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进士浮薄之风新探

2018年5月第&4卷第&期
唐都学刊
Tangdu Journal
M ay2018
Vol.34 No.3
【汉唐研究】
唐代进士浮薄之风新探
陈飞飞，李宗俊
(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西安710062)
摘要：隋始设进士科，唐代因袭。

有唐一代，进士科录取人数有限，备受时人推崇，士子 们也以中进士为荣。

唐代的进士科为政府吸收了大量人才，对于唐王朝的繁盛起到了至关重
要的作用。

但是唐代的进士群体中同时存在着一股“浮薄”之风，唐初已有，且影响到唐末，对
于其时的政治统治、精神文化、社会风气等都产生了非常不利的影响。

进士浮薄之风的产生有
其深刻的社会背景，今天应该对唐朝的科举制与进士群体有一个更加全面、客观的认识。

关键词#唐代;进士；浮薄之风
中图分类号:K242 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1 -0300(2018)03 -0029 -06
收稿日期#2017 -11 -19
作者简介：陈飞飞，男，甘肃灵台人，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硕士生，主要从事隋唐史
研究；
李宗俊，男，甘肃古浪人，史学博士，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博士生导
师，主要从事唐代历史与文化研究。

科举制是我国古代政治文明的一大创举，隋唐则是它萌生与发展的第一阶段，因此其优点与不足能
够在这一时期得以充分显露。

科举制与进士科的发展脉络及其进步意义，相关论著作已然汗牛充栋，而
且对于这项选官用人制度存在的漏洞与不足，学术界亦不乏深入的研究！，但学界就唐人对于这项制度
的褒贬态度尚且关注不够，如史籍中存留的时人的一些诸多负面性评价，比如“浮薄”“词薄”，即指进士
个人品行或文风轻薄、浮华等相关现象的研究仍留有很大的空白"，故本人不揣浅陋，拟对此问题进行
考论，不当之处，敬请方家指正。

一、唐代进士浮薄之风的表现
隋炀帝于大业年间创设进士科，自此科举取士成为中央王朝选官取士的重要途径之一，至唐代因
①相关的研究很多，如刘海峰《中国科举史》（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006年版)是一部全面系统阐述中国科举制度的产生、发展、演变历史的专著，荟萃了作者20多年研究科举史之心得，堪称国内科举史研究的总结性著作;吴宗国《唐
代科举制度研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追述了科举制度的产生过程，论述了科举在唐代选官制度中的地
位变化，对唐代科举制度中常科和制科中一些主要问题、科目选和学校等问题进行了比较深人的阐述，还探讨了进士科
考试科目和录取标准的变化，并对由科举制度发展而产生的座主门生关系、请托行卷盛行、门荫衰落和进士家族、社会等
级再编制等问题进行了论述;何忠礼的《科举制起源辨析—
—兼论进士科首创于唐》（《历史研究》，1983年第2期）主要
讨论科举制的起源问题;许友根《唐进士科考试时间探析》主要研究进士科考试的时间设置。

刘杏梅《论唐代进士科与
社会文化发展的关系》（安徽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05年5月）指出进士科从唐代学校教育、学术文化如经学、史学、文学、法学乃至书法等方面促进了社会学术文化的繁荣。

②陈寅恪先生曾在《唐代政治史论述稿》（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年版，第281 ~283页）曾提及;韩宾娜《从进士科看唐代科举制的流弊》（《松辽学刊》，1994年第3期）是从进士科的角度讨论唐代科举制的流弊，其观点较为新颖，但
重点仍然在于科举制的本身，并没有深人到进士群体的研究;杨伟威《进士浮薄与亡唐政治研究》（《湖北科技学院学 报》，2016年第7期），其文主要论述晚唐时期进士浮薄的原因和影响，且主要集中于晚唐，但是作者的相关结论和阐述
方面稍有欠缺，未能全景而清楚地展示科举浮薄与唐代兴衰的内在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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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其“取士之科，多因隋旧”ml159。

