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征路上的特殊群体：女红军
长征路上的一段秘闻 两名女红军梅硐历险记
去 ！ “ 身 子这 么 弱 ，就 是讨 饭 ” 你 也 走不 到 。我倒 有一 个住 处 ，不 知你 愿意不愿 意去。 ”女子被 这位 男人 带进 了新 华 日报 附 近的 一个 小饭馆 。不久 ，她与 四川 省委 书 记 罗世 文 接上 了头。 这个 流浪 的
女 子就 是 红军 女 战士 李桂 红 。在
消 ；……”蒋介石对 刘湘的 “ 剿匪 ”态度 非常恼怒 ，
“ 发来急 电斥责刘湘 ，声言若再后退拿总指挥官是问。 ” 现在对只有 １０ 余人的红军纵队，刘湘则表现得非常 ００ “ 努力” 但始终以不伤其 自身实力为前提 ，因此，密令 ，
宜宾专暑密电
中共梅硐区委是 １３ 年 ３ ９５ 月红军纵 队到达梅硐时 由 中共川南特委组建 的地 方党委和政权组 织。此前 ，
李 桂 红
隐藏 梅 硐
红 军长征到达云 南扎西时 ，
参 加 中央红军 长征 中的 ３ 名 女红 ０ 军 中 ，只有李 桂 红和 阚思 颖 在 中
途 留 了下来 ，其 她 ２ 人都 安全 到 ８
达 了延 安 。在延 安 ，她 们 思念 着 这两 个 失去 联 系 的姐 妹 ，多次 电 告 四川 地 下党 的 同志要 设 法找 到 两人 。罗世文告诉李桂 红 ：“ 畅 蔡 同志从 延安 来 了 电报 ，她说 你 在
项 英 、周子 昆、张 云逸 等 新 四军
书记 阚思 颖 陪伴 其隐 藏在 长宁 梅 硐 山区 ，交 中共梅硐 区委保护 。
李桂 红 １ １ 年 出生在江 西寻 ９１
领 导 同志 。宴会 问 ，神 色凝 重 的 “ 周恩来把一位 身材 苗条 、留着齐
乌一个贫苦家庭 ，不满４岁时 父亲 就死 了 ，母亲把她卖给一个吹 喇叭 的家庭 当童养媳。红军打下寻乌县 城时 ，她听 了红军总 司令朱德 的演 讲 之后就跟着红军的队伍走了。２ ｌ 岁时就成为会 昌县麻州 区委书记 、
红军长征故事：红军长征中的巾帼英雄
红军长征故事：红军长征中的巾帼英雄六十一年前，中国工农红军一方面军开始长征。
在这支铁流劲旅里，有一支特殊的队伍30名红军女战士。
她们的非凡经历和行动，向世人表明了中国女性的坚强和伟大。
1935年10月的一天，我们来不及做什么准备就匆匆出发了，离开了革命红都瑞金，离开了那深深依恋的土地和人民。
我们噙泪而别，踟蹰而行，一步三回头，深情地凝望那为之流血牺牲、奋斗多年的根据地。
刚出发时，我和王泉媛、钟月林、危秀英、陈慧清、李桂英、刘彩香等几名女同志分在卫生部。
贺子珍、康克清、邓颖超、蔡畅等是一些首长的夫人，她们另在一起。
共计有30名女同志。
当时叫战略转移，卫生部带的物品较多，有药箱、担架，连X 光机也带出来了，行动非常的迟缓。
由于我们转移属隐蔽行动，白天不能走，只能夜间行进。
天公也不作美，连下阴雨，衣服湿透，道路泥泞，常常摔倒，只能在泥水里连滚带爬。
走了一个多月，来到了湘桂边境。
由于战事频仍，伤员越来越多，我又被调到担架连任政治战士，负责抬运和照顾伤员。
一次，我们在翻越一座大山时，遇到敌人飞机的轰炸，一个抬担架的民夫吓跑了。
我看到一副担架孤零零地放在路边，另一个民夫在担架旁急得不知所措。
而担架上是一位胸部负伤的团级干部。
不能扔下伤员。
我忘记了自己体弱有病，抬起担架就走。
山很陡，我只得跪着爬行，膝盖磕破了，肩膀磨出了血，火辣辣的疼，但不能停下，落下队伍是很危险的。
下了山之后，我却再也支持不住了，大口大口地吐起血来。
民夫和担架上的伤员再也看不下去了，说：女人干不得这个，还是找个男人来。
但荒天野地，去哪里找男人？我吐完血，抬起担架继续追赶队伍。
在长征路上，像我一样抬担架的，还有好几个女同志。
照顾伤员也是一件很难办的事。
由于缺医少药，一些伤员不能得到及时的救治。
我们以女同志特有的细心和耐心，精心地护理伤员，帮他们擦洗伤口，换药，喂饭。
一些伤轻的，拄着拐棍自己还能走一段，有的重伤员，根本就离不开担架。
如钟赤兵同志，原是一位很优秀的团长，在战斗中被打断了一条腿，他非常顽强，是在没有麻醉的情况下截的肢。
红二方面军长征：女红军九死一生到达陕北
1934年8月，红六军团作为中央红军长征先遣队，由中共中央代表任弼时，军团长萧克，政治委员王震率领，从江西遂川突围西征，经过两个多月的艰苦转战，冲破敌军重重封锁线，行程2500公里，于10月24日在黔东地区与贺龙部红二军团胜利会师。
红六军团先期突围西征，拉开了中国工农红军长征的序幕！出发时，红六军团两个师及直属机关分队共9758人，其中女红军有10余名。
她们是：李贞、张吉兰、陈罗英、陈琮英、周雪林、戚元德，其余姓名不详。
1935年11月19日，红二、红六军团退出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开始进行战略转移。
长征即从此开始。
1936年7月2日，红二、红六军团在四川甘孜与红四方面军胜利会师。
