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唐话资料研究现状述评

日本唐话资料研究现状述评
作者：李夫平
来源：《辞书研究》2020年第03期
摘要日本的唐话资料研究历史已有半個多世纪，且依然活跃。

目前看来，对日本唐话资料研究现状及其特征的整体介绍尚有不足。

因此，这是一个具有尝试必要性的课题。

通过概述日本在唐话资料的收集整理研究、语言研究及代表性研究者的研究现状等方面的内容，我们可以看到日本唐话资料研究在文献开发的广度、研究方法多样化、语料基础性研究的细致程度等方面成果丰富，特色明显。

不过，日本方面仍存在一些问题，如研究热点集中，不少研究领域尚待拓展等。

厘清这些问题或许可以为我们今后开展中日唐话资料研究现状的比较工作，提供一些参考或启示。

关键词唐话资料日本现状成果领域问题启示
一、前言
开展唐话教育的日本江户时期作为日本汉语教育史上两个最具代表性的时期之一[1]，其相关研究在中国和日本都早有开展。

正如张西平（2009）在论述“国别汉语教育史”的研究对象与方法时所指出的，“对各国汉语教育的历史、人物、教材和研究著作作系统的研究是世界汉语教育史的重要和基本的研究内容”，各国、各时期的汉语教材等资料是汉语及汉语教育相关研究的重要材料。

日本唐话研究也是如此。

目前，中日两国从发掘整理、编撰考证、内容分析、文献对比等多角度进行了唐话资料的研究，而厘清中日两国唐话资料的研究状况及其在成果上的具体差异，更有助于我们拓展和深化汉语及国别教育研究。

关于日本唐话资料研究的整体状况，我们可以从冈田袈裟男（2005）这一较早的研究中有所窥探。

从事日语与汉语交流研究的学者虽不多，但是成果却不少。

作为先行研究，在1945年之前，青木正儿、中山久四郎、石崎又造等专家在“唐话学”方面取得了诸多研究成果，石崎又造贡献尤多。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关于“唐话学”的研究成果虽然不多，但20世纪50年代，鸟居久靖在天理大学图书馆详细研究了一些唐话词典，60年代又有长泽规矩（笔者按：长泽规矩也）编刊了《唐话词汇类集》（笔者按：《唐话辞书类集》）20卷。

这些研究为该领域后来的研究奠定了基础。

另外，虽然这个领域的研究人员并不多，但研究条件和环境还是很优越的。

虽然冈田袈裟男（2005）的这一认识距今已有十数年之久，且日本的唐话研究在此期间发展迅速，但它所反映的学界研究特征的今昔变化似乎不大。

也就是说，日本此方面研究仍然呈现出研究者少却成果丰硕的鲜明特征。

因此，我们对日本唐话资料研究的解说将既着眼于成果
集中的代表性领域，也从代表性研究者的成果介绍入手。

另外，1945年以前，以青木正儿、中山久四郎、石崎又造等为代表的日本研究者多是从史学角度开展日本唐话教育的整体性研究，且并未有唐话资料专门研究的丰富成果;可以说，20世纪50年代之后，日本才开始了真正意义上的唐话资料研究。

所以，对日本唐话资料研究的整理以20世纪50年代以后的成果为主。

二、唐话资料研究成果显著的方向
日本唐话资料研究涉及的领域众多，但其成果分布领域的集中倾向较为明显。

整体来看，唐话资料的收集整理研究、唐话实态分析、语言要素分析是成果较为集中的研究方向。

（一）唐话资料的收集整理研究
汉语教学文献的收集和整理是国别汉语教育史研究的基础性工作（张西平2009），日本这方面的工作开展较早，成果丰富。

首先，较早的成果是在冈田袈裟男（2005）中提到的鸟居久靖的《日本における中国語学遺産の整理について》（1957）和1969年至1977年由日本古典研究会编辑、长泽规矩也解题、汲古书院出版的丛书《唐话辞书类集》。

