庞德《华夏集》译李白诗歌的变异研究

文学评论·古典文学
庞德《华夏集》译李白诗歌的变异研究
马溶璐 四川大学
摘 要：李白的诗歌一直在英语世界受到极大关注，其中庞德的《华夏集》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虽然其中对于诗歌翻译产生了许多改译与误读，但结合时代背景与庞德本人的理想追求，这些变异又变得合乎情理起来。

关键词：庞德；李白；意象；变异
作者简介：马溶璐（1995-），女，汉族，辽宁鞍山市人，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文学硕士在读，研究方向：中华文化国际传播。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9)-06-088-02
一、庞德与李白的不期而遇
1552年8月，葡萄牙传教士沙勿略一行抵达广东香山县附近的上川岛，开启了西方对中国这个神秘的东方国家的探索欲。

自此之后，大批传教士来到中国，西方对于中国文化的兴趣日益渐浓，汉学成为一种新兴的学问在西方逐渐流行起来。

300多年后，翟理斯第一次以文学史的形式，编写了一部《中国文学史》，虽然尚有些欠缺与谬误，但它第一次详细地向西方读者呈现了中国古代的文学长廊。

同时，它也影响了一代又一代西方的汉学家，庞德便是其中之一。

1912 年，《诗刊》杂志上发表了由庞德起草的“意象派宣言”。

同年，他与玛丽•费诺罗沙相识。

彼时，这位夫人正在寻找一位可以研究自己亡夫遗作的人，在杂志上看到庞德的诗作后，认为他便是能继承亡夫遗志的人。

费诺罗沙先生是位美国语言学家，但十分热衷于中国和日本的古典艺术，曾经亲自游历日本探寻中日文化，留下了十七本研究笔记和其他手稿。

其中大约150 首中文诗，庞德最后仅选译了19首，编成一本薄薄的书——《华夏集》。

《华夏集》一经问世即获好评，虽然在之后的几百年中产生了大量的中国诗歌英译集，但是没有一部能超越其在文学史上的地位。

它不仅是庞德对文学“最持久的贡献”，同时也促成了李白与庞德之间相隔千年的不期而遇。

相遇虽是偶然，但庞德立刻从中产生了极强的共鸣。

庞德的诗论有一个中心，即“意象叠加”（用一个或几个能表达一刹那间情感的“对应物”来代替那些冗长、无味的描述。

）这种“对应物”类似于中国古典诗论的“比兴说”。

《文心雕龙•比兴》中提到：“故比者，附也；兴者，起也。

附理者切类以指事，起情者依微以拟议。

起情故兴体以立，附理故比例以生。

”如“浮云游子意，落日故人情”，整句没有动词，没有直抒思乡之情，只依靠“浮云”、“落日”两种意象，叠加到“游子”、“故人”前，便营造出一种旅人漂泊无依、日暮思故园的羁旅之思，到达一种“意象欲出，造化已奇”的和谐之境。

这与庞德的名作“In a Station of the Metro”异曲同工：“The apparition of these faces in the crowd; Petals on a wet, black bough.”寥寥14词，就勾勒出地铁站里人物群像。

不能说这是完全借鉴中国古代诗歌艺术，但起码庞德一定是受到中国诗歌的影响，其中也必然包括《华夏集》中占比最多的诗人李白。

二、翻译中的变异
虽然庞德深得费诺罗沙夫人的赏识，但他并没有完全忠于费诺罗沙先生的笔记，在英译中国诗歌的时候，他似乎更加关注诗歌的影响而非翻译的准确性。

这导致他在翻译《华夏集》时，把注意力完全放在还原“意境”，而非忠于原文地逐字逐句翻译。

为此他创造了“脱体句法”（disembodiment）和“并置结构（juxtaposition）”，导致了翻译过程中对原诗造成的种种变异。

首先，他改变了英语正常的语法结构，提出“并置结构”。

例如将李白的《送友人》中“青山横北郭，白水绕东城。

”翻译为“Blue mountains to the north of the walls，/ White river winding about them”，正常来说，“横”和“绕”都应以动词形式表现出来，但他用一个介词“to”，一个动名词“winding”代表，营造出一种青山白水环绕城池的情状，虽然与正确的英语语法有出入，但读起来朗朗上口，且具有丰富的层次感。