7月9日，按中革军委决定正式组成红二方面军，总指挥贺龙、政治委员任弼时。
红二方面军组成两个梯队，继续北上，于1936年10月22日在将台堡与红一方面军会师，胜利完成长征。
红二方面军长征中的女红军，总共为20多名，她们是：马忆湘、朱国英、伍秋姑、李贞、杜玉珍、张四妹、张吉兰、陈罗英、陈琮英、范庆芳、周雪林、胡越强、秦金美、戚元德、曾林红、蹇先任、蹇先佛，以及殷成福和她的女儿侯幺妹、儿媳刘大妹等。
她们没有单独编队，没有统一建制，大都分散在政治机关、宣传队、电台机要部门、医疗卫生单位、随军被服队等。
其中有政治工作干部、机要人员、宣传队员、医务护理人员、炊事员和被服人员等。
她们当中既有姐妹，还有母女、婆媳，各司其职，各自随军征战。
殷成福--一家8口参加长征殷成福，湘西大庸土家族人，时年已近50岁，1934年12月参加红军，在家属连被服队当缝纫工。
她的丈夫侯昌千、小叔子侯昌贵、大儿子侯清芝、儿媳刘大妹、二儿子侯清平、女儿侯幺妹、小儿子侯宗久等人，当时都参加了红军。
小叔子和大儿子、二儿子3个青壮年，作为战斗员编入红军队伍；殷成福和丈夫、儿媳、女儿、小儿子5人，都在家属连被服队做工。
长征中，儿媳刘大妹因身怀有孕难以随军，在翻越中甸雪山时被留在当地，寄养在老乡家中分娩，后被敌人杀害。
随中央红军长征的30名女红军
随中央红军长征的30名女红军核心提示：参加过长征的女红军，红一方面军（中央红军）为30名，红二十五军7名，红二方面军20多名，红四方面军约3000名。
在纪念中央红军长征胜利70周年之时，笔者以多年所收集到的有关资料，首先为参加中央红军长征的30名女红军撰写出三五百字不等的生平简历。
文章摘自《党史博览》2005年第10期作者：卢振国鲁书平原题为：随中央红军长征的30名女红军1934年10月，中央红军长征出发时，有30名女同志随军参加，她们是：王泉媛、邓六金、邓颖超、甘棠、危秀英、危拱之、刘英、刘彩香、刘群先、杨厚珍、李坚真、李伯钊、李建华、李桂英、吴仲廉、吴富莲、邱一涵、陈慧清、金维映、周越华、钟月林、贺子珍、钱希均、萧月华、康克清、曾玉、谢飞、谢小梅、蔡畅、廖似光。
其中：甘棠、李桂英和谢小梅3人，1935年3月随红军到达云贵川边时，因奉命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川南游击纵队或另有任务而脱离长征队伍，各奔征程；王泉媛、李伯钊、李建华、周越华、吴仲廉、吴富莲、康克清7人，于1935年6月红军第一、四方面军会师后，被调动或被留在红四方面军。
1936年10月，红军三大主力长征胜利会师后，李伯钊、李建华、周越华、康克清4人到达陕北；王泉媛、吴仲廉、吴富莲3人西渡黄河，参加西路军艰苦作战。
王泉媛曾任西路军妇女独立团团长，在河西作战被俘后死里逃生，后来辗转流离而沦落为民；吴富莲曾任西路军妇女独立团政治委员，在河西作战被俘后坚贞不屈，吞针而死；吴仲廉曾在西路军第九军政治部敌工部当干部，在河西作战被俘后押至青海西宁，后与张琴秋、陶万荣等一起被押到南京，入“反省院”，1937年8月由周恩来营救出狱，于10月初回到延安。
因此，参加中央红军长征的30名女红军，于1935年10月、1936年10月先后到达陕北者为24名。
现将30名女红军按姓氏笔画作一介绍。
王泉媛，原名欧阳泉媛。
江西吉安人。
1913年7月12日生。
17岁与本乡农民王照斗结婚，按乡俗随夫改姓，叫王泉媛。
巾帼英雄—长征女红军
巾帼英雄——长征女红军长征不仅给中国人民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而且早已在全世界广为传扬。
但鲜为人知的是，有2000多位女红军参加了长征。
她们与男红军一样浴血奋战、艰苦跋涉。
一部分女红军克服重重困难，完成了长征；另一部分女红军却在战斗中、行军中倒在漫漫的征途上。
红一方面军参加长征的女红军共有32位，她们是邓颖超、蔡畅、康克清、贺子珍、刘刘英、刘群先、李坚真、李伯钊、钱希均、陈慧清、廖似光、谢飞、周越华、邓六金、金维映、危拱之、王泉媛、李桂英、甘棠、危秀英、谢小梅、钟月林、吴富莲、杨厚珍、萧月华、李建华、曾玉、刘彩香、丘一涵、吴仲廉、彭儒、黄长娇。
这32位女红军中有30位胜利到达了陕北吴起镇。
红二方面军参加长征的女红军有李贞、戚元德、陈琮英、蹇先任、蹇先佛、周雪林、马忆湘、陈罗英、石芝、杜玉珍、杜永新、陈琼英、曾纪林、张士美、胡自强、张金莲等20位。
她们大多走到了红二方面军长征的终点——宁夏隆德将台堡。
其中李贞，1955年被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少将军衔。
在红二十五军的长征队伍中，只有周东屏、戴觉敏、曾继兰、曹宗凯、田喜兰、余国清、张秀兰等7名女红军。
她们都是随军医院的护士。
由于她们不顾个人安危抢救护理伤员，被红二十五军的战士们称为“七仙女”。
“七仙女”中的5位坚持到了红二十五军长征的终点——陕北延川永坪镇，另两位壮烈牺牲在长征路上。
