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城镇化质量的的测度及其提升路径

中国城镇化质量的测度及其提升路径1
中国城镇化质量测度与提升路径
李刚陆贝贝
（安徽财经大学经济学院安徽蚌埠233030）
摘要：城镇化过程包括“物质”城镇化和“精神”城镇化两个层面。

通过构建涵盖两个层面的指标体系，运用熵值法测度中国城镇化质量，结果显示：2003-2013年间，中国城镇化质量总体不高，变动趋势呈现出“V”字型，拐点出现在2010年。

其变动趋势呈现出“V”字型的原因在于，2010年以前在城镇化进程中，主要强调“物质”城镇化而忽视了“精神”城镇化建设，导致二者的背离程度逐渐加大；后来随着城镇化的快速发展和城市文明的不断传播，“精神”城市化呈现出加速发展态势，并逐渐缩小了与“物质”城镇化之间的差距。

“物质”城镇化和“精神”城镇化之间未能同步发展是导致中国城镇化质量不高的主要原因。

要想不断地提升中国城镇化质量，在加强“物质”城镇化的同时，也应该大力推进“精神”城镇化的发展。

关键词：城镇化质量；“物质”城镇化；“精神”城镇化[中图分类号]F29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一、引言与文献综述
从2002年党的十六大指出“要逐步提高城镇化水平，坚持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到党的十八大提出在今后一段时间内“城镇化质量要明显提高”，说明中央政府对城镇化的关注完成了由“量”到“质”的转变。

因此，关于中国城镇化质量的研究引起了许多专家学者的兴趣，
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从现有文献看，国外并没有专门研究“城镇化质量”的文献，但与之相关的研究还是比较丰富的，比如早期一些思想家们所提出的乌托邦、“理想国”、太阳城、公社新村、新协和村等可以被认为是城镇发展理想模式
的萌芽。

19世纪初，霍华德（Howard）在总结先前各种城镇发展模式后，提出了田园城市的理念。

到20世纪中期，随着城市人口规模显著增加与
人口结构转变、政府治理城市以及贸易网络的建立等现象的出现，戈登·查利德（V. Gordon Childe）提出了“城市文明”概念。

另外，1987年联合国世界卫生组织为了应对城市居民不断提高生活质量的要求，发起了“健康城市工程”。

从此以后，诸如“可持续城市、绿色城市、生态城市”等理
念相继被提出。

这些理念和观点的提出不仅表达了人们对城市质量的追求，同时也是人类自身对城市历史和发展现实的反思。

[1]
国内学者对城镇化质量的关注虽然较国外晚一些，但是却明确地提出了城镇化质量的概念，认为城镇化质量是一个内涵丰富的综合性概念，考察城镇化质量不仅应该从城镇经济发展、城镇居民生活质量、城乡统筹和可持续发展等四个维度进行，[2]同时，也需要从城市化的过程和结果共同判断。

[3]就中国城镇化的过程而言，由于推动城镇化的动力主要来自于政府，而政府管理城市的水平较为滞后、体制机制不健全、建设资金不足等原因，极大地影响了城镇化的健康发展。

[4]就结果而言，虽然中国30年
的城镇化建设走完了相当于英国200年、美国100年、日本50年所走过
的路程，[5]但是质量较低，农民融入城镇还面临着各种约束。

[6]导致中国城镇化质量不高的原因还在于：城市不仅仅是土地的城市化和劳动力的城
市化，更重要的是人的城市化。

[7]在中国先前的城镇化过程中，过分注重城镇化的“物质”的方面，而忽视了“精神”的方面。

为了准确地评价中国城镇化质量的问题，许多学者对此进行了定量研究。

定量研究中国城镇化质量的文献一般沿着构建指标体系、选取测度方法、结果评价等思路进行的。

在构建指标体系时，大多从城镇基础实力、城镇化发展协调度、城镇化发展可持续水平等多个维度，设计出十几个甚至数十个指标组成指标体系，[8]试图科学地反映中国城镇化质量的高低。