鸟居久靖（1957）以研究论文的形式，分类总结了许多日本的汉语教育资料整理的研究成果，并按年代顺序列举了词汇类资料，详细介绍了译解类和辞书类资料的编纂信息。

它既对文献整理性研究做了介绍，也对唐话资料进行了发掘性整理，是很有参考价值的早期研究成果。

《唐话辞书类集》作为专门的文献集成性资料，共分二十集（另有别卷一部）收录了日本江户时代的唐话教科书、学习类辞书等六十三种，这在文献整理方面是非常突出的成果。

它所收集整理的唐话原始资料为后来唐话研究提供了材料上的基础依据。

不过，该丛书虽说卷帙浩繁，却并没有对唐话资料做分类收集整理。

这是有别于鸟居久靖（1957）的特点。

其后，六角恒广的编著《中国语教本类集成》（1991—1998）是最具代表性的日本汉语教科书类的资料整理成果。

该集成共分两期十集[2]，外加一补集[3]，共四十卷。

其中，第一集第一卷收录了部分唐话教科书，比如《小孩儿》《闹理闹》《官话纂》《汉语跬步》等，补集《江户时代唐话篇》（1998）专门收录了《唐话纂要》《唐译便览》《唐语便用》《唐音雅俗语类》《唐诗选唐音》《经学字海便览》等6种唐话教科书。

整体来看，《中国语教本类集成》主要收录的是北京官话教育资料，且相较于《唐话辞书类集》，其中的唐话资料种类较少。

但是，就资料收集的针对性特点而言，《中国语教本类集成》所收唐话资料的代表性和时代性更为鲜明。

最近的整理研究可见于根据关西大学图书馆长泽文库所藏版本、奥村佳代子整理编著的《唐话课本五编》（2011）。

它对《小孩儿》《长短话》《请客人》《小学生》《闹里闹》等5种唐话资料进行编排，“将五编缀为一册的情况却是前所少有。

因此，这个写本不但有珍贵的史料价值，而且让我们得以窥见唐通事汉语教育的实况”（蒋春红2016）。

另外，对唐话资料进行分类整理的研究也多有出现。

比如，中村幸彦编著《近世白话小说翻译集》（1984—1987）、冈田袈裟男（2003）等有文集中整理了翻译性质的唐话资料。

除小
说外，唐话戏曲翻译资料的整理研究成果也有出现，比如冈崎由美（2014）在将日本人对汉语文献的解读方式分为“国译”“通俗”“翻案”三种后，总结认为江户时期真正翻译意义上的“通俗”中国戏曲现存仅有《琵琶记》《水浒记》和《蜃中楼》三种。

还有一类成果形式是对唐话资料研究进行整理的论文。

比如，神林裕子（1997）围绕着《语录释义》的文献成书史，既提到了与其内容相关的大量文献和众多参考文献，还涉及了许多唐话研究者（比如石崎又造、鸟居久靖等）的成果。

它虽然是个体唐话资料的研究论文，但介绍了丰富的唐话资料及其研究信息，因此可作为唐话资料整理研究具有参考价值的文献。

从近期的日本唐话资料收集整理研究情况来看，以少数资料为中心、有针对性的研究成果比较突出;资料搜集与发掘研究都有成果，但规模较小，程度不高;唐话资料的收集整理研究开展历史较早，成果突出，备受关注，但近期发展缓慢;其整理方法和形式较为单一;研究方向有待扩展，唐话资料研究仍有分类整理和发掘研究的空间，比如，黄檗宗唐音资料的搜集整理研究正成为关注点。

（二）唐话实态分析
通过资料的内容分析，从整体上把握日本在江户时期汉语教育中所接受的唐话实态，是日本唐话资料研究中常见的角度。

从黄檗宗的唐话和唐通事的唐话来了解唐话实态，是唐话资料研究的基本状态。

尤其是语音方面的研究更为普遍。

张升余（2000）有一篇研究唐话语音的博士论文[4]。

其中所使用的唐话资料有黄檗宗唐音资料和唐通事唐音资料两种，对资料所反映出的唐音音韵特征从黄檗宗唐音和唐通事唐音两个方面做了实态分析及比较研究。

其中主要使用了6种黄檗宗唐音资料（《禅林课诵》《弘戒法仪》《黄檗清规》《慈悲水忏法》《金刚般若波罗蜜经》《慈悲道场忏法》）和19种唐通事唐音资料（比如《唐话纂要》《唐译便览》等）。