诚如史家杜佑所言“大唐贡士之法，多循隋制”m353 ,故而唐朝的取 士制度只是在隋朝的基础上进行调整与完善。

唐代的秀才科几乎消亡，明法、明字、明算诸科虽是大唐 首创，由于有较强的专业性，且不为社会所重，故而对于大多数读书人来说，明经和进士两科是最重要的 人仕途径。

唐中叶以后，进士特重，俗称“三十老明经，五十少进士”。

在录取的人数方面，“其进士大抵千人，得第者百一二。

明经倍之，得第者十一二”m357。

也就是说，考中进士的不过只有百分之一二而已，考中 明经者的则达十分之一二，从录取比例和人数上来说，进士科录取更加困难，录取人数更少，也就更加受 到时人的推崇。

宰相薛元超就曾“不以进士擢第”[3]而深以为憾。

唐朝社会崇重进士可谓空前绝后，当时就有“焚香礼进士，设幕试明经”⑷8293之别;甚至贵为天子的文宗皇帝也自称“乡贡进士李道龙”,5]371，故时以进士登科为登龙门。

盛名之下其实难副，虽然唐代进士备受尊崇，但是唐朝史书中屡屡见到有关进士浮薄的记载，尤其 是集中于唐晚期，这样的现象令人深思与不解。

是故，弄清有唐一代进士浮薄之风的具体表现的阐述就 显得尤为重要。

其实，唐朝初期就已经出现了进士浮薄的迹象。

太宗贞观二十年（646)，冀州进士张昌 龄、王瑾“文辞俊雅，声振京邑”，但员外郎王师旦将他们的文策考为下等，举朝震惊，不知所由。

唐太宗 得知此事后责问王师旦，师旦回言&“此辈诚有辞华，然其体轻薄，文章浮艳，必不成令器。

臣惧之，恐后 生仿效，有变陛下风俗”。

太宗听后“深然之”。

后来张昌龄做长安尉，因受贿而免，王瑾“亦无所 成”[6]15，这不能不说王师旦确有先见之明。

唐玄宗统治时期，士子袁映上策反映铨选之弊，建议玄宗“克黜浮薄，登延俊秀，大革前弊”[7]3556.名相张九龄也曾上书议论铨选浮薄之事，指出“假如今之铨衡，欲自为意，亦限行之已久，动必见疑，遂用 因循，益为浮薄”[7]2=26。

可见，玄宗朝铨选中也存在着浮薄之风，急需进行矫正。

此后，肃、代朝的宰相 杨绾也曾上疏论贡举之事：
国之选士，必藉贤良……近炀帝始置进士之科，当时犹试策而已。

至高宗朝，刘思立为考 功员外郎，又奏进士加杂文、明经填帖，从此积弊，寝而成俗。

幼能就学，皆诵当代之诗；长而博 文，不越诸家之集。

递相党与，用致虚声，六经则未尝开卷，三史则皆同挂壁。

况复征以孔孟之 道，责其君子之儒者哉！祖习既深，奔竞为务。

矜能者曾无愧色，勇进者但欲凌人，以毁猶为 常谈，以向背为己任。

投刺干谒，驱驰于要津；露才扬己，喧胜于当代。

古之贤良方正，岂有如 此者乎！[8]343°-3431
杨绾深言唐代以来进士、明经科考试内容的调整与流弊，对于进士浮薄之风大加斥责。

中书舍人贾 至也赞同杨绾所奏，以为实情。

且说“今礼部每岁擢甲乙之科，只足长浮薄之风，开侥幸之路矣”[=]1395。

德宗建中二年*781)改革进士科，以“箴、论、表、赞代诗、赋，而且皆试策三道”，说明德宗已经认识 到了进士文词浮薄的现象。

穆宗长庆元年（821)三月敕令中书舍人王启、主客郎中白居易重新考核“今 年礼部侍郎钱徽下进士郑郎等一十四人”，结果“覆落十三人”。

针对这种情况，四月，穆宗为此专门下 诏重申“国家设文学之科，本求实才，苟容侥幸，则异至公。

访闻近日浮薄之徒，扇为朋党，谓之关节，干 扰主司，每岁策名，无不先定。

眷言败俗，深用兴怀”[8]48$。

表明当时的进士之浮薄非常严重，由于卷人 当时的朋党之争，已经对穆宗朝产生极为不良的影响。

文宗也曾对侍臣说&“吾患文格浮薄，昨自出题，所试差胜”，下诏令礼部每年取科举登第者三十人，“苟无其人，不必充其数”。

宰相郑覃以通经人仕，位 至宰相，深嫉进士浮薄，屡请文宗废除进士科。

文宗认为“敦厚浮薄，色色有之，进士科取人二百年矣，不可遽废”[1]116$。

说明文宗也了解进士浮薄之风，但他认为这只是进士群体中的部分现象，不能因此就 贸然废除延续了二百多年的进士科。

武宗即位以后，宰相李德裕秉政，他尤恶进士。

根据前代的“故事”，进士及第之后有一系列的章程 与宴集，由于其深恶进士浮薄，奏请皆罢，德裕奏曰：
国家设科取士，而附党背公，自为门生。

自今一见有司而止，其期集、参谒、曲江题名皆罢 ……然进士科当唐之晚节，尤为浮薄，世所共患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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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见李德裕厌恶进士，是由于其互为朋党，过于浮薄，而非因中进士者皆出寒门而敌视。

