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仲经济学_煮酒论史

管仲经济学_煮酒论史
管仲经济学 1，人性私儒家人性善，法家人性恶，西方基督教也是人性恶，故法家用严刑峻法，基督教用忏悔，禁欲来竭止这所谓的人性恶。

而人性私是什么意思？在管仲眼里，老百姓是“人”---好逸恶劳，贪财好色，自私自利，但也有人情亲情。

在管仲眼里，官员和皇帝也是“人”，只是多了一些欲望野心和责任而已。

进而管仲认为，这个世界不是由“好人”或“坏人”组成的，而是由“自私自利”的人组成的，所以“政之所兴，在顺民心”。

这个顺民心，管仲的答案是要“从其四欲”，即“百姓厌恶劳苦忧患，我就要使他们安逸快乐；百姓厌恶贫困低贱，我就要使他们富足显贵；百姓厌恶危险灾祸，我就要使他们生存安定；百姓厌恶灭种绝后，我就要使他们生养繁衍”。

他认为，为政者只要懂得这些道理，把给予看成是取得，就是从政的法宝了。

基于此，管仲提出了那句非常出名的格言：“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

” 管仲甚至认为人若一点私心都没有，是很可疑的。

他临终前要齐桓公远离易牙，竖刁，卫公子启方，理由很简单，就是这三人为伺奉齐桓公，一个将自己的亲儿子煮食，一个自阉，一个父亲死了也不回去奔丧，一个若不爱自己儿子，自已
的身体和自己父親，又如何能爱别人？ 2 藏富于民正是由于管仲对人性了解他的经济核心思想管仲最核心的，也是最被后人所漠视的治国思想是“以商止战”。

就国家内政而言，“以商止战”就是发展商品经济，让国民富裕而不至于造反。

就与各诸侯国的关系而言，“以商止战”就是扩大对外贸易，并以军事的威慑力维持均衡。

因此管仲经济政策把富民放在首位。

他说：“凡治国之道，必先富民。

民富则易治也，民贫则难治也。

”这个观点，今天我们一点也不陌生，经济发展才是硬道理，为此必须让一部份人先富起来。

如果我们将西周井田封建制视为古典计划经济，那么管仲搞的就市场化经济改革，因此在农业上，他搞分田到户，鼓励农民辟田畴、制坛宅、修树艺、劝士民、勉稼穑、修墙屋，此谓厚其生’。

而在城市搞工商业分工。

鼓励自由贸易。

管仲大概是人类最早的重商主义者，他认为“无市，则民乏矣。

无末利，则本业何出?”因而认为，农、工、商各业必须同时兼顾，‘务本饬末则富’。

按现在的话说，就是管仲懂的，无农不稳，无工不话，无商不富的道理。

管仲认为：说：‘把土地分下去，实行分户经营，可以使人民自觉抓紧农时。

他们会知道季节的早晚、光阴的紧迫和饥寒的威胁。

他们会自觉地早起晚睡，全家人都关心劳动，不辞劳苦地经营。

若不实行均田分力，地利就不能充分利用，人才不能充分发挥。

不告之农时，人民就不抓紧；不教以
农事，人民就不积极干活。

2500多年前的管仲都懂的这个道理。

而我们今天许多人都不知道。

令今人惭愧？为使民富，管仲还采用低税让利，农业上除根据土地质量定税外，反对对人丁，树木，生畜等加税，贸易上鱼盐能够自在出口，关口只挂号而不予交税，以便当诸侯各国。

