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与伪满在《清实录》整理及研究上的学术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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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与伪满在《清实录》整理及
研究上的学术竞争
◎谢贵安
内容提要 民国时，以北平与奉天两地为中心的《清实录》的整理及研究，以“九·一八”事变为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从整理研究上的相辅相成，变成激烈的学术竞争和政治
角力。
民国北平故宫博物院和北平图书馆，在出版整部《清实录》的计划因缺乏经费不
能实现时，决心通力合作，出版清前三朝实录初纂稿本。
伪满先是影印《满洲实录》和
《宣统政纪》，接着在日本人的支持下斥巨资对整部崇谟阁藏本《清实录》进行影印出版，从而在整理出版上显示出一定的优势，然而民国学者在校勘、考证和揭露《清实录》粉饰
上成就斐然。
伪满借出版《清实录》以树立自己继清而立的正统形象，民国学者则通过
揭露《清实录》记载不实、善于粉饰而揭穿其阴谋。
这场竞争，随着抗战胜利和伪满垮台
而宣告结束，伪满出版的《大清历朝实录》作为战利品纷纷落入民国各大学之手。
此时
民国学界不再紧盯《清实录》粉饰问题不放，转而以雍容和理性的态度，肯定其重要而珍
贵的史料价值。
关键词 清实录 民国 伪满 竞争
〔中图分类号〕Ｋ０９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０４４７－６６２Ｘ（２０１９）０３－００９８－１０
民国时，中华民国与伪满洲国之间，在整理和研究《清实录》领域展开了一场明争暗斗的学术竞争，对此问题，学术界似未见关注和研究，本文不揣冒昧，对其学术竞争以及隐藏在这种竞争背后的政治角斗，予以浅析。
一、“九·一八”事变前以北平和奉天为
中心的《清实录》收藏和整理
北平（北京）和奉天（以沈阳为中心的辽宁），是清朝时的北京和盛京所在地，分别收藏着清廷修纂的皇家实录秘本。
北京故宫藏着乾清宫小红绫本、内阁实录库小黄绫正本和小红绫副本、国史馆抄本，皇史 藏着大红绫正本；盛京（沈阳）故宫藏着崇谟阁大红绫正本。
①民国后，北平和奉天因为最易接触到大清实录而成为整理和研究的中心。
在１９３１年“九·一八”事变前，无论是北平还是奉天，两地的民国学者在《清实录》的整理和研究上相辅相成。
《清实录》整理和研究的热潮，与民国初期清代内阁大库档案的发现有关。
１９２１年前后，北洋政府教育部历史博物馆将收藏的清代内阁大库档案出售，发生“八千麻袋”事件。
次年年初，清朝遗老罗振玉从同懋增纸店购回部分档案，其中便有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明清史学与近代学术转型研究”（１６ＪＪＤ７７００３７）
①参见谢贵安：《清实录宫藏版本考》，《中国历史学会史学集刊》（台湾）２００８年第４０期；谢贵安：《〈清实录〉稿底正副本及满汉蒙文本形成考论》，《史学集刊》２００８年第２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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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与伪满在《清实录》整理及研究上的学术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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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种《清实录》的稿本，从而引起了民国学者对《清实录》的重视，开始整理和研究。
