂化背景进⾏论述，视⾓独特，颇有新意；于春媚概述了《搜⽟⼩集》的选本、历代著录及现存版本情况，并例举历代评论者对该集的研究与评价。

清初唐诗选本中的诗学反思
作者：韩宁
清初的唐诗选本有40余种，可分为两类：⼀是对前代唐诗选本的重新编注，如冯舒、冯班《⼆冯先⽣评阅才调集》，陆贻典等《唐诗⿎吹注解》，戴明说《重校唐诗类苑选》，王⼠禛《⼗种唐诗选》等；⼆是清代学者⾃⼰的辑选，如邢昉《唐风定》，顾有孝《唐诗英华》，⾦圣叹《贯华堂选批唐才⼦诗》，龚贤《中晚唐诗纪》，徐增《⽽庵说唐诗》，王⼠禛《古诗选》《唐贤三昧集》，陆次云《唐诗善鸣集》，李沂《唐诗援》等。

诗歌选本颇能体现编选者的⽤⼼和眼光，同时深刻反映彼时的诗学风⽓，诗歌评注亦会贯彻⾃⾝的诗学理论。

因⽽，于清初唐诗选本中可以明显看出对明代诗学的反思。

复古是明代的主流思潮，以前后七⼦为代表的复古派在明代影响甚⼤。

明⼈结社成风，除了七⼦，还有唐宋、公安、竟陵等诸多流派。

这些流派⼀⽅⾯促进了明代诗学流变的多样态，另⼀⽅⾯诗学主张本⾝的缺陷也形成诸多流弊。

清初诗学竭⼒突破“诗必盛唐”的藩篱。

明代前后七⼦标榜复古，提出了“⽂必秦汉，诗必盛唐”的⼝号，要求诗歌创作以盛唐为榜样。

诗坛盟主钱谦益对此提出了强烈批判。

唐诗选本是钱谦益宣扬其诗学主张的重要领域，他曾为《唐诗英华》《唐诗⿎吹注解》《唐⼈咏物诗》三种选本作序。

《唐诗英华序》云：“世之论唐诗者，必⽈初、盛、中、晚，⽼师竖儒，递相传述。

揆厥所由，盖创于宋季之严仪，⽽成于国初之⾼棅，承讹踵谬，三百年于此矣。

”钱谦益指出唐诗四分法始于宋末的严⽻，形成于明初的⾼棅，并且毫不留情地批评这种分法“⽀离割剥，俾唐⼈之⾯⽬蒙幂于千载之上，⽽后⼈之⼼眼沉锢于千载之下”（《唐诗⿎吹注解序》）。

⽽以编选诗歌为务的唐诗选本是扭转这⼀“讹谬”的最佳⽅式。

清初唐诗选本多选中晚唐诗，或是通选四唐。

如重新评注《才调集》和《唐诗⿎吹》，⼆集收诗以中晚唐为主；《唐诗英华》中晚唐诗占全书的四分之三；甚⽽出现了补缺性质的《中晚唐诗纪》，龚贤《中晚唐诗纪侨⽴姓⽒说》云：“《唐诗纪》有初、盛，⽽⽆中、晚，以中、晚篇帙浩繁，难于裒辑。

⼈有斯志，未见成书。

今余遇⼀家便刻⼀家，各各⾸尾完具。

”⼤多数选本尽量做到四唐并重，没有偏废。

前后七⼦标举盛唐的同时极⼒贬低宋诗，“明代诗⼈，尊唐攘宋，⽆道韩、苏、⽩、陆体者”（乔亿《剑溪说诗》）。

清初诗学则“祖宋祧唐”，为宋诗恢复名誉。

七⼦的复古主张不谬，⼤谬的是以模拟、剽窃为创作门径，“万历间，王、李盛学盛唐、汉魏之诗，只求之声貌之间，所谓图騕袅、写西施者也”（冯武《⼆冯先⽣评阅才调集凡例》），“济南以‘唐⽆古诗’⼀语抹杀，缉缀选句成篇，遂开袭取之路”（俞南史《唐诗正凡例》）。

