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白荆楚游历与荆楚文化对其诗歌的影响

李白荆楚游历与荆楚文化对其诗歌的影响中华民族是一个文化多元的民族，在长期的历史文化积淀中，中原文化与地域文化各具特色，彼此融合，形成灿烂多姿的中华文化。

李白是一位天才诗人，他五岁就开始学习计算年月日的历学，十岁便熟读诸子百家的著作。

他“一生好入名山游”，在受中原文化影响的同时，也毫无疑问地受到了巴蜀文化、荆楚文化、吴越文化、齐鲁文化等地域文化的影响。

近三十年来，国内学者对地域文化特别是荆楚文化的研究成果颇丰，象何光岳的《楚源流史》(湖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张正明的《楚文化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楚文化研究会的《楚文化研究论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都是这方面的代表作。

而将李白与地域文化结合起来研究的，当首推蒋志先生的《李白与地域文化》一书(四川出版集团巴蜀书社2011年版)。

正如薛天纬先生在这本书的序言中所言，蒋志先生的这部著作用力甚勤，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

早在上世纪80年代初，我和我的同事在编写《李白在安陆》一书时，即已将“李白与荆楚文化”的论题列入该书的内容。

时隔三十年，重新拾起这一命题，敷衍成篇，以算是弥补《李白在安陆》一书的缺憾。

一、荆楚与荆楚文化
荆，是一种落叶灌木。

《说文》:“荆，楚木也。

”许慎《说
文解字》曰:“楚，丛木，亦名荆也。

”唐孔颖达《春秋左传正义》说:“荆、楚，一木二名。

”沈括《梦溪笔谈》云:“荆或为楚，楚亦荆木之别名也。

”据此可知:荆就是楚，一木两名，或称为荆，或称为楚。

在历史文献中，荆与楚合称，最早见于《诗经•商颂•殷武》篇:“维女荆楚，居国南乡。

”
“荆”作为正式的地名，最早见于《尚书•禹贡》篇:“荆及衡阳为荆州”。

相传禹分天下为九州:冀州、兖州、青州、徐州、扬州、荆州、豫州、梁州、雍州，当时的荆州指长江中游广大地区。

楚，既是民族概念，又是国家概念，也是地区概念。

周朝封楚国先君熊绎于丹阳，国号为荆。

春秋初期，楚成王改荆为楚。

据《史记•孔子世家》: “且楚之祖封于周，号为子男五十里。

今孔丘述三五之法，明周、召之业，王若用之，则楚安得世世堂堂方数千里乎,夫文王在丰，武王在镐，百里之君卒王天下。

今孔丘得据土壤，贤弟子为佐，非楚之福也。

”夏商之际，中原地区斗争激烈，鬻熊参与了灭商的活动。

鬻熊死后，到熊绎时，周成王封熊绎于楚蛮，并有明确的姓和都城。

所以，此时才有“楚”这个正式的国号兼族名(张正明《楚文化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