其他的出口商品也实施单一税制，在关口征过了的，在商场上就不再征了，反之亦然。

对来齐国经商的商人甚至免税，那商乡就相当干现在的自由贸易区。

即便是国家专营的盐铁，他也主张国有民营的方针，使政府百姓双得利。

3，国家调控管仲关于宏观调控的理论集中体现在《管子》一书《轻重》篇中。

‘轻重’概念从广义上说是指君王处理诸多政事的权衡之术，但其重点是指国家控制商品流通和与社会经济生活有关的内容。

其中又分为探究商品流通规律的理论文章，称轻重之学。

用轻重理论控制商品流通的具体措施，称为轻重之术。

轻重之学包括价格理论、货币理论和商品轻重关系理论三部分；轻重之术包括平衡物价、国家专营、调控货币、战略物资国有等一整套完整的国家高度集权的经济管理模式。

《管子》认为商品价格不断围绕一个轴心上下波动是一个客观规律。

‘常则高下不二，高下不二则万物不可得而使用。

”（《轻重乙》）常固不变的价格是不存在的，如果价格恒定不变，就无法调节流通。

只有价格上下波动，价值规律才能发挥其自发的调节作用，商品才能正常流
通。

《管子》把货币看成是流通手段，“黄金刀币者，民之通货也。

’（《轻重乙》）要求君主通过对货币的控制，掌握住粮食等重要商品，以影响其他商品的交易，从而进一步搞好经济调控。

“五谷食米，民之司命也，黄金刀币，民之通施也。

故善者执其通施而御其司命，故民力可得而尽也”（《国蓄》）。

《管子》认为，商品、谷物和货币之间存在着如下关系：商品轻重与否，取决于这种商品的多少，“少或不足则重，有余或多则轻”；谷物被“囤积则重，被抛售则轻。

集中于国家则重，流散于民间则轻；货币流通得通畅则重，流通不通畅则轻；国家政令与该商品关系重大则重，关系不大则轻，这些论点在《国蓄》、《轻重乙》、《揆度》等篇中都有论及。

有形的手，无形的手《管子》把谷物、货币从万物中独立出来，指出它们之间的关系是：‘谷重而万物轻、谷轻而万物重。

’（《乘马数》）‘币重而万物轻，币轻而万物重。

’‘币重则谷轻，币轻则谷重。

’（《山至数》）并强调了粮食在三者关系中起决定作用。

轻重之术有以下几个方面： 1．稳定物价的措施。

国家采取“敛轻散重”的策略，购进人民所轻者，抛售人民所重者，这样既可以稳定物价，又能使政府从中获利。

‘故善者委施于民之所不足，操事于民之所有。

夫民有余则轻之，故人君敛之以轻；民不足则重，故人君散之以重。

’（《国蓄》）国家还需要采取‘以重射轻’的方
法稳定物价。

就是用高价收购市场上跌幅较大的商品，以改进商品价低滞销的状态，使物价稳定下来，防止商品飞散他处。

因为任何商品都是‘重则至，轻则去’，（《揆度》）商品的价格‘重’，外地的同类商品就会涌人；商品的价格‘轻’，本地的商品就会外流。

与‘以重射轻’相对应的措施是‘以贱泄贵’，就是以低价推销的办法，把过高的价格拉下来，这就防止了‘大贾蓄家’囤积居奇而‘豪夺吾民’。

（《国蓄》）2．国家采取对粮食、食盐、铁等重要商品进行控制的措施。

国家控制了‘民之司命’、‘万物之主’的粮食，就可以控制整个经济，利用对粮食的垄断价格，激发人们的劳动积极性，从而保障国家的经济基础。

管仲建立了国储粮准则，国家收买储备了许多粮食，其数量足以操控商场粮价的动摇，以到达丰饥平衡的成效。

管仲对粮食十分重视，他不容许任何人操作粮价，禁止在饥馑之年使用粮食生意欺凌农人，粮价动摇有必要由国家掌控。

3.调控货币。

《管子》认为，货币是国家控制经济的重要工具，‘先王运用货币，以守财物，以御民事，而平天下。

’（《轻重乙》）为了掌握货币的铸造和流通，《管子》制定了一个货币投放与管理的措施，称为‘币乘马’。

‘乘’指‘算’，‘马’指计数的‘法码’。

《管子》提出的货币投放与管理的基本步骤和方法是：第一步先在方圆6里的地区内作典型调查，第二步由点及面估算全国的货币需
求量，以此为基础确定货币的铸造发行量。

这样周密的治国理财谋略，必然带来经济的稳定发展。

《管子》主张在对外贸易中灵活运用轻重之术：为保证本国缺少而重要的商品不外流，采取‘天下下我高，天下轻我重’的措施，保持重要物资的高价，也会使天下的重要物资流入我国。

