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西方马克思主义学术史研究的理论维度及其价值

【哲学研究】
论西方马克思主义学术史研究的理论
维度及其价值
［摘要］西方马克思主义学术史研究的理论维度包括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思考的范式、理论总问题以及运用理论总问题分析当今社会提出的理论问题，还包括我们研究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理念的变化及其与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关系。

因此，对西方马克思主义学术史理论维度的研究不仅能更好地揭示西方马克思主义对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影响和互动关系，明确和凸显我国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的目的，而且有利于我们把握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改革创新的轨迹与理论得失，是深化我国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和实现我国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价值的重要途径。

［关键词］西方马克思主义学术史研究；理论问题；理论逻辑；理论效应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17AKS017）
［作者简介］王雨辰，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中图分类号］B1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1-6198（2022）02-0015-07
王雨辰
西方马克思主义学术史理论维度包括理论问题、理论效应和我国学术界哲学理念的演变。

它不仅是西方马克思主义学术史研究的重要内容，也是推进我国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的重要途径。

一、西方马克思主义学术史研究理论维度的两个层次
我们要从理论本身和学者的研究两个层次来理解西方马克思主义学术史研究的理论维度的含义。

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身包括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思考的范式和理论总问题，运用理论总问题分析当今社会提出的理论问题以及与此相关的理论问题的发展史和理论效应；学者的研究则包括我们研究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理念的变化及其与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关系。

上述两个层次的问题是密切相关的。

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秉承何种哲学理念不仅决定了我们能否把握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问题和理论效应，而且也决定了西方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能否真正实现有机互动。

所谓“范式”是指科学共同体认同和遵循的世界观、价值观、研究原则与方法，库恩认为，范式不仅决定了科学共同体的信仰、价值取向和研究方法，而且也决定了理论体系的理论性质。

〔1〕“理
论总问题”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阿尔都塞提出的，他把理论总问题看作是支配理论家理论思考的思维框架和理论家的理论生产方式，强调要把握一个理论体系的理论性质，必须把握支配理论体系理论性质的理论总问题。

理论总问题不仅决定了理论家的理论视野，即理论家看得见和看不见的东西，而且也决定了理论家如何展开理论思考和理论生产。

〔2〕所谓理论的变革无非是不同理论总问题之间质的中断和转换，这就决定了只有挖掘出隐藏在理论家理论著作背后的理论总问题，才能真正把握一个理论体系的性质和思想家思想的实质。

库恩的“范式”理论和阿尔都塞的“理论总问题”研究方法给予我们一定的提示，那就是不能简单地将描述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观点和历史进程作为己任，因为它只是我们研究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基础，因而不能成为我们研究的目的和终点。

透过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具体理论观点，去把握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实质才是我们研究的终极追求。

根据以上认识，我们认为把握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理论思考的范式和理论逻辑，就是要把握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建构的理论体系，也就是他们如何对自己时代的问题作出的思考，以及他们由此提出的相应的理论问题及其理论效应。

这实际上是要求我们超出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简单的资料评价，把握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逻辑与实质，从而达到从根本上推进我国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的目的。

西方马克思主义学术史研究的理论维度还包括我国学界研究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理念的变化及其与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关系。

如何研究和评价西方马克思主义总是与我们所秉承的哲学理念密切相关。

从西方马克思主义系统传入中国学术界起，学术界所秉承的哲学理念经历了从“体系哲学”到“问题哲学”的演变，这种哲学理念的演变在哲学研究方法上具体体现为将“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研究范式作为唯一标准到“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研究范式、“问题式”研究范式和“实践唯物主义”研究范式多元并存的发展过程，不同的哲学理念和研究范式使我们对西方马克思主义形成了不同的认识和评价，并直接影响到我们如何处理西方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关系、如何看待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的目的和价值归宿等问题。

梳理学术界研究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理念的变化，不仅能更好地揭示西方马克思主义对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影响和互动关系，明确和凸显我国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的目的，而且也能使我们把握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改革创新的轨迹与理论得失。

西方马克思主义学术史研究的理论维度包含的上述内容，具有不可分割的逻辑关联。

至于超越以资料评介为核心的研究方法，则必须在结合理论家各自提出的总问题的基础上，展开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问题逻辑、理论实质及理论得失的把握和评价。

研究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理念的演变，本质上是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历程以及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不断深化的原因的反思，以此为参照，才能真正凸显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的目的和价值。

二、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问题、理论逻辑及理论效应
20世纪20年代初，在西方革命失败的背景下，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对于失败的原因不断进行反思和理论探索，由此产生了西方马克思主义。