楚国初建时，还是个“蕞尔小邦”，方圆还不到一百里，土地贫瘠，稍有特色的产品只有茅草、桃木弓、荆条箭。

楚国国君的政治地位很低下。

《国语•晋语八》记载:“昔成王盟
诸侯于岐阳，楚为荆蛮，置茅蕝，设望表，与鲜卑守燎，故不与盟。

”这是说，在岐阳盟会上，楚国国君熊绎管理置茅缩酒，并与鲜卑酋长一起“守燎” 。

“守燎”是替大会守护祭神的火堆，没有资格参加诸侯盟会。

这次盟会后，楚国国君深感国力强大的重要，他认为楚国太小了，实力太弱，不受人尊重。

他号召全国国民要化屈辱为力量，上下一心，艰苦创业，使楚国尽快发展起来。

《左传•昭公十二年》记载了楚人对这段历史的回忆:“昔我先王熊绎，辟在荆山，筚路蓝缕，以处草莽。

跋涉山林，以事天子。

唯是桃弧、棘矢，以共御王事。

”筚路，是指柴车;蓝缕，是麻织物做的衣服，已穿旧或破了。

筚路蓝缕就是推着柴车，穿着破衣服，上山砍柴垦荒，发展生产，扩大疆域。

从熊绎开始，经过数代人的努力，国力
不断增强，疆域不断扩大，先后并吞了六十多个国家，由一个方圆不到百里的小国发展成为泱泱大国。

楚国的强大，除艰苦创业外，政治体制的改革，也起了显著作用。

楚国县制的创立，是楚国历史上一件大事。

春秋时期，各诸侯国相继攻战争霸，夺取他国之地后，即设置县作为行政管理机关。

春秋诸国中，采用郡县制最早的是楚国。

楚国在行政制度上建立直属于国君的行政区域——县，当自楚武王始。

《左传》鲁庄公十八年载:“初，楚武王克权，使斗缗尹之。

”楚武王灭权置县，当不出其在位(公元前740年——公元前690年)的50年内。

“尹之”，当以权为楚县，斗缗为县尹。

权，子姓，商武丁之后裔，是历史悠久的古国。

安陆是楚国最早实行郡县制的县之一。

安陆为古郧国地，楚何时灭郧为县，史无记载，但至迟不会晚于钟仪被封为郧公之时。

《左传》鲁成公七年(公元前584年)“郑共仲，侯羽军楚师,囚郧公钟仪，献诸晋。

”按清顾炎武《日知录》卷二十:“高祖初称沛公，太上皇父称丰公，皆楚之遗名，此县公之公也。

”杨伯竣先生认为:此时“郧已早为楚所灭，变为一县了”(见《春秋左传注》)。

文化是人类社会特有的现象，从某种意义上说，一部人类社会发展史，就是一部文化发展史。

文化作为上层建筑的重要内容之一，是社会现实、特别是经济现实的反映。

文化是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条件和社会文明的标志。

“文化”除指人们必须掌握的文化知识外，还指人类在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所创造的精神财富，如文学、艺术、教育、法律、科学等等。