而对本国的剩余商品，则采取‘天下高而我下’‘天下重我轻’的低价政策，促其对外倾销。

在一般情况下，要做到‘天下高则高，天下下则下’，保持大体相同的轻重关系。

管仲大概是世界上第一个发现商品价值规律的人，即使在今天看来，他也是利用货币等经济手段而不是国家行政手段调控经济的第一人。

4，贫富调节他认为统治者的首要任务就是及时地调节社会贫富：‘散积聚，钧羡不足，分并财利，而调民事也’。

如何调节？他的办法是‘长者断之，短者续之；满者洫之，虚者实之’；‘富而能夺，贫而能予，乃可以为天下’。

如何夺富予贫呢？他提出了以下措施：向富者征收消费税；限制富人进入某些行业，以免与民争利；间接运用行政手段，以迫使富人散其财物等。

同时，对贫者要‘厚其生’、‘输之以财’、‘遗之以利’、‘宽其政’、‘匡其急’、‘振其穷’。

5，统计考核田有轨，人有轨，用有轨，人事有轨，必有轨，乡有轨，县有轨，国有轨。

不通于轨数而欲为国，不可。

”什么是轨？统计。

上面一段话就是说凡是需要统计，不懂得统计理财，那就根本无
法治理国家。

统计学，在管仲这里非常重要。

据黄仁宇说，中国长期处于封建王朝，没有现代化的原因，就是因为统计学没有建立起来，“无法用数目字管理”，那是因为后世没有贯彻管子的思想，否则不会是这样。

管仲专门成立了一个负责统计的机构，他们的统计非常全面，人口、土地、产出、总值、男女劳力等等，都要进行统计，之后，根据统计结果进行各方面的决策，同时也根据统计结果来进行下一个年度的预测。

这也是现代会计学预算和决算的来源埋红包0评论只看楼主胡语A2019 楼主 2019-09-24 15:23 4楼 6刺激消费管仲的经济思想中，最为奇特的一项是鼓励消费，他甚至倡导奢侈，这在古往今来的治国者中可谓仅见，在《管子》一书中就有一篇奇文《管子·奢靡》。

管仲提出“俭则伤事”的观点，并指出：大家都不消费，就会造成商品流通的减少，从而妨碍生产营利的活动，故曰“伤事”。

要如何才能推动消费？他的答案是，多多消费，甚至无比奢侈地去消费。

管仲倡导奢侈的理由是，“丹砂之穴不塞，则商贾不处。

富者靡之，贫者为之”。

就是说，只要不人为地堵塞利源，商贾就会日夜不息地从事营运而不知休息，而富裕的人只有不断地消费，贫穷的人才有工作可做。

管仲还谈及了一个非常先进的观点。

他说，每当年岁凶歉的时候，人民没有本业可作，国家就应该进行宫室台榭的修建，以促进人民就业，尤其要雇用那些丧失了家产
的赤贫者。

这时候修筑宫室，不是为了享乐，而是为了促进就业，平衡经济。

这相当于现代经济中利用基本建设发展经济的手段历史的遗憾管仲在齐国为相四十年得巨大成功，使得齐国为春秋五霸之首。

而后世对管仲可以说推崇备至，评价极高，儒家孔子曰其仁，而法家更是奉为祖师，可以说管是名副其实的千古一相，但奇怪的是当人们极为推崇他吋，他的治国的经济思想却无人提及而被埋没在漫漫的历史长河之中。

十四世纪西方的学者，从东罗马保存下来的古希腊，古罗马的古纸堆里发现了人性的美和私。

由此产生了改变世界的文艺复兴。

文艺复兴的本质。

就是给人性的欲望正名。

打破了中世纪宗教禁欲主义的桎梏。

由此产生了自由人权的理念。

而人性欲望的正当性，2500年前的管仲就已认识到，管仲的重商主义的经济思想直到今天还有其意义，而中国2000多年来并未有类似欧卅的宗教思想禁忌，那么又为何被埋没在这漫长的历史长河呢？在中国的历史一直没有产生具有独立意识的工商阶层，其原因不仅在经济发展上，更重要的是在我们的文化上。

和西方文化不同中国文化是士的文化，从一开始就是为统治者服务。

，因此中国的文化是统治的文化。

虽然管仲的经济思想有可能导致类似西方权利意识的产生，但独尊儒术的科举制，导致所有的文化人，涌向官场。

权利来自权力的掌握，这成为我们传统文人学习的目标。

在这样的文化氛围中，不可能
产生具有独立意识的阶层，且中国经济的发展总是被朝代更跌打断。

管仲的经济思想在中国仅是流星似的一闪而过。

这是中国历史的莫大的遗憾。

这一闪而过实际上就中断了历史的进程。

自秦帝国之后，中国的历史就是循环史而不是发展史。

儒家是说人之初性本善。

意思是说人性本来是善的，但现在变恶了，所以要劝人从善。

基督是说人性没有完美的善，每个人都有恶的一面，所以要劝人从善。

法家是说人性是恶的，而且不可改变，所以劝人从善是没用的。

中国人的解读是基督跟法家一样？中国人喜欢扣帽子，管仲扣上法家的帽子。

管仲的好就变成法家的好了。

管仲的思想跟前两者一样都是劝人从善。

跟法家八竿子打不着管仲的经济思想在中国仅是流星似的一闪而过。

这是中国历史的莫大的遗憾。

——这也恰恰说明了中国人的聪明这处。

那时候的统治者已然意识到富商会对通知造成危险。

故贱其商，是因为知道商人的经济上的优势。

若再给予政治上的地位的话，会对封建统治有重大威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