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哲学中“君子三畏”的敬畏思想

孔子哲学中“君子三畏”的敬畏思想
王博
【摘要】孔子的敬畏思想集中体现在其“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的“君子三畏”思想之中。

孔子在前人敬畏思想总结的前提下重构而成，深刻地唤醒了人们内心对于“天命”神圣性的体悟，对于“诚”的理解和深化，以及对敬畏思想的内化。

【期刊名称】安顺学院学报
【年(卷),期】2015(000)004
【总页数】2
【关键词】孔子；敬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
哲学·社会学·政治学
一、孔子敬畏思想的核心理念
孔子敬畏思想是在对前人敬畏思想重构的基础上产生的，符合当时社会及人心敬畏呈现的时代需求。

从理论改造和观念创新的角度来看，孔子创造性地以“诚”来容纳与统合敬畏，论证了敬畏的形而上根基，并且以具体的实践性较强的敬畏内容来反射和体现“诚”的精神。

孔子在总结之前的理论脉络之时，意识到在原始初民的宗教祭祀活动中已经产生的“诚”的观念，只是反映为人神到人德关系的发展。

原始初民由于畏惧自然神灵，表现为最初的对神灵的“诚”；殷商时期由于“帝”的观念的介入，对神灵敬畏的“诚”还加入了绝对的信任；商末周初，周人配天以德，在天与人关系之间引入“德”，由此来凸显“诚”。

孔子意识到了“诚”的重要性，不仅将“诚”纳入其思想的核心，更以“诚”来发挥其敬畏思想。

孔子所处的
时期，是神人力量互动的时期；社会的动荡和不堪使他看到人的主体意识；自我观念从神对人的束缚中逐渐抽离出来，因此孔子尤为看重人事，不言“怪、力、乱、神”［1］。

孔子虽然不言神，但并非不言天；在其思想体系中，天是人道德的根源，更是一种价值存在。

同时，孔子建构了以“仁”为核心的道德体系，强调“克己复礼”［2］的道德规范和“为仁由己”［3］的道德自觉。

此构成“诚”的理论基础。

在《中庸》中发展“诚”，所谓“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表明了由天及人，由人达天的模式；使得畏天命成为敬畏思想的核心。

《中庸》以“诚”达“仁”，是仁的最高表现，来源于天，是“天之道”，宋儒朱熹解释为“不贰，所以诚也。

诚故不息，而生物之多，有莫知其所以然者”［4］。

“诚”是“天之道”显现，一种自然属性的伦理展示，赋予人是人之性，然而只有“圣人”可以怀“诚”以致“中道”，常人只能通过修养功夫以致“诚”。

这便是《中庸》所讲的“诚者，天之道；诚之者，人之道也。

”［5］
孔子提出了“自诚明”和“自明诚”。

他认为圣人与天道相合，故自诚明；常人受私欲影响，虽有诚之本性，但不自知，只有在不断明晓真理的过程中，使自己实现“诚”。

综上所言，孔子“诚”的发挥带动了其敬畏思想的发展和呈现，而敬畏思想的重构和发展，使“诚”的内涵更加饱满，进而使“诚”对于人心的统摄能够直接作用于人心的敬畏，使之有敬畏思想，方能在现世社会达到所追求的境界，可以参天化育。

二、孔子敬畏思想的主要内容
1、畏天命
孔子讲君子畏天命，表现了对于“天命”的敬畏，于此便有疑问：何为“天
命”？首先必须要界定何为“天”。

在《论语》以及其他先秦的儒家作品中，找不到任何关于“天”是人格神，或者是类似于西方宗教中讲到的“上帝”或是一种超自然的主宰的论述。

因此，“天命”并不是上帝或者其他人格神的意志。

同时，孔子也肯定地回答了“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6］。

“天”并不在自然和生命体之外，“天”是自然，是世间万物，是生生不息、繁衍运行的宇宙本体和生命本体。

如此，“天”是造物主，“天命”是神的意志的说法便行不通；因此，“天命”的“命”是“天”的外在体现，客观形态和自然规律的观点便明晰起来。

《中庸》有言：“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7］。

”将“天命”“性”“道”“教”连成一个统一的整体，“天命”即“性”，无论是人之“性”还是物之“性”都是自然的，是天赋的，虽然人之“性”与物之“性”有区别，但统一体现为“天命”之“性”，并不是神的意志体现。

“天命”的最终目的是要达到社会的实践，体现在“教”；而“教”的原因在于只有通过“修道”的“教”才能充分把握对于“天命”和“性”的理解，即对于自然的理解而敬畏；加之《中庸》中所讲“天诚”，是天道的表现，故而在人对天的理解和对待中更需要因诚而体现出的敬畏思想。