据考古发现，早在五、六千年前，人类就在荆州大地上繁衍生息，创造了灿烂的屈家岭文化，这大约要算是荆楚文化的源头和滥觞。

荆楚文化是一种具有鲜明特色的区域文化。

从夏到战国中期，楚人在吸收华夏文化的同时，还广泛汲取本土文化的积极因素，从而形成了具有地方特色和民族特色的楚文化。

荆楚文化的成就是
多方面的，如青铜冶炼、丝织刺绣、髹漆工艺、乐舞艺术等，而文学成则主要表现在
以《庄子》为代表的散文和《离骚》为代表的诗歌。

二、李白在荆楚的游踪和诗文
李白于开元和乾元、上元年间，两次游历湖北，前后达十余年时间，足迹遍布江汉平原的广大地区，留下了近百篇脍炙人口的诗文。

大约在开元十二年(724)，即二十五岁那年，李白离开蜀地，开始了漫游生活。

他由水路经巴渝，出三峡，顺流而下。

今湖北、湖南一带是荆楚文化的发祥地，以《楚辞》、《庄子》为代表的荆楚文化，对李白有着巨大的汲引力。

李白出蜀后首途荆门，并在江陵与道教著名人物司马承祯相遇，作《大鹏遇希有鸟赋》。

同期有《渡荆门送别》、《荆州歌》、《江夏行》诸诗。

尔后，沿江东下，上庐山，下金陵，经游扬州，更客汝海。

开元十五年(727)，李白经汝洛还郧城，至安陆，先在寿山短暂度留，作《代寿山答孟少府移文书》，明确地表白了自己“匡君济世”的政治抱负和“功成身退”的行动纲领。

李白“远客汝诲”归来时，喜遇故人，兴奋之下，开怀畅饮，以致第二天早晨头昏目眩，误把远处走来的安州长官长史李京之当成友人魏洽，打马前趋，竟闯了李长史的道。

由于李白此时“若浮云而无依”，尚未“妻以许氏”，没有婚后那样的相门地位作支撑，于是写了一封向李长史致歉的信，即《上安州李长史书》。

是年冬，有随州之游，同道教人物胡紫阳
相过从，作《题随州紫阳先生壁》、《冬夜于随州紫阳先生餐霞楼送烟子元演隐仙城山序》。

旋即入赘许府，与唐高宗时的宰相许圉师的孙女成亲。

婚后移居白兆山，有《春夜宴从弟桃花园序》、《山中问答》诗。

由于李白斯名大振，才冠一方，便招致安州裴长史等人的妒忌毁谤。

于是他毅然于开元十八年(730)离开安陆，西入长安，上书干谒，以求得到达官贵人的推荐，能为朝廷所用。

李白在长安期间，干谒无果，于开元二十一年(733)返回安陆。

此后数年间往返于安陆、襄阳、江夏间，直至开元二十五年(737)，离开安陆，移居东鲁。

这一时期写有《岘山怀古》、《秋下荆门》、《早春于江夏送蔡十还家云梦序》、《安陆白兆山桃花岩寄刘侍御绾》、《与韩荆州书》、《襄阳歌》、《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江夏别宋之悌》、《安州般若寺水阁纳凉喜遇薛员外乂》、《春日归山寄孟浩然》、《送戴十五归衡岳序》等著名诗文。

天宝十四载(755)，李白在宣城一带漫游。

安禄山以讨伐杨国忠为名，于范阳起兵，爆发了“安史之乱”。

唐肃宗至德元载(756)，李白离开宣城，北上当涂、溧阳，转溯至寻阳庐山屏风叠。

经过永王幕下谋士韦子春等人三次聘请，李白随行至永王军中。

至德二载(757)，永王兵败，太白自丹阳南奔，旋入寻阳狱。

江南宣慰使崔涣及御史中丞宋若思
为之雪冤而获释。

是年冬，朝廷重新追究前事，李白被判长流夜郎。

乾元元年(758)，李白流夜郎。

夏至江夏，作《武昌宰韩君去思颂碑并序》、《与史郎中钦听黄鹤楼上吹笛》、《望鹦鹉洲怀祢衡》、《流夜郎至西塞驿寄裴隐》、《泛沔州城南官湖并序》、《张相公出镇荆州寻除太子詹事余时流夜郎行至江夏与张公相去千里公因太府丞王昔使车寄罗衣二事及五月五日赠余诗余答以此诗》诸诗。

乾元二年(759)三月，在流夜郎途中遇赦。

夏至江夏，作《流夜郎至江夏陪长史叔及薛明府宴兴德寺南阁》、《江上吟》、《天长节使鄂州刺史韦公德政碑并序》、《江夏赠韦南陵冰》、《醉后答丁十八以诗讥予搥碎黄鹤楼》、《郢门秋怀》、《赠从弟南平太守之遥二首》、《经乱离后天恩流夜郎忆旧游书怀赠江夏韦
太守良宰》、《流夜郎半道承恩放还兼欣克复之美书怀示息秀才》、《江夏送倩公归汉东序》等。