其次，他以“最大的自由来探索自由诗的结构”，造成了诸多改译与漏译。

比如将《长干行》中这首民歌的题目，改译成“The River-Merchant's Wife: A Letter”。

好像是写给商人丈夫的一封家书。

同时，原文中的典故“常存抱柱信，岂上望夫台”也被他漏掉改译为“Forever and forever and forever./ Why should I climb the lookout?”用三个forever来表现女子对男子的痴心等候，意思上完全符合，但完全摒弃了中文的典故，便少了点韵味和深度。

此外，对于一些时节意境的把握，庞德所译也产生了一些变异。

例如李白《送孟浩然之广陵》:“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

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

”庞德译为: Ko-Jin goes west from Ko-keku-to, / The smoke-flowers are blurred over the river. / His lone sail blots the far sky, / And now I see only the river，/ The Long Kiang, reaching heaven. 将“故人”直接为人名，时间（三月）、地点（扬州）全部漏译，还将烟花译成smoke flowers，殊不知，烟花意为“柳絮如烟、繁花似锦”，描绘的是一幅艳丽的春景图，如果译成smoke-flowers则不知所云。

虽然译出了送别时的惜别之情，但却将对盛春时节的描写尽数遗漏，完全没有原诗中寄乐景述哀情的对比落差，着实失了一些韵味。

三、在所难免与有意为之
诸如此类的误译和漏译，实则出于两个原因。

首先，在于庞德对中国文化的陌生，和语言文化差异之间的隔阂，这对每个译者来说都是难以跨越的鸿沟。

如前文所引《长干行》，本属于乐府《杂曲歌辞》，是长江下游一带的民歌。

“干”其实为空地，是江东地区称山间平地的叫法。

李白写《长干行》，是用一系列生活场景，串联起主人公与丈夫从小到大的回忆。

整首诗不仅押韵方法独特，而且含有很多地名与典故，很多中国人都无法准确说清其中的原委，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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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具体，言之有物不能空发议论；语言要有味蕴藉不能浮于表面。

三、“源远流长又泽被后世”——梁章钜《楹联丛话》的史料价值
梁章钜父子倾尽心力完成的《楹联丛话全编》之所以被称为“我国文学史上第一部联话专著”，是因为其在“探源”、分类条目以及创作方式、创作原则并且对于历代楹联有了分析评价，这些都为日后楹联学的发展树立了具体的研究方向和内容。