当时中国在《清实录》整理上，基本上形成了两个中心，即东北的奉天和华北的北平。
在北平，《清实录》的收藏、整理与研究工作迅速展开。
当初为筹措工资而将档案卖出的教育部所属国立历史博物馆，此时将未曾发卖的《清太宗实
录》初纂稿本的某些残卷加以珍藏。
①北平图书馆则将顺治初稿本残卷《清太宗实录》、顺治重修满文本《清太祖武皇帝实录》予以宝藏。
１９２５年成立的北京故宫博物院，更是警醒过来，开始清点《清实录》，并编成《故宫文献馆现存实录总目》。
除了已经散出宫的清内阁大库所藏《清实录》的各种稿本外，故宫博物院发现宫中还藏有成套的《清实录》，即藏于皇史 的大红绫正本，藏于乾清宫的小红绫本，藏于内阁实录库中的小黄绫本。
此外，还发现座落在西华门内的清史馆（前身为清国史馆）旧藏《实
录》共１０种，分为长本与方本２类，皆为平装，由楷
书抄写。
②故宫博物院对上述《清实录》十分重视，致其全部保存下来。
③新成立不久的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不仅收藏了大部分“八千麻袋”事件中回购的清内阁档案，而且还收藏了康熙重修的《太祖高皇帝实录》残稿９卷。
在收藏的同时，北平的民国学者开始对《清实录》展开整理、出版和研究。
１９３１年，故宫博物院据内阁实录库雍乾本铅印了《清太祖努尔哈赤萛录》１０卷。
当时《北平图书馆馆刊》还专门作了新书介
绍。
④故宫博物院还对《清实录》稿本进行了研究。
当时故宫文献馆整理清内阁档案时，发见了一种旧《实录》，卷端题为“太清太祖承天广运圣德神功肇纪立极仁孝武皇帝实录”。
该院文献馆学者方盨生否定了“当时一班学人均认为就是崇德元年初纂
本”的结论，推测“是顺治年间重缮之本”。
⑤方盨生还对史语所收藏的康熙重修《太祖高皇帝实录》残稿９卷进行了研究，指出这９卷并非一种稿子，按其版本情况，可分为再、三、四次稿三种，其中三、四次
稿相当于罗振玉刊印的二、三次稿。
⑥就职于国立北平图书馆的谢国桢，⑦撰《清太祖实录残卷跋》一文，
对该实录版本作了探讨。
他指出自己看到的“《清太
祖实录》残卷，字迹模糊，窜改之处甚多，似系稿本”。
他将蒋良骥之《东华录》、王先谦之《东华录》与他看到的《清太祖实录》残卷相对比，指出此书首题《大清太祖承天广运圣德神功肇纪立极仁孝睿武弘文定业高皇帝实录》，无清康熙元年睿武下所加“端毅”二字，更无乾隆元年端毅下所加“钦安”二字，以及没有
“弘”字避讳阙笔现象，断言“此本当为最早之本”。
⑧在北平学者收藏、整理、出版和研究《清实录》的同时，奉天也展开了类似的工作。
罗振玉在“八千麻袋”事件中，获得原藏北京清宫内阁大库的《清太祖实录》稿本三种。
第一种是崇德年间初修稿本
３册，第二种是康熙年间二修稿本６册，
⑨第三种是康熙年间朱彝尊修纂时形成的初次稿７册，二次稿
５册，三次稿１、３两卷。
瑏瑠同时，他还获得《清世祖实
录》稿本１４册，其中满文稿本４册，汉文稿本１０册，以及《乾隆实录、圣训奏稿汇抄》１册等实录稿本。
部分档册上有罗振玉藏书章，文曰：“臣罗振玉壬戌
所得内阁秘籍”。
瑏瑡壬戌年即１９２２年，正是罗振玉从
纸店购回内阁档案的年份。
虽然他将八千麻袋档案转手卖给了李盛铎，但自己还留存了一些清朝档案，包括上述《清实录》诸稿本，并从天津带到旅顺，借肃亲王善耆旧邸整理，“与其事者六、七人，主其事者曰
何君福谦”。
瑏瑢１９２４年，他将上述清代档案以东方学①②③④⑤⑦⑧⑨
瑏瑠 瑏瑢《
中国国家博物院〈清太宗实录〉初纂稿本残卷》，《中国历史文物》
２００７年第１期。
方盨生：
《清实录修改问题》，《辅仁学志》１９３９年第２期；顾书：《故宫藏抄本书选介（二）》，《紫禁城》２００２年第４期。
今天则分别藏于故宫博物院图书馆、第一历史档案馆和台北故宫博物院等处。
《
新书介绍：清太祖努尔哈赤实录》，《国立北平图书馆馆刊》１９３１年第５卷第３号。
⑥方盨生：《清太祖实录纂修考》，《辅仁学志》１９３８年第１、２期合刊。
参见牛建强：
《谢国桢先生年谱》，《明史研究》第１１辑，黄山书社，
２０１０年，第３７８～３７９页。