上元元年(760)，李白春返洞庭，旋赴江夏。

作《与诸公送陈郎将归衡阳并序》、《寄韦南陵冰余江上乘兴访之遇寻颜尚书笑有此赠》、《江夏使君叔席上赠史郎中》、《赠汉阳辅録事二首》、《荆门浮舟望蜀江》。

此后离开江夏，流寓江南。

三、荆楚文化对李白诗歌的影响
李白诗歌与庄屈
李白在湖北的诗文是祖国优秀文化遗产的一部分，是我国古典文学领城的一份宝贵财富。

其最大的特点就是把庄子的飘逸和屈原的浪漫融合在一起，形成了自己清雄奔放的艺术风格。

清代龚自珍云:“庄屈实二，不可以并，并之以为心，自白始”(《最录李白集》)。

李白在诗歌中表现出的强烈自我意识和独立的人格，与楚文化精神是一脉相通的。

王运熙曾以《并庄屈以为心》为题(见《苏州大学学报》1983年第3期)，阐述李白与庄屈精神上的相通之处。

殷璠曾评论李白《蜀道难》曰:“奇之又奇，自骚人以还，鲜有此体调
也”(《河岳英灵集》)，指出了它与《离骚》诸赋的承继关系。

他的“匡君济世”、“使寰区大定，海县清一”、“安社稷，济苍生”的理想正是受屈原忧国忧民爱国主义思想的影响。

他在流放途中路经江夏所写的《江上吟》中说:“屈平词赋悬日月，楚王台榭空山岳。

”《赠汉阳辅录事二首》中说:“应念投沙客，空余吊屈悲。

”他念念不忘的仍然是屈原。

他的许多牢骚不平之作，如《梁甫吟》、《行路难》、《答王十二寒夜独酌有怀》等，精神上与《离骚》、《九章》一意相通。

李白同庄子一样，酷爱自由。

他来安陆不久所作的《代寿山答孟少府移文书》中称:“天为容，道为貌，不屈己，不干人”。

他要“倚剑天外，挂弓扶桑。

浮四
海，横八荒，出宇宙之寥廓，登云天之渺茫”。

他的志向是“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一身”，“申管、晏之谈，谋帝王之术。

奋其智能，愿
为辅弼，使寰区大定，海县清一。

事君之道成，荣亲之义毕，然后与陶朱、留侯，浮五湖，戏沧州”。

他在这里是强调不受任何约束的独立个性。

他在许多诗中表示出权贵的傲视，对自由的呼唤:“出则以平交王侯，遁则以俯视巢许”(《送烟子元演隐仙城山序》)，“功名富贵若长在，汉水亦应西北流(《江”上吟》)，“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梦游天姥吟留别》)，“人生在世不称意，明朝散发弄扁舟”(《陪侍御叔华登楼歌》)。

