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唐代东宫谏官之职掌及其体系之形成

试论唐代东宫谏官之职掌及其体系之形成王琪李文才
摘要:唐代东宫谏官在构成上与朝官序列的谏官体系大致呈对应关系,主要承担对皇太子的谏诤任务.东宫谏官体系的形成,大致经历了唐初近百年的时间,其间谏官的成员,名称,员额等方面均不断发生变化,但其职掌却基本固定.唐代东宫谏官的发展,与唐初统治集团内部的权力之争,尤其是围绕皇权争夺的政治斗争之间,有着较为密切的联动关系.
学术界对于唐代谏官的理解,往往囿于中书, 门下两省,即认为谏官为隶属于中书,门下两省的个以向皇帝谏诤为职掌的特殊职官体系.然征诸史实,唐代东宫实际上也存在一个谏官群体,东宫谏官在构成上与两省谏官大致呈对应关系,所不同者为二者劝谏对象之差别.一般说来,东宫谏官的主要职掌是对太子的言行举止进行讽谏. 史实表明,东宫谏官在唐代前期政治运作中的作用比较显着,甚而一些东宫谏职的设置还与唐朝初年的政治斗争密切相关,或者就是因统治集团的权力之争而设置.本文通过对相关史籍的整理排比,对东宫谏官略加探析. ,唐代东宫谏官的构成东宫职官在某种意义上是对朝官的模拟,因此我们有理由相信,东宫职官在构成上应当也有套职拟朝官序列的谏官集团.通过对《唐会要》,《唐六典》,《通典》,两《唐书》等的解读,可以找出属于东宫谏官的成员共有七种.其具体名称及职责,见诸表1. 以下结合表格内容,对东宫谏官诸职之职掌等情况略加解释: 旧唐书霎覆'囊蓄'新唐书篓耠'囊蓄奖'侍从,献纳,启奏谕太子以道德, 为左庶子侍从规谏,内外庶政有可为之贰驳正启奏规讽者,随事而侍从礼仪,驳正启奏为左庶子侍从规谏,驳正奏启启奏,记注宫内祥瑞侍从规谏, 驳正启奏侍从赞谕讽谕规谏谕皇太子以道翊赞太子以规讽,皇太子出入动静,苟非侍从翊赞传令,讽过失, 赞礼仪
(一)其他诸职均有"职拟"对象,即在朝官序列中都有相应的比拟职
官,唯太子宾客没有,因而此职较为特殊.其根本原因在于太子宾客一职, 并不属于太子左春坊,右春坊的职官序列,与中央官制构成中谏官分别隶属于两省的情况明显不同.然而,征诸史籍,太子宾客又确实具有规谏东宫的职掌,因此本文也将其列为谏官.太子宾客之具体职掌主要为"侍从规谏,赞相礼仪",侧重于太子在重大礼仪活动行为的劝导规谏,有类似于友朋问的善意提醒,因为他们与太子之间本就有种拟主客的关系.与其他谏官比较而言,其与实际政治运作较少联系,而"驳正启奏"的太子中允,司议郎,规讽"内外庶政"的左右谕德,均与现实政治联系较密. 央官职还是从典章制度的规定来看,都应将其确定为谏官.如《唐会要》卷六七载: 仪凤四年五月,皇太子贤颇迩声色.司议郎韦承庆上书谏日:"臣闻太子者,君之贰,国之本也.所以承宗庙之重,系亿兆之心,万国以贞,四海属望.况殿下有少阳之位,有天挺之姿,片善而天下必闻,小能而天下成服.岂可不为尽善尽美之事,以取可久可大之名哉?伏愿博览群书,以广其德;屏退声色,以抑其情.为上嗣之首称,奉圣这是写唐高宗仪凤年问太子李贤沉迷于声色,时任东宫司议郎的韦承庆上书对其进行规劝,可见司议郎确有劝谏职责.又据《大唐故吴府君(卓) 墓志铭》载: 授太子司议郎.虽规谏无闻,而侍从斯这是说,吴卓任司议郎期间很少进谏,因此他虽然尽到了侍从之义,却并没有尽到谏诤之责.这正好说明按照职责要求,司议郎必须对太子进行"规谏",因而此职应属谏官. (三)左庶子,右庶子,中允诸职分别职拟侍中,中书令和黄门侍郎.