同样是博士论文，杨春宇（2007）以清时的中外对音文献为研究对象，对当时的汉语音韵特征进行了考察。

在对清代汉语和日本江户时期的近世唐话的对音情况论述时指出，日本的近世唐音通常分黄檗宗僧侣使用的唐音和长崎的唐通事及商人使用的唐音。

其中所采用的黄檗宗唐话资料有《黄檗清规》《慈悲水忏法》《金刚般若波罗蜜经》等共12种，采用的唐通事唐话资料有《唐话纂要》《唐译便览》等共7种。

这些文本与张升余（2000）所采用的资料有一定程度上的重合。

此后的杨春宇（2008）通过黄檗宗唐音和唐通事唐音的比较研究考来察唐话特征，在考察视域上，和张升余（2000）存在近似性。

如上所述，唐话资料的唐音实态分析研究多是以散论的形式，出现在诸多的相关论文（论著）中，专题论文或者专题整理研究欠缺。

另外，唐话资料的语言形态相关考察主要围绕以冈岛冠山编写的唐话教科书为代表的资料，从章节设置的“字话”数来开展。

如上文提到的神林裕子（1997），它通过比较《语录释义》及其参考书目（《唐话纂要》《字海便览》《语录解义》）在俗语注解方式上的异同，来分析《语录释义》的编写方法和形式等体例特征及其所反映的唐话实态特征。

通过对比可以看出，由“二字话”到“多字话”、再由词组到“常言”“长短话”的唐话形态、给词条加发音标记（文
字或符号）或者解说语（日文或者汉文）的注解方式等使用情况在唐话资料之间既有承袭表现，也有资料个体的差异，但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唐话实态的整体特征。

在结论中，神林裕子（1997）认为《语录释义》在辞书形态上对《唐话纂要》和《字海便览》的承袭并非以“技术”习得为目的，而是为了服务于理解朱子理学。

其实，对唐话形态的相关考察内容可见于大部分的唐话资料研究，尤其是在有关冈岛冠山系列教材的编写研究中更为常见，成果非常丰富。

此外还有村上雅孝（1995）的《唐話資料「語録解義」の二字漢語》、何晓丽（2007）的《唐話資料における句読法—冠山の唐話辞書を中心に》、武内真弓（2010）的《『唐話類纂』語彙索引（1）二字話「態芸」門》、木津祐子（2012a，2012b）的《「官話」の現地化：長崎通事書の二重他動詞「把」と琉球通事書の処置文》《琉球·長琦の通事書研究：「官話」の渡海》、大岛吉郎（2017）的《『唐話纂要』の「常言」》等[5]。

这些成果主要是对特定形态的唐话语言要素展开分析的。

概观唐话资料的语言实态分析情况可知，有关唐话实态的专门性、体系性的研究成果很少，但唐话种类、形态和注解方式等相关研究内容却非常多见。

究其原因，唐话实态特征可以说是唐话资料的基础性研究内容，故凡涉及唐话文本的分析多会介绍这一方面，以致呈现研究分散的现状。

但是，从资料范围来说，现在仍有许多唐话资料的语言实态未被整理介绍。

也就是说，我们还需要进一步摸清当时的唐话资料究竟采用了多少种方法或形式记录唐话实态，并开展唐话教育等一系列的问题。

（三）语言要素分析
语言学向来是日本汉语教育资料研究的重点方向，也是中日汉语教育资料研究成果最为丰富集中的领域。

唐话资料的情况也是如此。

对于唐话资料的语言要素分析，日本在词汇、语音、语法方面都有開展，但以词汇为主的特征相对突出。

1. 词汇方面
专书以词汇研究为主要形式，热点文本较为固定，尤其是冈岛冠山编写的多本教科书备受关注，比如《唐话纂要》《唐译便览》《唐语便用》《唐音雅俗语类》《唐诗选唐音》《经学字海便览》等。