红四方面军中的女红军人数最多。
突破嘉陵江踏上长征路之初，有2000多名女红军随军行动，包括张琴秋、林月琴、汪荣华、王定国、何莲芝、王长德、李开芬、王新兰、张文、张明秀、苏风、陈真仁、何曼秋、秦仪华、杨磊、蒲文清、李玉兰等。
红四方面军曾将红军女战士编为一个妇女独立师参加长征。
到达甘肃会宁与红一、红二方面军会师时，尚有1300多名女战士，整编成了妇女先锋团。
令人惋惜的是，妇女先锋团随西路军西征途中在甘肃河西走廊全团覆没，大多数女战士血洒疆场、英勇牺牲。
长征路上的女红军
长征路上的女红军由于王明“左”倾教条主义的错误领导，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被迫进行长征。
在长征的五路红军主力中，女红军的分布情况是这样的：随中央红军长征的女干部有32人，真正到达陕北的是27人；红二方面军的女战士约20余人；红四方面军女战士约8000余人，分布在妇女独立团、妇女工兵营、新剧团、粮食局、被服厂、军医院、运输队和各军师的宣传队；红二十五军的女战士人数最少，除2名中途牺牲外，其余5人完成了长征，是最早到达陕北的一批女红军。
长征路上，数千名女战士经受了比男战士更多的苦难，创造了惊天动地的业绩，立下了不可磨灭的功绩，这在世界妇女运动史上是绝无仅有的一次。
董必武曾称赞说：“她们是那样的不怕困难，那样去完成他们所担负的任务，是许多男子所望尘莫及的！”她们下面这些共同的革命精神：一、革命理想、坚贞不移。
《长征组歌》里有这样一句歌词：“革命理想高于天”。
长征路上的女红军们有着崇高的革命理想，这是她们坚强奋勇前进的动力。
为了寻找中国的未来，她们毅然走上了连她们自己都想象不到的坎坷征程。
毛泽东警卫员吴吉清有一次问贺子珍长征苦不苦，贺子珍微笑的回答：“想到革命，想到人类最美好的共产主义社会，那么面前的这点困难算得了什么呢！”康克清也说过：“那时我们的理想只有一个，消灭敌人，解放全中国……后来有人问我怎么过的草地？我回答很简单，有党的领导，有集体的互相帮助，有理想，有决心，就过来了。
”李坚真说：“长征的胜利，可以说是共产主义理想的胜利，……。
”谢飞也谈到：“我们正是怀着革命必胜的决心，抱着拯救民族和国家的信念，才历尽千辛万苦而不屈不扰，终于走完了这举世瞩目的二万五千里。
”二、革命意志、英勇不屈长征沿途，紧张、频繁、激烈的战斗生活，磨练着每一个革命战士的意志，广大女战士同样面临着血与火的生死考验。
在战场上，她们表现出英勇顽强的革命意志和大义凛然的英雄气概。
举个例子，1935年3月，红四军西渡嘉陵江后不久占领剑阁，妇女独立团曾经配合红25军89师守剑阁，击溃四川军阀田颂尧部2个旅。
长征路上的女红军
2016年9月20日/星期二纪念长征胜利80周年年过八旬的陈罗寿弯下腰，拉紧绷在草鞋耙上的四根麻绳，一根根金黄的稻草，插进麻绳搭成的经纬格局中。
和泛黑的草鞋耙一样刻着岁月痕迹的双手，此时满是灵气，指尖缠绕，稻草翻飞，一双草鞋已然成形。
陈罗寿一辈子生活在江西省于都县，这里正是82年前中央红军主力长征集结出发地。
从他记事起，母亲反复讲述的故事就像一幅幅画面始终印记在他的脑海里：1934年重阳节前后，于都迎来了集结的大部队。
母亲赶制了20多双草鞋，一一送给即将长征的红军战士。
那之前，陈罗寿当红军的父亲曾捎信回来，嘱咐母亲多打些草鞋。
“母亲就是用这套草鞋耙给红军打草鞋的。
母亲说，父亲参加红军前也用过它。
”陈罗寿是遗腹子，父亲在他出生前的一次战斗中牺牲，草鞋耙算是父亲留下的唯一遗物。
每次看着草鞋耙，陈罗寿感觉父亲好像就在身边。
上世纪60年代起，陈罗寿在农作之余拿起草鞋耙，边给家乡的孩子们打草鞋边讲草鞋与长征的故事。
故事发生在82年前。
中央红军主力及中央、军委机关8.6万余人在于都县集结出发，这给赣南小城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记。
亲人要出远门，打双草鞋送他们上路，是当年苏区群众最热忱的方式。
1934年9月8日，新华社的前身红中社主办的《红色中华》报刊发了一篇报道《募集廿万双草鞋慰劳红军》，号召苏区群众在10月10日前完成20万双草鞋，“不要使一个红色战士赤足作战”。
这是长征出发集结地的又一幅历史画面：家家户户打草鞋，母亲做给儿子、妻子做给丈夫、未婚妻做给情郎……更多的苏区群众背着打好的草鞋赶到于都河边，把草鞋送给途经的战士。
十月的于都河畔，红军战士就是穿着一双双苏区群众亲手编织的草鞋，踏上战略转移的伟大征程。
草鞋涉水方便，爬山更能防滑。
一些红军战士长征中爬雪山过草地，穿的就是它。
在那个血与火交织的岁月，草鞋成为连接故乡和远方的最强纽带。
在于都中央红军长征出发纪念馆的展柜里，珍藏着一双绑着绣球的草鞋。
草鞋的主人叫谢志坚。
长征路上的女红军
ห้องสมุดไป่ตู้
家 的 房子 。那房 子 上下 两层 ，上