李白荆楚漫游时与道教人物相往还
李白受庄子道教思想的影响极深，出三峡不久，他在江陵遇到道士司马承祯，写下了《大鹏赋》。

司马承祯夸他“有仙风道骨，可与神游八极之表”(《大鹏赋序》)。

来安陆不久即与司马承祯的再传弟子胡紫阳交往甚洽。

之后，又与道士元丹丘结识，成为密友。

司马承祯，字子徽，法号道隐。

道教上清派第十二代宗师。

自少笃学好道，无心仕宦之途。

师事嵩山道士潘师正。

后来遍游天下名山，隐居在天台山玉霄峰，自号“天台白云子”。

与陈子昂、卢藏用、宋之问、王适、毕构、李白、孟浩然、王维、贺知章为“仙宗十友”。

胡紫阳，唐代著名道士，随州人，俗姓胡，道名紫阳。

胡紫阳9岁时首次经过仙城山(今曾都区府河镇与洛阳镇交界处的现光山)静修。

20岁时，他出门游历了衡山等地，广寻各地道教高人交流切磋，拜当时最富盛名的天师李含光为师，潜心学习修炼，终成一代大师。

在《忆旧游寄谯郡元参军》一诗中，李白描述了他与胡紫阳神交的情形: 紫阳之真人，邀我吹玉笙。

餐霞楼上动仙乐，嘈然宛似鸾凤鸣。

袖长管催欲轻举，汉中太守醉起舞。

手持锦袍覆我身，我醉横眠枕其股。

在《冬夜于随州紫阳先生餐霞楼送烟子元演隐仙城山序》一文中写道:
吾与霞子元丹，烟子元演，气激道合，结神仙交，殊身同心，誓老云海，不可夺也。

历行天下，周求名山，入神农之故乡，得胡公之精术。

胡公身揭日月，心飞蓬莱，起餐霞之孤楼，练吸景之精，延我数子，高谈混元，金书玉诀，尽在此矣。

在《题随州紫阳先生壁》一诗中，写出了诗人对胡紫阳的无限仰慕之情: 神农好长生，风俗久已成。

复闻紫阳客，早署丹台名。

喘息餐妙气，步虚吟真声。

道与古仙合，心将元化并。

栖疑出蓬海，鹤似飞玉京。

松雪窗外晓，池水阶下明。

忽耽笙歌乐，颇失轩冕情。

终愿惠金液，提携凌太清。

胡紫阳隐逸的仙城山亦即现光山或善光山。

最近走访了现光山，当地政府正在将这里开发成旅游风景区，现光寺
已装饰一新，山上林木葱郁，风景悠然。

李白诗歌与楚谣楚语
历史上素有“郢人善歌”之说。

据载，早在远古时期，就产生了“楚歌”，相传帝舜南游时就歌“南风”。

歌中唱道:“南风之熏兮，可以解吾民之愠兮;南风之时兮，可以阜吾民之财兮。

”到了周代初年，民歌已在楚地盛行，仅《诗经》记载的就有《汉广》、《江有汜》等篇。

李白游历湖北期间，足迹踏遍三楚故地，写下了大量具有荆楚风味的诗赋。

荆楚的人文风情、流风遗韵，尽入诗人眼底。

他常常以民歌入诗，这是他的一大特色。

荆楚民谣曾给李白的诗歌以滋养。

李白漫游荆楚，固然是为理想而奔走，为山水而跋涉，同时也是为民歌俚曲而搜寻。

他的《襄阳歌》、《襄阳曲》、《荆州歌》等便是诗人向荆楚民歌学习的优秀代表作。

李白在《襄阳曲》、《襄阳歌》中多次提到:“襄阳行乐处～歌舞白铜鞮”、“襄阳小儿齐拍手～拦街争唱白铜鞮”，还写有《大堤曲》一诗。

唐代，《大堤
曲》等襄樊地方民歌曾广为传唱。

《白铜鞮》相传是梁武帝萧衍在襄阳民歌的基础上创作形成的一种歌舞形式。

清代光绪十三年编纂的《襄阳县志》还载有铜鞮坊在襄阳城中的位置。

《襄阳歌》也属当地民歌。

《晋书?山简传》:永嘉三年，山简出为征南将军，都督荆、湘、交、广四州诸军事、假节，镇襄阳。

简每出嬉游，多之池上，置酒辄醉，名之曰高阳池。

时有童儿歌曰:“山公出何许，往至高阳池。

日夕倒载归，酩酊无所知。

时时能骑马，倒著白接篱。

举鞭问葛疆:何如并州儿,”《世说?任诞》亦载:“山季伦为荆州，时出酣畅，人为之歌曰…山公时一醉，径造高阳池。

?刘孝标注:…《襄阳记》曰:汉侍中习郁，于砚山南，依范蠡养鱼法作鱼池，池边有高堤……，是游宴名处也。

山简每临此池，未尝不大醉而还，曰…此是我高阳池也。

?襄阳小儿歌之。

”据报载，李白的《襄阳歌》曾在韩国襄阳郡被广为传唱
李白在诗中经常提到楚谣、楚歌、楚舞，这当是他接触荆楚文化的具体表现。

如“秦地见碧草，楚谣对清樽”(《同王昌龄送弟襄归桂阳二首》)，“尔为我楚舞，吾为尔楚歌(《留”别于十一兄姓裴十三游塞垣》)，“楚歌吴语娇不成，似能未能最有情”(《示金陵子》)，“吴歌楚舞欢未毕，青山犹衔半边日”(《乌栖曲》)等。

刘先枚先生曾对楚国的口头语言作过系统研究，撰有《简论楚国语言》一文(湖北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楚文化新探》湖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对“兮”、“ 羌”、“ 些子”等这些楚地特有的虚字作了详细分析。