我们知道侍中,中书令及门下侍郎并非谏官,而这里,我们却将左右庶子及中允确认为谏官,其中原因在于它们只是"职拟" 而非"职同".上述诸职之具体职掌,《唐六典》有左庶子之职,掌侍从,赞相礼仪,驳正启奏,监省封题,中允为之贰.凡皇太子从大祀及朝会,出事府.若皇太子监国,事在尚书者,如令书之法.[.]J1~26,.. 左庶子,中允,司议郎等官的职掌不止于一端,但其中有些确属"讽谏"范围.如"驳正启奏","覆启以画诺"等职掌,就相当于门下省给事中所行使之封驳权,只不过在东宫官职中,这个职掌分别由左庶子,中允和司议郎共同承担.也就是说,按照规时具有讽谏的职能.考察史实,左庶子等职确实有此职掌,如《旧唐书》卷八九《姚埏传》载: 神龙元年,累封宣城郡公,三迁太子詹事,仍兼左庶子……太子败,诏遣索其宫中,得瑛谏书, 这是说姚埏在担
任太子詹事兼太子左庶子期间,曾多次上书劝谏太子,后因讽谏之功,被拔擢为右散骑常侍,进入朝官序列.又同书卷七五《张玄素(贞观)十四年,擢授银青光禄大夫,行太子左庶子……承乾既败德日增,玄素又上书谏日: 是张玄素以银青光禄大夫,行太子左庶子之职,不止一次上书谏太子承乾.以上两例表明:"职拟侍中"的左庶子在劝谏太子方面确是尽心尽责,这充分表明左庶子一职为谏官. 再来看右庶子的情况.在中央官制序列中, 中书令乃是中书省的长官,作为决策机构的最高职官,中书令本身并非谏官: 中书令之职,掌军国之政令,缉熙帝载,统和盖以佐天子而执大政者也.[.]卷'.也就是说,中书令承担着"佐天子而执大政"的重大职任,因此一般情况下并不从事进谏的具体政务.但是史实表明,"职拟中书令"[3]卷.往.的右庶子却兼有谏官的一些职掌,如《旧书于志宁(于志宁)行太子左庶子……兼太子詹事……及承乾败后,推鞫具知其事.太宗谓志宁日:"知公数有规谏,事无所隐."深加勉劳.右庶子令狐德菜等以无谏书,皆从贬责._4]JI~78,.盯在太子承乾败后,唐太宗追究东宫辅佐官员的责期王琪等:试论唐代东宫谏官之职掌及其体系之形成7任,太子左庶子于志宁因"数有规谏,事无所隐"受到嘉勉慰劳;与此同时,右庶子令狐德菜等人则因"无谏书"而被贬责.此事表明:作为太子右庶子, 必须对太子"失德"之事进行讽谏,因为这本是他们的职责所在.基于此,尽管太子右庶子职拟中书令,但由于也承担规谏太子的职掌,因此我们也认定右庶子为东宫谏官之一. 关于太子中允的进谏之责,可以从王畦劝谏太子建成一事得到证实,据《资治通鉴》卷一九. 记载: 太子中允王硅,冼马魏徵说太子日:"秦王功盖天下,中外归心;殿下但以年长位居东宫,无大功以镇服海内.今刘黑闼散亡之余,众不满万,资这则材料记载了太子中允王畦,太子洗马魏徵联合劝谏太子之事,推而论之,中允也可列入东宫谏官序列. (四)太子谕德,太子赞善大夫的权责与相应的中央谏官同,无论从其职拟的官员还是典章制度规定,都应该归为东宫谏官.关于太子赞善大夫的进谏之职,据《唐赠原州刺史周(晓)府君墓志大夫",从周晓任此职的条件可知,进谏"匡益"乃是对赞善大夫的一项基本要求.此外,杨慎矜的任职经历,也可以为佐证,据《授杨慎矜谏议大夫依旧知大府出纳制》云: 门下:太子右赞善大夫兼御史专知大府出纳权知御史中丞事杨慎矜,坚正有才,