兵。 女 红军 人 数最 多 的要 数红 四 女 红 军 们 提 出 一 个 口号 ：不 掉 面住 人 。下 边养 牲 口。 由于 身体 方 面军 ，包 括 了一 支成建 制 的 妇 队 ，不 带花 ，不 当俘虏 ，不得８ 块 虚弱 ，邓颖 超根 本上 不 去楼 ，一 女部 队—— 妇女 独 立师。 人 数 最 钱 。进入 贵 州 后 ，战士 邓六 金患 头扑 在 粪堆 上 ．直 到蔡 畅等 人赶 少 的是红 ２ ５ 军 ，只有 周东 屏、 戴 上痢 疾 ，实 在走 不 动路 了 。上级 来 ，才把 她 架到 楼上 。蔡 畅 她们 觉 敏、 曾 继兰 等 ７ 名 随 军 医 院 的 拿出８ 块 银元 ，劝她 留下养病 。邓 看着 一 身粪 便 的邓颖 超 ，忍 不住 女护士 ，人称 “ 七仙女”。 六金 坚 决不 同意 ：哪怕 是死 ，也 哭了 ，以为她活不 成了 。 要死 在队伍 里！ 红 四方 面军 妇女运 参加 长 征 的女红 军 ，过 雪 山时 ， 唱起 自编 的歌 谣 来鼓 励 战友 们 ： 为 了 生 存 ，树 皮 、 草 根 、 次 ，杨 尚昆 的夫 人李 伯钊错 把 输连 连长 王 泽南 ，这 位 裹着 小脚 皮带 ，女红 军 几乎什 么都吃 过 。
恶 劣 的 自 然 条 件 和 严 重 的 宣传 鼓动 工作 ．行军 途 中跑前 跑
要 面 临频 繁 的战斗 、高强 度 的行 物 资 匮乏 使女 红 军忘 记性 别 ，也 后 ，走 的路远 不 止二 万五 千里 ，
军 ，一 样 要经 受疾 病 、饥 饿 ，以 根 本 没条 件考 虑 个人 卫 生 问题 。
江西王泉媛
江西王泉媛：长征路上的女红军团长1934年10月，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二万五千里长征拉开帷幕。
在中国工农红军红一方面军（中央红军）中，有一支特殊的队伍——由30名红军女战士组成的妇女工作团，来自江西的王泉媛便是其中一员。
她枪法好，曾一枪击毙放暗枪的匪徒，在中央党校学习时她的成绩名列全校第二。
红一、红四方面军会合后，她被任命为西路军妇女先锋团团长，该团也是我军首支正规的妇女武装力量。
她带领1300多名女红军随军西征，部队到达祁连山时，她主动请缨，与敌人展开血战，带领全团成功掩护主力部队撤退。
近日，记者走访江西省方志馆，通过多番查阅史料，为您解密长征中的女红军团长王泉媛的传奇人生。
敖城暴动种下革命种子一枪击毙匪徒名声大震王泉媛，1913年生于江西省吉安县敖城乡庐富村。
她本姓欧阳，家中世代为农，生活贫穷。
8岁那年，迫于生计，父母将她嫁给年长16岁的农民王照斗，自此改名王泉媛。
1930年3月，江西吉安敖城发生暴动。
目睹了敖城暴动的王泉媛，此时心底已种下了革命的种子。
据《红军女英雄传》记载，1930年3月底，王泉媛被选为茶园村青年先锋队副队长，4月经介绍加入了共产主义青年团，9月担任茶园村团支部妇女干事，积极宣传妇女解放、婚姻自由。
同年10月，出任吉安县指阳区委妇女部长。
记者了解到，当时王泉媛走遍全区每个村庄，做群众工作，斗土豪劣绅、搞分田运动、建立少共（少共即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下同）基层组织等。
当地的土豪劣绅对王泉媛恨之入骨，为防止敌人暗算，她苦练防身、杀敌的本领。
据记载，一日傍晚，王泉媛接到通知，连夜赶往吉安县委所在地汇报工作，途中有匪徒尾随，被警觉的王泉媛发现后，一颗子弹从她耳边飞过，王泉媛立即朝枪响处开枪，一枪击毙匪徒。
王泉媛眼力好、枪法好，从此名声大震，一些心存歹念的歹徒心有余悸，再不敢轻易行动。
不久后，王泉媛调任吉安县少共区委妇女部长。
党校学习成绩名列第二后成为中央红军30位女红军之一1934年初，王泉媛进入中央共产主义马克思大学（中央党校的前身）学习。
名人故事：长征途中的女红军
名人故事：长征途中的女红军在二万五千里长征中，活跃着一群红军女战士的身影，她们与男同志一样爬雪山，过草地，冒酷暑，趟江河，啖草根，嚼树皮……经受了生与死的考验，她们的故事格外感人，革命精神惊天动地、可歌可泣。
下面是小编整理的名人故事：长征途中的女红军，希望你们会喜欢！王新兰：九岁即成女红军王新兰，1924年出生于四川宣汉一个富裕家庭，她的叔叔王维舟是著名的中共早期党员。
1933年，在姐姐的鼓励下，年仅9岁的王新兰鼓足勇气报名参加了红军。
她3次翻雪山过草地，在昏迷中曾走到死亡边缘。
在宣传队工作的她身披线毯、腰别横笛、手拄木棍。
只要有机会，她就在风口、在路边，为红军将士送歌献舞、加油鼓劲。
她用稚嫩的双脚伴随着胜利的歌声一直走到了陕北。
王泉媛：九死一生女团长王泉媛：1913年生于江西省吉安县敖城乡庐富村。
1930年3月在敖城暴动中参加革命，曾任吉安县少共区委妇女部长、湘赣省妇女主席团成员等职。
1934年10月随中央红军长征。
1936年10月，被任命为由1300多名长征女战士组成的妇女先锋团团长。
西路军失利后被俘，饱受敌人的严刑淫辱，历尽艰险逃出牢笼，却又与党组织失去联系，沿途乞讨回乡。
1942年回乡后，下地种田，自食其力。
新中国成立后，当过村妇联主任，公社敬老院院长，一直到68岁。
