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土秦镜与秦人毁镜习俗蠡测

出土秦镜与秦人毁镜习俗蠡测马利清【专题名称】先秦、秦汉史【专题号】K21【复印期号】2010年01期【原文出处】《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年6期第146～152页【英文标题】Simple Investigation of the Unearthed Mirror of Qin Kingdom and the People's Custom of Destroying Mirror【作者简介】马利清(1969-)，女，内蒙古呼和浩特人，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博士。

北京100872【内容提要】秦镜的特点是弦纹镜占绝对多数，陕西地区出土者是典型秦文化传统的镜式，标准化程度相当高。

从战国晚期到秦代延至汉初，秦统一后流布全国各地。

秦镜出土时残损比例超过80%以上。

将秦镜的残损简单地归结于其质地薄脆已不足以解释如此高比例残损的原因，秦墓中对随葬铜镜的位置的讲究、对铜镜残片有意识的分别摆放，都显示出秦镜的残损很可能是在使用铜镜随葬时人为打碎的，故推断秦人在使用铜镜随葬时有毁器的习俗。

考古发现揭示，毁镜习俗与地域和民族有关，在陕西、甘陇秦人腹地比较流行，其他地区则仅见于屈肢葬的秦人墓葬中。

在时间上，毁镜习俗的流行也只限于秦文化崛起的过程中，随着秦亡汉兴，这种古老的习俗似乎也渐行式微。

这种习俗在北方的匈奴、鲜卑民族中也能见到。

【关键词】秦镜/毁镜习俗/蠡测中图分类号：K23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04(2009)06-0146-07在历代铜镜的研究中，对秦镜的研究是相对薄弱的一环。

一方面是由于秦人铸造和使用铜镜都远远落后于东方六国尤其是楚国，直到战国末期才逐渐兴起，秦统一六国后，在吸收外来文化的基础上创制了一些新的镜式，但为时极短且未及扩展，导致秦镜总体上数量不多；另一方面是出土的秦镜大多数不完整，有的甚至因残损严重而无法复原，故学界长期以来一直以为秦镜质量低劣，在铸镜史上无足轻重。

同时限于材料的贫乏，对秦镜的研究鲜有问津。

笔者曾对陕西关中、河南、湖北、湖南、四川、甘肃、内蒙古等地先后发表的一批中小型秦墓出土的铜镜加以梳理，撰文对秦镜分期和秦代铜镜的特点略加探讨[1]。

近年，西安咸阳等地发掘清理了大批秦墓并及时发表了材料，其中比较重要的如《塔尔坡秦墓》、《任家咀秦墓》、《西安北郊秦墓》、《西安南郊秦墓》、《西安尤家庄秦墓》、《陇县店子秦墓》等，其中多有出土秦镜的材料。

据笔者不完全统计，陕西地区已出土秦镜达151面，在全国范围内出土的秦镜（大约201面）中占近80%。

陕西地处秦文化腹地，特别是咸阳和西安郊区秦墓出土铜镜数量较为集中，秦本土文化的特征表现得极为鲜明。

这些考古新发现使我们对战国晚期至秦代铜镜的铸造工艺、使用和埋葬习俗等进行进一步的探索提供了可能。

陕西境内出土铜镜数量较为集中的有这么几处：西安市北郊尤家庄及其附近的197座中小型秦墓，共出土铜镜16面[2]；咸阳塔尔坡381座秦墓出土铜镜25面[3]；任家咀242座秦墓出土2面，但报告中所附墓葬打破关系表中另见M257还登记有一面铜镜残片[4]；西安北郊119座秦墓共出土12面[5]；西安南郊茅坡光华胶鞋厂93座秦墓出土2面，茅坡邮电学院162座秦墓出土12面，潘家庄世纪星城62座墓出土16面[6]；《长安汉镜》公布西安1988-2001年发掘战国晚期至秦汉时期1100余座墓出土铜镜336面，其中出土秦镜35面[7]，主要是1996-2000年西安市电信局第二长途通信大楼工地、明珠花园小区、陕西交通学校、陕西移动通讯公司、西安万杰华祥医院、中新电力设备厂等墓地出土。