在他们看来，西方革命失败的根本原因在于共产国际不顾西方与俄国的社会历史条件和文化传统的不同，强行要求西方采取俄国十月革命的模式。

卢卡奇和葛兰西等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者试图从东西方社会结构的差别入手，找寻革命失败的原因。

在他们看来，以俄国为代表的东方社会与拥有成熟的市民社会传统的西方社会不同。

俄国的政治统治主要依靠暴力机关对民众进行的武力征服，因此破除了暴力机关的统治意味着革命的成功；而西方的市民社会传统则意味着，在暴力统治之外意识形态机构也发挥着政治统治的职能，后者正是阶级意识焦虑和革命主体性缺失的重要因素，而这也决定了西方革命应当采取有别于俄国十月革命的“总体革命”模式。

上述争论最初只是党内理论家对具体革命策略的分歧，但却被引申为卢卡奇及其追随者和共产国际与第二国际结成的同盟所代表的两种“主义”之争。

对此，柯尔施在《马克思主义和哲学》一书中曾有细节描述：对西方社会主义革命战略与策略的争论和分歧，
引发了一场如何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质问题的争论，结果是出现了不同于苏俄的西方形态的马
克思主义哲学。

〔3〕西方马克思主义批评第二国际和共产国际秉承的是一种用近代理性主义的哲学立场解释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忽略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础与核心应该是实践和辩证法，因而忽略了马克思实现的哲学革命的实质和马克思的唯物主义哲学的特殊性。

其结果是不注重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意识形态功能，忽视了对无产阶级阶级意识的培育和阶级觉悟的提升，造成了无产阶级阶级意识的危机，这些是西方革命失败的重要原因。

基于以上认识，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强调不能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解为近代意义上的知识论哲学，而应当理解为以人类实践为基础、以探讨如何实现人的自由和解放为使命的现代实践哲学，并把理论的重点转向了对政治上层建筑特别是对文化问题的研究，形成了他们注重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批判性和现实性的学术传统。

可以说，对于西方社会主义革命道路和马克思主义哲学实质的分歧催生了西方马克思主义，其内部也存在着人本主义和科学主义两种叙事方式，而二者虽然在具体观点上存在争议，但仍保有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基础的理解的一致性。

具体说：第一，都反对立足于近代理性主义哲学立场解释马克思主义哲学。

卢卡奇把与近代理性主义方法存在根本区别的“总体性辩证法”看作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方法论基础；柯尔施与葛兰西则主要从哲学研究对象的转换来论述马克思主义哲学不是近代形态的知识论哲学，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把人类社会和进入到人类实践中的自然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是一种以实现人的自由和解放为目的和使命、以实践为基础的关于人与人、人与自然关系的学说；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则从清理唯物主义发展史与自然科学发展史的角度阐发马克思、恩格斯是在继承伊壁鸠鲁有机论的唯物主义哲学传统并总结近代自然科学成就的基础上，实现对近代哲学的超越而建立实践唯物主义哲学的；以法兰克福学派、萨特等为代表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在强调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批判性的基础上，主张按照《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的“异化”和“人道主义”思想，把马克思主义哲学解释为以人类实践为基础，反抗人的异化、探讨如何实
现人的自由和解放的学说；以阿尔都塞等为代表的科学主义流派则反复强调马克思是在实现与近代哲学断裂的基础上创立历史唯物主义科学的。

第二，他们都强调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经济决定论的理解不仅没有揭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特质，而且必然将马克思主义哲学拉回到马克思、恩格斯所超越了的旧式形而上学的立场，从而贬损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批判性维度。

如何在阐明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质的同时发挥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批判价值职能，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共同关注的问题。

第三，他们都把批判性和现实性看作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性，这使得他们不仅强调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主观向度，而且强调应当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揭示当代西方社会发展中出现的新问题及人的现实生存境遇及其对实现人的自由和发展的影响，形成了诸多理论创新。

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把他们所理解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运用于对西方革命道路和西方社会现实问题的研究，形成了他们的理论问题的逻辑发展。

具体说：第一，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大多将革命失败的根源归结为主体性缺失，他们据此注重阐发哲学的意识形态功能，并系统建构了文化意识形态理论，该路向以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阿尔都塞、分析学马克思主义和生态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为代表；法兰克福学派和萨特则将个体自由的丧失归结为资本的异化逻辑，并在认同马克思主义哲学批判性的基础上，立足于西方古典人道主义思想传统，对当代西方社会展开社会批判、文化批判和意识形态批判，并寄希望于以上述批判培养西方个人的自主意识和独立人格。