宣宗喜欢 读书作文，曾赋诗一句“金步摇”，众臣未能续对。

进士温庭筠以“玉跳脱”应对，宣宗十分高兴，“宣皇赏 焉，令以甲科处之”,w-5°，其文词轻浮，可见一斑。

晚唐五代词人牛希济在《贡士论》中宣称&浮薄之子，递相唱和。

名第之中，以只数为上，贱其双数。

以甲乙为贵，轻彼两科。

题目之间，增其异名。

至于傅粉熏香，服饰鞍马之费，多致匪人，成于牧宰。

取资货以利轻肥，朋党比
周，交游酒食。

乱其国政，于斯为盛。

[7]8892
可见晚唐进士浮薄，互结朋党，追逐私利，严重扰乱国政，危害深远。

唐代进士浮薄之风，无疑是真 实存在的，且唐初太宗朝就已初见端倪，历经中、晚唐非但未有减弱的迹象，危害还呈现愈演愈烈之势，故史载&“进士科当唐之晚节，尤为浮薄，世所共患”m1169。

二、唐代进士浮薄之风的原因
唐代进士浮薄既然一直存在，那么探究其浮薄之风产生的原因就显得很有必要，结合相关典籍的史 料记载并进行钩沉、梳理，现分析、总结如下：
(一） 南朝浮华风气的残留
魏晋南北朝以来，朝堂取士各有侧重，对此唐人杜佑指出&
魏氏取人，好其放达;晋、宋之后，只重门资。

奖为人求官之风，乖授职惟贤之义。

梁、陈之间，时好词赋。

故其俗以诗酒为重，未尝以修身为务。

降及隋室，余风尚存。

开皇中，李谔奏于文
帝曰……帝纳其言，乃下制禁文笔之为浮词者。

其年泗州刺史司马幼之以表词不质书罪，于是风
俗改励，政化大行。

及炀帝又变前法，置进士等科。

故后生复相仿效，皆以浮虚为贵。

[2]409<410
唐立国于隋末战乱，隋祚短促，唐朝又距南朝未远，虽李唐皇室出自北朝，但南朝对其影响仍不能忽 视。

陈寅恪先生在《隋唐政治渊源略论稿》中曾指出隋唐的政治制度渊源有三，其中文化制度方面多来 源于东晋与南朝;而南朝尤以梁、陈时期最为突出[11]3,其文辞淫靡、骈俪，其政治文化之虚浮已为众人所熟 知。

就唐初而言，这种绮丽文风的遗风流韵依然浓郁。

为此，陈子昂首举诗文革新的大旗，其针对的目标 正是唐初文坛浮薄的不良风气。

可见，唐初的进士浮薄与其特有的时代文化背景存在着直接的关联。

(二） 进士科以诗赋取士的流弊
根据《通典》的记载，唐朝初期，进士科主考时务策;武则天统治时期，始重进士科，以杂文和诗赋应 试[2]357_358;玄宗天宝年间就有“进士者时共贵之，主司褒贬，实在诗赋，务求巧丽，以此为贤，不唯无益于 用，实亦妨其正习;不唯挠其淳和，实又长其佻思”[2]419之语。

考生们为了蟾宫折桂，迎合皇帝的意志，专 注于一字一句的音韵格律，而忘记了“以天下为己任”的报国爱民之初衷，因此唐朝的诗歌虽然取得了 辉煌的成就，但是进士们也日渐沦为帝王之家专门写诗作赋的御用文人，而缺乏治国安邦之才，唐朝的 翰林待诏等也因此得以出现。

清人编纂的《全唐诗》共“得诗四万八千九百余首，凡二千二百余人”[12]，而据有关研究统计，唐代的应制诗达八百余首，涉及作者两百余人[13]，我们清楚地看到应制诗及涉及作 者在整个收录诗集所占比例之大，令人惊叹。