在测度方法的选取方面，有的学者选取解释结构模型( ISM)，侧重于剖析影响城镇化质量的各因素之间的内在联系，希望能直观、清晰地反映各因素之间的递进、层
级关系及相互影响，从中找到影响中国城镇化质量的根本因素；[9]
有的学者认为城镇化质量的演变趋势属于一个动态渐变过程，因此，以突变理论为基础，构建城镇化质量测度的理论框架；[10]另外，还有的学者运用评价指标体系与预警指标体系相结合的方法，不仅评价城镇化质量的高低，还对城镇化质量的演变趋势作出预测。

[11]在测度结果评价方面，研究结果基本一致：中国的城镇化质量总体不高；城镇化质量空间差异明显，呈现从东部沿海到中、西部依次降低的态势，[12]也就是说，城镇化率较高的东部地区，其城镇化质量水平也相对较高。

[13]
为了改变“中国的城镇化质量总体不高”的现实，中国城镇化应通过“以人为本改善民生福利、结构升级夯实产业支撑、统筹城乡发挥互补效应、融入信息化提升品质效益、建设生态文明实现永续发展”等措施，提升城镇化质量。

[14]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可以充分运用政府与市场两种方式，
从提高城镇化效率与增进社会福利两方面着手，[15]通过优化产业结构，提升城镇化质量，是切实解决我国城镇化冒进粗放的关键之举。

[16] 现有文献为人们认识和思考中国城镇化质量提供多种视角，有利于我们全面、客观地了解这一问题。

但无论是定性研究还是定量研究都存在着一个共同的不足之处：研究中国城镇化质量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往往侧重于“物质”城镇化，而忽视“精神”城镇化。

实际上城市化过程应该包括“物质”城镇化和“精神”城镇化两个层面，其中“物质”城镇化主要指农村人口和非农业活动不断地向城市集中过程，以及非城市型景观转化为城市型景观的地域扩张过程；“精神”城镇化主要指城市文化、城市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的普及以及城市管理水平的提升。

在城镇化过程中，如果“物质”和“精神”两个层面的建设能够协调进行，则城镇化的质量就比较高；否则，城镇化的质量则较为低下。

因此，研究中国城镇化质量问题，既要考考虑“物质”城镇化，也要兼顾“精神”城镇化。

否则，将会作出错误的判断。

本文的写作目的就是试图构建一个包含城镇化“物质”和“精神”两个层面的指标体系，对中国城镇化质量进行判断，分析中国城镇化质量较低的内在形成机制，并设计出提升中国城镇化质量的路径。

二、中国城镇化质量测度
城镇化是一个涉及多维度、多系统的动态发展过程。

城镇化质量不是单个指标能完全反映的，需要建立一个比较完善的指标体系来测度。

有的文献在设计评价指标体系时考虑的是城镇化的“量”和“质”两个方面，但是衡量城镇化“质”的指标却是以“现代工业和服务经济为主、以完善的基础设施为标志”，[3]这实际上还是侧重于“物质”层面，而未上升到
“精神”层面。

由于城镇化质量受到“物质”城镇化和“精神”城镇化两个层面共同影响，因此，只有构建涵盖这两个层面的指标体系，才能较为客观地测度中国城镇化质量。

1.指标体系的构建
选择城镇化进程中的“经济发展、城市人口、城市基础设施和城市环境”四个准则层，用来反映“物质”城镇化质量。

其中“经济发展”是“物质”城镇化的基础，城镇化质量较高，必然伴随着较高的经济发展水平。

该准则层选取的指标主要包括：人均GDP、能源加工转化率、人均财政收入和第三产业就业比重等；“城市人口”用来反映中国人口城镇化率的总体态势。

该准则层选取的指标主要包括：常住人口城市化率、城镇人口登记失业率、城市人口密度和城镇人口抚养比等；“城市基础设施”用来反映城镇居民的生活和工作质量，以及城镇居民生活和工作所能享受到的便利程度。

该准则层选取的指标主要包括：城市人均道路面积、每万人拥有公共厕所、每万人公共交通车拥有量和城市燃气普及率等；“城市环境”用来反映城市经济发展对环境的影响和市民生活质量。