因⽽，纠正七⼦的失误，不仅要清理其偏颇主张，更要指出⼀条正确的复古途径。

复古并⾮仅仅学习秦汉之⽂、盛唐之诗，
⽽是“转益多师”。

既然要全⾯、综合地继承古⼈，那么宋诗就不应被排除在外。

李振裕《唐诗善鸣集序》云：“虞⼭钱牧斋先⽣，乃始排时代升降之论⽽悉去之，其指⽰学者以少陵、⾹⼭、眉⼭、剑南、道园诸家为标准，天下始知宋⾦元诗之不可废，⽽诗体翕然其⼀变。

”在钱谦益的推动之下，清初诗坛形成学习宋诗的风潮。

清初诗坛在宗法唐宋上经历了⼏番转变，⾸先是由中晚唐诗⽽⾄宋诗，正如陆次云《善鸣集序》所⾔：“学者共识其⾮，厌蹈袭⽽思变通，始复中晚、宋⼈之诗是问。

”客观来看，中晚唐诗和宋诗皆有缺陷，若要确⽴诗歌典范，还需理性看待盛唐诗。

其次是由宋诗⼜⾄盛唐，明⼈的“诗必盛唐”具有排他性，清初唐诗选本并未因批判明⼈⽽有意贬低盛唐诗。

张揔《唐风怀序》称唐诗“⼤抵历初盛⽽中晚，⽆事区分⽽运会代迁，俯仰⾃异”，“各极其致，岂遂相⾮”。

唐诗的阶段性特征是诗歌发展的必然，不存在孰优孰劣的问题。

诗⼈学作诗也⼤多会选择学习盛唐诗，邢昉《唐风定序》中叙述⾃⼰学诗的过程，先学汉魏，后来“事盛唐名家，久之，益酷嗜，遍及钱、刘之清婉，韩、孟之镵刻，寖能穷探旨趣，究极原委逾⼆⼗年”。

盛唐诗的价值有⽬共睹，“是中晚及宋元⼈皆知尊盛唐、皆知学盛唐⽽患不逮”（李沂《唐诗援序》），何况中晚、宋元亦是皆学盛唐。

因此，“盖取法乎上，仅得其中；善学宋、元诗者，当仍于唐诗求之”（汪⽴名《唐四家诗⾃序》）。

宗唐的代表⼈物是王⼠禛，王渔洋论诗主“神韵”，“神韵说”的⽀撑点是盛唐诗歌，其《唐贤三昧集》“取开元、天宝诸公篇什读之……录其尤隽永超诣者”。

王渔洋的宗唐有别于明⼈的专事模拟盛唐，何世璂《燃灯纪闻》载渔洋之语：《三昧》之选“要在剔出盛唐真⾯⽬与世⼈看，以见盛唐之诗，原⾮空壳⼦，⼤帽⼦话”。

王⼠禛正是以“真盛唐”来纠正明⼈之偏，以及清初诗坛的宗宋之偏。

明诗学提倡的复古最终流为拟古，为了从根本上清除拟古之弊，清初诗学再提诗教说，主张诗学传统的回归。

钱谦益倡导学习《诗经》，他在《唐诗英华序》中批评严⽻论诗“不落议论，不涉道理，不事发露指陈”，完全背离了诗教传统，“三百篇，诗之祖也”。

议论、道理、发露、指陈皆见于《诗经》，不能弃之不顾。

清初唐诗选本对风雅诗教极为重视，《唐诗英华》选“唐⼈多有讽咏时事、关系国家得失、寄托五⼗六字中者”（顾有孝《唐诗英华凡例》），《唐风怀》选“进唐风于汉魏、《离骚》、《三百篇》”者（张揔《唐风怀序》），《唐诗正》所选之诗“虽有不同，总欲归于⼤雅”（俞南史《唐诗正凡例》），《唐诗掞藻》“⼤要有关于庙廊者，乃登是选，亦以使雅颂之遗⾳不泯”（⾼⼠奇《唐诗掞藻序》）。