通明足用,久薄俗,始终如一,以劝守官.特遂由衷之诚,仍居出纳之任.可行谏议大夫兼侍御史,仍依旧知大府出纳.[. 揣摩文意,杨慎矜无论是担任赞善大夫,还是后来迁转行谏议大夫,均较好地履行了"特遂由衷之诚"的职能,也就是尽到了规谏的职责. 至于太子谕德一职,尽管从其职掌的规定来看有进谏的职能,但由于史料所限,一时还没有找到这方面的直接材料.这里只能存疑俟考. (五)与中央谏官相似,东宫谏官也分为两种, 和上述第二点可以看出.当然,这里的封驳权,其封驳对象是指东宫所发出的各种政令文书. 最后,还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就与中央谏官职能比较而言,东宫谏官的专职性相对较弱,并出现了权力泛化的趋势,这由左右庶子,中允,司议郎等均人列东宫谏官体系,以及太子洗马也可以就储君的言行进行谏诤等情况,就可以见其一斑. 二,唐代东宫谏宫体系的形成史实表明,东宫谏官体系并非一蹴而就,而是经历了一个近百年的形成过程.为准确认识东宫谏官体系的形成过程及其在不同时期的发展状况,以下据《唐会要》,《唐六典》,《通典》,两《唐书》等所载,将东宫谏官诸职在不同时期的状况列于表2(说明:其中"资料来源"一项,为简便起见,以字母表示:A 一《唐会要》卷六十七,B 卷二十六,c一《通典》卷三十,卷三十一,D===《旧唐书》卷四十四,E 一《新唐书》卷四十九,凡不出于以上者,另行标出). 对于表2 还需要说明三点:1.由于各职官名称在不同时期有所变化,表中一律采用《唐六典》所载,引文处则用原文名称;2.有些官职因袭隋代,表中将其始设年代一律记为"武德元年";3.由于不同史籍记时标准各异,或具体到年,或具体到月,日,为统一起见,表中记时一律具体到年. 东宫各谏官状况变化表兹据上述诸表,对东宫谏官诸职在不同时期的状况,略加分析: (一)关于太子宾客的品级及员额设置,诸书记载间有不同.《唐会要》卷六七"太子宾客"条始编入令,置四员.建中四年九月二十五日,叉加两员.兴元元年正月二十九El,又加四员.贞元四年正月一日,敕宜留元额四员,余并勒停.llI 又,《新唐书》卷四九上《百官志四上》载:太子宾客四人,正三品.掌侍从规谏,赞相礼仪,宴会则上齿.侍读,无常员,掌讲导经学.贞观十八年,以宰相兼宾客.开元中,定员四人[]卷49,.. 在太子宾客一职的始设时间上,《通典》,《旧唐书》与《唐会要》相同,均载为唐高宗显庆元年(656 年),唯《新唐书》说"贞观十八年,以
宰相兼宾客"]卷吐顶,似太子宾客一职始设于贞观十八年(644 年).怎样解释这个情况?我们认为,太子宾客当于显庆元年之前就已经出现,但其时的太子宾客可能只是一种荣誉性的官衔,这由《新唐书》所载"以宰相兼宾客"当可推断.其他诸书说太子宾客始设于显庆元年,当是指此职正式成为职事官. 综合上引材料所透露的信息可知,显庆元年太子宾客正式成为职事官时,既无员额,也无品级,这当是此职由荣誉性官衔向职事官过渡阶段的状态. 直到唐玄宗开元(713—741年)时期,太子宾客始定额4 员.其品级也很有可能就是在定员的同时确定下来,即太子宾客在开元时期入《职官令》定根据《新唐书》记载,咸亨元年之后,太子司议郎分置左右,但具体年代不可考, 故此处未写明具体年代. 根据《新唐书》记载,龙朔二年之后,太子谕德曾废置,但具体年代不可考,故此处未写明具体年代. 期王琪等:试论唐代东宫谏官之职掌及其体系之形成9员的同时,定为正三品.至于太子宾客为何品级如此之高?大概与此职在贞观十八年以宰相兼任,以及显庆元年时"选高名重德者为之"的这段发展历史有关. 应该指出的是,即使在成为职事官以后,太子宾客一职的荣誉性依然较高,这个性质决定了此职尽管品级很高,但在实际政治运作中却并非紧要, 也正是这个特点,导致其后太子宾客员额经常发生变化.不过,太子宾客员额发生变化,均在唐德宗统治时期,建中四年(783 年)加二员,变成六员;兴元元年(784 年)又加四员,变为十员;贞元四年(788 年)又缩减至四员.