关于冈岛冠山编写的第一本唐话教科书《唐话纂要》的研究，方环海、黄莉萍（2017）介绍了中日两国的一些相关成果。

其中提到的日本相关研究较少，有冈田袈裟男（2003）、岩本真理（2004）、奥村佳代子（2007）等。

冈田（2003）和奥村（2007）的研究重点分别是语音和语法方面，而非词义辨析或者词类归纳等词汇研究方向。

不过，冈田（2003）在对《唐话纂要》的“二字话”词汇索引整理上，论述细致而全面，具有参考意义，而这方面的专题研究可见于武内真弓（2010）。

岩本（2004）开展了具体的词汇研究，对《唐话纂要》和《南山俗语考》各卷中的词条按词性、组词字数、词义领域的综合对应分布情况进行了整理和统计，分析了它们的词条分布倾向。

该论文指出动词词组在不同字数词汇中的分布倾向、以名词词组为中心的编写倾向等在两书中都有体现。

也就是说，《唐话纂要》和《南山俗语考》所收词汇具有一定程度的近似，并可能存在一定程度上的词汇继承关系。

（岩本真理
2004）奥村佳代子作为唐话资料研究的代表性学者，在其近四十余篇相关论文中有不少是关于冈岛冠山编写的教科书的。

其他的专书研究对象还有《海外奇谈》《南山俗语考》和《水浒传》的相关辞书及翻译小说类资料。

比如，岩本（1989，1998，2000，2001）发表了关于《南山俗语考》词汇归纳分析的专书系列研究，喜多田久仁彦（1996，1997，1998）发表了关于《养儿子》的研究论文。

其他唐话资料的专书研究成果整体较少，且内容很不全面。

从近期的日本唐话资料收集整理研究情况来看，以少数资料为中心、有针对性的研究成果比较突出;资料搜集与发掘研究都有成果，但规模较小，程度不高;唐话资料的收集整理研究开展历史较早，成果突出，备受关注，但近期发展缓慢;其整理方法和形式较为单一;研究方向有待扩展，唐话资料研究仍有分类整理和发掘研究的空间，比如，黄檗宗唐音资料的搜集整理研究正成为关注点。

（二）唐话实态分析
通过资料的内容分析，从整体上把握日本在江户时期汉语教育中所接受的唐话实态，是日本唐话资料研究中常见的角度。

从黄檗宗的唐话和唐通事的唐话来了解唐话实态，是唐话资料研究的基本状态。

尤其是语音方面的研究更为普遍。

张升余（2000）有一篇研究唐话语音的博士论文[4]。

其中所使用的唐话资料有黄檗宗唐音资料和唐通事唐音资料两种，对资料所反映出的唐音音韵特征从黄檗宗唐音和唐通事唐音两个方面做了实态分析及比较研究。

其中主要使用了6种黄檗宗唐音资料（《禅林课诵》《弘戒法仪》《黄檗清规》《慈悲水忏法》《金刚般若波罗蜜经》《慈悲道场忏法》）和19种唐通事唐音资料（比如《唐话纂要》《唐译便览》等）。

同样是博士论文，杨春宇（2007）以清时的中外对音文献为研究对象，对当时的汉语音韵特征进行了考察。

在对清代汉语和日本江户时期的近世唐话的对音情况论述时指出，日本的近世唐音通常分黄檗宗僧侣使用的唐音和长崎的唐通事及商人使用的唐音。

其中所采用的黄檗宗唐话资料有《黄檗清规》《慈悲水忏法》《金刚般若波罗蜜经》等共12种，采用的唐通事唐话资料有《唐话纂要》《唐译便览》等共7种。

这些文本与张升余（2000）所采用的资料有一定程度上的重合。

此后的杨春宇（2008）通过黄檗宗唐音和唐通事唐音的比较研究考来察唐话特征，在考察视域上，和张升余（2000）存在近似性。

如上所述，唐话资料的唐音实态分析研究多是以散论的形式，出现在诸多的相关论文（论著）中，专题论文或者专题整理研究欠缺。

另外，唐话资料的语言形态相关考察主要围绕以冈岛冠山编写的唐话教科书为代表的资料，从章节设置的“字话”数来开展。

如上文提到的神林裕子（1997），它通过比较《语录释义》及其参考书目（《唐话纂要》《字海便览》《语录解义》）在俗语注解方式上的异同，来分析《语录释义》的编写方法和形式等体例特征及其所反映的唐话实态特征。

