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成功“开万古得未曾有之奇”，郑氏小王朝为何三世而亡？

郑成功“开万古得未曾有之奇”，郑氏小王朝为何三世而亡？
曾经，郑成功以无比的志气，推广教育，建立制度，锐意建设台湾，以海岛抗中原，但刚愎自用的领导性格、部属的谋权夺利、派系纷争和脱离现实的企图心，使得他的理想成空。

“开万古得未曾有之奇，洪荒留此山川，作遗民世界；极一生无可如何之遇，缺憾还诸天地，是创格完人。

”
这是沈葆桢挽郑成功的悲壮对联。

后世史家评价郑成功，多半认为“收复台湾”是他一生最大的功业。

郑氏入台，使台湾开始变成一个汉人社会。

德国学者魏斯便说：“对于台湾，中国血统和文化的进入是一件划时代的事件。

”
郑军登陆北线尾时，台湾有台湾少数民族十五万到二十万人，汉人则只有约五万人。

郑成功规定部下携带眷属，加上清廷实行“迁界”之后，许多沿海居民不愿内迁，反而渡海来台，于是短短几年内台湾汉人忽然增加了六万人。

郑成功死后才两年，金门、厦门便失守，郑氏基业整个转移到台湾来，在这片“洪荒之地”建立郡县制度，推广儒家教育，来台的汉人逐渐增多。

郑成功本是儒生，是明朝体制的维护者。

他的继任者郑经也深知儒家教育和科举考试的重要。

他接受辅政的陈永华建议，在宁南坊（今台南市南门路）兴建孔庙，又仿照明代制度，三年考试一次。

台湾处于草创时期，需要的人才多，读书人出路好，因此文风鼎盛。

台湾少数民族部落原本有荷兰人教读圣经的学校，郑经把所有教堂全部拆掉，改聘汉人教四书五经、中文写作。

一直到清军攻占台湾，来台湾视察的清朝官员还看到台湾学生勤读诗书，连台湾少数民族儿童也书声琅琅。

反清复明的历史使命
明郑时期的台湾，是反对清朝的汉族读书人寄托希望的地方。

从1661年郑成功入台到1683年郑克塽降清，这二十二年里，台湾实际上是一个独立的小王国（英国人便称郑经为“台湾国王”）。

这个小王国以反清复明为历史使命，又因为清朝的军事威胁从未消除，
行政常常以国防为首要考虑。

在对日本的贸易中，也是以台湾出产的糖和兽皮，来交换日本的铜，以制造枪炮。

这些都消耗了贸易所得的利润，增加了财政的负担。

最不利的变化是，郑氏赖以起家的贸易，开始面临极大的危机。

当郑氏立足大陆时，不管实际占领的土地多小，都可以以转口商的姿态，做大陆与外国的中介，而且是独门生意，坐拥暴利。

清廷实行“迁界”，坚壁清野，经济封锁之后，货物来源大成问题；等到郑经继位，金门、厦门失守，更是连一个贸易据点都没有了。

郑经虽派人“交通清人边将”，继续在厦门进行走私贸易，数量毕竟有限。

台湾本身能作为商品的物产大减。

郑氏据台，为的是“反清复明”，经济发展以足食足兵为最优先考虑；而人口剧增之后，粮食的需求也直线上升。

从郑成功围困热兰遮城时期开始，便实行军队屯田制度，这一大批军人种的都是稻子。

作为对外贸易主力产品的糖业不受鼓励，到郑经执政时，糖产量已下降为荷兰时代的五分之一；原本数以百万计的野鹿已因滥猎和生存空间缩小而数量大减，前来贸易的英国人发现这里已没什么生意可做。

