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为何爱玩“斗地主”

中国人为何爱玩“斗地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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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新传奇》2016年第32期
“斗地主”的起源猜想
“斗地主”已是一种在中国非常流行的纸牌游戏，然而关于它的起源却众说纷纭。

目前，网络上主要流传着两种说法。

其一，“斗地主”最初是由湖北十堰一名叫做吴修权的青年所做；其二，是由湖北武汉汉阳地区的职业扑克专家严军根据“跑得快”（与“斗地主”类似的一种扑克游戏）改进而来。

但上述说法都没有进一步的文献资料佐证，均属于传说。

有学者尝试通过扑克牌的产生和具体社会历史条件提出一种关于“斗地主”起源时间的猜想。

据中国文教体育用品协会出版的杂志《文体用品与科技》上一文介绍：“扑克是在19世纪中期传入中国，直到20世纪20年代，扑克还只是上海十里洋场赌场里的工具。

”那扑克牌又是什么时候才会传到湖北，并且，要从“跑得快”演变成“斗地主”。

据有关资料现实，“跑得快”最初流行于江浙一带，称“关牌”。

其演变成“斗地主”至少要经历三个步骤：其一，扑克牌在江浙地区盛行，并衍生出“跑得快”；其二，作为扑克游戏的“跑得快”传到湖北；其三，“跑得快”演变成“斗地主”。

而其中最重要的，又在于第二步和第三步，前者需要扑克牌的生产和流通条件改善，后者则更需要一种关于“斗地主”的文化土壤或群众心理，即社会运动意义上的“斗地主”。

首先是扑克牌的生产和流通。

上述杂志提供的一份资料介绍到，中国最早生产扑克开始于1931年，上海的翠华卡片厂，所产扑克名为狮牌，到40年代末，还只是上海有扑克牌生产企业。

但湖北武汉并不算封闭落后的城市，通过交通将扑克运抵湖北销售应不是问题。

然而，这里还需要算一笔账，既扑克牌的价格。

1937年，日本侵占上海，伴随着日货倾销而来的大量日产扑克使得扑克牌价格大跌，由36元一副降至16元。

36年时的一元钱大致可买八斤猪肉，民国16元大致可以相当于现在的2000元，算下来，一副扑克在上海最低都要卖相当于现在的14元一副。

从上海将扑克牌贩运上千里至湖北，其价格又为几何？对于城市人来说，货币相对容易获取。

可是对于居住在农村的农民来说，经过转手，扑克价格又会再次提高，花费相当于现在二十余倍的价钱，农民明显地缺乏消费动力，此时，扑克在湖北农村应很少见。

那到什么时候才会有绝大多数底层农民玩得起扑克牌游戏的社会条件呢？那一定要有扑克的大量产生，以及随之而来的价格进一步降低，让底层大众都能买得起扑克。

而到了1949年之后，中国的扑克生产突飞猛进，在1949年到1958年不到十年时间里，仅上海就有数十家扑克牌生产企业，并且包括武汉在内的其他城市在内，也开始出现扑克牌生产企业。

此时，应是扑克极大普及的时期，另外和平年代提供的安定环境也是休闲娱乐活动普及的条件。

此时，对于“斗地主”的命名应主要在于社会土壤。

由于特殊意识形态，从1949年直到1978年中央正式废除对地主身份的政治歧视，可以说，中国人对于斗地主始终拥有者极大的热情，历次政治运动中，拥有地主身份的社会成员都会被拿出来斗一斗。

有了成熟的条件，“斗地主”游戏很有可能就出现在70年之后。

主宰中国的民间娱乐
值得注意的是，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彻底清除外来文化的结果并没有影响到来自西方的扑克牌，例如“斗地主”游戏已成为主宰中国人的民间娱乐。