通过对比可以看出，由“二字话”到“多字话”、再由词组到“常言”“长短话”的唐话形态、给词条加发音标记（文字或符号）或者解说语（日文或者汉文）的注解方式等使用情况在唐话资料之间既有承袭表现，也有资料个体的差异，但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唐话实态的整体特征。

在结论中，神林裕子
（1997）认为《语录释义》在辞书形态上对《唐话纂要》和《字海便览》的承袭并非以“技术”习得为目的，而是为了服务于理解朱子理学。

其实，对唐话形态的相关考察内容可见于大部分的唐话资料研究，尤其是在有关冈岛冠山系列教材的编写研究中更为常见，成果非常丰富。

此外还有村上雅孝（1995）的《唐話資料「語録解義」の二字漢語》、何晓丽（2007）的《唐話資料における句読法—冠山の唐話辞書を中心に》、武内真弓（2010）的《『唐話類纂』語彙索引（1）二字話「態芸」門》、木津祐子（2012a，2012b）的《「官話」の現地化：長崎通事書の二重他動詞「把」と琉球通事書の処置文》《琉球·長琦の通事書研究：「官話」の渡海》、大岛吉郎（2017）的《『唐話纂要』の「常言」》等[5]。

这些成果主要是对特定形态的唐话语言要素展开分析的。

概观唐话资料的语言实态分析情况可知，有关唐话实态的专门性、体系性的研究成果很少，但唐话种类、形态和注解方式等相关研究内容却非常多见。

究其原因，唐话实态特征可以说是唐话资料的基础性研究内容，故凡涉及唐话文本的分析多会介绍这一方面，以致呈现研究分散的现状。

但是，从资料范围来说，现在仍有许多唐话资料的语言实态未被整理介绍。

也就是说，我们还需要进一步摸清当时的唐话资料究竟采用了多少种方法或形式记录唐话实态，并开展唐话教育等一系列的问题。

（三）语言要素分析
语言学向来是日本汉语教育资料研究的重点方向，也是中日汉语教育资料研究成果最为丰富集中的领域。

唐话资料的情况也是如此。

对于唐话资料的语言要素分析，日本在词汇、语音、语法方面都有开展，但以词汇为主的特征相对突出。

1. 词汇方面
专书以词汇研究为主要形式，热点文本较为固定，尤其是冈岛冠山编写的多本教科书备受关注，比如《唐话纂要》《唐译便览》《唐语便用》《唐音雅俗语类》《唐诗选唐音》《经学字海便览》等。

关于冈岛冠山编写的第一本唐话教科书《唐话纂要》的研究，方环海、黄莉萍（2017）介绍了中日两国的一些相关成果。

其中提到的日本相关研究较少，有冈田袈裟男（2003）、岩本真理（2004）、奥村佳代子（2007）等。

冈田（2003）和奥村（2007）的研究重点分别是语音和语法方面，而非词义辨析或者词类归纳等词汇研究方向。

不过，冈田（2003）在对《唐话纂要》的“二字话”词汇索引整理上，论述细致而全面，具有参考意义，而这方面的专题研究可见于武内真弓（2010）。

岩本（2004）开展了具体的词汇研究，对《唐话纂要》和《南山俗语考》各卷中的词条按词性、组词字数、词义领域的综合对应分布情况进行了整理和统计，分析了它们的词条分布倾向。