商品经济的台湾，现在顿失竞争力。

往来东西两洋的庞大商船队伍，在金门、厦门撤退时损失了一半以上，到台湾以后，郑经也没有积极整修，很多船只都朽烂了。

郑氏的海上势力已经大大减弱。

1674年郑经大举出兵大陆，对他而言可能是致命的决定。

原本以为此举可以解决经济问题，结果却让问题恶化到不可挽救的地步。

那年，汉人军阀耿精忠（驻福建）和吴三桂（驻云南）邀郑经重返大陆，参与“三藩之乱”，联手合击清军。

郑经以为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

耿、吴二人原本想利用台湾海军，由海路直取江南，甚至天津。

但闽粤是郑氏旧地，而台湾的海军，也早已不复当年盛况，郑经于是从厦门入手进攻。

他一占据厦门，立刻招来各国前来贸易，一时间商船云集，重现国际商场的盛况。

初期的军事行动也很顺利，依靠父亲留存的声望和汉人的民族情感，郑经在短时间内接连攻下漳、泉、潮等七府，这就与耿精忠和驻广东的另一藩王尚可喜的势力范围大起冲突。

同时，超出想象的庞大军费和战争所需的后继补给，也远非台湾所能支应，就连闽粤两省，也“民力已竭”。

努力抽税的结果是他更失民心。

六年之后郑氏部队败归台湾，几乎是全军覆没，财政也濒于破产。

清廷又加强对台经济封锁，郑经没有别的办法可想，只有向台湾的百姓索税。

诸种税目早已出尽，这时又有人想到乡村茅屋还没征税，便打算从屋檐算起，每平方丈征银五分。

乡民们听说后，竟纷纷把茅舍拆掉。

郑氏败亡的原因
台湾郑氏的败亡，仔细分析主要是内部因素，而不是外来压力。

郑成功时，“王即是法律”，治国与治军靠的是伦理道德与领袖魅力，继承者没有他的威望，便难以统治。

郑成功继承的是他父亲的海盗军，龙蛇混杂，不易统率。

因此他采用严刑峻法，有人批评他“诛杀细过”。

例如他早年的得力部将施琅，便因犯错逃走而全家被杀，施琅自此深恨郑成功，后投降清朝，不灭郑氏誓不罢休。

又如郑经据守厦门时婚外生子，正在台湾开疆拓土的郑成功得知后大怒，派人去杀郑经，还要杀自己的结发妻子董氏，惩罚她“治家不严”（“我欲成大事，乃不能治家，遑问天下！”）。

