樊纲：技术进步和制度改革是增长的关键

樊纲：技术进步和制度改革是增长的关键

2015-01-07 10:01

来源:经济参考报作者:樊纲，方烨/采写

过去10年当中，两次过热遗留下大量的后遗症。产能过剩、债务问题、影子银行、地方融资平台这些都悬在我们头上，尽管可控，但是毕竟导致了投资增速偏低，让大家感觉风险比较大。今后还需要一段时间处理。

樊纲，中国经济改革研究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所长，中国深

圳综合开发研究院院长。

1988年获经济学博士学位，进入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工作，1992至1993年任《经济研究》编辑部主任，1994至1995年任

经济研究所副所长。1996年创办国民经济研究所。2006年起兼任综

合开发研究院院长。主要研究领域为宏观经济学和转轨经济学，发表中英文学术论文100余篇，专著8部。

中国经济50人论坛、新浪财经和清华经管学院联合举办的新浪·长安讲坛第264期日前召开。论坛学术委员会成员、中国经济体

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中国经济改革研究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所长樊纲发表了题为“中国的发展潜力、增长要素与风险管理”的主题演讲。樊纲表示，进入21世纪第二个10年，中国经济的潜在增长率确实

有所下降，但是变化并不会太大，预计十三五期间仍会在7%以上，位于7%到7.5%的区间以内。在促进增长的四大要素中，劳动、制

度的贡献率可能略有下降，但是资本和知识的贡献率肯定会有所增长。当然，实际增长情况还要看能否将潜在增长率充分发挥出来，这需要一系列的改革和政策调整。

十三五潜在增长率应在7%以上

好的正常增长，是指充分利用了潜力而且没有通货紧缩的增长率。2016年到2020年，中国的潜在增长率大约是7%到7.5%。中国对

美国的追赶指数只有13%，差距巨大，潜力也巨大。

樊纲从十二五规划评估和十三五规划制定谈起。

他说，现在有人认为中国经济增长速度好像偏低，只有7%多一点，一个通常说法是中国经济告别了两位数的高增长时代，进入一个比较低的增长时代。对这个说法，我一直有不同的看法，尤其是不同意那句话：中国经济告别了两位数的高增长时代。

樊纲认为，这句话有两个问题。第一个，中国过去30多年，绝大多数时候不是两位数增长。看看统计数据，过去10年中国有两次两位数增长，一次2004年到2007年，一次2009年到2010年。第二个，过去20年，中国经济增长速度超过9%一定通货膨胀，超过10%，一定既通货膨胀又资产价格膨胀。两位数增长从来就是过热增长，从来是中国政府要防的。

什么是好的正常增长呢?经济学有个术语叫潜在增长率，是指充分利用了潜力而且没有通货紧缩的增长率。如果实际的增长速度和潜在增长速度基本吻合，就没有产能过度利用和通货膨胀。分析潜在增长率有两个基本的方法，一个是要素分解法，另一个比较直观的方法是滤波法。总说中国过去30多年是高增长，但是如果把价格因素引

起的通货膨胀去掉，也就是7%到9%之间，潜在增长率从来不是10%以上。

所以现在中国经济其实是回归正常，并不是到了低增长阶段。

研究未来的增长潜力，也是研究未来要将增长目标稳定在什么地方。这就先看看中国未来潜在的增长率是什么。这里就要用到要素分析法。基本的结论是，2016年到2020年中国的潜在增长率至少在7%以上，很难有个具体的数，只能大概有一个区间，7%到7.5%。

现在国内一个重要观点是中国劳动力短缺，因此到了十三五期间潜在增长率可能到6.4%。但是樊纲表示，他们仔细研究了得出这一结论的模型，认为这些模型都犯了一个重要的错误，就是没有计算人力资本，没有考虑到学校教育的正面影响。

樊纲认为，现在研究增长的模型通常已经不仅仅用劳动力作为一个变量，而是用人力资本作为一个变量。人力资本是根据劳动力受教育的年限进行折算出来的，是经过技术加工之后的劳动力，相当于资本的概念，里面包含着技术的含量。现在所谓的内生增长理论，其实就是因为包含知识的因素在里边。所以最近这几十年，计算增长模型必须用人力资本的概念替代劳动力的概念。

还有一个用来分析中国经济目前状态和今后增长潜力的因素，就是看它和发达国家的差距。发展经济学一个基本的原理就是差距产生动力，发展的过程最终就是趋同的过程，人均收入水平趋同，经济发

展水平趋同。用另一句话说就是赶超。中国现在在世界上的水平还是相当低的，人均GDP去年年底是6700美元，今年大概7400美元左右，说起来已经接近高中等收入国家，其实比起发达国家差距还十分大。世界最高的是挪威，10万美元，瑞士也有8万美元。美国、日本的人均GDP也都在5万左右。

按去年年底算，中国对美国的追赶指数只有13%，也就是说把美国作为标杆算，中国的人均GDP只有美国人均GDP的13%。差距巨大，因此潜力也还是巨大。同一个指数，韩国1979年达到13%，之后又高速增长了20年，可见增长的潜力还是比较大的。30%是很重要的一个指标，战后60年，很少有发展中国家追赶指数超过30%。按PPP算，有些国家人均GDP早年比美国高，但是由于一次一次危机，陷入中等收入陷阱，最近这些年很多国家没有超过30%，巴西说是很高，但也只有20%左右，墨西哥、智利还更高一点。东南亚国家也没有超过30%，印度和印度尼西亚现在还低于10%。四小虎都没有过30%，过30%的只有四小龙。新加坡几乎和美国持平了，香港和西欧持平，在70%左右，韩国和台湾这些年持续不断增长，现在在60%以上。

首先一个坎是超越30%，第二个坎是进入60%、70%的团队，但是受到的压力很不一样。越过30%这个坎是世界经济学界普遍认为比较难的，20%的时候可能是面对中等收入陷阱的时候，也就是容易出事的时候。真正过了30%，进入高收入阶段，很多问题就会不

一样。中国现在正处在这个坎上，不仅仅是十三五期间，可能再多一些时间才能迈过去。

知识与资本是未来增长的主要要素

增长要素四大方面，劳动力和制度改革的贡献也许比过去小，但仍然有贡献。知识进步和资本这两项可能贡献比过去大。综合加在一块比过去可能低了一点，但是7%左右的潜在增长率是有的。

樊纲表示，中国经济和发达国家的差距，既是潜力，又是挑战。横向历史比较，西方起飞的时间大概是1780年前后，瓦特蒸汽机工业革命开始的时候。中国则大概是在1980年，起飞相差200年。西方随后又经过70年，发生了第二次法国大革命，争取权利、民主，反特权，要求建立社保制度。中国发生这类事情大概是在起飞后30年，2010年这些问题开始暴露了，中国有西方的经验教训，搞了社保制度，政府也很重视，于是社会问题还能应对，不至于发生革命。这是大的历史画面。

谈到中国经济增长的要素，樊纲表示，按照现在的发展经济学归纳，增长一般有四个大的要素：劳动、资本、知识、制度。其中，知识、制度是软性的，不是硬件;资本很大程度上也属于软件，比如金融资本也是资本组成的一部分，但是它需要一部分虚拟资本和实体资本相配合，这样才能够有资本市场，资本市场才能起到作用。经济越往前发展，增长的要素越不是硬件本身，而是软件。比如说制度，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