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干部“四化”方针研究综述

国家干部“四化”方针研究综述作者：高江涛来源：《学理论·中》2014年第09期摘要：作为20世纪80年代选拔干部总的指导方针，研究干部“四化”方针的贯彻落实，对于当今选拔干部仍具有重要启示意义。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学术界对干部“四化”方针的研究有了大量的成果，为梳理干部“四化”方针相关研究成果，就方针提出后至今三十多年的国内相关研究概况进行综述。

关键词：干部队伍；干部“四化”；研究综述中图分类号：D63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4）26-0038-02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全党的工作重点开始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

毛泽东曾说过：“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1]。

也就是说，党的政治路线需要组织路线进行保证。

三中全会确定了这样一条正确的路线，这就需要我们党的干部去执行它。

干部队伍素质的高低将直接关系到现代化建设事业的成败。

然而，由于历史原因的影响，当时我们党的干部队伍和领导班子，在许多方面还不能适应新形势的要求。

有些领导干部在政治上思想不纯，受“左”的影响公开抵制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路线、方针、政策；另外，领导班子成员普遍存在年龄偏高、文化偏低、班子职数偏多的问题。

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问题阻碍了我们党政治路线的贯彻实施。

因此，党在20世纪80年代初适时地提出干部“四化”方针，即干部“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以此来保证党的事业不断向前推进。

关于干部“四化”方针的研究是党建的一个重要研究课题。

自邓小平提出干部“四化”概念并于1982年将其写入党章以来，这一方针的贯彻实施对改革开放初期干部队伍建设产生了重大而又积极的影响，因此学术界逐渐加强了对干部“四化”方针的研究。

从总体上看，改革开放初期的三四年时间里，学术界关于干部“四化”的研究成果数量很少，但随着“四化”方针写入党章，并在全国得到贯彻落实，相关研究成果便开始大量地不断涌现。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关于干部“四化”方针的研究呈现出几个比较明显的特点：一是关于对干部“四化”方针解释性的文章相对较多，而关于如何具体贯彻落实“四化”方针的文章则较少；二是研究全国范围内宏观上的干部“四化”方针的文章相对较多，而研究地方如何贯彻“四化”方针的文章相对较少；三是时代性强，即紧跟时代发展进行研究或介绍，宣传性文章较多，深入研究的文章较少；四是从不同的角度对干部“四化”方针加以论述，比如将中共干部选拔任用机制、年轻干部的成长、干部的奖惩与“四化”方针结合起来论述。

20世纪80年代是干部“四化”方针集中贯彻落实的一个时期，关于干部“四化”方针的研究也成为当时学术界研究的热点和重点。

不过，受时代条件的限制，这一时期学界的研究多集中在对干部“四化”方针的解释和宣传方面。

比如研究干部“四化”方针的提出和形成过程，如何正确理解“四化”方针的含义、目的以及在贯彻“四化”方针时应该正确处理的几种关系。

比较有代表性的文章有朱英的《试论干部四化》，陈宝祥的《按“四化”方针建设干部队伍》，吕枫的《以十三大精神调整配备好领导班子》，郑科扬的《学习十三大文件，正确理解和执行干部队伍“四化”方针》，方军的《对正确认识干部队伍“四化”方针的两点体会》，张文正的《全面正确地贯彻干部队伍“四化”方针和德才兼备原则》，闵保全的《贯彻干部队伍“四化”方针需要正确认识和处理的几个关系》，宋任穷的《干部队伍“四化”方针提出和形成的过程》。

1988年9月，武汉出版社发行了至今为止唯一一本专门论述干部“四化”方针的著作《论干部四化方针》。

在这本著作里，首先论述了干部“四化”方针是一个战略决策；接着从革命化、年轻化、专业化、知识化四个方面分别论述了实现干部“四化”必须坚持以革命化为前提，各级领导机构要使干部逐步年轻化，同时年轻干部要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践中尽快成长，另外坚持知识化、专业化，要注意不同工作岗位的不同要求，优化群体结构；最后论述了要为优秀人才脱颖而出创造良好的环境，建立适合中国国情的干部管理制度[2]。