自20世纪90年代初在皖南、江苏的部分地区出现“斗地主”后，“斗地主”便像插了翅膀似的，迅速向全国展开。

一时成为与麻将并驾齐驱的消闲娱乐牌戏，深受国人喜爱，不仅玩者众多，研究它的人也趋之若鸷。

所蕴涵的神奇魔力在于它同时它还蕴含着丰富的地域文化。

一些专业人士分析：“斗地主”流行最为广泛的地区就是安徽、湖北、四川、江苏、湖南、浙江、上海了。

在江浙一带，玩的人少且不具有普遍性；而广东福建人几乎不喜欢这种玩法。

至于其他地方，玩“斗地主”基本上都只是在网络上流行。

“斗地主”基本有三种玩法：3人一副牌；4人两副牌；6人三副牌，不过大众玩法一般以4人两副牌居多。

“斗地主”牌戏结构严谨，牌理科学，规模宏大，紧张热烈，立体层次感强，战术复杂多变，对牌手的素质要求高，堪称扑克牌玩法中的上品。

从技巧性、难度、紧张激烈上说，“斗地主”都要高于麻将，麻将太松，你一张，我一张，磨盘似的，在运动中碰凑组合，虽也有激烈惊险的场面，但总的基调是平和的。

而“斗地主”则不然，它紧张、激烈、惊险、急促、立体层次感强，极富刺激，符合优美竞技游戏的本质特征。

从技术性上说，“斗地主”的智慧性极强，不仅同样的一手牌，有人能打赢，有人打不赢，而且叫牌的不稳定性增强，牌力的偶然性提高，规律性更难判断和把握。

就是说，很好的一手牌也没有人敢肯定一定能打赢，这样，“斗地主”的真正技巧最后就决定了牌手心里素质的较量，胜负不仅仅是牌技的高下，而是以何种态度对待叫牌，对待胜负的谋略问题，这是其他棋牌游戏所不曾凸显的创新特点。

如今，到了乡村，几乎每一个村庄里都可以看到“斗地主”的身影。

几个男人或是女人，围着一张简单的桌子或是一个粗糙的水泥台子，就开始了斗地主的游戏。

围观的人远远不止几个，有的时候是十个八个甚至更多。

城镇的街道边，也随时可见“斗地主”的人群。

几个闲人席
地而坐，一张旧报纸铺在地上，就是一个斗地主的桌子。

而大小的城镇开设的茶社，与其说是喝茶，不如说是为“斗地主”的人们提供一个高雅的地方。

可以说，“斗地主”已经席卷了中国的每一个乡村、每一个城市，大有战胜麻将成为中国国粹的可能。

如今，麻将已成为中國乃至世界华人的著名室内智力游戏，相信随着对外开放的加深，“斗地主”也会很快飘洋过海，传向世界各地。

国人内心都想当“地主”
那么，中国人为何这么喜欢玩“斗地主”呢？其实，“斗地主”原是政治行为极强的概念，它源于阶级斗争的年代。

在旧社会，地主恶霸欺压农民，霸占土地，横行乡里，农民辛苦耕种，大部份粮食却交了赋税，农民们对地主老财是恨之入骨。

于是，传说为发泄对地主的愤恨，有位年轻人将当时流行的“跑得快”游戏改编后形成了“斗地主”游戏，为突出地主的优势地位，所以每次发牌叫地主的玩家可多拿三张底牌，其余两位玩家各拿17张牌；据说每当农民作完农活回家后经常一家人在家里玩“斗地主”游戏，以发泄心中的愤恨。

现在，人们喜欢玩“斗地主”大致有以下几个原因：
一是中国人对于有钱人在骨子里充满了羡慕，也充满了仇恨。

几十年来，人们形成了这样一种认识：认为有钱的人，就是地主，就应该斗斗，才能解恨。

但是现在没有给中国人提供斗爭新地主的机会，于是他们便发明了“斗地主”的游戏来满足自己，“以解恨”。

二是中国人的内心都有当“地主”的愿望，但是现实生活里并不是人人都可以当“地主”，成为一个有钱人。

因此，打扑克的时候，就是再没有钱的人，也可能摸到“地主”，自己自然就成为“地主”，过一把当“地主”的瘾，有的时候，几个人里，最有钱的人却摸不到好牌，只有把当“地主”的机会让给没有钱的人。