而且在唐代诗人的作品中，传唱度最高、最有影响力的并 非都是进士出身，由此可见，唐代以诗赋取士而造成的进士浮薄是不可轻视的。

(三） 进士朋党与朝臣朋党的勾结
朋党流毒遗害于李唐王朝，此前史家多有论及，兹不赘述;然而进士与朋党之关系，尚需作更进一步 的考究。

进士朋党之事，起于玄宗，当时“士子殷盛，每岁进士到省者常不减千余人，在馆诸生更相造 诣，互结朋党以相渔夺，号之为‘棚1,推声望者为棚头，权门贵盛，无不走也”[6]16。

此为馆生之间互结朋 党，即尚未考中进士之前就已经拉帮结派，奔走于权贵之门，其考中进士之后的情况便可想而知。

中晚 唐以后，进士朋党之风盛行，当时进士“多务朋游，驰逐声名……唯追奉宴集，罕肆其业”[8]3976。

柳宗元 也曾提到&“今夫取科者，交贵势，倚亲戚，合则插羽翮，生风涛，沛焉而有余，吾无有也。

不则餍饮食，驰 坚良，以欢于朋徒，相贸为资，相易为名，有不诺者，以气排之，吾无有也。

不则多筋力，善造请，朝夕屈折 于恒人之前，走高门，邀大车，矫笑而伪言，卑陬而穔蝓，偷一旦之容以售其伎。

”[14]
更为严重的是，进士朋党与朝臣朋党互为表里，为满足一己之私，而堕坏朝纲。

杨虞卿，元和五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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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0)进士，“能阿附权幸以为奸利。

每岁铨曹贡部，为举选人驰走取科第，占员阙，无不得其所欲，升沉 取舍，出其唇吻。

而李宗闵待之如骨肉，以能朋比唱和，故时号党魁。

”[8]4563杨虞卿与牛党交结，而且掌 握科场选举，极大地影响了当时科举的结果，据《新唐书》记载：当时有苏景胤、张元夫，而虞卿兄弟汝 士、汉公为人所奔向，故语曰&“欲趋举场，问苏、张;苏张犹可，三杨杀我。

”[1]5!4=进士与朋党互相勾结，干 扰朝政，所以文宗于大和九年(835 )，贬谪三杨及李宗闵，削弱了牛党与进士朋党的势力。

但是武宗之 时，此风复炽，“进士举人各树名甲……开成、会昌中，又曰：‘鲁、绍、瑰、蒙，识即命通。

’又曰：‘郑、杨、段、薛，炙手可热。

’又有‘薄徒’‘厚徒’，多轻悔人，故裴泌侍御作《美人赋》讥之”[5]378。

这里的鲁、绍、瑰、蒙与郑、杨、段、薛分别指郑鲁、杨绍复、段瑰、薛蒙，四人中，杨绍复与薛蒙为大和、开成年间进士，郑 鲁与当朝宰相崔铉相善，于是相互结党与李德裕对抗。

对于中晚唐的进士朋党问题，金滢坤曾说&“中晚唐举人结为朋甲，相互延誉，干挠视听，无论士族与寒素，还是奥学雄文，凡是驰骋名利，欲谋取科第 者，就不能避免受朋甲的影响。

”[15]
(四） 进士与宦官之相通
唐代的宦官专政之盛不同于东汉与之后的明朝，在于其掌握军权。

德宗朝以神策、天威等军设置护 军中尉、中护军，且都以宦官担任此职，“宦寺既握兵权，又外结藩镇，帝王之死，遂操其手”[19]481。

宦官 由于控制朝政，对皇帝屡有废立之举，甚至谋弑皇帝，其迎立的新君也多以幼冲皇子为之，以便于窃权乱 政。

中晚唐以后，宦官掌控仕途，科举进士若想入仕，就不能不谄媚以求。

懿宗咸通年间，建州进士叶京 及第后与同年出游，遇见一监军便马上作揖，阿谀奉承之态深受同僚镑议[4]8216。

同时出现所谓的“芳林 十哲”，更是游幸中贵，干挠主司。

由于宦官权势熏天，进士如果想要入朝为官，或为了尽快获得升迁的 机会，不可避免地要交好宦官，一些心术不正之士，会自然而然地投入宦官的怀抱。

如“芳林十哲”之一 的秦韬玉，史称其有词藻，工长短歌，却累举不第，后谄附晚唐的权阉田令孜，充当其幕僚，“未期岁，官 至丞郎，判盐铁，特赐及第。

”[17]101浮薄进士依附宦官以求显达，宦官也因此获得了对抗南衙的政治工 具，而且借助于进士在文学与社会上的声誉，能够进一步扩充权势，产生有利于宦官的社会舆论氛围。

