岁月留痕砖瓦间(上)

岁月留痕砖瓦间（上）
我们对古代砖瓦的分类和艺术鉴赏，可以将瓦当与古砖分为两个方面。

瓦当就是筒瓦之头，主要起着蔽护屋檐，防风雨侵蚀的作用。

同时，又具有装饰效果，使建筑物更加绚丽辉煌，既实用又美观。

瓦之见于文字记载是公元前715年，鲁隐公八年，有“盟于瓦屋”的记述。

近百年以来，在洛阳王城、侯马晋城、临淄齐城、曲阜鲁城、邯郸赵城、易县燕城、中山王的陵墓等地，都相继出土了板瓦、筒瓦、素面瓦以及战国时期的画像瓦当。

战国瓦当多作半圆形，秦汉瓦当作圆形。

在形制方面，秦之瓦当小于汉之瓦当，而且边廓窄薄，汉代瓦当大于秦瓦当，而且边廓宽厚，汉武帝时期的宫殿用瓦当，尤其大于其先后时期瓦当。

瓦当的烧制，据《史记》所载，当时的书画
技工多集于黄门令署，这些技工参与设计瓦当图案纹样是很有可能的。

汉代窑业之盛达数千处，除官窑外，中小地主自行烧制瓦当的就更多了。

瓦当的类别，分为画像瓦当、文字瓦当、文字兼画像瓦当。

在文字瓦当中，分为宫殿类、官署类、祠庙类、吉语类、记事类等。

据文献记载，并与出土实物相对证，许多瓦当铭文，可以找到出处来历。

属于宫廷瓦当的有“甘泉”、“兰池宫当”、“黄山”、“鼎胡延寿”等；属于官署的瓦当有“上林农官”、“都司空”、“宗正
宫当”等；属于祠庙的瓦当有“永寿无疆”、“鲜神所食”、“泰灵嘉神”等；属于记事的瓦当有“惟汉三年大并天下”、“乐哉破胡”、“单于和亲”等；属于吉语瓦当的为数更多，如“长生无极”、“延寿万年”、“与天长久”等。

其中一部分铭文，类似汉赋中的单句，很富于文学性，如“崇蛹
嵯峨”、“加气始降”、“方春蕃萌”、“涌泉混流”、“吉月照灯”、“朝阳望蜈”等，均具雄健之势，反映了当时的社会风貌。

至于瓦当上的文字字体和风格，秦之文字瓦当虽少，现有的“羽阳临渭”、“千秋”、“千岁”、“万岁”等，尚不失为小篆规模。

西汉到东汉晚期的瓦当文字，其字体在逐渐变化，有小篆与缪篆并存，乃至由此向隶书不断发展的趋势，而且鸟虫篆、芝英体也出现在瓦当之上。

目前所出土的瓦当，文字瓦当居多，画像瓦当则次之。

新中国成立后经过多年的发掘，又发现了许多画像瓦当，为我国的古典美术宝库增加了不少华彩。

战国之半圆瓦当中，其中易县燕下都有山形瓦当、卷云瓦当、饕餮瓦当，三晋有卷云瓦当，齐鲁有树纹、鹿纹瓦当，洛阳有涡形、鹿、双麟瓦当，秦有奔鹿、飞鸿、子母鹿、葵纹瓦当。

秦代的画像瓦当，动物纹、
植物纹、云纹三种纹样俱备，气象朴茂，寓有情趣，在美术史中有着突出位置。

汉代的画像瓦当更为精进，图案更加充实、丰满，艺术性更高。

其中尤以“四灵”
的青龙、白虎、朱雀、玄武瓦当出色，其他如连理、嘉禾，以及画像兼文字的云纹、鹿纹等瓦当，都在前人的成就之上，又开辟了新的境界，无不浑朴遒劲，优美动人。

从战国到秦汉这段时期，造型艺术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举凡青铜器、铜镜、漆器、玉器、玺印等，堪称人类文明的瑰宝，异彩光照千秋。