谢国桢：《清太祖实录残卷跋》，《学文》１９３０年创刊号，第４０～４３页。
瑏瑡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辽宁省档案馆馆藏清代档案概况》，《档案调研报告》二，中华文史网首发，ｈｔｔｐ：／／ｗｗｗ．ｈｉｓｔｏ ｒｙｃｈｉｎａ．ｎｅｔ／ｔｗｓ／ＱＳＹＪ／ＷＸＷＤ／ＤＡＬＹ／１０／０９／２００６／１８４４９．ｈｔｍｌ．
罗振玉：《〈太祖高皇帝实录〉稿本三种·序》，奉天史料整理处１９３３年印。
金毓黻：《静晤室日记》第４册，辽沈书社，１９９３年，第３１３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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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９年第３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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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的名义辑成《史料丛刊初编》等书，用活字印刷。
①与此同时，他开始研究并筹划出版《清实录》稿本。
或许是受到罗振玉的影响，奉天的学者对《清实录》产生了兴趣。
东北易帜（１９２８年１２月２９日）后，沈阳的辽宁通志馆１９３０年在编辑《奉天通志》时，在盛京崇谟阁中发现了满、汉、蒙文三合本附图的《满洲实录》，于是选定东北大学工厂进行影印，但由于资金不足，“乃摘取《满洲实录》附有详图者计一部八大册，专以汉文及图付之影印”，而舍弃了满、蒙两种文字。
在影印前，通志馆作了一些整理工作，对原本中凡遇皇帝名讳都留空白之处，用崇谟阁所藏另一部不讳名字的满汉两体《满洲实录》予以填补。
影印《满洲实录》的决策，实与当时担任辽宁省政府秘书长的金毓黻有关。
金毓黻与罗振玉关系
密切，１９２２年前后，二人在东北还有往来。
②可能是受到罗振玉的影响，金毓黻对实录研究产生了学术
兴趣，后来还专门写过类似论文。
③１９３１年５月，金
毓黻担任辽宁省教育厅长后，下令各省立学校购买《满洲实录》。
④同属东北的黑龙江省和吉林省，率
先支持，“黑龙江省万主席、吉林省张主席，各已先
置四十部，以事馈赠”。
⑤辽宁省通志馆影印《满洲实录》的消息，在关内产生了较大的反响。
浙江教育厅热情地详述了辽宁省通志馆影印《满洲实录》时的不容易，以及该书“为世界未有之孤本，且为有史以来未有之奇书，关系历史、舆地、文学、美术甚大”的价值，并宣布“省政府兹拟价购，分发各图书馆、教育局一部，以资考
据”。
⑥浙江教育厅为辽宁通志馆推广《满洲实录》，
说明当时内地对东北学术研究的支持。
１９３１年“九·一八”事变前，张学良因中原大战而控制了北平。
奉天与北平均在东北军的统治之下，两地在《清实录》的整理、出版与研究上并无对立情绪。
然而，“九·一八”事变后，二地分离，北平的民国学者与奉天的伪满学者在《清实录》整理、研究上分道扬镳，并明争暗斗。
二、伪满学者在日本人操纵下有企图地整理《清实录》
“九·一八”事变后，奉天与北平骨肉分离，伪满与民国势同水火。
在《清实录》的整理和研究中
彼此促进的情况，演变成对峙和竞争的态势。
作为清内阁大库档案和《清实录》稿本收藏整理的先驱，罗振玉追随溥仪逃到东北建立伪满洲国，从而背叛了民国。
以他为代表的伪满学者，在清内阁大库档案的整理以及《清实录》整理与研究上，与民国学者形成对立，特别是利用《清实录》的整理、出版和研究，塑造伪满政府继清而续的合法性，为伪满政府张目。
民国学者与伪满学者出现明显的对立和竞争。
罗振玉投靠伪满政府后，于１９３３年将此前所获多种《清实录》稿本以“奉天史料整理处”名义影印出版。
这些稿本包括康熙年间重修时，由朱彝尊原纂的《太祖高皇帝实录稿本》三种（初次稿存７册，二次稿存５册，三次稿存卷一和卷三）影印出版，取名《〈太祖高皇帝实录〉稿本三种》，线装四册。