被确认应该享受老红军战士待遇时已76岁。
有人用9个数字概括王泉媛的一生：一生坎坷，两袖清风，三过草地，四爬雪山，五次婚姻，六个孤儿，七次遇难，八陷暗算，九死一生。
曾玉：“狠心”弃子踏征程长征开始时，由于怀有身孕，曾玉没在转移名单中。
但当得知自己的丈夫、红五军团参谋长周子昆在出征的行列中时，她竟不顾一切地挺着大肚子悄悄跟在队伍后面。
部队过老山界时，她的女儿降生了。
面对敌人的围追堵截，曾玉只得狠心地将她留在了出生的`地方，孩子的哭声还在继续，女红军们则架起欲哭无泪的曾玉继续赶路。
在那艰难的战争环境中，女红军生下的孩子用白布一包，内附一张纸条、几块银元，放在出生的地方，是长征途中最让人心碎的场景之一。
长征路上的“七仙女”
红色经典572017February “七仙女”之一的戴觉敏。
难忘岁月地上一甩，冲着戴季英喊道：“回去？回哪里去？我是出来参加革命的，你没有排斥女同志革命的权力！”周东屏这一喊，其余几个女战士的胆子也大了起来，她们纷纷上前和戴季英理论。
无论戴季英如何劝说，女战士们就是不肯离开部队。
正在这时，红二十五军副军长徐海东骑着马路过此处。
他见这边吵吵闹闹的，就问戴季英：“这些女孩子是怎么回事？”戴季英回答：“要跟队伍走。
”徐海东又问：“就她们几个？”“对，就她们7人！” 戴季英答道。
徐海东看了一眼女战士们，然后说道：“这些女孩子，都经历过最艰苦的考验。
她们既然有决心，就给她们一个锻炼的机会吧。
”七名女战士就像见到了救星一样，她们坚定地向徐海东表示：一定奋勇向前，决不当逃兵！部队常常在夜间行动，每天都要行军四五十公里以上。
七名女战士为了防止掉队，就把绑腿解下来，结成一条长长的带子，互相牵引着在夜色中摸索前进。
由于长途行军，每次到达宿营地后，她们累得身体就像散了架一样。
尽管这样，她们还是坚持给伤病员送药，争着去做护理工作。
由于敌情日益严重，环境更加险恶，军首长在长征路上再一次动员七名女战士离队，并表示待形势好转后接她们回来。
女战士们纷纷向首长表示：部队走到哪里，我们就跟到哪里。
我们活着是红军的人，死了是红军的鬼，叫我们离开部队，坚决不走。
七名女战士的精神再次感动了领导，她们又被允许跟随部队继续前进。
长征路上的“七仙女”胡遵远“活着是红军的人，死了是红军的鬼”1934年11月16日，中共鄂豫皖省委和红二十五军近三千名指战员，高举“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第二先遣队”的旗帜，告别大别山区，开始向陕甘苏区进行战略转移。
11月17日，红二十五军行进到平汉铁路附近后，部队面临前有阻敌、后有追兵的不利境地。
军政治部主任戴季英考虑到形势严峻，担心女红军出现意外，就和红军医院政委苏焕清一起找到周东屏、戴觉敏、余国清、田喜兰、曾纪兰、张桂香、曹宗楷这七位女战士，动员她们返回根据地。
长征路上的特殊群体：女红军
够吃１ Ｏ 天的口粮 ， 打成一个背包， 腰带 上还挂了一 个搪瓷缸， 走起路来叮当作 响。 遇上阴雨天会被淋得像落汤鸡． 几 天不下雨则是满身尘土。
连 人 带马 掉 进 了 泽地 里， 时 天 降 大雨 ， 邓 颖 超 浑 身上下都 湿 透 了， 原 本
在１ ９ ３ ５ 年１ ０ 月１ ９ Ｆ Ｊ Ｎ达陕西吴起镇， 行
程 达 两万五千里 。
参加了三大主力会师， 成为人类社会史 的一个奇迹。由１ ３ ０ ０ 多名女战士组成 的妇女先锋团， 还参加了西路军的艰苦
奋战。
国主 义主题教育活动 中举办讲座 ， 和 孩子们而对面地交流，“ 讲述长征 ， 让 孩子们知道我们的党 、 我们的军队多 么不容易。 对我来说， 这样的讲述也是
最终参加红一方面军长征的女同志
有３ ２ 人。 １ ９ ３ ５ 年１ １ 月１ ９ 日， 红二 、 六军
了， 寒冷不容分说地侵入体内的每个 角
落，“ 浑 身哆 嗦， 牙齿不 听使 唤 ， 老是 打 颤。 ” 老人 边 说 边 比 划 ， 翻 越 夹 金 山大
团（ 后合编为红二方面军 ） 由湖南桑植 刘家坪等地出发， 于１ ９ ３ ５ 年１ ０ 月２ ２ 日到 达会宁以东的将台堡， 同红一方面军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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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 红四方而军中的女性在长征中损失 最大． 发时２ ０ ０ ０ 多名＋ 平安到达陕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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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征中感人女英雄的故事
