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知识分子的士人文化传统

中国知识分子的士人文化传统

知识分子一词起源于十九世纪的俄国，这一群体由不同的职业人士所构建，对社会作批判，使社会机制加以改进；其成员要积极关注社会现实，通过影响国民思想、塑造政治领袖的行为来直接干预政治过程，并将此看作他们的道德责任和共同权利。中国古代虽然没有知识分子这一概念，但士是与之相接近的一个集团，二者有很多相同之处。所以中国人文知识分子有着悠久的历史文化传统。

先秦诸子百家争鸣，是中国第一次知识分子大论争。持不同世界观、人生观的知识分子群体纷纷对社会体制建构抒发一己之见。儒家希望君主采取仁政，道家希望君主无为而治，法家更是与国家机制直接融合，为国君颁布法令。虽然诸子政见不同，但总体特性一致：介入社会；希望以自己的理论模式规划世界，建立起更好的国家机制，使百姓安定富足。他们对自身人格修养要求很高。孟子提出我养吾浩然之气是儒家君子的内在修养要求，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是儒家知识分子的人格表现。老、庄则在玄妙的哲学思考下指导人生境界，希望人能活得更本真，顺其自然，回归本性。诸子百家建构国家的社会理想，是在对现实生活进行严厉批判后提出来的。面对连年战乱、满目疮痍的现实社会，怎样才能让人们过上安定的生活，让国家稳定富强，这是诸子经过哲学思辩想要解答的问题。在奴隶社会渐趋衰亡，封建社会缓慢建立的过程中，为了实现自己的社会理想，中国古代的知识分子纷纷游说各个国家的统治者，希望自己的社会建构理论能被统治者采纳，付诸实践。此时，由于社会制度尚未完全建立，知识分子以立法者姿态批判社会；而要以自己的思想理论建构社会制度、国家机制，知识分子就必须与执政者联合起来。这一时期，教育体系并不发达，知识的传播媒介只是竹简、绢书，知识仅仅掌握在少数人手里。掌握知识的人能参与国家管理机制，成为统治阶级的一员。知识分子对知识的掌握有绝对优势，在思想上认为自己是先进的，以一种权威姿态发言；而百姓因为自己掌握的知识太少，社会又极不稳定，他们无法把握自己的生活，对知识分子的权威性发言表现出依赖性。

孔子以立德、立言、立功为三不朽，确立了士人知识分子的权威地位。自汉代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来，儒家传统逐渐成为中国古代知识分子血液中的一部分，并且衍生不止。士人知识分子除了参与政治的功能外，还有一部分进行文学创作，甚至二者互有融合。儒家知识分子做官的同时也进行文学创作，这种情况在中国古代不胜枚举。在魏文帝曹丕提出文章乃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后，文学创作的独立地位才得以确立。文学的独立由一位政治家提出来，可见中国古代知识分子与政治联系之密切。由于文学的自觉，文学理论也开始发展起来：晋陆机的《文赋》、梁刘勰的《文心雕龙》等经典文论著作都成书于此时期，为文学的发展进行了总结和规划。这是文学作为一个学科的立法阶段。这是对文学创作实践的初步理论、规律总结和指导，促进了文学的发展。文学这一艺术样式自诞生之初就带有审美的自身诉求和社会批判功能。文学创作者一直追求在美的表现之中蕴涵社会批判意识。

由于封建统治阶级采用儒家典籍考试来选拔官员，儒家思想在士人知识分子的系统学习中深入其心。进入统治阶级内部的士人知识分子以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为立身准则，心怀苍生，以天下为己任。他们愿为帝王师，希望帝王能采纳自己的治国方略；如果不被帝王欣赏，郁郁不得志，或是归隐，或是死谏，都会坚持自己的人文品格。他们直接与政治接轨。明末东林党人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的思想古已有之。无论是否在统治集团内部，古代士人知识分子都希望能为国家大事发一己之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