厦门部将接到命令后不敢执行，认为郑成功一定是病糊涂了。

这造成了郑氏内部的分裂。

郑成功当然是一位强有力的领袖。

台湾被日本占据初期，记者出身的美国驻台领事礼密臣也说：“国姓爷大约是东方近代史上最杰出的人物。

”
但是在他的刚正、无私、决断、坚定的性格背后，正如法国人于雅乐形容，他“骄傲而会记恨，专横而有时残酷”。

后人不能期望郑成功有现代民主法治观念，但是强人离世后，原本被他压制的各种势力纷纷起而争锋。

由于厦门诸将抗拒郑成功格杀之命而得以侥幸不死的郑经，在父亲逝世后与叔父郑袭争立，激化了内部派系之争，到后来竟然导致将领之间互相猜疑、攻讦。

郑经嗣位后，还扣押有意拥戴郑袭的户官（财政大臣）郑泰，结果郑泰自杀，其家族、部属全部降清。

这件事牵连极大，因为郑泰一家掌管五商，他们投降之后，五商的组织便被破坏了。

又因为内争暴露出争权夺利的本质，这一支队伍不再是“正义之师”，于是人心涣散，金门、厦门不到几个月便失守。

三年之内，降清的文武官员近四千人，正规军四万多人，船舰九百多艘，差不多是郑方四分之一的力量。

新任领导人郑经既不能以德服人，又不能以法治众，他的亲信部属纷纷各倚权势，横行肆虐。

郑经原本就贪玩，三藩之乱失败后，百姓已经民不聊生，他还要在洲仔尾大兴土木，金屋藏娇，显然对前途表示绝望。

于是郑军兴起又一波降清热潮，投降官兵总数在十万以上。

郑经败归台湾的第二年便死了，台湾再度因继承人问题而分裂。

长子郑克臧理应继位，但因他的个性方刚果决，“有乃祖遗风”，权臣与诸公子怕他掌权后对自己已有的特权不利，竟然将他谋害，拥立才十二岁的郑经次子郑克塽继位。

政治斗争，说明郑氏政权理想的光环已经荡然无存，剩下的，只是一个传统中国社会的具体缩影。

此岸与彼岸，这时候看起来只有发型的差别。

经济、政治皆不利，民众怨声载道、人心浮动。

清政府见时机成熟，便答应郑成功的叛将施琅领兵出征。

施琅在澎湖打败郑方主将刘国轩，还没准备继续东进台湾，年幼的郑克塽已经慌张害怕，自动送上降书了。

台湾人心惶惶，郑氏不战而降，其顺利程度出乎施琅意料。

郑军非不能战。

国姓爷的军队训练有素是国际知名的。

当他率师由海路北伐江南之时，意大利籍的利畸神父亲眼看见，他说：“在这帝国的海面上，我从未见过、以后也再没有见过比国姓爷的舰队更强有力的了……只要对这支船队看上一眼，就足以产生敬畏之感。

”
郑军的装备也很精良。

在鹿耳门的登陆战中，来台湾旅行的瑞士人赫尔·保特叙述：“敌人（郑军）的船很多，也有精良的大炮，他们用大炮和火箭猛轰我们，要烧掉我们的船。

”又说：“中国人（郑军）从头到膝穿着铠甲，头上戴着钢盔，只露出眼睛。

”
郑军的士气原是很高昂的。

撰写《台湾岛史》的德国人路德维希·利斯形容他们是“狂勇的步兵”，作战时“躲在一块小盾牌后面，不顾一切，像疯狗似的挥剑向敌人冲过去，好像他们每个人都还有一条性命留在家里的箱子里似的！”
郑氏降清后，台湾郑家军部分调往东北，军纪严明，战斗力极强，在整个大清帝国恐怕是首屈一指的。

因为在第二年（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的中俄冲突中，是郑家军奉命参战，在雅克萨打败当时的陆上强国俄罗斯帝国，清廷才得以与俄国签订《尼布楚条约》，这个条约也是清朝对外签订的唯一一个平等条约。

追根究底，郑氏之败，非战之罪，而是政治不修、经济破产的结果。

此外，还有一项与军事有关的不利因素，那就是情报网的此消彼长。

郑氏的五商，自从郑泰家族投降而遭到破坏之后，一直未能重建。

另一方面，康熙皇帝从三藩之乱起，设置专门传递情报，尤其是军事情报的“笔帖式”（本意为文书官，康熙用作情报官）系统，从北京算起，每四百里（大约台北到台中那么远）安排一名笔帖式侦察、报告，全由满人担任，每天合计传送三四百通军报入宫。

康熙因此可以直接指挥战局，并且随时修正战略。

平三藩、攻台湾，皆是如此。

这种“运筹于深宫之中，决胜于万里之外”的决策方法，相当有赖领导人的英明睿智，而康熙恰是这样的领袖。

远从法国来的传教士白晋形容他“思维敏捷”，又说他“感觉灵敏，判断正确”。

在决定对台湾用兵之前，他好几次召见熟悉福建、台湾情势的大臣和将领，当面询问，可见也不全然倚赖笔帖式的报告。

1683年的康熙皇帝刚刚满三十岁，正是精力旺盛、思虑纯熟的年纪，十来岁的郑克塽完全不是对手。

台湾四面环海，在进取者的眼中是四通八达；在退缩者看来则是与世隔绝。

而台湾郑氏基业传至郑克塽，已经丧失自信，不相信真能以海天一隅，抗衡中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