⼆冯之所以评阅《才调集》，也是因为其“不⼊于风雅颂者不收，不合于赋⽐兴者不取，犹近《选》体⽓韵，不失《三百》遗意”（冯武《⼆冯先⽣评阅才调集凡例》）。

邢昉《唐风定》更是明确标举雅正，其选诗皆以雅正为标准，分体编排，每⼀体内分“正风定”和“变风定”，如评魏征《述怀》：“清和夷雅，卓⽴四⼦之前，允为正始。

”评韩愈《秋怀》：“哀伤太露，为变风之始。

”清初诗学以风雅⽐兴、温柔敦厚为批评标准，努⼒将创作引向时事、引向⽣活，不悖复古原则的同时，为诗坛指明⼀条健康发展的道路。

明七⼦的模拟之风必然导致诗歌创作缺乏真情实感，公安派、竟陵派继起纠偏，却⼜流于俚俗冷涩。

清初诗坛深受其害，戴明说《重校唐诗类苑序》云：“今之为诗者，乃或拾公安之唾余，藉竟陵之羹渖，以空踈为⾼贵，以浅薄为清虚。

”对此清初诗学重提“真诗”，强调真情对诗歌创作的重要性。

明代诗坛其实⼀直在提倡“真”，从李梦阳的“真诗乃在民间”到王世贞的“有真我⽽后有真诗”，但在实际创作中并未将“真”落实在“真情”上。

李振裕《唐诗善鸣集序》云：“其意⽆论时代，要取真诗为贵。

夫诗所以为真者，何也？⽈情也。

诗以道性情。

”只有“情真”才能写
出“真诗”。

冯武《⼆冯先⽣评阅才调集凡例》云：“况诗发乎情，不真则情伪，所以从外⾄者，虽眩⽬悦⽿⽽⽐之刍狗⾐冠；从肺腑流出者，虽近⾥巷鄙俚⽽或有可取，然亦须善为之。

”诗歌不论雅俗，只要真情流露就有其可取之处。

“真情”进⽽可释为性与情的不可抑制，⾦圣叹《唐才⼦诗序》⽈：“⽆情犹尚弗能⾃已，岂以⼈⽽⽆诗也哉！离乎⽂字之先，缘于怊怅之际。

性与情为挹注，往与今为送迎。

送者既渺不可追，迎者⼜欻焉善逝。

于是⽽情之所注⽆尽，性之受挹为不穷矣。

”⼈之性情本来⽆穷⽆尽，性与情的挹彼注兹是诗歌创作的源泉。

清初评诗多重真情，如徐增《⽽庵先⽣说唐诗》评杜甫《秋兴⼋⾸》：“秋兴者，因秋起兴也，⼦美⼀肚⽪忠愤，借秋以发之，故以名篇也。

”“⼈断处偏不肯断，⼈连处⼜偏不肯连，此⽼⼀⽣倔强，所以成得⼀个诗⼈，然⾮看得定、持得牢，将何者与⼈倔强也！”“忠愤”“倔强”是杜甫的真性情，抒写真性情的诗最是好诗。