这些高度的艺术成就，无论从内容到形式，对于瓦当的工艺进步，都产生了必然的影响。

战国青铜器中，饕餮纹是常见的，河北省平山县的中山靖王墓出土过大型铜制山形器物，在易县燕下都的故址出土的半圆瓦当中则有饕餮纹瓦
当和山字形瓦当，战国之帛画与铜镜时有夔龙和凤的图像，齐鲁的半圆瓦当则有龙凤的纹样，在战国玉器的璧与带钩纹饰中时见所谓“卧蚕门”的纹样，秦的瓦当加以变形而发展成为葵纹或云纹瓦当；汉代的印章，从纽式到肖形，特别是文字的所谓缪篆之变化多样，与汉瓦当之内容和形式的丰富，也是同出一辙的。

除此之外，作为陶制的瓦当，它又具有满而不塞、厚而不浊，以及曲直相宜、拙中寓巧和气象雄浑、沉着生动这些自身所固有的特点。

瓦当在宋朝已有文字记载，但尚未列入考古文物。

清代乾隆时，杭州人朱枫旅居关中，收集到许多瓦当，编了一部《秦汉瓦当图记》，于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刻成，这是瓦当的第一部图谱。

之后，随着朴学的兴起，收集瓦当的风气渐开。

一些文人学士还用瓦当琢成砚台，名曰“瓦当砚”，既作为古董，又是文房用具。

自此农民耕地所得，哪怕是半个筒瓦，只要圆底完整，均可卖得好价。

如遇文字与众不同的新品种，尤其让人歆羡。

常见的瓦当，如铭文是“美意延年”等吉祥语类的，价在几百元左右，罕见的价格会更高。

现在，陕西、河南的一些农民仍然在田地里寻找瓦当去卖，原物暗中交易，拓本公开销售，价钱也不低。

在西安，霍去病墓的瓦当拓片，一张已卖到三五百元。

古砖的发展史，可以追溯到西周早期。

陕西省文物管理部门曾在岐山县征集到两块经鉴定认为是西周时期的空心砖。

这里出土的古砖可以确认是中国烧制，使用砖的历史可追溯到西周时期，距今已有3000多年。

经专家修复整理，完整的空心砖长约1米，宽为33厘米，厚约20.5厘米，两个大面上有约10厘米见方的小孔，砖面外表有绳纹，砖体显见为手工制作，
经过烧制，呈青色。

同时出土的有部分条形实心砖。

这一发现，将中国砖的历史又溯推了约500年。

从出土的实物可以看出，西周时期砖的烧造技术已较为先进，工艺已趋于完善。

春秋时期建筑用砖的制造，比西周又有了新的发展和提高。

到了战国时期，各国在都城等地大兴土木，建造城市和宫殿，促使砖与其他建筑用陶大量使用，制作水平也相对提高，特别是砖上雕饰的各种花纹，具有较高的艺术价值。

秦汉时期，最富特色的是画像砖。

在秦都咸阳宫殿建筑遗址，以及陕西临潼、凤翔等地发现众多的画像砖，大多数砖面上饰有米格纹、太阳纹、小方格纹等图案及游猎和宴客等画面。

汉代画像砖的制作更为普遍，内容更加丰富。

阙门建筑、各种人物、车马、乐舞、宴饮、狩猎、杂技、驯兽、农业生产、手工劳作、神话故事等等，都反映在画像砖的画面上。

可以这样说，砖自它产生之日起，直至清代，在其延续时间之中，工艺传统一直没有中断，需要研究的课题十分丰富，而且，中国的古砖，文字砖与画像砖各半，各有特色，尤其是画像砖，无论是在绘画和雕刻艺术上，还是对于了解古代社会和民风民俗，都具有极高的学术意义。