内分初、二、三修本三种，为十四册残稿本。
书首有罗氏序言，介绍了原稿的残存情况：“……初修本存七册。
首册讫癸未二月；二册起癸未七月，讫甲申九月（原注：两册间缺五、六两月）；三册起乙亥正月，讫庚辰十一月；四册为天命四年五、六、七月；五册起天命四年八月，讫五年十一月；六册起天命六年正月至十一月（原注：此三册相衔接）；七册起天命九年正月，讫十年十一月。
第二次稿本存五册。
第一册至癸未正月，后题署卷一，第二册起甲申正月，至乙酉止（原注：此二册相衔接）；三册起天命五年，至六年六月（原注：此二册相衔接）；五册署卷九，起天命九
①②③④⑤“
九·一八”事变后，罗振玉投靠伪满，将这部分档案赠送给奉天图书馆。
１９２７年，罗振玉把存留档案的一部分转卖给了日本人松琦，共４０余箱之多。
１９３６年他又将留存的最珍贵的６４８７２件档案献给伪满皇帝溥仪。
参见王德俊：《八千麻袋内府档案事件拾遗》，《中国档案报》２０１１年１月２１日。
２
００９年５月３１日在北京诚轩拍卖公司春季拍会专场“中国书画（二）”的拍卖品有一折扇，正面题有“壬戌（１９２２年）夏日，为静厂老弟作，萧訹”，钤盖“谦中”，背面则录了秦代石权铭文，其后题曰：“应静庵仁兄大人雅属，雪堂罗振玉”，钤盖“罗振玉印”。
“静庵”即金毓黻，可见二人关系之密切。
见ｈｔｔｐ：／／ａｕｃ ｔｉｏｎ．ｚｈｕｏｋｅａｒｔｓ．ｃｏｍ／ａｒｔ／２６７０７０１４．ｓｈｔｍｌ．
金毓黻：《历代实录考略》，《经世》战时特刊，１９３９年第３７期。
金毓黻：
《辽宁教育厅训令第二七 号》，《辽宁教育公报·命令》１９３１年第３５期。
⑥《
辽省影印〈满清历朝实录〉写本》，《浙江教育行政周刊·教育消息》１９３１年第４２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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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与伪满在《清实录》整理及研究上的学术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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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至十年末。
第三次稿存卷一及卷三，首尾完全，
其分卷则与皇史 定本同矣”。
①这些实录稿本在完成影印使命后，献给奉天图书馆收藏（今藏辽宁省档案馆）。
１９３４年伪满辽海书社又重印了《满洲实录》８卷，由时任日满文化协会理事、伪奉天通志馆总纂的金毓黻主持，据通志馆１９３０年的影印本，用铅活字排印，附图影印时缩小四分之一，用铜版纸印刷。
全书线装４册，收入《辽海丛书》中。
是年，辽海书社还据清史馆所存稿本印行了《宣统政纪》４３
卷。
②１９３５年，金毓黻在《黑白》杂志上介绍了辽
海书社出版的书籍，包括８卷本《满洲实录》，声称是“据奉天通志馆景印本覆印，辽海丛书别行
本”。
③该书销路不佳，通志馆函请黑龙江和吉林二省公署，要求订购。
于是伪满大同二年（１９３２）四月二十六日，伪吉林省长熙洽下令各属订购《满
洲实录》。
④伪满更大的《清实录》整理计划，是将沈阳故宫
崇谟阁所藏《清实录》影印出版，命名为《大清历朝实录》。
１９３３年１０月，日本、伪满双方建立“日满文化协会”，由伪满国务总理郑孝胥为会长，伪国务院参议冈部长景十（日籍）、宝熙两人为副会长，罗振玉为常务理事，日本方面的专家学者文学博士服部宇之吉、内藤湖南、池内宏、滨田耕作、羽田亨，工学博士关野贞，帝室博物馆美术课长沟口藤次郎，以及伪满政府各部的首长为理事和评议员。
时为伪满奉天图书馆副馆长的金毓黻也担任理事。
办事处设在伪满的“文教部”。
协会一成立，便决意重刊《清实录》和《四库全书》，拟筹经费约３０万元，打算在两年内
完成。
⑤该协会“成立以来，即编纂《清朝实录》之
议，现已委托水野梅晓（日籍）主持，开始收集参考
材料，进行编纂”。
⑥可见，伪满整理影印《清实录》是在日本人操纵下进行的。