此前已公布的秦镜还有：1978年陕西凤翔南指挥村秦公1号大墓出土的2面铜镜[8]；陕西凤翔高庄秦墓出土铜镜4面[9]；陕西凤翔西村战国秦墓出土铜镜1面[10]；西安半坡战国墓出土铜镜5面[11]；临潼上焦村秦墓出土1面[12]；西安西北林学院古墓出土1面[13]；1975年咸阳黄家沟战国墓出土6面[14]；咸阳市杨陵区秦汉墓地出土1面[15]；扶风县博物馆藏铜镜中有战国晚期镜2面[16]；陇县店子224座秦墓出土3面[17]；《陇县出土的历代铜镜》收录春秋战国镜2面[18]；汉中杨家山秦墓M3出土1面[19]；周世荣《中华历代铜镜鉴定》一书收录陕西历史博物馆藏铜镜1面[20]；一九五六年秋河南陕县秦末汉初墓葬出土铜镜3面[21]；上村岭秦墓和汉墓出土3面[22]；陕县东周秦汉墓秦至汉初墓葬共出铜镜11面，其中1面为汉代草叶纹镜[23]；三门峡火电厂秦人墓出土铜镜4面[24]；河南泌阳的一座秦墓出土铜镜1面[25]；云梦睡虎地秦墓出土秦镜6面[26]；云梦龙岗M10出土1面[27]；江陵岳山发掘的十座秦墓中出土铜镜2面[28]；荆州高台M1出土秦镜1面[29]；湖北宜城楚皇城战国秦汉墓出土战国晚期秦镜1面，秦汉时期弦纹镜1面[30]；湖南长沙杜家山M799出土1面，长沙左家塘皮件厂M1出土1面，长沙乾塘坡地质局工地M5出土1面，长沙烈士公园M18、溆浦马田坪M24、长沙九尾冲M12各出1面，汩罗县永青村M36出土2面。

另外一些原报告定为汉初的墓葬，高至喜先生认为很可能是秦代墓，均出有秦代风格铜镜，包括长沙桐梓坡M26出土1面宽弦纹镜、M71出土1面云纹地蟠龙纹镜和1面龙纹镜。

湖南早期西汉墓也有出土典型秦镜之例，如梅子山M1、太乙寺M12都出有素地宽弦纹镜，可认为是秦在汉初的遗留物[31](P47)；甘肃天水放马滩秦墓M13出土1面[32]；四川成都羊子山秦墓出土1面[33]。

上述发现的秦镜种类包括素面镜、弦纹镜、蟠螭纹镜、夔龙纹镜、凤鸟纹镜、连弧纹镜、菱形纹镜、羽状地纹镜、卷云纹镜、狩猎纹镜和兽纹镜共11类。

其中年代最早的是1978年凤翔南指挥村秦公1号大墓出土的蟠虺纹镜，直径11厘米，另一面素镜时代为春秋中期；其次为陇县店子标本M49:1双圈兽纹镜，弓形钮，镜体平直，背中部有素带一周把纹饰分为内外二区，区内有三个回首、吐舌、卷尾、卧姿的虎形怪兽，身躯布满粟粒纹，直径8.5、厚0.2cm，原报告定为战国中期。

任家咀M182:4纹饰与之相似，内外区之间和外区与边缘之间各有一周素带作为分割，内区分布三头回首、吐舌、卷尾的怪兽，不同的是外区还有五头竖耳、吐舌、长尾上卷、卧姿的怪兽，八头怪兽身上布满粟粒纹，镜体大小相若，直径8.4、厚0.1cm，报告定为战国晚期。

这两件铜镜应该时代相近，属于秦镜中时代略早的。

另外咸阳黄家沟M41所出铜镜也可能较早，但不会早到迁都咸阳之前，发掘简报定为战国中期[34]。

比较上述陕西地区几处大宗秦墓出土铜镜的情况，从数量上看，陕西陇县店子224座秦墓出土3面，出土铜镜的墓葬占墓葬总数的1%；陕西凤翔1981年公布的高庄46座秦墓中出土铜镜4面，1986年公布的西村战国秦墓42座出土铜镜1面，秦旧都雍城出土铜镜的墓葬比例不到6%；咸阳任家咀242座春秋战国秦墓出土铜镜2面，加上1件未予统计、仅在墓葬登记表中公布的残片，所占比例仅1%；塔尔坡381座秦墓出土铜镜25面，出土铜镜的墓葬所占比例为6%；西安半坡1957年公布的112座战国秦墓出土铜镜5面，所占比例为4%；尤家庄197座秦墓出土铜镜16面，所占比例为8%；西安北郊123座墓出土秦镜12面，所占比例近10%；潘家庄世纪星城62座墓出土铜镜16面，所占比例为25.8%。