太子宾客员额在唐德宗时期频繁发生变化,与其时政治上的动荡应该有某种关系,至于二者究竟有何种联动关系,由于篇幅的原因,这里就不再考察. (二)诸史关于左,右庶子情况的记载较为一致,均为左右各设两员,正四品下.此二职变动不大,只是在龙朔二年曾改名为太子左右中护,但仅限于名称变动,无实质变化. (三)太子中允一职的名称几经变化,比对上述诸表不难发现,太子中允之名称在贞观以后较为一致,贞观之前则有较大分歧.《通典》卷三十《职官典十二》载: 中允,后汉太子官署有之,职在中庶子下,洗马上.汉制,太子五El 一朝,其非朝日,即使仆射及中允朝,朝请问起居,其后无闻.宋,齐有中舍人,是其职也.大唐贞观初,改太子中舍人为中允,置两员.其后复置中舍人.[]卷3.'页. 可见,中允之称谓为东汉旧名,南朝宋,齐称为中舍人,唐太宗贞观初年,将太子中舍人改
为中允,并定人.后来,又另外设置太子中舍人.太子中允之名,唐高宗永徽三年曾因避讳而改称内允,据《新唐书》卷四九上《百官志四上》载: 隋有内允.武德三年改日中舍人,隶门下坊. 贞观初日中允,十八年置司议郎.永徽三年,避皇太子名,复改中允日内允.太子废,复旧.[]卷靴.. 然而,征诸史实,太子中允改称内允,早在唐建国之初.据《唐会要》卷六七载: 武德初为内允,三年三月十日,改中允,又隶门下坊.永徽三年八月二十日,又避皇太子讳改为内允,中舍人改为内舍人.显庆元年,太子废,复为中允.龙朔二年,改为左赞善大夫,咸亨年改复为中德三年整顿职官制度,将内允改为中允.唐高宗永徽三年八月,同样因为避讳而改为内允;及太子废黜,又恢复中允之名. 要之,太子中允名称颇多变化,盖与其时政变化有关,而变化的主要是名称,职能则基本不变. (四)太子司议郎,史籍有关此职的表述比较统设司议郎;唐高宗龙朔二年(662年)司议郎分置左,右;咸亨元年(670 年)恢复旧制,司议郎不分左右.太子司议郎虽经贞观十八年,龙朔二年,咸亨元年的数次变动,或时而分置左右,但其职掌并无变化,员品亦无变化,为"二人,正六品上"口]卷26'页. (五)太子左右谕德的设置年代,《唐会要》,《唐六典》,《新唐书》记载为龙朔二年(662),《通典》及《旧唐书》则记为龙朔三年(663 年),时间相差不大, 抑或是史料转抄过程中误"二"为"三",或误"三"为 "二",影响不大.诸史关于左右谕德员,品的记述, 并无异议,均作"一人,正四品下"[.]卷坝.. (六)赞善大夫的情况变化稍嫌复杂.据《唐六典》卷二六:"龙朔二年改太子中允为之,咸亨元年复置中允,而赞善大夫不废,又加置五人."l3l 朔二年(662年)将太子中允改为赞善大夫;咸亨元年(670 年)恢复太子中允之职的设置,同时赞善大夫依然保留,并增加5 人[8]卷顶"..至于《唐会要》所说 "仪风四年二月十一t3,别置左右赞善大夫,各十员"1]卷-页"加,则是将赞善大夫分为左右,各置十员, 也就是增加职官成员而已. 综上所述,东宫谏官体系有一个发展过程,但大致在唐玄宗开元以前就已完成,东宫谏官体系完备的过程,与东宫职官制度的完善基本同步. 其后,东宫谏官体系虽也有调整,但多数情况下都是微调,基本情况并未发生变化. 三,东宫谏官与唐代前期的皇权争斗在分析唐代东宫谏官体系形成的过程中,我们发现,其中一些职官的设置竟与唐代前期皇族内部的权力斗争有某些联系.概括而言,皇