三是中国人的思想里都有“马不吃夜草不肥，人不得外财不富”的观念，认为四张底牌就是“斗地主”时的夜草和外财。

尽管一副扑克牌里只有四个“2”，斗地主的人都认为四个“2”都在四张底牌里。

因此人人都喜欢在底牌里满足自己“得外财”和“吃夜草”的机会。

在牌桌上可以看到，“斗地主”的人一旦真的成为有权力的人，几乎都会成为一个贪污犯。

四是中国人都想当“一把手”，都想领导几个人。

在“斗地主”的过程里，一个人成为“地主”的时候，他就认为自己已经成为此时的“一把手”，有斗倒其他三个人的权力，有先发话的权力，有先出牌的权力。

一个人在单位里，在公司里，只要不是“一把手”，是没有先出牌权力的，也是没有先发话权力的，“斗地主”的时候可以满足人们这种权力的欲望。

五是中国人都想看自己的领导出问题犯错误，甚至是贪污腐败被绳之以法。

在现实生活中，人们虽然经常看到贪官受到惩罚，但是很多人没有看到自己单位的贪官和“一把手”受到惩罚，内心里隐隐约约感到不高兴。

在“斗地主”的时候，三个不是“地主”的人同心协力把“地主”
斗倒，也就过了斗倒“一把手”的瘾。

往往我们看到当“地主”的人被炸弹炸了一次，三个人都兴高采烈、手足舞蹈，真的就像自己的经理和领导被斗倒一样。

强势的集体文化记忆
“斗地主”以形式上的以众敌寡（斗），内容上的杀富济贫赢得了广大国人的欢迎。

在阶级斗争年代里，农村的土地改革对地主的斗争采取的就是这种方式。

而今，所谓的“斗地主”已经由政治运动演变为一种娱乐方式。

这种演变与其说是一种对传统革命的嘲讽，倒不如说更像是一种文化的自动表达。

20世纪20年代农民运动的代表，当属毛泽东《湖南农民运动考查报告》里描写的湖南地区，可以从这份经典文献里，一窥“斗地主”文化最初的璀璨形态。

从技术层面看，斗地主就可以分为政治手段、经济手段、文化手段及军事手段，当然，这一切都是要以农会为依托。

其中政治手段包括：清算，既检查土豪劣绅在经手地方公款时的贪污行为，追回赃款，打击其社会形象；罚款，在清算中被发现舞弊的要罚，以前有劣迹的要罚，暗中使坏破坏农会要罚，赌牌的要罚，抽大烟也要罚；捐款，当然有为免遭祸害，主动捐款的，但是更多的落后分子，则一定要等待被当做一种处罚时，才肯自觉；小质问，就是，农会人只要发现地主有一点啥问题，直接冲到家去，提出当面批评，事后还要让地主们写下被称为“休息字”的悔过书；大示威，就是大吃喝，直接跑地主家去做客，要你杀鸡宰羊好好款待农民；除此之外，还有戴高帽游街、驱逐、枪毙等等，形式各样，手段可谓五花八门。

再看经济手段，农会夺权，“一朝把权夺便把令来行”，农会出规定：“你们地主，‘不准谷米出境，不准抬高谷价，不准囤积居奇’；不准加租加押，要减租减押；不准退佃；要减息……”
如此威武的农会，权威何来，那必须“枪”杆子出政权，当然，那时农民还不是太有钱，买不起子弹枪，那就组建梭镖队，再团结一批被策反的地主武装。

所谓“梭镖”是一种接以长柄的单尖双刃刀，一县少则数万支，多则上十万支，人多力量大，什么团访局、警察分局都不在话下。

如此斗地主，即使不那么太风生水起，也可谓是其乐无穷，说成是“斗地主嘉年华”都不为过。

如果，只是一时一地这样搞一搞，那肯定是不足以形成一种文化传统，乃至于沉淀为全民族深刻的文化记忆。

翻开我们的高中历史课本，“斗地主”运动进入下半场，江西苏维埃时期，称为“十年土地革命”，“戴高帽”、“搞批斗”、“专政枪毙”创造性经验被延续下来，而之前的“减租减息”已经过时了，直接是没收土地。

前文说到“斗地主”的灵活多变，这个特点，在抗日战争时期就体现出来了。

延安政权一改瑞金时期的“没收”政策，为了团结抗日力量，对地主又改为“双减”政策。

斗地主创造性和灵活性的特点在解放战争和建政初的“土改运动”中，得到更加淋漓尽致地体现出来，面对农民斗争积极性不高和斗争对象逐渐减少的实际困难，做到了“有条件要斗，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斗”，遂也带来一定的消极后果，有的并不属于“地主”也被当成“地主”挨了批斗，搞得有点人心惶惶。