长征中感人女英雄的故事摘要：一、引言：长征背景及女英雄意义二、女英雄人物介绍及事迹概述1.红军女战士刘瑞龙2.红军女团长张琴秋3.红军女护士丁香三、女英雄在长征过程中的贡献与精神特质1.坚定信仰，忠诚党的事业2.英勇斗争，无畏艰难险阻3.无私奉献，关爱战友和群众四、女英雄的故事对当代的启示和影响五、结束语：向女英雄致敬，传承长征精神正文：【引言】长征，是人类历史上的一次伟大奇迹。
在这场艰苦卓绝的远征中，不仅有无数英勇的男战士，更有许多感人至深的女性英雄。
她们在逆境中展现出顽强的毅力，为革命事业献出了自己的一切。
在纪念长征胜利的时刻，让我们一起来回顾这些女英雄的感人故事，以传承长征精神，激励我们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努力奋斗。
【女英雄人物介绍及事迹概述】在长征过程中，无数女性英勇投身革命事业，用她们的生命和热血谱写了一曲曲感天动地的壮丽篇章。
以下是几位红军女英雄的简要介绍：1.红军女战士刘瑞龙：她年仅15岁便参加红军，长征途中担任宣传工作。
在面对生死关头时，她毫不犹豫地掩护战友，英勇牺牲，年仅18岁。
2.红军女团长张琴秋：她担任红军女团的领导职务，带领姐妹们在长征途中英勇作战，多次立下赫赫战功。
她在战斗中勇敢果断，生活中关心战友，成为女战士们的楷模。
3.红军女护士丁香：她在长征过程中，不顾个人安危，救治伤员，无私奉献。
在一次战斗中，她为了抢救伤员，不惧危险，勇往直前，最终英勇牺牲。
【女英雄在长征过程中的贡献与精神特质】女英雄们在长征过程中，展现了令人敬佩的精神风貌。
1.坚定信仰，忠诚党的事业：在长征这个艰苦的过程中，女英雄们始终坚定信仰，毫不动摇地忠诚党的事业，为革命胜利付出了巨大努力。
2.英勇斗争，无畏艰难险阻：面对敌人的围追堵截和自然环境的严峻考验，女英雄们毫不退缩，英勇斗争，展现出了无畏艰难险阻的革命精神。
3.无私奉献，关爱战友和群众：女英雄们在长征过程中，始终关爱战友和群众，无私奉献，用自己的行动践行了为人民服务的宗旨。
巾帼不让须眉的长征女兵
46农家书屋 China Village Report史迹钩沉“古有花木兰替父从军，今有娘子军扛枪为人民”，在八十多年前的长征路上，有一个特殊的群体，那就是两千多名红军女兵。
1934年10月至1936年10月，在时间的历史长河中，只不过是一个刻度，一个瞬间。
但对那些慷慨奔赴万里长征的红军女战士来讲，却是一次次生与死的考验。
漫漫长征路上，女兵们巾帼不让须眉，以女性特有的坚韧在历史画布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去与留的艰难抉择1934年9月，第五次反“围剿”失利后，中国工农红军正面临着一道进和退的难题，中国革命也处于危急关头。
与此同时，红军中的女战士们，也面临着同样的难题———是随主力红军一起走，还是留下来开展游击战？1934年9月中旬，中央妇女部部长李坚真接到中央组织局主任李维汉的命令：草拟一份随红军主力一起行动的女红军名单。
李维汉告诉她：“组织上决定要挑选一批身体好、会做群众工作的妇女干部随部队转移，到湘西去开展工作。
你们妇女部先出个名单给我，总数不要超过30人。
”当时苏区的形势已经非常紧迫了，能够跟随大部队行动对每一位妇女来讲都是一种荣耀，有的还认为，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也是一种安全的保证。
但并不是每一位女战士都能紧随大部队，有许多人不得不留下来，面对更残酷的局面。
就算是名单上的女人们，也并不是想走就走，想留就留的。
她们首先要通过体检关。
被通知体检的女红军们，很多人从生下来就没有进过医院，更没有见过那个神秘笨重的X 光机。
但检查身体是政治纪律，必须严肃对待。
她们走进苏区红色医院的大门，平生头一次量身高、测体重、验血、验尿、照X 光，她们也许还没有意识到，自己的命运就此被改写了。
1934年10月16日傍晚起，王泉媛、邓六金、邓颖超、甘棠、危秀英、危拱之、刘英、刘彩香、刘群先、杨厚珍、李坚真、李伯钊、李建华、李桂英、吴仲廉、吴富莲、邱一涵、陈慧清、金维映、周越华、钟月林、贺子珍、钱希均、萧月华、康克清、曾玉、谢飞、谢小梅、蔡畅、廖似光等30名女红军和8万多中央红军一起迈开了万里长征第一步，开始了长途跋涉。
女红军千辛万苦走过万水千山
女红军千辛万苦走过万水千山作者：李涛来源：《新湘评论·下半月》2016年第10期1934年10月至1936年10月，中央红军（红一方面军）、红二方面军（红2、红6军团）、红四方面军和红25军相继撤离长江南北各苏区，进行战略大转移，这就是举世闻名的长征。
长征中，各路红军战胜了数十倍于己的“追剿”敌军，克服了常人难以想象的艰难险阻，爬雪山、过草地，披荆斩棘，前仆后继，斩关夺隘，用血肉之躯，谱写了一曲惊天地泣鬼神的英雄赞歌，取得了空前绝后的伟大胜利。
长征中的女红军在各支长征大军中都有一个特殊的群体——女红军。
据统计，先后有2000多名女红军参加了长征。