权争斗与东宫谏官设置之间的关系,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唐代前期东宫谏官的每次增设或新设往往与统治集团的内部斗争有联动关系;二,在新皇登基或太子监国之时,谏官成员往往会发生一系列的变动. 1O 江苏科技大学(社会科学版)2011 考察唐代东宫谏官体系的形成历史,我们关注的是新设或增设的那些官职,这是因为一个职官体系在其形成过程中,一些新置或增设的职官成员,往往与其时政治上的变动存在某种联动的关系.而在政治变动过程中,权力争夺则往往成为中心.从史实所透露的信息来看,唐代前期东宫谏官的每次增设或新设,或为政治斗争的前奏, 或为政治斗争的结果,统治集团内部的权力之争成为影响前期东宫谏官体系发展的重要因素. 不过,需要指出的是,这种权力之争与东宫谏官设置的互动关系仅限于唐前期.这是由唐初皇权争斗及皇位继承的特点决定的.自唐初"玄武门之变"始,太宗,高宗,中宗,睿宗,玄宗,直到唐肃宗李亨,没有一个是以嫡长子的身份继承帝位. 统治集团皇族内部围绕皇位的争斗几乎从未停歇,东宫作为一股重要的政治力量,多次处于宫廷政变的核心,而到了唐中期,皇位继承制度逐渐由前期的武力争取转为嫡长子和平继承].皇位继承制度的固定化,使得东宫官员的作用不再凸显, 东宫谏官的作用亦不如唐初重要.唐后期,皇帝由宦官拥立,已无独立的太子,更无所谓独立的东宫谏官了. 以下结合有关史实,对东宫谏官与唐代前期皇权争斗之间的互动关系略加阐释. (一)贞观后期的储位之争与司议郎之创设司议郎设置的时间为贞观十八年(644 而此前的贞观十七年(643年),东宫发生了巨大变动,据《旧唐书》卷三《太宗纪下》载: (贞观十七年)夏四月庚辰朔,皇太子有罪,废为庶人.汉王元昌,吏部尚书侯君集并坐与连谋, 伏诛.丙戌,立晋王治为皇太子,大赦,赐醣三贞观十七年四月,太子承乾废黜,晋王李治新登储位.但是,李治的储位并不牢固,史载:"寻而太宗太子李治储位能够最终保全,诸史均记载为有赖长孙无忌,褚遂良等人的竭力护持,传统研究也每每着眼于个人的因素.实际上,制度的保障才是根本,贞观十八年东宫设司议郎,我们认为应该视为太子李治及其政治集团保储的动作之一.关于司议郎的设置,《唐会要》卷六七"司议郎"条云: 贞观十八年十月四日,皇太子上表日:"臣闻汉陈闻,请遵故实,愿置史职,用为箴诫."于是门下坊置司议郎四员,正六品上,掌侍奉规
谏,驳正启奏, 太子李治主动奏请设置司议郎,目的是对自己进行监督提醒,理由自然冠冕堂皇,也容易博取太宗的欢心.但这个提议,其实也从另外一方面加强了东宫职官的人员构成,无形之中壮大了东宫的政治势力.司议郎品级虽然只有六品,但却是清望官,尤其是与储君亲密接触,马周感叹自己因为官品高而不得出任此职,并为此感到遗憾,实非无病呻吟,而是他内心真实想法的流露.又《旧唐书》卷时梁国公房玄龄深称播有良史之才,日:"陈寿之流也."玄龄以颜师古所注"汉书",文繁难省,令播撮其机要,撰成四十卷,传于代.寻以撰实录功, "妙选人望","极为清望"均说明司议郎之清望程度,非贤者不能出任.贤能之辈尽入东宫,有助于东宫政治实力的增强,可以无疑. (二)高宗,武后权力之争与左右谕德之设置关于左右谕德的始设时间,尽管诸史所记不尽相同,但在此前后,围绕东宫确实接连发生了一系列的事件.据《旧唐书》卷四《高宗纪上》载: (龙朔二年)冬十月丁酉,幸温汤,皇太子弘监国.庚戌,西台侍郎上官仪同东西台三品. 十一月辛未左相许圉师下狱.癸酉,封皇第四子旭轮为殷王. 十二月辛丑,改魏州为冀州大都督府,改冀州为魏州.又以并,扬,荆,益四都督府并为大都督府.