而影印出版《清实录》，则最早由倡导“文化中心移动说”的内藤湖南提出。
参与《清实录》影印工作的日本人杉村勇造称，影印《清实录》是“内藤湖南博士自‘满日文化协会’成立
以来就一直热心提倡”
⑦的事。
罗振玉的孙子罗继祖称，其祖父担任满日文化协会常任理事、负责影印
实录时，“曾得到日方理事内藤湖南（虎次郎）的赞
助议行”。
⑧日本人执意要影印《清实录》，是想通过
《清实录》的出版，塑造其傀儡伪满洲国“源远流长”的正统形象。
１
９３４年１２月正式开始整理工作。
日本以杉村勇造牵头，伪满则由郑孝胥、罗振玉牵头，决定由东京单式印刷公司印刷，大藏出版公司出版，小野玄妙博士负责出版业务，由伪满“国务院”发行。
当时成立了《清实录》出版事务厅。
罗振玉在奉天九纬路的博物馆附近借到十多间洋房作为办事机关。
整理步骤是，先凑齐《清实录》全书。
原盛京崇谟阁所藏的《清实录》，起于太祖朝，终于同治朝。
“满文、汉文合计约九千册，汉文四千四百七十四册。
其中尚缺四卷，这四卷，后来从北京故宫所藏的
实录写本中一并补齐”。
⑨此外还缺德宗和宣统两朝。
《德宗实录》用１９２７年在天津张园时抄缮的小红绫本补充；《宣宗政纪》本来想将藏在天津的原书取回，但遍寻不获，于是从北平隆福寺附近的书肆中
购买了一本坊间通行的排印本凑数。
瑏瑠经过凑补，《大清历朝实录》成为“唯一完整的藏本”。
瑏瑡全书凑齐后，开始整理，以原盛京所藏崇谟阁本为底本，将书中对日本的蔑称和有碍文字进行挖补修改。
日本还指派专人对实录进行逐卷检查。
对《德宗实录》中关于甲午战争的记述，只要他们认为不妥之处，均用铅笔在其右边标上符号，再命令装裱和缮写人员
①②③④⑤⑥⑦⑧
瑏瑠罗振玉：《〈太祖高皇帝实录〉稿本三种·序》，奉天史料整理处，１９３３年。
中华书局：
《清实录影印说明》。
金毓黻：《辽海书录（四）：〈满洲实录〉八卷》，《黑白》１９３５年第４期。
熙洽：《吉林省公署训令》，《吉林省公署公报》１９３３年５月１０日。
宗孟：
《从“满蒙文化协会”说到“日满文化协会”———日人将代我重刊〈四库全书〉及〈清朝实录〉》，《行健月刊》１９３３年第５期。
《日伪政情：编纂清朝实录，复印四库全书》，《东北通讯》１９３４年第１４期。
⑨
瑏瑡［日］杉村勇造：《八十路》第１３１页。
转引自孙月娴：《日本对〈清实录〉的篡改和影印》，《社会科学辑刊》１９８４年第３期。
罗继祖：
《伪满影印〈清实录〉缘起及其挖改》，《古籍整理出版情况简报》第１５８期，１９８６年６月１日。
吴相湘：《清德宗实录本纪的正本》，《近代史事论丛》第１辑，传记文学出版社，１９７８年，第１８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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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挖补和篡改。
甲午战争的记述中，《德宗实录》把日本人写成“日寇”或“倭寇”，日本人对此非常忌讳，认为妨碍“日满亲善”，逼迫罗振玉亲自上阵，将
《清实录》中“倭寇”字样全加挖改。
①此外，对甲午
战争的政治、军事和外交方面的记载进行篡改。
如《德宗实录》卷３４３第１２页，崇谟阁写本作：“以日本悖理违法，首先开衅，备文照会各国公使。
”而伪满本改成“以日本干涉朝鲜，首先开衅，备文照会各国公使。
”如卷３７０第１６页崇谟阁本作“设法力杜狡谋”，而伪满本改作“设法始无流弊”，把指斥日本人
为“狡谋”一笔勾销。
②挖补和篡改后的《大清历朝
实录》由三名摄影人员按页依次拍照，送东京进行影印。
印刷工作从１
９３４年末至１９３６年末，历时两年，由日本东京大藏出版社出版，包括从太祖至德宗的１１朝《实录》以及《满洲实录》和《宣统政纪》，计４４８６卷，分装１２２帙，每帙１０册，共１２２０册，但印数甚少，只印了３００部，因此每部书的成本很贵，印刷经费全由日本提供。
日本将印好的《大清历朝实录》送到伪满驻日使馆，以伪满“国务院”的名义，分赠欧美各国，结果赠出１１０部，造成各国默认“满洲