鲁迅先生就曾对古代砖刻作过潜心研究。

由于砖在文字和图案刻画上不受形状的制约，不必像瓦当那样必须加以变体或变形，故而，古砖的图案更为多样，而且场面宏大，人物复杂。

古砖上铭文的书写也较为自如，文字亦无须图案化，其书体早已突破了小篆及缪篆的范畴。

砖的刻画和文字，对于绘画史和书法史的研究，特别是对于民间绘画和民间书法的认识，也具有重要作用。

对于书画如何从民间进
入文人艺术的殿堂，也可从中发现关系，理出脉络。

古砖上的文字很有特点，这些文字很多都不是模铸的，而是手写的，有其独具的气势。

例如西汉时用来砌筑墓穴的瘗砖，东汉时服役罪犯的葬砖(即刑徒砖)，全是直接刻画成字，文字古拙稚朴。

三国魏晋时期，南方民建、官造府邸、宗教性的塔砖，则又是一种艺术面貌，同时又反映了当时的民俗，颇具地方和民族特色。

此时江浙一带还有一种民间风俗，即士大夫以上治葬做坟，必用特别烧造的墓砖。

这种墓砖坚牢厚重，两侧都有文字，记治葬年月和墓主名字，或治葬子孙名字。

这个时期的墓砖、官造府邸砖等，不仅质地甚佳，而且颇具书法价值，早在宋代已有人见到，但未被重视。

清代嘉庆年间，张叔未、张燕昌、陈南叔、陆心源诸人开始大量收购文字砖，于是古砖才进入金石研究领域。

陆心源收藏古砖800余块，作
《千甓亭古砖图录》20卷，辑录了上自汉代下迄元朝的古砖，其体例既有篆文，又有树形、人形、虎头、鱼形等，内容多为颂赞、祝愿。

1991年中国书店出版了该书影印本。

现今的藏品大部分在浙江博物馆。

古砖中的画像砖通常嵌在墓室或建筑物的壁面上，有的是用木模压制出来的，有的是艺人直接刻画的。

从画面上可以看到，艺人们的写实能力和艺术技巧是相当高的。

如1925年在洛阳汉墓中出土的五件画像砖，砖上有人物和动物，笔势流利，姿态生动，活灵活现。

四川成都出土的汉代盐场画像砖形象地反映了煮盐的场景。

它刻画了层层山峦、井架高耸，盐工们从深山中背柴，在灶前煮熬，远处山林中，野兽出没，猎人张弓射击。

整个画像砖构图饱满，栩栩如生；汉代四骑士画像砖描绘的是四个持戟骑士骑马奔驰的情
景；弋射收获画像砖描绘的是射猎过程中的一个场面，具有浓郁的生活气息；乐舞杂技画像砖，在不大的一块方砖上，刻画了弄丸、弄瓶、绸舞以及吹排箫、鼓琴等多种音乐、舞蹈和杂技表演，气氛热闹，洋溢着一片欢腾景象。

1959年在南京西善桥南朝墓出土的画像砖为“竹林七贤图”，人物刻画极其生动，突出地表现了每个人的性格、气质，其神情动作全都符合史籍的记载。

无论是文字砖，还是画像砖，均具有丰富而生动的艺术内涵。

但在旧时代的艺坛上，它们毕竟不像宫廷绘画那样堂皇，也不像碑碣那样显赫。

砖刻作为民间艺术，当今还需要得到更多的重视和研究。

近代康有为极力倡导北碑，其大声疾呼才把碑刻提到一定的高度，然而，却没有把砖刻提到相应的地位，这实在是一种缺憾。

鲁迅先生曾花费大量的精力收集和研究
画像砖，但他毕竟以从事文学为主，大量的工作有待后人去完成。

近几年来各地出土的古砖又有不少。

安徽亳州出土的古砖全都不是模铸，估计是为竹签所刻，生动异常。

新疆、甘肃一些地区出土的西汉古砖，其文字完全可与汉简相媲美。

这些新资料是前人见不到的，更需要我们去搜集、整理和研究。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