第二，西方马克思主义注重分析和揭示当代西方人的生存境遇，指出当代西方社会是一个生产力高度发展、社会财富增长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相背离的社会，西方工人阶级和西方个人处于被总体控制的异化生存状态，如何消除异化、实现人的自由和解放成为其理论关注的重要问题，并把卢卡奇提出的异化论题进一步发展成为“总体异化论”“消费异化论”“日常生活异化论”和“生态异化论”。

第三，科学技术进步在带来生产力提高和社会财富增长的同时，也带来人自身的异化以及人与人、人与自然关系的异化，西方马克思主义通
过技术理性批判来反思科学技术的社会效应问题。

法兰克福学派和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继承和发展了卢卡奇将异化的根源归结为技术理性盛行的思想，揭示了科学技术在当代西方社会行使着控制自然进而控制人的意识形态的职能，指出科学技术在当代西方社会必然会异化为资本追求利润的工具，并最终造成人与人、人与自然关系的异化。

这就意味着只有使人的感性和对自然的使用从技术理性的控制中摆脱出来，才能实现人和自然的解放。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引申了法兰克福学派的相关论述，以历史唯物主义为理论基础，进一步从科学技术运用与社会制度、科学技术运用与承载它的价值观两个维度考察了科学技术的社会效应，深化了西方马克思主义关于技术理性的批判。

从科学技术运用与社会制度的关联的维度看，由于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服从于资本追求利润的需要，而不是生产使用价值，因此科学技术不可能遵循以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发展为目的的生态理性原则，这是科学技术异化使用的必然性。

从科学技术运用与承载它的价值观的关联的维度看，科学技术的运用受物欲至上价值观和消费主义价值观的支配，因而科学技术运用不可能服从和服务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这一目的。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由此提出了实现制度变革、重建人与人的关系、用能够合理协调人与人以及人与自然关系的生态社会主义社会代替资本主义社会，并建立旨在使技术运用摆脱人的非理性欲望束缚的技术伦理，重建人与自然的关系，克服科学技术的异化运用。

第四，生态问题是危及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全球性问题，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正是在探讨生态危机的根源和解决途径的过程中，形成了系统的生态批判理论。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强调不能把生态危机的本质简单地归结为价值问题，应当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理论，将物质变换断裂的现象纳入生产关系的考察维度，并注重科学技术的运用和文化价值观等层面。

此外，他们通过“资本主义制度在本性上是反生态”的激进主张表明了资本现代性及其空间生产与生态危机的逻辑关联，强调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应当担负生态危机的总责。

在此基础上，他们进一步分析了技术的资本主义使用、资本物欲至上价值观以及消费主义生存方式和全球生态危机的内在关联，指出利润机制和增殖逻辑是资本主义的核心诉求，只有扬弃这种不正义的生产方式并代之以关注使用价值和生态理性的生态社会主义社会，方可真正解决生态问题。

要实现上述目的，核心在于破除消费主义的意识形态操控，通过实现商品、需要和幸福三者关系的合理化推动劳动幸福观的树立，而不是在商品的符号性堆积中寻求自我满足。

可以看出，西方马克思主义提出的理论问题不仅建立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人的现实生活世界的有机联系，而且有利于我们深入把握西方社会的新变化和资本主义危机形式的变化。

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效应不仅体现为叙事的多元化和争论的普遍化，也表现在对于当代激进话语建构的影响。

就前者而言，一方面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质的反思与重构规定了后继者的叙事走向。

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反对从知识论的立场出发，将马克思主义哲学阐释为一种近代哲学，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实际上是现代哲学意义上的实践唯物主义，强调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批判性和现实性的有机联系，把理论主题规定为哲学批判、社会批判和文化价值批判。

上述思想部分获得了后来者的继承和引申，部分也受到了质疑和批评。

也正是由于这种叙事的多元性，西方马克思主义成为包含人本主义和科学主义在内的一股重要的理论思潮；更为深刻的是，该思潮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科学性和价值性的关系问题、马克思主义哲学与近代哲学的关系问题凸现出来，启发了后续的诸多讨论。

另一方面，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把研究重点转向了上层建筑特别是文化问题，注重对人的现实生存境遇的研究，这些都为后来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继承和进一步发展，并通过对西方社会的批判和对现实问题的研究，提出了新的理论论题，形成了诸多理论创新，如日常生活理论、生态批判理论等。