传统在延续，进入60年代，“黑N类”的政治提法不断加码，直到“文革”时加到“黑九类”，但无论如何添加“政治贱民”的种类，地主第一位的宝座那是雷打不动摇的。

从20世纪20年代到70年代末，近60年的时间里，作为一种政治运动的斗地主始终是中国人政治生活一项重要主题，由此就不难理解，它会成为中国心中一种强势的集体文化记忆了。

他国为何没有“斗地主”
对于“斗地主”已经形成了一种文化，我们不禁想问，为何单单中国有这种扑克游戏叫做“斗地主”，其他国家怎么就没有呢？
这个问题，可以转化成，为何“斗地主”在中国会是如此强势的一种集体文化记忆？很明显，这得回到人类的现代化转型中，它起源于现代改革或革命运动对传统土地制度的变革中。

而在各国现代转型转型中，法国算得上是最激进的了，那法国当年是如何“斗地主”的？翻一下世界史就可以看到，法国的土地制度变革发生在18世纪晚期的大革命期间，先后经历了三个阶段，在君主立宪时期，制宪议会颁布法令，废除传统封建制度、取消教会和贵族的特权，并没收教会财产，但没有没收贵族的土地，也没有取消贵族的地租，对“地主”还是很温柔的。

第二阶段，吉伦特派统治时期，立法议会宣布，在农村中分配共有土地，无偿废除没有领主的土地上的一切权利，这算动了些真格了。

最后是雅各宾时期，公民公会的做法，把逃亡贵族的土地分块出售，地价先打白条，原本共有土地按当地人口分配。

这算最激进的了，但是，一没把“地主”的地全分了，二分逃亡“地主”的地还得出钱买，三没给“地主”戴高帽子批斗。

此后，法国土地制度没再发生激进的变革，其间不过十数年时间。

再一个俄罗斯也有激进的传统。

俄国在19世纪下半叶曾出现土地改革，但这种变革如果从农民阶级的立场看，简直反动透顶，为了适应资本主义，发展大生产，政府动用权力，变向将土地集中到权贵手里。

之后，20世纪初的“斯托雷平改革”，又延续了这一路数。

到目前为止，俄国农民不仅没有“斗地主”分田地，反倒是不断地被“地主”斗，俄国传统的农村公社土地制度不断遭受摧残。

终于，到了1917年，共产革命来啦，“斗地主”运动终于可以轰轰烈烈地搞起来，俄国农民也是很积极的，但还没等布尔什维克来引导发动，俄国就率先起来将“地主们”斗了。

据相关资料显示，俄国农民的“斗地主”运动在布尔什维克来到以前，就完成了近90%。

这是为何呢？有学者指出，这是因为俄国农民认为他们只不过是拿回几十年前属于自己的东西而已。

另一个曾被我们模仿的近代变革偶像——日本。

他们的分地历史又是如何呢？明治维新之前，在日本将军最大，以下是大名，都是封建地主，掌握着大量的土地，但由于近代商品经济的发展，土地的所有权和使用权已发生较大分离，既大量的土地虽然属于领主，但通过租佃的方式，大量土地的使用权又在农民和“小地主”手里。

从1871年至1881年，日本明治政府用十年的时间，实现了一场相比起来颇为温和的土地革命，先是进行政治體制改革，废除了将军大名们在封地的统治权，再颁布法令，将大量土地使用者的权利直接上升为所有权，就这样，不用流血，解决了土地问题。

再者，日本在二战后，还分过一次土地，这就分得更细了，在美国著名军事家麦克阿瑟的主持下，日本政府将194万公顷的土地从地主手里强制低价收购，再低价卖给420万农民。

也是“买卖”，不是抢。

虽然，从1871年到1945年，两次分地跨越近百年，但这种分地却并未使得“斗地主”成为一种连续的历史传统。

纵观几个现代化转型带有激进色彩的国家，他们在处理土地问题时，看起来还算温和，要么讲“买卖”，要么讲历史传统，同时，也是分完地就了事，“地主”这个词也随着旧制度一起扫进垃圾桶。

（共识网2016.8.1、《东西南北》2011年09期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