梁章钜通过《楹联丛话》使得曾被视为“民间文学”或者“俗文学”中一种底层民众用于寄托实际需求或表达风俗习惯的应用文体。

虽也有当世名儒偶作之抒发情感，实则确是难登大雅之堂。

联句此前一直被视为“小道”，在梁之后，其被系统化、理论化，有了自己一套相对完善的理论体系。

后来逐渐发展，也算是清代文学繁盛的一个较为重要的组成部分。

梁章钜在《楹联丛话》中除了为中国楹联学提供了开山之作，同时他也提出了楹联的审美标准，即“工切”，这也是影响后世的评判标准。

《楹联丛话》卷九“佳话”载：梁山舟学士九十诞辰，夫妻齐眉清健，“张岐山赠寿联云：‘人近百年尤赤子；天留二老看元孙。

’时人称其工切。

”
首先“工切”中的“工”指的是楹联形式上的要求，即对仗工整。

在梁《楹联丛话》中“工”包括一是擅长之意，二是佳、妙，三则是对仗工整之意。

梁章钜认为“对仗工整”首先是上下联词类要相当，即名词对名词、动词对动词等；再者上下俩联平仄须和谐。

联句的平仄运用是很重要的一门学问，包括句脚和句中俩部分的平仄运用。

在对仗工整的基础之上，梁还提出了“工巧”、“工妙”以及“工敏”等更多的审美范畴。

再者“工切”中的“切”指的是楹联内容上的要求，即要求楹联的题目、内容以及其吟咏的对象必须相符合、统一，不能离题。

这也是中国传统文论的价值取向。

同时梁章钜也赋予了“切”更深层次的审美内涵，包括要切其地，即楹联所写必须符合实际发生的环境；要切其事，即楹联所写之事必须有例可查，不是虚构出来的；要切其人，即楹联所写之人与所写语境、事实均相符合才可。

同时也赋予了“切”审美上的内涵，衍生出“典切”“雅切”等意味，即楹联内容不仅要切地切事切人同时审美上也要丰富起来。

梁章钜《楹联丛话》汇集历代楹联并将楹联这一“联话”体系统化、理论化整理出来形成楹联学，使得我国文学理论体系得以丰富也保留了诸多佳作，让当时用于寄托需求、表达情感的“小道”亦已成为经典。

参考文献：
[1]白化文、李鼎霞点校《楹联丛话全篇》，北京出版社，1996年版.
[2]周振蒲著《文心雕龙今译》，中华书局，1986年版.
[3]袁枚著《随园诗话》，王英志校点，江苏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
一个外国人大致等效地翻译出该诗，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再比如诗歌中的“妾”，在西方文化中，并没有一个词可以完全等同于它的含义，这并非是西方人眼中的“情人”（lover），而是妻子对丈夫说话时的自谦词，如果直接译成I，便缺少了妻子那种谦卑的语气，即使加上My Lord you来彰显男子的地位，依旧无法完全表现诗歌中女子的微妙情感。

其次，这些变异常常是庞德“故意”误译。

例如，在翻译“郎骑竹马来，绕床弄青梅”时，庞德将竹马翻译为用竹子做的高跷“You came by on bamboo stilts, playing horse”。

费诺罗沙先生的笔记中明确记录了竹马是儿童以竹竿当马骑的一种游戏。

但庞德为何仍译为高跷呢？原因或许是想增添一种东方的新鲜感。

因为在西方有一种游戏叫“cock-horse”（木马），诗人认为如果将把竹马翻译为“bamboo horse”会使人误以为那和“cock-horse”没什么区别，体现不出东方特色，所以便改译成“和马一起踩着高跷而来。

”
除了营造东方的新鲜感，对于庞德而言，翻译中文是个最重要的意义在于发起一场诗歌革命，以此来改变当时社会的审美趣味。

在他的眼中，20世纪之前陈旧繁冗的英诗已经过时，人们还在刚刚步入工业时代的历史进程中迷惘恐慌，急需一些新鲜血液注入这荒诞虚无的新时代。

而“外来”的中国诗歌，以其简洁明晰的语言，婉转悠扬的意蕴，打动着庞德，于是他便英译汉诗为壳，包裹着自己的文学理想，形成这部西方文学史上举足轻重的《华夏集》。

庞德是位有抱负的诗人，所以才不会止步于只探索诗歌的美感，而是要用“意象派”这股清新的风气刷新人美的审美情趣，而李白的诗歌则是他求索道路的师友，李白的诗歌就如同古酒原浆，历经岁月窖藏，千年之后，这坛老酒被庞德注入新的成分，改换包装，摇身一变成为西方人喜欢的佳酿。

他不似前辈汉学家翟理斯般久居中国，深谙传统文化，甚至都没有系统地学过汉语，但当发现自己的理念学说与中国古诗不谋而合时，这场东西方文化的交流碰撞便如同命运般自然地生长，结出一颗全新的果实，为全人类所飨。

参考文献：
[1]Wilson, Peter. 庞德导读[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2]辜正坤. 中西诗歌鉴赏和翻译[M]. 长沙: 湖南人民出版社，1998.
[3]赵毅衡. 远游的诗神[M]. 成都: 四川人民出版社, 19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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