国”的态势。
③伪满还将《大清历朝实录》送给美国
哥伦比亚大学等图书馆。
１
９３１年１月号的美国《史学杂志·史学消息栏》称：“最近伪‘满洲帝国’政府，赠《大清历朝实录》一部于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
此种刊本，系过去数年间，印于日本，乃奉天手稿本之一种影印本。
较原稿本缩小四分之一。
此刊本共有一千二百二十篇，装订成一百二十二函。
最后十篇为目录，依年代编次史料。
每编以黄色为封面，上绘凤凰图案，象征皇后，每函（套）以黄布装
订，以龙为饰，象征帝国。
”
④这对中华民国造成极大的威胁，也引起了民国学术界的警惕，并随之展开了学术竞争和政治抗争。
三、民国对伪满印行《清实录》的警觉伪满政府的成立已经令中华民国愤怒，而伪满又借整理《清实录》来争夺正统，更让民国学者感到不平。
在伪满大张旗鼓影印《大清历朝实录》时，民国学人对伪满这一行动保持警惕。
这与“九·一八”之前，浙江教育厅对辽宁育通志馆影印《满洲实
录》的赞赏态度完全不同。
流亡北平的东北爱国人士建立的“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其下属政治部于１９３２年９月创办的《东北通讯》，对伪满整理影印《清实录》的动向十分警觉。
在其“日伪政情”栏下，特地标出“编纂《清朝实
录》，复印《四库全书》”。
⑤宗孟发表《从“满蒙文化协会”说到“日满文化协会”———日人将代我重刊〈四库全书〉及〈清朝实录〉》一文，一针见血地指出：“日本对东北之文化侵略自来即与其武力侵略同时并进。
”并提醒人们日伪“初创之‘日满文化协会’，首所注意者，即为设博物馆及重刊《四库全书》及《清朝实录》等工作，此与东北文化更有重大关系，
尤为吾人所应注意”。
⑥伪满决定影印《清实录》的消息，震惊了民国学界。
１９３３年，瓠庐在《国学论衡》上发表《日伪印清朝实录之缘起》一文，对“日伪合组文化委员会，拟先印清朝实录”一事感到焦虑，并转述罗振玉的得意之言，说《清实录》“仅沈阳故宫藏有全部，藏于崇谟阁，自太祖以至穆宗，满汉均全”。
最后，瓠庐揭穿了伪满影印实录的实质：“伪方近传明年有改伪君主国体说，而清代发祥，诸多附会，类于神话，突于此时费二十万巨金印行清朝实录，不急之需，令人费解；继乃恍然，盖为伪君主国体
作宣传张本耳。
”
⑦除了揭露伪满影印《清实录》的目的外，瓠庐还揭露了日本人支持伪满影印实录的用心。
他在另一篇文章《日伪印四库全书、清朝实录》中指出：“日人侵略野心，固令人可畏，玩弄诸傀儡，使人可恨。
”因为“本年内东北义勇军，不幸受日军包围重创，潜伏四散，弗克大举，日人认为伪国治安，渐次宁靖，乃以振兴日伪文化，为麻醉东北知识阶级，因有文化委员会之组织”，于是“即印《四库全书》与《清朝实录》，拨经费三十万元，限二年内，先
①②④⑤⑥⑦罗继祖：
《伪满影印〈清实录〉缘起及其挖改》，《古籍整理出版情况简报》第１５８期，１９８６年６月１日。
③孙月娴：《日本对〈清实录〉的篡改和影印》，《社会科学辑刊》１９８４年第３期。
转引自《
国内外史学消息》，《史学季刊》１９４０年第１期。
《
日伪政情》，《东北通讯》１９３４年第１４期。
宗孟：《从“满蒙文化协会”说到“日满文化协会”》，《行健月刊》１９３３年第５期。
瓠庐：
《元嘉 象室随笔：日伪印清朝实录之缘起》，《国学论衡》１９３３年第２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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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与伪满在《清实录》整理及研究上的学术竞争
１０３
完成《清朝实录》一书”。
瓠庐最后指出：“研究文艺学术，虽无国界，万一日伪先我着鞭，且景印《四库》全部（及《清实录》），辄恐我国大受其影响，难免世
界各国知识分子所讪笑耳。
”
①此话透出民国学人在《清实录》和《四库全书》等书籍整理出版上与伪满竞争的焦虑感和紧迫感。