沛王贤为扬州大都督,周王显为并州大都督, 殷王旭轮遥领冀州大都督.左相许圉师解见任. 二月丙戊,陇,雍,同,岐等一十五州户口,征修蓬莱官.癸巳,置太子左右谕德及桂坊大夫等官矜,犹恐未免枉滥.在京系囚应流死者,每日将二十人过."于是亲自临问,多所原宥,不尽者令皇太期王琪等:试论唐代东宫谏官之职掌及其体系之形成11件大事,分别是:太子李弘监国,几位皇子封为大都宫.这一系列看似孤立的事件,实则或多或少地存在着某些关联,正曲折反映出龙朔年间唐高宗与武则天之间因为权力之争而展开的政治角力. 如所周知,武则天自显庆(656—661 始参与朝政,到龙朔(661—663年)年间,其政治势力已不容小视,开始呈现对皇权的侵夺之势.在这种情况下,并不甘心做傀儡的唐高宗开始思考应对之策,其策略之一,就是有意识地扶植李姓宗室势力,并加强太子李弘的政治力量.提拔上官仪为宰相,封诸王为大都督,东官增设左右谕德诸职等,都是唐高宗强化李氏政治实力的重要措施. (三)太子李贤监国与增置左右赞善大夫增置赞善大夫的时间,为唐高宗仪凤四年二月:"仪凤四年二月十一日,别置左右赞善大夫,各十员,以授诸王之
子."[1.顶".我们要注意的是"以授诸王之子"这句话的真正含义,究竟是为了强化诸王的权力,还是为了发挥监视的作用?联系当时武则天已经基本把持朝政的政治形势,我们有理由相信,增置赞善大夫可能与武则天加强对东宫政治控制的企图有某种关系.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可以通过明崇俨之死与太子李贤监国两事之间曲折隐晦的关系进行分析."(仪凤四年)五月壬午,盗杀正谏大夫明崇俨.丙戌,皇太子贤监月庚辰朔,壬午为初三,丙戌为初七.这两个事件前后相距只有4 天时间.二者之间是否有某种关系?据《资治通鉴》卷二.二载: 太子贤闻宫中窃议,以贤为天后姊韩国夫人所密称"太子不堪承继,英王貌类太宗".又言"相王相最贵".天后尝命北门学士撰《少阳正范》及《孝郎韦承庆上书谏,不听.天后使人告其事.诏薛元超,裴炎与御史大夫高智周等杂鞫之,于东宫马坊生杀崇俨.上素爱太子,迟回欲宥之,天后曰:"为人子怀逆谋,天地所不容;大义灭亲,何可赦也!"甲子,废太子贤为庶人,遣右监门中郎将令狐智通等津桥南以示士民.L.]卷'页由此可见,太子李贤与明崇俨的关系实同水火,太子李贤受武则天猜忌,很大一部分原因在于明崇俨的挑拨.正因为二人之间的这种极度交恶,故明崇俨之死,武则天颇疑是太子李贤所为.然而,在明崇俨被杀之后第四天,武则天却出人意料地让他监国,这岂非咄咄怪事? 对此,只能有一个解释,即太子李贤奉命监国, 当是武则天的一次政治试探或政治策略,是为了从根本上将太子李贤搞垮.武则天敢于这么做,是因为其时之政权已经基本在她掌控之中,而且太子东宫也布满了武则天的耳目.如此说来,前此二月增置太子赞善大夫,"以授诸王之子",实际上也是武则天加强对东宫控制的一项措施. 综合以上所论,唐代东宫谏官体系的完备与唐初皇族内部的权力之争,存在着一种互动的关系. 东宫谏官的创置,一方面可以加强太子集团的政治实力,另一方面也可以起到监视或迫害储君的作用.需要指出的是,东宫谏官与皇权的这种互动关系,基本上局限于唐代前期,因为历史进入唐代中期以后,权力之争的重点已经从皇族内部转向皇权与地方割据势力,甚至是皇权与宦官之间,这时东宫在政治上的表现已不甚明显,作为东宫职官制度的一个组成部分,东宫谏官也悄然离开了我们的视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