(五） 进士金榜题名的途径
由于唐代进士录取名额少，且极为时人所重，故而士子们趋之若鹜，至死方休。

为了得中科第，士子 们纷纷奔走于权贵之门，求得社会明贤的举荐以及主司的赏识。

其中有自荐者，亦有奔走求谒者，时人 谓之“名刺奴”[18]308。

当然，也有拉关系，冒充同族、同宗者，极尽承奉拍马、投机取巧、趋炎附势之丑态; 又有以退为进，归隐山林，沽名钓誉，求取功名利禄，走“终南捷径”[18]314。

此外，由于进士科重诗赋，主 司且以此为贤[2]41=，故而产生“行卷”之风，即士子们将自己所作的诗文写成卷轴，献给主司求得赏识和 推荐，行卷一旦产生，便一发而不可收拾，士子们绞尽脑汁以达成“语不惊人死不休”的诗文，权贵世家 门庭若市，世风大坏。

元人马端临感慨唐人科举“风俗之弊，至唐极矣”！“王公大人巍然于上，以先达 自居，不复求士。

天下之士，什什伍伍，戴破帽，骑蹇驴，未到门百步，辄下马奉币刺，再拜以谒于典客者，投其所为之文，名之曰‘求知己’。

如是而不问，则再如前所为者，名之曰‘温卷1。

如是而又不问，则有 执贽于马前自赞曰：‘某人上谒者1。

嗟乎，风俗之弊，至此极矣!”[19]士子们为考取进士已然行事若此，进士浮薄的记载就并非是空穴来风。

(六） 进士及第之后的困境
据前文分析，唐代的进士科录取人数屈指可数，中进士者，如果不借助于父祖的门荫，释褐一般才 “从九品上”，而且多数情况下需要“守选”三年左右才有机会获得官职[20]的实缺，从基层做起，一时还 难以进入权力高层，这与为中进士科所付出的巨大努力完全不成正比。

另据美国学者姜士彬研究，认为 “由于唐朝的科举制排斥商人等特殊群体，加之其录取的人数远远少于政府每年所需要的新官僚，故而 进士及第的士子只能担任非常官卑俸薄的低级官员，只有屡经迁转之后才能掌握要职。

”[21]因此，唐代 初中进士者大多只享有名誉上的优待，可并不可能立即获得高官厚禄，这对于本以为“登龙门”的进士 群体来说，无疑是一种难以接受的现实。

费冠卿，元和二年（807)进士及第，因所得俸禄不能够赡养亲 人，便“永怀罔极之念，遂隐于九华”[17]=2。

古文大师韩愈虽考中进士，但三试博学宏词均告落第，无法 入仕，因此他在文章中表达了“三选于吏部卒无成”的辛酸，在写给友人的信中也说“以至辱于再 • 32 •
三”[22]155，166!深有一种虽中进士却长期无法得官入仕的苦闷之情。

由此推测，进士的浮薄行为从某种程 度上来说也是一种对现实充满无奈的消极之举。

综上所论，唐代进士浮薄之风的出现与深化是多方面原因共同作用的结果，尤其是中晚唐以来，进 士与宦官、朋党，甚至与藩镇的交往，都对于其浮薄之风造成了严重的影响。

三、唐代进士浮薄之风的影响
封建官僚系统一直以来都是古代王朝进行政治统治的基础，其重要程度不言而喻。

唐代之所以能 够开创“贞观之治”“开元盛世”这样的辉煌局面，与当时朝堂上的“明君良相”“骨鲠之士 ”咸集有着莫 大的关系。

唐初继承并发展隋代科举制度，是为了更多地吸收人才，更好地治理国家，时人看重进士，也 是因为考中进士是一种才华与能力的象征，希望进士们能够担负起为朝廷和百姓谋福祉的重任。

只是 中晚唐以后，进士日渐浮薄，对于唐朝社会的发展产生了诸多不利的影响。

首先，进士浮薄造成了唐人对进士、乃至于科举士子群体的厌恶与鄙薄，甚至敌视，最典型的便是李 德裕。

李德裕历仕宪宗、穆宗、敬宗、文宗、武宗、宣宗六朝，数次为相，政绩斐然。

李德裕深恶进士，曾有 人劝李德裕参加科举，李德裕不以为然，称“好牛马不入行”[16]489。

又如杜牧，唐文宗大和二年*828)进 士，以诗文闻名于世，陈寅恪先生指出杜牧虽以进士擢第，然而“浮华放浪，投身牛党”，且推断“其家风 固习于浮薄，不同山东礼法旧门”[11]28&。