总之，清初诗坛对明诗学进⾏了全⾯反思，在反思中新的诗学思想逐步形成直⾄最终确⽴，唐诗选本通过选诗、序跋和笺评，参与其中并成为有⼒阵地。

（作者：韩宁，系⾸都师范⼤学中国诗歌研究中⼼研究员）
《搜⽟⼩集》简述
作者：于春媚
《搜⽟⼩集》⼀卷，唐佚名撰，是较著名的唐诗选本。

明中叶最早的“唐⼈选唐诗”丛书——佚名编《唐⼈选唐诗六种》中即收⼊此集。

该集选唐37家诗⼈，62⾸，据版本不同，诗⼈和诗歌数量略有不同。

⼊选诗⼈多为初唐⾼宗、武后时代⼈，⾃崔湜⾄崔融。

有研究者推测，此书编者去此时代亦不远，⼤致在开元中后期到天宝前期。

（见伊藤博⽂《论〈搜⽟⼩集〉》）
《搜⽟⼩集》最早见载于南宋陈振孙的《直斋书录解题》，记为⼀卷本。

⽽《新唐书·艺⽂志》则记载：“《搜⽟集》⼗卷。

”此后，《通志⼆⼗略·艺⽂略》《国史经籍志》及《崇⽂书⽬》均记载《搜⽟集》为⼗卷。

《宋史·艺⽂志》《唐⾳癸签》虽记《搜⽟集》，但却记为⼀卷，作者与诗歌数量亦与《直斋书录解题》所记⼀致。

因《搜⽟集》早已亡佚，缺乏实证材料，《搜⽟集》和《搜⽟⼩集》的关系⽬前仍⽆法定论。

《搜⽟⼩集》究竟是《搜⽟集》的残本，还
是“存其精华”的整理节选本，关系到《搜⽟⼩集》选诗标准的问题，⽬前看，亦没有定论。

现存《搜⽟⼩集》的版本主要有：⼀、明汲古阁本《搜⽟⼩集》（《唐⼈选唐诗》⼋种本）⾸次刊刻于崇祯元年（1628），卷⾸有姓⽒总⽬，卷末有⽑晋修订《搜⽟⼩集》时作的⼀篇跋⽂，双⾯版，半页⼋⾏，每⾏⼗九字，⼩字双⾏同。

版⼼⽩⼝，⽆鱼尾，左右各双边。

因⽑晋校订，与其他版本相⽐见优。

现藏于国家图书馆。

⼆、明嘉靖刻《唐⼈选唐诗》六种本。

半页九⾏，每⾏⼗五字，此明刊本实际诗歌数量与⽬录记载存在较⼤差异，⽽且诗歌归属也有⼀定问题。

此刊本藏于国家图书馆，有郑振铎跋。

刊于⽂政七年（1824）的⽇本“官板本”与此明刻本基本⼀致。

三、冯巳苍⼿校明刻本，与《中兴间⽓集》《箧中集》合为⼀册。

现亦藏于国家图书馆。

该版本与汲古阁本在⽂字上只有极少差异。

版式亦相近，半页⼗⾏，每⾏⼗⼋字，卷⾸有“周暹”“上党”“星桥”印，朱笔点校，卷末有朱笔“崇祯三年⼋⽉⼗九⽇⽤柳佥本对过”字样，并钤有“校读”“冯巳苍⼿校本”“冯舒之印”章。

此外，尚有明杨巍辑隆庆三年杨彩刻《六家诗选》本（上海图书馆和天津图书馆藏）、清康熙三⼗⼆年黄虞学稼草堂刻《唐⼈选唐诗》⼋种本、《四库全书》本（据⽑晋刊本著录）等。

可见，⽬前存世的《搜⽟⼩集》，即是《直斋书录解题》所见之⼀卷本。

因为此集不著撰者，选诗标准不明，⼜编排顺序混乱，既不以诗体，⼜不以作家先后，有⼈认为编者读诗时把当时公认的佳制名篇随⼿记了下来，名为“搜⽟”，实际上并未尽搜括寻觅之⼒。

故历代评论者对《搜⽟⼩集》选诗⽔准的评价不⾼。

⽑晋《唐⼈选唐诗⼋种》、《四库全书总⽬提要》及清代王⼠禛《唐⼈万⾸绝句选》的“凡例”均把《搜⽟⼩集》置于卷末或接近卷末的位置。

永瑢《四库全书总⽬提要》谓《搜⽟⼩集》“既不以⼈叙……徒以源出唐⼈，聊存旧本云尔”。

何焯对《搜⽟⼩集》评价云：“此书乃集唐初⼈诗之不佳者，既鲜⽓质，复乏调态。

述作之⼿，固将喂⿅。

场屋之⼠，亦宜覆钵也……此集⽆疑为伪托。

”（傅增湘《藏园群书题记》）傅增湘对何焯的观点亦表赞同。

但按现在研究者的视⾓来看，《搜⽟⼩集》收录的三⼗七⼈中有⼆⼗⼀位为初唐⼈，已经包括了初唐诗坛的代表性⼈物如“⽂章四友”“初唐四杰”“沈宋”等；选录的诗作亦不乏初唐诗坛的优秀诗作，⼀些诗歌亦赖此集得以存世。

且⾃南宋⾸次见诸书⽬以来，该集的版本内容基本保持了当时的原貌，⽆太⼤变化，⼗分难能可贵。

因此，《搜⽟⼩集》不失为⼀部宝贵的唐诗选集。

（作者：于春媚，系国家图书馆出版社副编审）
殷璠《丹阳集》为何“⽌录吴⼈”
作者：任⽂京
殷璠于开元末编选《丹阳集》，⾼仲武在《中兴间⽓集序》中称其“⽌录吴⼈”。