《论语》有言：“王孙贾问曰：‘与其媚于奥，宁媚于灶，何为也？’子曰：‘不然，获罪于天，无所祷也”。

’［8］“子不语：怪、力、乱、神”［9］。

这里的“天”同样指自然规律，违背自然规律的行为，祈祷也是无用的。

孔子不相信、不言论任何神秘、怪诞的东西，却同时又在讲唯天为大，这里将“大”理解为“天”的神圣性，任何与之相关和相背的东西都不能让人心生敬畏。

因此，我们便可以深刻理解“畏天命”所传达出来的思想是人因诚对天地、万物、自然及其规律而生的敬畏之情。

2、畏大人
孔子讲到畏大人，如果说“畏天命”是孔子从一种超越程度“天”来重构敬畏的话，那么“畏大人”就是孔子为其敬畏思想在人间的社会生活方面找到的中介，是带有中介性质的“天命”承载者。

“大人”在此指身居高位的统治者，是人间社会政治秩序的统治者、制定者和维护者，是拥有政治权力和政治权威的统治者。

之所以将“大人”理解为统治者，这和孔子所处的时代背景和当时的社会现状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诸侯崛起征伐、战争促使权力更迭、士卿大夫弑君夺权等有悖于礼的行为现象不断挑战着天子的权威和气势，对于天子的敬畏已然不复存在；再加之社会灾祸不断，普通民众看不到承接天命的天子以及那些位居高层的统治者的作为，对这些层阶的敬畏也在逐渐被日益加深的灾祸所消解。

面对这样的社会现实，孔子在承接了这一拯救社会敬畏思想的重任以及构建了天命敬畏的基础之下，将“大人”也纳入了敬畏的范畴。

为何要敬畏大人？大人作为政治领袖，担负的责任是治理国家，又因为其位高权重，稍有偏颇，就会因为政治的失利而将政治所产生的祸患加诸于百姓。

再者，大人之所以可以成为领袖式的人物，和其对于“天诚”和“人诚”的把握有所关联，大人因诚而承天命，治理国家，最终的效果便是能对百姓诚，只有这样才是天命的合理体现。

孔子讲畏大人，是希望借此来敦促这些政治精英和领袖们可以尽职尽责。

之所以这样讲，是因为对于这些政治上的“大人”来说，其在职务上的尊严如果得不到敬畏，那么其能力转化为现实财富的时候便会大打折扣。

即是说，对于这些“大人”们，要有基本的尊重，只有当他们得到尊重的时候，他们才会尊重自己和自己所处的位置以及这位置所赋予他们的职责。

其次，“大人”作
为国家这一整体中的重要元素，敬畏他们可以使其进行自我约束，进而将其能力转化为民众的利益。

这是畏大人的表现，即为以一种政治权威的内在神圣性，将政治权威通过敬畏的形式来呈现，以达到规范社会秩序的作用，可以说是实现政治昌平的良好选择。

3、畏圣人之言
大人作为敬畏思想的中介，圣人之言便是最终的落脚点；大人作为统治者，是政治的分化，圣人则是道德的分化存在，是道德的至上者、完美者；大人的威严在于政治权威，圣人的威严就在于完善的道德属性。

正如之前所讲，孔子所推崇的尧、舜、禹、汤、文王、周公等人，都是品德高尚且充满智慧，能够自诚明、成己成人的圣人。

圣人之言，则是指古代圣人的智慧结晶，因为圣人自身的道德和品性修养，更因为这些结晶指出了人生应行之道并且昭示了世间的吉凶祸福，使得圣人在面对很多事情的时候具有了普通民众所不具备的品质，成为完人，成为道德的代言人，也正因为这样，圣人才得以是“自诚明”的圣人。

而之所以论及畏圣人之言，是出于一种对经典权威的敬畏思想，是因为圣人身受天命，辅佐大人，并能够阐释经典文化的精微奥义；圣人通过阐释天命，将其言论留在经典之中；当世和后世之人通过观经典之言，生敬畏思想，就会按照圣人的言论去要求和完善自己，以此来达到对自己的道德教化和感悟圣人的德性。

孔子的敬畏思想同样也体现在其对于鬼神和生死的看法上。

然而，对于这二者的看法是基于“君子三畏”的核心思想，孔子在论述君子畏天命、畏大人和畏圣人之言期间，都已经穿插了对于鬼神和生死的看法，这些观点同样也是在承接前孔子时期敬畏思想的基础上创新诠释的。

总体看来，以“君子三畏”为核心的敬畏思想，是其它敬畏内容发展和成熟的基础，也是构成孔子敬畏思想的核心，这些敬畏内容互相补充，共同重建了孔子的敬畏思想。

参考文献：
［1］［2］［3］［6］［9］(清)程树德·论语集释［M］.程俊英，蒋见元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90：480、817、1227、178－181、480.
［4］［5］［7］(宋)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中庸章句［M］.北京：中华书局，2013：35、31、17.
(责任编辑：郑朝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