又如苏楷，乾宁二年*895)进士，“物论以为滥”，且楷“目不知 书，手仅能执笔”[8]8""，可见其浮薄之情态。

唐人笔记中屡载进士的浮薄行为，如进士杨光远，常“游谒 王公之门，干索权豪之族”，时人多鄙之，皆云“杨光远惭颜厚如十重铁甲也”[23]12。

正因如此，才有代 宗、文宗两朝都有大臣建议废停进士科，但都是因其施行已久，并且以为只是部分现象而未采纳[#]1166-1168。

进士结朋党、附宦官、终日游宴咏诗，浮薄之风大兴，深为时人所不耻。

其次，进士浮薄与社会上的浮薄之风沆瀣一气，严重影响了唐代的优良文风和蓬勃向上的精神面 貌。

陈寅恪先生在其《唐代政治史论述稿》中论及唐代进士科与倡伎文学的关系，而且称言“关系密 切”，举出孙柒与其《北里志》为一例;又举出韩惺一例，韩惺虽然以忠节著闻，但他的著述《香奁集》内含 大量的淫艳之词，“大抵应进士举时所作”[11]281。

不仅是进士，当时整个朝堂都弥漫着浮薄之风，哀帝在天 祐二年(905)四月的敕书中承认&“近代浮薄相尚，凌灭旧章假偃武以修文，竞弃本而逐末”[8]791。

钱穆先生 也认为晚唐以“轻薄”“浮薄”为垢詈朝臣之口头禅，故朱温斥御史大夫赵崇，谓为“轻薄之魁”;李振劝朱温 杀朝士，亦以“浮薄”为罪名[16]490，理由便是“朝廷所以不理，良由衣冠浮薄之徒，紊乱纲纪”[4]8762所致。

当时有长安进士郑愚、刘参、郭保衡、王冲等十余人，每逢新春，“选妖妓三五人，乘小犊车，指名园曲沼，籍草 裸行，去其巾帽，欢笑喧呼”[23]27,这种近乎癫狂的行为严重加深了社会上的不良风气。

最后，进士浮薄严重损害了中央政权的政治统治基础，在一定程度上加速了唐王朝的灭亡。

唐朝中 央政府权威的严重削弱，大致有三个方面的原因:朋党、宦官和藩镇，其中进士与朋党、宦官的关联，前文 已述，兹不复言;而进士与藩镇的关系仍需要进一步说明。

唐安史之乱以后，河朔藩镇割据，唐虽“号称 一朝，实成为二国”[11]20&。

它们不仅在政治、军事上与中央政府对抗，其在人才方面也与中央政府分庭 抗礼。

中央政府浮薄进士与朋党、宦官互相勾结，造成政治黑暗，奖惩不公，为了寻求发展，施展抱负，一 些进士和士子不得不另谋出路，奔走河朔。

同时，藩镇也积极延揽人才，礼贤下士。

“诸使辟吏，各自精 求，务于得人，将重府望”，使得“才能之士，名位未达，多在藩镇”[8]3778。

韩愈曾在《送董邵南游河北序》中说“燕赵古称多感慨悲歌之士”，董邵南虽举进士，“连不得志于有司，怀抱利器”，南游河朔。

可见董 生虽举进士，尤不得志而南奔，韩愈也相信其必能找到合意的归宿[22]。

又有李益，“大历四年等进士第，授郑县尉”，然而由于长期不得升迁，“益不得意，北游河朔”，被幽州节度使刘济辟为从事[8]3771。

针对这 一现象，陈寅恪先生说，进士不得志者北游河朔是“当日社会之常情”，并不新鲜[11]212。

由此可知，当进 士们在中央政府受到排挤，或者仕途不顺、抑郁不得志之时，就会选择去河朔地区寻求发展，而藩镇对于 这些进士或者士子也予以重用，这样中央政府与割据藩镇的平衡局势慢慢翻转，在中央政府因朋党与宦 官互相斗争以致筋疲力尽时，藩镇却得到了长足发展，等到时机成熟，朝官外结藩镇谋诛宦官，藩镇势力 入朝，又诛朝臣，“白马之祸”即由于此。

唐王朝逐渐成为各地藩镇利用的工具，朱温和李茂贞各欲“挟 天子以令诸侯”[4]8676，唐政权也就名存实亡，被藩镇取代只是时间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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