1.中央红军（红一方面军） 1934年10月，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失利，中央红军8.6万余人被迫进行战略转移。
既然是战略转移，就不可能把所有人都带走，于是也就存在着人员的去留问题。
对于女同志的挑选，中央当时规定了三个条件：一是共产党员，政治可靠：二是有独立工作的能力，会做群众工作；三是要身强体壮，能适应艰苦的环境。
经过严格筛选和把关，最终确定参加长征的女同志共有32人：蔡畅、邓颖超、康克清、贺子珍、刘英、刘群先、李坚真、李伯钊、钱希均、陈慧清、廖似光、谢飞、周越华、邓六金、金维映、危秀英、杨厚珍、吴富莲、钟月林、甘棠、肖月华、危拱之、李建华、王泉媛、李桂英、谢小梅、曾玉、刘彩香、丘一涵、吴仲廉、彭儒、黄长娇。
其中有10人因为是中央苏区党政军领导的妻子，而被直接列入名单。
出发时，彭儒、黄长娇因病留在苏区，最后只有30名女红军跟随中央红军踏上了漫漫征程。
长征开始时，这些女红军组成由刘群先任队长、金维映任政治委员的妇女队，在中央纵队工作团团长董必武、副团长徐特立的带领下，与中央纵队卫生部一起行动。
到达贵州黎平后，编为干部休养连。
其中，邓颖超、贺子珍、陈慧清、曾玉、金维映、刘群先、杨厚珍、丘一涵等因伤病、怀孕或体弱为休养员：李伯钊、廖似光、钱希均、钟月林、谢飞、肖月华、谢小梅等为工作组组员，担任调查土豪、宣传群众、寻找民夫等任务：危秀英、邓六金、吴富莲、王泉媛、刘彩香、甘棠、李桂英等为政治战士，主要任务是随担架行军、做好担架排和运输班工作、稳定民夫情绪，以及打土豪、筹粮筹款等。
用双脚丈量二万五的“女神”
用双脚丈量二万五的“女神”战争，已无法让女人走开！长征绝不是只属于红军战士中的男人世界，其间还站着一群飒爽英姿的巾帼英雄◎本刊记者 余玮人们常说，战争让女人走开。
可是纵观不同时期的各国战争，在烽火硝烟的战场上总能看到女子的身影。
当女人像男人一样在战场上浴血奋战的时候，至少能从一个侧面反应出战况的惨烈。
“中华儿女多奇志，不爱红装爱武装。
”女红军，是长征路上不可或缺的特殊群体。
她们的身影，是长征精神的独特写照。
长征路上的巾帼们用自己的柔情与坚强书写出了一部可歌可泣的壮丽史诗，历史将永远铭记这些“女神”们靓丽的青春之歌。
以柔弱的肩膀顶起半边天在于都中央红军长征出发地纪念馆里，陈列着一份参加中央红军长征的女战士名单。
对于女同志参加长征，党中央和中革军委当时规定了3个条件：一是共产党员，政治可靠；二是有独立工作能力，会做群众工作；三是要身强体壮，能适应艰苦环境。
经过严格筛选和把关，最终确定参加中央红军长征的女同志共有32人：蔡畅、邓颖超、康克清、贺子珍、刘英、刘群先、李坚真、李伯钊、钱希均、陈慧清、廖似光、谢飞、周越华、邓六金、金维映、危秀英、杨厚珍、吴富莲、钟月林、甘棠、肖月华、危拱之、李建华、王泉媛、李桂英、谢小梅、曾玉、刘彩香、丘一涵、吴仲廉、彭儒、黄长娇。
出发时，彭儒、黄长娇因病留在中央苏区，最后只有30名女红军跟随中央红军踏上了长征的征程。
30名女红军组成妇女队，由刘群先任队长、金维映任政治委员。
从这份名单上可以看出，30名女红军分为三部分：一部分是中央直属机关负责人和领导干部的夫人；一部分是卫生部门的女同志；一部分是工作组的成员和政治战士，主要担负调查土豪、宣传群众、寻找民夫等工作。
到达贵州黎平后，妇女队编入干部休养连。
担任红军总部直属队指导员的康克清，被红军战士亲切地称为“大姐”。
与其他女同志不同的是，康克清并没有被编在休养连，而是呆在朱德身边，负责朱德的保卫任务，甚至还一起指挥作战。
康克清是女红军中最强壮的一个，她一般都背着三四条枪行军，而且每天走完一半的路程，她就主动落在队伍后面，担当1937年，参加过长征的陈琮英（左起）、蔡畅、夏明、刘英在延安留影中毒。
长征路上的女红军
2016年第10期在一个十分闷热的午后，记者一行来到了地处川黔交界处的贵州省习水县土城镇。
就在这个地形平缓、城边有赤水河急促流过、有着悠久历史的古镇，记者走进了我国唯一的女红军纪念馆——中国女红军纪念馆，并瞻仰了1935年1月中央红军在土城逗留的6天左右时间里数十位女红军在土城古镇曾经居住过的地方。
漫步在依山傍水的土城古镇，望着两边的房屋、街道，穿梭在一座座女红军的故居之间，翻阅着一本本资料，和一位位老人谈天摆古，80多年前的一幕幕场景仿佛又出现在我们的眼前……两万五千里长征，是传奇之旅、胜利之旅、艰苦之旅，不仅给中国人民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而且早已在全世界广为传扬。
但鲜为人知的是，当年曾有2000多位女红军的特殊身影活跃在这漫漫的征程中。
雨、雪、冰、霜；雪山、草地、空袭、阻截；冻、饿、血、泪……没有谁，比在长征途中度过艰难岁月的红军战士们更懂得战争的含意，而女红军则承受了更多的艰辛。
她们浴血奋战、艰苦跋涉，经受了生与死的考验，表现出了艰苦奋斗、不怕牺牲、团结互助、勇往直前的革命精神。