这些理论创新使马克思主义哲学真正走进了人的生活世界，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代创新，不仅使我们能够更好地认识当代资本主义的新变化，把握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新的表现形式，而且也拓展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空间。

从西方马克思主义对国外马克思主义新思潮的理论建构的影响看，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理论和方法，特别是卢卡
奇所阐发的“总体性方法”、葛兰西的领导权理论、阿尔都塞的“多元决定论”和意识形态理论、法兰克福学派的消费主义批判理论等为国外马克思主义新思潮所借鉴和引申，对其理论建构产生了重要影响。

此外，西方马克思主义进一步从经济基础转向上层建筑中的文化领域，试图通过“文化转向”开启批判理论的新论域。

其积极意义在于将实践、辩证法和历史进程中的主观因素纳入考察范围，有利于破除经济决定论和技术还原论的责难，但他们也存在着忽视历史的必然性逻辑和片面强调主观因素的作用的缺陷。

这一缺陷不仅被后马克思主义进一步夸大，发展成为解构和否定历史唯物主义的历史必然性和阶级政治，借助后现代主义思潮片面强调偶然性、差异性和多元性的违背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激进民主话语理论，而且也使英国的文化研究思潮在研究范式上摇摆于葛兰西的文化研究范式和阿尔都塞的结构主义研究范式之间，并最终走向脱离经济因素的决定作用、片面夸大文化因素的决定作用的道路，从根本上背离了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和基本原理。

而晚期马克思主义者则以总体性方法为基础，在继承西方马克思主义注重文化研究特别是法兰克福学派对消费主义文化批判的基础上，力图使文化研究和文化批判以政治经济学批判为基础，使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呈现出向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回归。

其核心就是必须建立通过政治经济学研究揭示当代西方社会的新变化和矛盾表现的新形式，在批判后现代主义文化思潮和消费主义文化的基础上，探讨如何把反对资本的个别斗争、地方斗争上升为反对资本的总体斗争和全球斗争，从而寻求西方语境中的解放政治路径。

三、支配我国研究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哲学理念的演变及其效应
就支配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哲学理念而言，学界经历了由“体系哲学”到“问题哲学”的范式转换。

前者以近代自然科学发展为基础，是一种旨在把握世界的普遍本质和终极规律的知识论哲学，黑格尔哲学集中表现了上述内容。

由此看来，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体系哲学”解读便是将马克思主义哲学视为把握了上述知识论内容的完整的哲学形态，该种理解常见于恩格斯、普列
汉诺夫和列宁的有关论述，并最终在斯大林的《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中得以系统阐发，“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也随之构成了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知识论理解的全部内容和经典形态。

然而该种理解虽然对于凸显历史演进的必然逻辑和推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普及化和大众化有积极意义，却没有把握马克思通过主体的感性活动而肇始的哲学革命及其实质，特别是没有彰显马克思的新唯物主义特质。

与现代西方哲学立足于个人的意志或情感反对黑格尔的绝对理性主义哲学不同，马克思立足于人类社会，从人类实践和人的主体性出发探讨人类如何实现自由和解放的问题。

因此，尽管马克思主义哲学有自己的哲学体系，但它在本质上不是以探讨世界普遍规律和绝对本质为目的的“体系哲学”，而是探讨如何改变现实的“问题哲学”。

正是由于哲学理念的变革，形成了“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实践唯物主义”“人学”等多种解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体系，从而导致了我国学术界对如何理解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性质与价值的争论。

在“体系哲学”理念处于支配阶段时，马克思主义哲学被理解为一种近代形态的知识论哲学，呈现为“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体系，这种理论体系把马克思主义哲学总结为几条普遍的原理，并使之成为评判中外哲学研究和哲学理论研究得失的唯一标准。

西方马克思主义是在西方社会从现代社会向后现代社会转型这一社会历史背景和反思理性这一哲学文化背景中展开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解和解释的，这种理解恰恰是以从“问题哲学”的理念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为支撑的，这使得他们一方面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主题规定为探讨人的自由和解放，另一方面立足于人的自由和解放的本体论维度，强调马克思主义哲学对人的生存境遇的关注和对现实问题的研究，并提出了异化论题、文化意识形态批判、消费批判、技术理性批判和生态批判等全新的论题，而这些论题又是我国改革开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初期所不曾出现的现象。

这种哲学理念的根本区别和理论命题的时代差异，决定了西方马克思主义这股理论思潮传入中国学术界后被当作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异端”或非马克思主义思潮而受到批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