该准则层选取的指标主要包括：城市人均公共绿地面积、城市污水处理率、二氧化硫排放量和城市市容环境建设投资额等。

为了较为全面地反映城镇化过程中精神层面的状况，选择“公共服务，生活方式，人文
1
道德和城市管理”等四个准则层，用来反映“精神”城镇化质量。

其中“公共服务”用来反映城镇政府为市民所提供的公共服务情况。

该准则层选取的指标主要包括：教育经费占GDP比重、城市千人拥有（助理）医
师数、上网人口比率和社会保险基金支出占GDP比重等。

“生活方式”用来反映城镇居民精神生活质量的高低。

该准则层选取的指标主要包括：城镇恩格尔系数、城镇人均旅游支出、城镇人均卫生费用和城市人均住宅面积等。

“人文道德”用来反映城镇居民的人文素质和道德水平。

该准则层选取的指标主要包括：社会捐赠款物量、人均每年阅读图书量、万人民事案件立案数和城镇家庭文教娱乐性支出比重等。

“城市管理”用来反映政府对城镇的管理水平。

该准则层选取的指标主要包括：刑事案件立案数、万人拥有律师数、万人交通事故发生数和万人消费案件投诉等（具体见表1）。

表1 中国城镇化质量评价指标体系
2
2.数据来源与处理
对表1中未做特殊说明的指标数据均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2004-2014各年）。

需要做出说明的指标主要有：“能源加工转化率”指一定时期内能源经过加工转换后，产出的各种能源产品数量与投入加工转换的各种能源数量的比率。

它是观察能源加工转换装置和生产工艺先进与落后、管理水平高低等的重要指标，同时也是衡量城镇经济发展质量高低的重要指标。

计算公式为：
①
能源加工转换效率=（加工转换产出量/加工转化投入量）×100%；“城市每千人拥有（助理）医生数”来自于各年的《中国卫生统计年鉴》。

“上网人口比率”=城市互联网上网人数/城市总人口，其中城市互联网上
网人数、城市总人口数据来自于各年《中国统计年鉴》；“社会保障总支出”= 财政对社会保险基金的补助+ 行政事业单位离退休支出+ 就业补助
+ 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 自然灾害生活救助；“城镇人均旅游支出”=
城镇居民国内旅游人均花费+城镇居民国外旅游人均花费，其中城镇居民
国内旅游人均花费数据来自《中国统计年鉴》，城镇居民国外旅游人均花
费是根据作者在安徽省H市、B市、F市的调研数据估算而得；“城镇人均阅读图书量”=县级以上图书馆藏书量/县级以上图书馆流通人数+城镇销售图书总量/城镇人口；“万人民事案件立案数”、“城镇家庭文教娱乐性支出比重”和“万人消费案件投诉”三个指标的数据根据作者在安徽省H市、B市、F市的调研数据估算而得；“城镇万人拥有律师数”=城镇律师总数/城镇人口，其中全国城镇律师总数数据来源于法制网、中华律师网、东方律师网等网站；“万人交通事故发生数”中2003-2010年数据来自于百度文库；2011-2013年数据来自于查询网。

② 3. 测度方法选择在确定了中国城镇化质量测度指标体系后，运用熵值法确定指标权重，在信息论中，熵是系统无序程度的度量，某项指标的指标值变异程度越大，信息熵越小，该指标提供的信息量越大，该指标的权重也越大；反之，某项指标的指标值变异程度越小，信息熵越大，该指标提供的信息量越小，该指标的权重也越小。

具体步骤是：[17]
（1）建立原始矩阵：建立原始指标数据矩阵：有m个年份，n项指标，可以建立一个m行n列的矩阵。

设矩阵中任意数据为xij，表示年份i 指标j的实际值。

（2）数据标准化：具体方法为：
正向指：
yij?[xij-min(x1j,x2j,?,xnj)]/[xmax(x1j,x2j,?,xnj)?min(x1j,x2j,?,xnj)]?100；（1）负向指：yij?[xmax(x1j,x2j,?,xnj)?xij)]/[xmax(x1j,x2j,?,xnj)?min(x1j,x2j,?,xnj)]?100。