这本著作对干部“四化”方针进行了详细系统的论述，对于当代学者继续深入研究“四化”方针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不过这本著作在当时的背景下带有很强的理论宣传性，其目的是为了向广大干部群众宣传干部“四化”方针，同时宣传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在组织战线方面取得的成就。

它从宏观上论述了在实施干部“四化”方针时应该把握的地方，但是并没有涉及地方如何结合实际情况具体实施“四化”方针。

关于地方或者部门贯彻实施干部“四化”方针情况的研究，学界关注得还较少，相关论文散见于各类期刊杂志上。

代表性的文章有许俊生著的《开创新局面的关键》，任大一、车天庆著的《贯彻改革精神，加速干部队伍“四化”建设》，邓建棋著的《认真坚持干部四化标准，切实选好用好党外干部》，机械工业部第五设计研究院著的《搞好心老干部的合作与交替》。

虽然这些文章反映了地方或部门执行干部“四化”方针的情况，但是在深度上还稍显欠缺，不够系统，比如没有论述地方或部门在执行“四化”方针时遇到的问题，没有总结各个地方执行的特点等等。

另外，选取的地方或部门不具有代表性，不能准确反映全国贯彻执行干部“四化”方针的情况。

进入新世纪以来，由于时代背景的转变，我党干部队伍结构无论是在年龄、知识化还是在专业化方面均发生了根本性改变，干部队伍建设面临着新的任务和要求，而干部“四化”的要求就显得不那么迫切了。

在这种情况下，学术界对干部“四化”方针的研究有所减少。

然而这个时期学界的研究却更加理性，更加专业了。

学界对干部“四化”方针有了一个重新的认识，看到了在执行“四化”方针过程中存在的问题，而不再是像过去一样一味地宣扬。

例如董励华在《从干部“四化”方针到人才“八字”标准》一文中指出“四化”方针在理解和执行上存在着误区：一是对“革命化”的理解和考察出现偏差，二是年轻化成为低龄化，三是把知识化、专业化混同于学历化。

他主张把品德、知识、能力和业绩作为衡量人才的主要标准，不唯学历、不唯职称、不唯资历、不唯身份，不拘一格选拔人才[3]。

朱春奎在《防止干部年轻化异变》一文中从干部年轻化的角度指出过早提拔年轻干部有可能发生异变现象，比如外界对年轻干部能力、背景等方面的质疑乃至对其隐私的侵犯可能会对个人和工作造成巨大的负面影响。

为防止异变，需处理好以下三个问题：一是公共服务动机与绩效表现哪个更重要？二是打破论资排辈的同时，如何提升职务晋升公平感？三是如何让登上政坛的“80后”明确树立“权为民所赋，权为民所用”的权力观，是完善年轻干部选拔制度的重中之重[4]。

有学者甚至指出，在当今条件下，已经不再需要“四化”方针了。

例如中共浙江省委党校的邱巍在《对干部“四化”方针应有新认识》一文中指出：干部“四化”方针是在特定背景下提出的，并且其在实践中变形变质问题严重，而改革开放三十多年干部队伍已经发生了根本性改变，科学发展观对干部队伍建设又提出了新的要求，因此应该允许其退出历史舞台[5]。

诸如此类的文章还有黑龙江大学贺楠的硕士论文《党政领导干部年轻化问题研究》，曾豪杰的《干部“四化”方针的人才学视角》，中共中央党校刘峰的《领导干部队伍“四化”新思考》。