这些墓葬的发掘材料即使有一些主观选择上的因素，但仍可看出铜镜分布时间和空间的规律。

从时代上观察，凤翔高庄46座秦墓仅出4面铜镜，属于战国时期的仅1面；塔尔坡381座秦墓出土铜镜25面，可肯定为战国晚期早段的仅1面，余皆为战国晚期晚段至秦代；地理位置靠西的陇县店子224座秦墓仅出铜镜3面，1面为战国中期，时代较早，数量少；1996-2000年西安出土35面秦镜均为战国晚期晚段至秦末汉初；尤家庄197座秦墓出土的16面铜镜中13件为战国晚期至秦末汉初，其中仅3面略早，属于战国晚期前段，该墓地属于战国晚期之前的第一期墓葬中不见铜镜。

西安北郊出土的12面铜镜均为战国晚期至秦代的，潘家庄出土的16面铜镜均在战国晚期至秦统一时期的，最晚可至西汉初期。

从地理位置上看，西安半坡出土5面铜镜在战国墓葬中算是数量较大的一宗，西安尤家庄、潘家庄秦墓出土铜镜比例较高，或与其时代较晚、地处秦都咸阳的长安乡密切相关。

总之，上述秦墓出土铜镜的基本特点是时代愈晚、地理位置愈近都城及其以东地区，铜镜的数量愈多。

见于上述统计的201面秦镜中，陕西地区出土的秦镜共151面，其中可以确定为战国晚期以前的仅见秦公1号大墓2面、陇县店子1面，任家咀1面可能与之相当，黄家沟1面时代也略早，其余多为战国晚期偏晚阶段至秦代，下限可晚至汉初。

从近年来秦墓出土铜镜的情况来看，至少在战国晚期秦的铸镜业已有一定的规模。

从秦镜的种类看，时代越晚种类越丰富，兼容并蓄的秦文化艺术呈现出一派朝气蓬勃的景象。

秦镜的共同特点是弦纹镜占绝对主体地位，在陕西地区表现得尤为突出，是典型秦文化传统的镜式。

从战国晚期到秦代延至汉初，秦统一后流布全国各地。

已出土的弦纹镜数量最多，延续时间较长。

塔尔坡25面秦镜中弦纹镜占21面，1996-2000年西安出土35面秦镜中弦纹镜占29面；江汉地区可确定为秦代的10面镜中有6面弦纹镜；西安北郊出土的12面秦镜中10面为弦纹镜；西安南郊潘家庄世纪星城出土的16面铜镜中有弦纹镜10面，3面残破纹饰不辨，报告认为根据质地看亦似弦纹镜；西安南郊茅坡邮电学院出土的12面铜镜中1面为素面，弦纹镜11面，其中的1面为弦纹间卷云纹；尤家庄出土16面铜镜中弦纹镜占13面，占出土铜镜总数的81%，其他三类铜镜各1面，占不到20%。

秦式弦纹镜一般均为弦纹钮，主纹为细凸弦纹或宽带状同心弦纹。

已发现的此类弦纹镜的弦纹数有一周、二周、三周，个别者为五周。

其中一周者少见，二周者最多，均为细凸弦纹；三周者时代较晚，呈宽带状。

秦镜的标准化程度相当高，以尤家庄秦镜为例，均为二周细凸弦纹，镜与镜之间造型和纹饰变化不大。

弦与弦之间往往等距分布，最外弦与边缘之间的宽度往往小于钮与内弦、内弦与二弦之间的距离，布局讲求均衡美观。

尤家庄秦镜再一次以实物资料证明了秦弦纹镜的整齐划一、形制大小相若、图案等距布置的特征，无一不合秦简《工律》的要求：“为器同物者，其大小、短长、广亦必等。

”这显示了战国晚期到秦统一期间，大规模的战争、迁徙移民以及以法律形式推行“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的改革措施取得了显著成效。

小小铜镜，为研究秦代社会法律化管理、标准化生产提供了新的佐证。

这种镜式在秦末汉初已不占主体地位。

尤家庄和茅坡邮电学院秦墓各出土1面素面镜，亦为战国晚期秦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