古代书⽬记载殷璠及《丹阳集》极简略，今⼈陈尚君先⽣《殷璠〈丹阳集〉辑考》⽹罗宏备，考证细密，然仍未解“⽌录吴⼈”之谜。

殷璠为何只选录润州五县诗⼈之诗，仍有结合当时社会⽂化背景探讨之必要。

殷璠《丹阳集》⼀卷，《新唐书·艺⽂志》《通志·艺⽂略》《崇⽂书⽬》《遂初堂书⽬》均有著录。

《新唐书·艺⽂志》四：“殷璠《丹阳集》⼀卷。

”⼜别集类“包融诗”下注⽈：“（包融）润州延陵⼈，历⼤理司直……融与储光羲皆延陵⼈。

曲阿有余杭尉丁仙芝、缑⽒主簿蔡隐丘、监察御史蔡希周、渭南尉蔡希寂、处⼠张彦雄、张潮、校书郎张晕、吏部常选周瑀、长洲尉谈戭，句容有忠王府仓曹参军殷遥、硖⽯主簿樊光、横阳主簿沈如筠。

江宁有右拾遗孙处⽞、处⼠徐延寿，丹徒有江都主簿马挺、武进尉申堂构，⼗⼋⼈皆有诗名。

殷璠汇次其诗，为《丹阳
集》者。

”⾼仲武訾议《丹阳集》狭于收选，并历诋“《英华》失于浮游，《⽟台》陷于淫靡，《珠英》但纪朝⼠”。

《英华》即僧慧静所编《续古今诗苑英华》。

《⼤唐新语》卷九称慧静“有藻识”，慧静⾃⾔汇编此书“作之⾮难，鉴之为贵。

吾所收拣，亦《诗》三百篇之次矣”。

可知慧静有编选宗旨。

《⽟台》即李康成编《⽟台后集》，是集专收梁陈⾄唐⼥性题材诗歌，以闺怨和爱情题材为主。

从诗歌反映社会诸⽅⾯⽣活和读者分层⾓度看，称之“淫靡”似有过之。

可见⾼⽒对⼆书之评并⾮定论。

唯“《珠英》但纪朝⼠，《丹阳》⽌录吴⼈”之说属实。

殷璠之前的断代唐诗选本，所收多限范围。

孙翌《正声集》为后⼈推重，但宋后亡佚，不得窥见全貌。

其他如⾼正⾂编《⾼⽒三宴诗集》，仅收三次宴饮之诗，与宴者多为⾼官达⼈。

《翰林学⼠集》所收，皆太宗与上官仪、长孙⽆忌等君⾂宴饮唱和之作，歌颂盛世祥瑞和帝王功德，且均标诗⼈官职，如⾸篇标许敬宗为“银青光禄⼤夫中书侍郎⾏太⼦右庶⼦弘⽂馆学⼠⾼阳县开国男⾂许敬宗”。

虽是诗选，实为借此⽴⾔垂世之举。

崔融编《珠英集》，“集武后时修《三教珠英》学⼠李峤、张说等诗”（《新唐书·艺⽂志》）。

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卷⼆⼗：“右唐武后朝诏武三思等修《三教珠英》⼀千三百卷，预修书者凡四⼗七⼈，崔融编集其所赋诗，各题爵⾥，以官班为次。

融为之序。

”⼊选者皆为朝⼠。

《搜⽟⼩集》未标官班，但选诗标准模糊，难窥编选意图。

所收三⼗四⼈，除五⼈籍贯不详，江左诗⼈只有常州许景先和江宁余延寿。

下层诗⼈难以进⼊庙堂⾼官所编选本，尤其江左诗⼈不被编选者青睐，反映了当时编选唐诗选本⼀种不正常的现象。

隋唐承南北朝重门阀传统，崇尚世族门第。

唐朝是官僚社会，新权贵⼜借重修《⽒族志》以抬⾼⾃⼰姓⽒地位⽽成新门阀，门阀优越和官位荣耀集于⼀⾝，以及由此带来的地域歧视观念，都对编选唐诗产⽣了影响。

唐柳芳作《姓系论》，列举中世五⼤门阀系统：“过江则为侨姓，王、谢、袁、萧为⼤；东南则为吴姓，朱、张、顾、陆为⼤；⼭东则为郡姓，王、崔、卢、李、郑为⼤；关中亦号郡姓，韦、裴、柳、薛、杨、杜⾸之；代北则为虏姓，元、长孙、宇⽂、于、陆、源、窦⾸之。