该论文指出动词词组在不同字数词汇中的分布倾向、以名词词组为中心的编写倾向等在两书中都有体现。

也就是说，《唐话纂要》和《南山俗语考》所收词汇具有一定程度的近似，并可能存在一定程度上的词汇继承关系。

（岩本真理2004）奥村佳代子作为唐话资料研究的代表性學者，在其近四十余篇相关论文中有不少是关于冈岛冠山编写的教科书的。

其他的专书研究对象还有《海外奇谈》《南山俗语考》和《水浒
传》的相关辞书及翻译小说类资料。

比如，岩本（1989，1998，2000，2001）发表了关于《南山俗语考》词汇归纳分析的专书系列研究，喜多田久仁彦（1996，1997，1998）发表了关于《养儿子》的研究论文。

其他唐话资料的专书研究成果整体较少，且内容很不全面。

从近期的日本唐话资料收集整理研究情况来看，以少数资料为中心、有针对性的研究成果比较突出;资料搜集与发掘研究都有成果，但规模较小，程度不高;唐话资料的收集整理研究开展历史较早，成果突出，备受关注，但近期发展缓慢;其整理方法和形式较为单一;研究方向有待扩展，唐话资料研究仍有分类整理和发掘研究的空间，比如，黄檗宗唐音资料的搜集整理研究正成为关注点。

（二）唐话实态分析
通过资料的内容分析，从整体上把握日本在江户时期汉语教育中所接受的唐话实态，是日本唐话资料研究中常见的角度。

从黄檗宗的唐话和唐通事的唐话来了解唐话实态，是唐话资料研究的基本状态。

尤其是语音方面的研究更为普遍。

张升余（2000）有一篇研究唐话语音的博士论文[4]。

其中所使用的唐话资料有黄檗宗唐音资料和唐通事唐音资料两种，对资料所反映出的唐音音韵特征从黄檗宗唐音和唐通事唐音两个方面做了实态分析及比较研究。

其中主要使用了6种黄檗宗唐音资料（《禅林课诵》《弘戒法仪》《黄檗清规》《慈悲水忏法》《金刚般若波罗蜜经》《慈悲道场忏法》）和19种唐通事唐音资料（比如《唐话纂要》《唐译便览》等）。

同样是博士论文，杨春宇（2007）以清时的中外对音文献为研究对象，对当时的汉语音韵特征进行了考察。

在对清代汉语和日本江户时期的近世唐话的对音情况论述时指出，日本的近世唐音通常分黄檗宗僧侣使用的唐音和长崎的唐通事及商人使用的唐音。

其中所采用的黄檗宗唐话资料有《黄檗清规》《慈悲水忏法》《金刚般若波罗蜜经》等共12种，采用的唐通事唐话资料有《唐话纂要》《唐译便览》等共7种。

这些文本与张升余（2000）所采用的资料有一定程度上的重合。

此后的杨春宇（2008）通过黄檗宗唐音和唐通事唐音的比较研究考来察唐话特征，在考察视域上，和张升余（2000）存在近似性。

如上所述，唐话资料的唐音实态分析研究多是以散论的形式，出现在诸多的相关论文（论著）中，专题论文或者专题整理研究欠缺。

另外，唐话资料的语言形态相关考察主要围绕以冈岛冠山编写的唐话教科书为代表的资料，从章节设置的“字话”数来开展。

如上文提到的神林裕子（1997），它通过比较《语录释义》及其参考书目（《唐话纂要》《字海便览》《语录解义》）在俗语注解方式上的异同，来分析《语录释义》的编写方法和形式等体例特征及其所反映的唐话实态特征。

通过对比可以看出，由“二字话”到“多字话”、再由词组到“常言”“长短话”的唐话形态、给词条加发音标记（文字或符号）或者解说语（日文或者汉文）的注解方式等使用情况在唐话资料之间既有承袭表现，也有资料个体的差异，但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唐话实态的整体特征。

在结论中，神林裕子（1997）认为《语录释义》在辞书形态上对《唐话纂要》和《字海便览》的承袭并非以“技术”习得为目的，而是为了服务于理解朱子理学。

其实，对唐话形态的相关考察内容可见于大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