（2）（3）计算指标j的熵值ej：ej??k*
?
m
i?1
[pij*ln(pij)]
k?1/lnm,pij?yij/ （4）计算指标j的权重wj：wj?(1?ej)/ （5）
测算城镇化质量值ui：ui? 4.测度结果
①②
?
m
i?1
yij （3）
?
nj?1
(1?ej) （4）
?
nj?1
(yij*wj) （5）
3
根据上述计算步骤，对中国2003-2013年间的2个准则层共32个指标
的数据进行相关处理，测算出中国城镇化的质量以及城镇化“物质”和”“精神”层面的得分（见表2）。

表2 2003-2013年中国城镇化质量总得分、“物质”和“精神”城镇化
图1 2003-2012年中国城镇化质量、“物质”和“精神”城镇化分值及其变化趋势
将表2绘制成图1中可以发现，2003-2013年间，中国城镇化质量总体不高，在发展趋势上呈现出“V”字型，拐点出现在2010年。

在拐点之前，城镇化质量呈现出逐渐下降趋势，以后逐渐上升；“物质”城镇化质量总体呈现出上升趋势，说明中国城镇经济不断发展、城市人口不断增长、基础设施和市政建设逐步完善；“精神”城镇化质量总体呈现出下降趋势，只是在2010-2013年间略有上升，说明中国城镇化的“精神”层面建设还需要做出更多的努力。

中国城镇化质量总体不高的结论与大多数的研究结论是一致的，但与王德利等人的结论不完全相同（2010），[8]原因在于王德利等人构建的评价指标体系中，只包含“物质”城镇化指标体系，没有涵盖“精神”城镇化方面的指标。

我们测度的“物质”城镇化质量总体呈现出上升趋势的结论与王德利等人结论一致，但是由于“精神”城镇化质量在2003-2010年间呈下降趋势，因此，考虑到“精神”城镇化质量变动后，本文与王德利等人的结论就出现了分歧。

当然，其他一些学者的也得出了“中国城镇化质量总体不高”的论断，但是由于他们大多测度的是某一年中国城镇化质量，[18]因此，无法得出中国城镇城化质量在发展趋势上呈现出“V”字型，
也就不能从整体上观察到中国城镇化质量演变规律。

三、中国城镇化质量及其演变规律形成机理分析
1.中国城镇化质量及其演变规律的逻辑分析
在城市化过程中，如果“物质”和“精神”两个层面的建设能够协调进行，则城市化的质量就比较高；否则，城市化的质量则较为低下。

目前，在中国城市化过程中出现了二者背离的现象。

一方面，常驻人口的城镇化率每年以1%左右的速度增加，到2020年将达到60%左右。

同时，城镇GDP 占全国GDP比重在2013年达到90%。

这说明中国“物质”城镇化已经达到较高水平；另一方面，城市公民的素质却有待提高、城市文明普及率不高、城市治理水平与城市发展速度尚不匹配等问题较为突出。

这些说明中国“精神”城镇化还处于较低水平。

二者的背离成了城市化质量总体不高的主要原因。

4
中国“精神”城镇化水平较低的原因主要有两个方面。

一方面，中国特殊的国情和欧美国家不完全一致。

欧美国家开启城市化进程的时间较中国早很多，所持续的时间也较长，城市文明已经成了主导社会发展的风向标。

而对中国而言，即便是到了近现代社会，以农耕文明为代表的乡村文化在人们的生活中依然占有较为重要的地位。

在快速城市化的冲击下，许多新市民尚处于两种文明转换的状态。

另一方面，城市管理者“唯GDP论”的政绩观根深蒂固，在城镇化的过程中，过分注重“物质”城镇化的发展，即经济发展和城镇面积的扩张，而忽视了“精神”城镇化的发展。

由表2可知，目前中国“精神”城镇化水平已经呈现出上升的趋势，
这种趋势源自于城镇化发展的内生动力。

改革开放初期至20世纪末，处于流动中的农民工大多属于第一代农民工，“处在劳动力无限供给、薪酬可被尽量压低的背景下，??务工方式为‘生存型、节约型、单身型’”，[19]其思维方式主要受乡村文明的支配，对于城市居民的生活方式、消费方式、行为方式的认可度不高；另一方面，城市基础设施以及市容市貌随着城市经济的快速发展，也在不断地变化、不断地更新，导致了城市化的“物质”和“精神”层面的建设渐行渐远，使得城市化质量呈现出下降趋势。