李白诗中这种虚字随处可见。

1、兮:虚词，相当于今天的“啊”，表示感叹。

他在《远别离》一共用了8个“兮”字，把自己内心的愤懑写得如诉如泣: 日惨惨兮云冥冥，猩猩啼烟兮鬼啸雨。

不照余之亦忠诚，雷凭凭兮欲吼怒。

尧舜当之亦禅禹，君失臣兮云为鱼，权归臣兮鼠变虎。

帝子泣兮绿云间，随风波兮去无还。

恸哭兮远望见苍梧之深山。

《鸣皋歌送岑征君》一诗中的“兮”字竟多达18处:
若有人兮思鸣皋，阻积雪兮心烦劳。

洪河凌竞不可以径度，冰龙鳞兮难容舠。

邈仙山之峻极兮，闻天籁之嘈嘈。

霜崖缟皓以合沓兮，送君之归兮，动鸣皋之新作。

交鼓吹兮弹丝，觞清泠之池阁。

君不行兮何待，若反顾之黄鹤。

巾征轩兮历阻折，寻幽居兮越巘崿。

盘白石兮坐素月，琴松风兮寂万壑。

望不见兮心氛氲，萝冥冥兮霰纷纷。

魂独处此幽默兮，愀空山而愁人。

吾诚不能学二子沽名矫节以耀世兮，固将弃天地而遗身。

白鸥兮飞来，长与君兮相亲。

此外象《胡无人》、《幽涧泉》等诗中的“兮”字也都极具楚语的特色: 陛下之寿三千霜，但歌大风云飞扬，安用猛士兮守四
方。

《幽涧泉》:
幽涧愀兮流泉深，善手明徽高张清。

心寂历似千古，松飕飗兮万寻。

中见愁猿吊影而危处兮，叫秋木而长吟。

《临路歌》:
大鹏飞兮振八裔，中天摧兮力不济。

馀风激兮万世，游扶桑兮挂石袂。

后人得之传此，仲尼亡兮谁为出涕, 《梦游天姥吟留别》:
熊咆龙吟殷岩泉，栗深林兮惊层巅。

云青青兮欲雨，水澹澹兮生烟。

霓为衣兮风为马，云之君兮纷纷而来下。

虎鼓瑟兮鸾回车，仙之人兮列如麻。

《万愤词投魏郎中》:
兄九江兮弟三峡，悲羽化之难齐。

穆陵关北愁爱子，豫章天南隔老妻。

《寄远十二首》:
爱君芙蓉婵娟之艳色，色可餐兮难再得。

怜君冰玉清迥之明心，情不极兮意已深。

美人美人兮归去来，莫作朝云暮雨兮飞阳台。

《代寄情人楚词体》: 君不来兮，徒蓄怨积思而孤吟。

留馀香兮染绣被，夜欲寝兮愁人心。

浮云深兮不得语，却惆怅而怀忧。

使青鸟兮衔书，恨独宿兮伤离居。

2、些子:口头语，这样一些、那样一些、某些的意思
《清平乐•鸾衾凤褥》
鸾衾凤褥，夜夜常孤宿。

更被银台红蜡烛，学妾泪珠相续。

花貌些子时光，抛人远泛潇湘。

欹枕悔听寒漏，声声滴断愁肠。

3、遮莫:假如，就算，莫非，或许;大约，约摸。

假设之辞。

张相《诗祠曲语辞汇释》卷一:…遮莫，犹云什么也。

《才调集》李白《寒女吟》:忆昔嫁君时，……去后莫悔遮莫。

?悔遮莫，犹云悔甚心也。

此决绝之辞。

”
《少年行》
遮莫姻亲连帝城，不如当身自簪缨。

看取富贵眼前者，何用悠悠身后名。

又作“甚么”解:
《寒女吟》:
起来强歌舞，纵好君嫌恶。

下堂辞君去，去后悔遮莫。

蒋志先生十分强调荆楚文化对李白的影响，他在论及
荆楚文化时说，巴蜀文化和楚文化对李白的思想性格和诗歌创作的影响是决定性的。

李白诗歌的独特风格正是在巴蜀文化的基础上，受荆楚文化的影响而定型的，这也是他与同时代诗人不同的重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