１９３３年，同样是浙江省图书馆，其馆刊发布图书文化消息时，在“国内”“出版界珍闻”中，发布“所
谓‘满洲通志’及清朝实录之编纂”
②的消息。
将伪满的消息称为“国内”，且用“所谓”来表示，则表明不承认伪满为一独立国家的立场。
这一消息，在一年后再次发布，并增加了更具体的内容：“沈阳有所谓日‘满’文化协会，会长为郑逆孝胥，副会长为伪国务院参议冈部长景石（日籍）暨宝熙二人。
成立以来，即有编纂《清朝实录》之议，现已委托水野梅晓（日籍）主持，开始搜集参考材料，进行编纂”，同时把伪满准备复印四库全书，伪满通志馆馆长袁金
铠、吴廷燮编纂《满洲通志》相提并论，斥之为“认贼
作父，为倭文化上之伥魂”。
③《大清历朝实录》刊行后，１９４０年３月创刊的民国报刊《史学季刊》在《国内外史学消息》中报道“日本”消息时，发布“日本代伪满影印《大清历朝实录》”。
该杂志编辑特别提醒：“《大清历代实录》之刊行与传播，适在日本帝国主义侵华血战方酣之际，
我国当道及海内史家，可以深长思矣！”
④正是出于对伪满整理和出版《清实录》目的的警觉，民国学人针锋相对，开始整理和出版《清实录》，以与伪满进行学术竞争，争夺话语权。
四、民国学者在《清实录》整理研究上的竞争伪满通过《清实录》的整理、出版和研究，以证明伪满是大清的正统，而民国学者通过整理、出版和研究《清实录》，似乎也想以证明隆裕太后签署“清帝退位诏书”后中华民国是清朝的合法承传者，有资格、有责任为故朝整理史籍，清理其遗产。
可以说，正是“九·一八”事变，迫使故宫博物院在《清实录》的出版上与伪满展开了暗潮汹涌的竞争。
民国在整理出版《清实录》上，虽然延续了事变前的工作，但紧迫感加强了。
１９３２年，故宫博物院秘书长
李宗侗宣布了刊印整套《清实录》的计划，称该院“尚有一巨大工作，即《清代实录》是也。
此为清史之宝库，国内外学术机关及一般学者，均望此书之行世。
惟博物院经费不足，现正与各学术机关接洽，合力刊印”。
李宗侗还指出了《清实录》的出版顺序：“《清太祖实录》，现已有两种出版。
此后即先出《德宗实录》及《宣统大政纪》，然后再出康乾各朝以迄同治，此亦应时代之需要，以光宣两朝密接现代故
也。
”⑤他所说的已有两种《清太祖实录》出版，其中
之一就是１
９３２年故宫博物院据顺治重修本铅印的４卷本《太祖武皇弩儿哈奇实录》。
故宫博物院整理《清实录》的计划，稍后被《湖北省教育厅公报·教
育消息》以《清代实录即将刊行》为题作了报道，
⑥反映出民国学界对出版全套《清实录》的期盼。
故宫博物院出版整套《清实录》的计划因经费拮据未能实现，只得继续零星刊印。
就在１９３３年伪满罗振玉出版《〈太祖高皇帝实录〉稿本三种》后，故宫博物院文献馆也于１９３４年将《清世祖实录稿本残卷》整理后，刊于《文献丛编》１９３４年的第２０辑（１－５页）中。
１９３４年，就在伪满辽海书社出版《满洲实录》、日满文化协会开始影印《大清历朝实录》之际，北平文殿阁书庄也铅印发行了《满洲实录》，是根据承德避暑山庄藏本影印，收入《国学文库》第九编，并于１９３７年再版。
１９３６年，在伪满影印整套《大清历朝实录》完成后，北平的学术机构危机感大增，开始加强合作，以加速《清实录》的整理与出版。
北平图书馆馆长袁同礼，将从书肆访得的清代太祖、太宗两朝初纂实录交付故宫博物院文献馆影印，而将被董康、孟森二人在北平书肆中发现的《清世祖实录》初纂本，由己馆出资影印。
１９３７年初，有人以《影印清初
①②③④⑤⑥瓠庐：
《元嘉 象室随笔：日伪印四库全书、清朝实录》，《国学论衡》
１９３３年第２期。
《
所谓“满洲通志”及清朝实录之编纂》，《浙江省立图书馆馆刊》１９３３年第４期。
《
所谓“满洲通志”及清朝实录之编纂》，《浙江省立图书馆馆刊》１９３４年第５期。
《
国内外史学消息》，《史学季刊》１９４０年第１期。
《
故宫博物院刊行外交史料与清代实录》，《浙江省立图书馆月刊》１９３２年第４期。
《“清代实录”即将刊行》，《湖北教育厅公报》１９３２年第７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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