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新生代农民工的不断成长，并逐渐成为劳动力流动的主体，他们“融入城市并转化身份的意愿更强”。

[19]这是因为新生代农民工大多具有较高的文化水平（和第一代农民工相比），对于城市生活方式、行为方式有着较高的认可度，更容易融入城市。

在此背景下，中国“精神”城市化处于不断上升态势，加上“物质”城市化的异化，使得“精神”城市化逐渐缩小了与“物质”城市化之间的距离，导致从2010年开始，中国城市化质量呈现出上升趋势。

简言之，新生代农民工逐渐替代第一代农民工的过程，同时也是中国“精神”城市化加速过程，并导致了中国城镇化质量演变呈现“V”规律。

2.中国城镇化质量及其演变规律的数理模型分析
如果把城镇化质量作为因变量，而把城镇化的“物质”和“精神”层面作为自变量，构建一个分析城镇化质量的数理模型：
Q(t)?F(K(t),M(t),A(t)L(t))
（6）
（6）式中Q、K、M、A和L分别表示城镇化质量、城市建设物质投
入、促进城市文明传播投入、城市居民素质和城市人口数量等变量，A(t)L(t)表示城市人口践行城市文明的程度。

为了便于分析，可以把（6）式表示
的城镇化发展质量模型写成类似于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形式，即：Q(t)?K(t)?M(t)?[A(t)L(t)]1-?-?
（7）式中?、?、1-?-?分别表示城市建设物质投入、促进城市文明传播投入、城市人口践行城市文明的程度对提升城镇化质量的贡献系数。

如果考虑城市建设物质投入、促进城市文明传播投入、城市居民素质以及城市人口数量随时间的变化，且它们的变化率?、m、g、
?????K(t)、M??mM(t)、An是外生给定的，则：K
对数得：??nL(t)。

对（7）式两边取gA(t)和L
lnQ(t)??lnK(t)??lnM(t)?(1????)[lnA(t)?lnL(t)] （8）
在（8）式两边对时间求导数，得到城镇化质量变化方程：
gQ??gK??gM?(1????)(gA?gL) （9）其中，gQ、gK、gM、gA、gL分别表示镇化质量、城市建设物质投入、促进城市文明
5
传播投入、城市居民素质和城市人口数量的增长率。

由宏观经济学理论可知，[20]在平衡增长路径上存在着gQ=gK=gM，所以我们把城市建设物质投入、促进城市文明传播投入、城
市居民素质和城市人口数量的变化率?、m、g和n代入（9）式子，
可以求得在平衡路径上城镇化质量总体变化率gQ：
gQ?g?n （10）
（10）式的含义为城镇化质量的提升应该与城镇居民的素质和城镇人口增长率呈现出正相关。

但是当城镇化质量的变化不能处于平衡路径时，其增长率可以假设为g?，带入相关Q
数据可得：
?gQ?????m?(1????)(g?n) （11）
从（10）和（11）式可知，处于平衡增长路径和非平衡增长路径上的城镇化质量变化率
??(g?n?m)。

换句话说，当“物质”城镇化与“精神”城镇化的的差值?gQ??（g?n??）
发展速度不能保持同步时，就会对城镇化质量的提升造成影响。

四、实证分析
由中国城镇化质量及其演变规律的理论分析可知，当城镇化的“物质”层面和“精神”层面的发展同步推进时，城镇化质量才会真正提升；否则，城镇化的质量会下降。

通过测算中国城镇化的“物质”层面和“精神”层面的耦合协调性来分析其对城镇化质量的影响。

1.耦合度函数借鉴物理学中的容量耦合概念及容量耦合系数模型，将其修正后可得到计算城镇化“物质”层面和“精神”层面的耦合度模型，公式为：（12）
C为两个系统之间的耦合性，U1和U2分别为城镇化“物质”层面和“精神”层面的得
分。

显然，耦合度值C?(0,1)。

C值越小说明“物质”城镇化和“精神”城镇化之间的耦合度越小；反之，C值越大则说明两者之间耦合度越大。

在这里将耦合度划分为四个等级，当
当0.3?C?0.5时为拮抗阶段；当0.5?C?0.8时为磨合阶段；0?C?0.3时为低水平耦合阶段；
当0.8?C?1时为高水平耦合阶段。