”（《全唐⽂》卷三七⼆）这种情形⼀直延⾄唐朝。

崔湜门第⾼贵，⼜居相位，⾃⽐王导、谢安之家，称“吾之⼀门及出⾝历官，未尝不为第⼀”（《旧唐书》卷七⼗四《崔湜传》）。

陇西李⽒亦为望族，李揆⾃诩“门户第⼀，⽂学第⼀，官职第⼀”（韦绚《刘宾客嘉话录》），肃宗羡爱赏叹，称其“卿门地、⼈物、⽂学皆当世第⼀”（《新唐书·李揆列传》），时称三绝。

这种社会现象，⾃然会对寒门⼠⼦造成压抑。

王泠然《论荐书》云：“仆窃谓今之得举者，不以亲，则以势；不以贿，则以交；未必能鸣⿎四科，⽽裹粮三道。

其不得举者，⽆媒⽆党，有⾏有才，处卑位之间，仄陋之下，吞声饮⽓，何⾜算哉！”（《全唐⽂》卷⼆九四）所论是指科考，其实编选唐诗也是如此。

殷璠《河岳英灵集叙》称：“⼤同⾄于天宝，把笔者近千⼈，除势要及贿赂者，中间灼然可尚者，五分⽆⼆，岂得逢诗纂集，往往盈帙。

”对权贵和贿赂涉⼊诗歌编选极为不满。

崇冠冕、尚门阀之外，还有⾃上⽽下的地域歧视。

《旧唐书》卷七⼗⼋《张⾏成传》载：“太宗尝⾔及⼭东、关中⼈，意有同异。

⾏成正侍宴，跪⽽奏⽈：‘⾂闻天⼦以四海为家，不当以东西为限；若如是，则⽰⼈以益陋。

’太宗善其⾔。

”即如张九龄在朝为相，⾯对⽞宗讥讽“卿有何阀阅”，亦⾃卑“⾂岭海孤贱，不如仙客⽣于中华”（《资治通鉴》卷⼆百⼀⼗四）。

王定保《唐摭⾔》卷⼗⼆载：“卢肇初举，先达或问所来，肇⽈：‘某袁民也。

’或⽈：‘袁州出举⼈耶？’肇⽈：‘袁州出举⼈，亦由沅江出龟甲，九肋者盖稀矣。

’”袁州在唐时属江南西道，治宜春，并不偏远，先达讥讽卢肇，轻蔑袁州，明显带有地域歧视⾊彩。

润州唐时属江南东道，虽偏近海隅，却有丰厚⼈⽂底蕴。

杜佑《通典》卷⼀百⼋⼗⼆“古扬州
下”，“今置郡府⼆⼗七”，含润州、袁州。

《通典》称扬州“永嘉之后，帝室东迁，⾐冠避难，多所萃⽌，艺⽂儒术，斯之为盛。

今虽闾阎贱品，处⼒役之际，吟咏不辍，盖因颜、谢、徐、庾之风扇焉”。

《姓系论》称“江左之⼈⽂，故尚⼈物，其智可与也”。

祝穆《⽅舆胜览》卷三“镇江府（丹徒丹阳⾦坛）”“风俗”亦称此地有“六代之风流”，并引徐镕《⽢露寺记》：“⼈物综萃于斯。

”才调秀出却⾝处下僚，是当时普遍现象，江左⽂⼈感受更深。

殷璠《丹阳集》所录⼗⼋⼈，除包融、储光羲未列官职，其余⼗六⼈，张彦雄、涨潮、余延寿为处⼠，其余虽仕⽽官职卑微，诸如参军、尉、主簿、校书郎等，皆为⼋品九品。

殷璠列诗⼈官职，看似依当时选本惯例⽽未能免俗，实际寓意深焉。

润州诗⼈，虽⼈微官卑，诗歌却不同凡响。

如沈如筠“早岁驰声，⽩⾸⼀尉”，丁仙芝诗“婉丽清新，迥出凡俗”，张彦雄虽为处⼠，其诗“‘云壑凝寒阴，岩泉激幽响’，亦⾮凡俗之所能⾄也”。