诚然，干部“四化”方针在执行的过程中确实出现了一些问题，但并不能因此就否定“四化”方针过时了。

2011年胡锦涛在“七一”讲话中指出党在目前仍然面临着精神懈怠的危险、能力不足的危险、脱离群众的危险、消极腐败的危险。

因此，严把干部“政治关”、加强干部队伍的培训、提升干部专业知识水平在当下仍然是十分必要的。

此外，这一时期学界研究一个比较明显的倾向是将干部“四化”方针与其他方面结合起来论述。

例如，张书林在《邓小平“关键在人”思想论析》一文中将干部“四化”方针与邓小平的“关键在人”思想结合起来，认为关键在人“意味着关键在优秀年轻干部，相应地，就必须着力推进干部年轻化”；关键在人中的“人”必须是有本事、有能力、能干事、干成事的干部，这就与小平对干部知识化、专业化的要求相契合；关键在人中的“人”，必须是那些真正能够“靠得住”的人，这实质上就是对干部革命化的要求[6]。

俞滨在《邓小平新时期干部标准理论刍议》（载于《浙江学刊》1999年第2期）一文中将干部“四化”方针与邓小平的干部标准联系起来论述，他将邓小平的干部标准总结为三个层次，而干部“四化”是其中的一个层次。

虽然是三个不同的层次，但是它们在目标指向上具有一致性和互补性[7]。

袁庆林、林新奇在《改革开放与年轻干部成长》一文中将干部“四化”方针与年轻干部的成长结合起来，认为干部“四化”要求指明了年轻干部选拔任用的标准。

在学位论文方面，单独论述干部“四化”方针的学术成果较少，不过仍有一些文章相继发表。

相关研究一般呈现出两个倾向性：一是就干部“四化”的某一个方面来论述，比如干部的年轻化政策、第三梯队建设研究等。

二是把干部“四化”方针与中共干部队伍建设结合起来研究。

关于第一个倾向性研究，比较有代表性的学位论文有黑龙江大学贺楠2012年5月完成的硕士论文《党政领导干部年轻化问题研究》。

在论文中，他首先就我党干部年轻化政策做了历史回顾，接着分析了我党在干部年轻化建设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及原因，最后提出了完善干部年轻化建设的建议。

此外，上海师范大学的郭静在2012年5月完成的硕士论文《中共干部梯队建设研究》重点论述了20世纪80年代我党干部梯队建设，包括梯队干部的选拔标准、干部梯队建设的实施。

这些论文虽然对某一个方面做了较详细的论述，但干部“四化”方针作为一个整体，各个方面是相互联系的，单从一个侧面进行研究无法正确理解“四化”方针。

贯彻执行“四化”方针对20世纪80年代我党加强干部队伍建设发挥了重要作用，因此学术界在研究干部队伍建设时也对干部“四化”方针给予诸多关注，常常将二者结合起来。

在这方面，有代表性的学术论文有中共中央党校许锡范在1996年6月完成的博士论文《改革开放中的干部队伍建设》、中共中央党校王建华在2002年4月完成的博士论文《中国共产党干部队伍建设的历史考察与思考》、武汉大学孙萍在2012年11月完成的博士论文《中国共产党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理论与实践研究》、吉林大学张学伟在2012年12月完成的博士论文《中国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的民主机制》。

从总体上看，学界关于中共干部“四化”方针的研究水平参差不齐，重复性研究和介绍较多，尤其是对中央文件和精神进行一般介绍性的文章较多，真正科学、深入的学术研究则较少，以致有些研究浅尝辄止，有待于梳理和挖掘。

参考文献：[1]毛泽东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526.[2]论干部四化方针编写组.论干部四化方针[M].武汉：武汉出版社，1988.[3]董励华.从干部“四化”方针到人才“八字”标准[J].领导科学，2004（24）.[4]朱春奎.防止干部年轻化异变[J].领导科学，2011（1）.[5]邱巍.对干部“四化”方针应有新认识[J].当代社科视野，2009（7）.[6]张书林.邓小平“关键在人”思想论析[J].广东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12（3）.[7]俞滨在.邓小平新时期干部标准理论刍议[J].浙江学刊，1999（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