2.耦合协调模型
考虑到单一的耦合度指标在某些情况下可能失真，例如在U1和U2都很小的情况下，耦
合度C仍然可能很高，这种低水平下的高耦合值不能真正反映出两者协同效应。

因此需要构建“物质”城镇化和“精神”城镇化的耦合协调度模型：
D?(C*T)1/2
T?dU1?eU2
（13）
其中D为城镇化“物质”和“精神”层面之间的耦合协调度，C为耦合度，T为城镇化“物质”和“精神”层面之间的综合调和指数，它反映“物质”和“精神”层面的整体协同效应或贡献；d、e为待定系数。

在这里也将耦合协调度分为四个等级，当0?D?0.4时为低度协调的耦合；当0.4?D?0.6为中度协调的耦合；当0.6?D?0.8为高度协调的耦合；当0.8?D?1时极度协调耦合。

3.结果分析
对城镇化“物质”和“精神”层面进行耦合协调分析，得出两者之间的耦合协调性，结果见表3。

6
C??(U1*U2)/?(U1?U2)?1/2
表3 2003年到2013年中国城镇化“物质”和“精神”层面的耦合协调关系
观察表3，可以发现耦合度C值均处在0.3?C?0.5区间，属于拮抗耦合阶段。

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中国城镇化“物质”城镇化和“精神”城镇化建设之间背离程度还是较高的。

同时，还可以发现，耦合协调度D值处在0.4?D?0.6区间，为中度协调的耦合。

虽然C值和D值拐点分别出现在2008年和2004年，但二者的变化趋势均呈现出“V”型。

二者较低的耦合度和偶合协调度说明了中国城镇化“物质”和“精神”层面之间的协调性较低，导致中国城市化质量不高。

4.影响中国城镇化质量的因素分析根据上文所确立的初始指标
体系，将各项指标作为解释变量，以中国城镇化质量作为被解释变量，进行回归分析。

初次回归后，能源加工转换率(X2)、城镇人口抚养比（X8）、每万人拥有公共厕所（X10）、上网人口比率（X19）、城镇人均住房面积(X24)、万人拥有律师数（X30）等指标的参数系数为负，且其t检验不显著，对被解释变量的影响极其微弱。

这可能因为相较其他指标，它们对中国城镇化质量的影响作用较弱，故而在接下来的回归分析中将其舍弃。

通过取双对数模型，运用stata软件对余下变量进行回归分析。

从回归结果来看，拟合优度较高且F值显著，解释变量中lnX6、lnX12、lnX14、lnX25
和lnX31、的t值不显著，lnX1、lnX5、lnX13、lnX21和lnX29、的t值
在0.10的显著性水平下对被解释变量有显著影响，余下的解释变量在0.05的显著性水平下仍对被解释变量有显著影响。

这说明，城镇人口登记失业率（X6）、城市燃气普及率（X12）、城市污水处理率(X14)、社会捐赠款物（X25）、万人交通事故发生数（X31）等指标对中国城镇化质量水平并无显著性影响。

主要影响因素如表4所示。

表4影响中国城镇化质量的主要因素影响中国城镇化质量的主要因素
五、提升中国城镇化质量的路径设计
通过分析可以得出如下结论：在2003-2013年间，中国城镇化质量总体不高，在发展趋势上呈现出“V”字型。

其发展趋势呈现出“V”字型的原因在于，2010年以前中国在城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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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过程中，主要强调“物质”城镇化而忽视了“精神”城镇化建设，导致二者的背离程度逐渐加大，但是随着新生代农民工逐渐替代第一代农民工的过程，在客观上促进了城市文明加速扩散和传播，导致“精神”城镇化和“物质”城镇化建设呈现出虽缩小趋势，使得中国城镇化质量演变呈现“V”规律；中国城镇化质量总体不高的原因在于，中国城镇化“物质”和“精神”两个层面的建设的耦合度和偶合协调度较低。

要想不断地提升中国城镇化质量，在加强“物质”城镇化的同时，也应该大力推进“精神”城镇化的发展。

目前中国已经具备大力推进“精神”城市化的条件。

依据“城市文明普及率加速定律”，随着城市化水平的提高，城市文明普及程度逐渐高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