殷遥“苦家贫，死不能葬”，却“⼯诗，词彩不群，⽽多警句，杜甫尝称许之”（《唐才⼦传》卷三）。

他们⽤创作展⽰了润州的⽂学风貌。

殷璠《丹阳集序》云：“建安末，⽓⾻弥⾼，太康中体调尤峻，元嘉筋⾻仍在，永明规矩已失，梁、陈、周、隋，厥道全丧。

盖时运推变，俗异风⾰，信乎⼈⽂化成天下。

”殷璠为何如此⾃信，因为他从润州诗⼈开元时期的创作中看到了诗歌展露的新⽓象。

他⽤敏锐的眼光捕捉、审视并加以品藻。

如评蔡隐
丘“殊多⾻⽓”，张潮诗“委曲怨切，颇多悲凉”，“风⾻”重现；张晕诗“务在规矩”，蔡希周诗“殊得风规”，已失的“规矩”⼜得以恢复发扬。

殷璠在《河岳英灵集》品藻中屡次强调的“奇”，《丹阳集》已有鲜明体现。

如蔡隐丘诗“往往惊奇”，包融诗“情幽语奇”，周瑀诗“务为奇巧”。

这是“时运推变，俗异风⾰”的反映，也是“⼈⽂化成”⼒量的体现。

殷璠通过《丹阳集》透出的⽓息预⽰了诗歌发展⾼潮的到来。

天宝末殷璠编《河岳英灵集》，眼界从润州转向整个诗坛，开元末的⾃信得到充分验证：“开元⼗五年后，声律风⾻始备矣。

实由主上恶华好朴，去伪从真，使海内词场，翕然尊古，南风周雅，称阐今⽇。

”从《丹阳集》到《河岳英灵集》，所收诗⼈出现重⼤变
化，前者只有储光羲重新⼊选，但《丹阳集》中许多诗学观点却在《河岳英灵集》中得到延续。

如前者评储光羲“纵逸”，后者评李⽩“纵逸”；前者评丁仙芝“婉丽”、余延寿“婉娈”，后者评崔国辅“婉娈”；前者评包融“情幽”，后者评刘昚虚“情幽”；前者评谈戭“古雅”、殷遥“闲雅”，后者评王维“调雅”；前有张晕、蔡希周的“规矩”“风规”，后有李嶷的“鲜净有规矩”等等，都是⼀脉相承。

陈尚君称“《河》是《丹》的继续和发展”，确为⾄⾔。

殷璠编《丹阳集》虽“⽌录吴⼈”，却⾮眼界狭隘封闭。

他⾯对的是权贵选本和贿赂涉⼊，或虽⾮权贵贿赂，却⽆编选宗旨意图。

殷璠固然有为润州诗⼈鸣不平、光⼤张扬润州之意，但深层意义则在于他感受到了诗坛吹拂的新风，⼈⽂化成天下终将取代选本编选的权贵贿赂涉⼊或随⼼所欲。

窥⼀斑见全豹，尝⼀脔知全镬。

殷璠举丹阳⼀隅⽽展河岳全貌，昭⽰诗歌新⽓象，其价值与意义远⾮《⾼⽒三宴诗集》《翰林学⼠集》《珠英集》可⽐。

若说狭于收选，这⼏种才是名副其实。

《丹阳集》之后，仍有选家按地域编辑选本。

胡震亨《唐⾳癸签》卷三⼗列“⼀⽅⼈⼠诗”，《丹阳集》之外，尚有《池阳境内诗》⼀卷、《江夏古今录》⼀卷、《宜阳集》六卷、《泉⼭秀句集》三⼗卷。

不过，这些选本只是汇编⼀地之诗⽽已，⽆宗旨意图，以致后世湮没⽆闻，与《丹阳集》不可同⽇⽽语。

（作者：任⽂京，系河北⼤学新闻传播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