她们中的一部分克服重重困难完成了长征，另一部分女红军却在战斗中、行军中倒在了征途上；一些女红军在长征中因翻越人迹罕至的大雪山，导致了身体发生病变，终身残疾；一些母亲在极其恶劣的环境下分娩，导致了永远的疾病缠身；一些母亲甚至在战火中一边行军一边分娩，产后又不得不忍痛放弃婴儿……她们用女性特有的柔韧与苦难进行着殊死抗争，用浓浓的忠诚与热爱，谱写了一个个凄美动人的故事。
长征路上生下的第一个婴儿长征途中第一个生孩子的，是女红军曾玉。
曾玉本来不在长征名单中，但当她听说自己的丈夫——红五军团参谋长周子昆也在出征的行列中时，竟不顾一切地挺着7个月的大肚子，悄悄跟在队伍后面，一路走了下来，成了名副其实的“编外”成员。
因为是“编外”，她没有口粮，没有装备，更没有马匹可以代步，只是凭着坚强的毅力紧紧跟随着大部队。
曾玉的坚强和执着，深深打动了和她一同走在路上的其他女人们。
长征中的巾帼英雄
长征中的巾帼英雄六十一年前，中国工农红军一方面军开始长征。
在这支铁流劲旅里，有一支特殊的队伍——30名红军女战士。
她们的非凡经历和行动，向世人表明了中国女性的坚强和伟大。
1935年10月的一天，我们来不及做什么准备就匆匆出发了，离开了革命红都瑞金，离开了那深深依恋的土地和人民。
我们噙泪而别，踟蹰而行，一步三回头，深情地凝望那为之流血牺牲、奋斗多年的根据地。
刚出发时，我和王泉媛、钟月林、危秀英、陈慧清、李桂英、刘彩香等几名女同志分在卫生部。
贺子珍、康克清、邓颖超、蔡畅等是一些首长的夫人，她们另在一起。
共计有30名女同志。
当时叫战略转移，卫生部带的物品较多，有药箱、担架，连X光机也带出来了，行动非常的迟缓。
由于我们转移属隐蔽行动，白天不能走，只能夜间行进。
天公也不作美，连下阴雨，衣服湿透，道路泥泞，常常摔倒，只能在泥水里连滚带爬。
走了一个多月，来到了湘桂边境。
由于战事频仍，伤员越来越多，我又被调到担架连任政治战士，负责抬运和照顾伤员。
一次，我们在翻越一座大山时，遇到敌人飞机的轰炸，一个抬担架的民夫吓跑了。
我看到一副担架孤零零地放在路边，另一个民夫在担架旁急得不知所措。
而担架上是一位胸部负伤的团级干部。
不能扔下伤员。
我忘记了自己体弱有病，抬起担架就走。
山很陡，我只得跪着爬行，膝盖磕破了，肩膀磨出了血，火辣辣的疼，但不能停下，落下队伍是很危险的。
下了山之后，我却再也支持不住了，大口大口地吐起血来。
民夫和担架上的伤员再也看不下去了，说：“女人干不得这个，还是找个男人来。
”但荒天野地，去哪里找男人？我吐完血，抬起担架继续追赶队伍。
在长征路上，像我一样抬担架的，还有好几个女同志。
照顾伤员也是一件很难办的事。
由于缺医少药，一些伤员不能得到及时的救治。
我们以女同志特有的细心和耐心，精心地护理伤员，帮他们擦洗伤口，换药，喂饭。
一些伤轻的，拄着拐棍自己还能走一段，有的重伤员，根本就离不开担架。
如钟赤兵同志，原是一位很优秀的团长，在战斗中被打断了一条腿，他非常顽强，是在没有麻醉的情况下截的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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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征路上的特殊群体：女红军
作者：李涛郭林雄郑文浩
来源：《人民周刊》2016年第20期
提到长征，人们就习惯性地想起那一个个红军战士的铮铮铁骨。
殊不知在他们中间，还站着一群飒爽英姿的巾帼英雄。
她们以常人无法想象的毅力，克服来自外界与自身的双重挑战，把对党和人民革命事业的忠诚转化为无坚不摧的力量，书写出了一曲可歌可泣的壮丽史诗。
在红军长征的队伍中，有一个特殊的群体——女红军。
她们当中既有中央苏区党政军领导的妻子，也有普通的女干部、女士兵。
女红军人数最多的要数红四方面军，包括了一支成建制的妇女部队——妇女独立师。
人数最少的是红25军，只有周东屏、戴觉敏、曾继兰等7名随军医院的女护士，人称“七仙女”。
在艰苦卓绝的长征路上，女红军一样要面临频繁的战斗、高强度的行军，一样要经受疾病、饥饿，以及雪山草地等严酷环境的考验。
此外，女性生理期痛苦和怀孕、分娩的折磨，又使她们承受了比男红军更多的艰辛。
出发的女战士
1934年10月10日，中央红军（后改称红一方面军）由江西瑞金等地出发，在1935年10月19日到达陕西吴起镇，行程达两万五千里。
中央红军当时规定了三个首要条件：第一，是共产党员，政治可靠；第二，有独立工作的能力，会做群众工作；第三，要身强体壮，能适应艰苦的环境。
符合上述条件的女同志，才能接到体检通知。
共有100多人接受了体检，经过检查选拔出20人。
另外还有10人，因为是中央苏区党政军领导的家属，直接列入名单。
最终参加红一方面军长征的女同志有32人。
1935年11月19日，红二、六军团（后合编为红二方面军）由湖南桑植刘家坪等地出发，于1935年10月22日到达会宁以东的将台堡，同红一方面军会师，行程两万余里。
1935年5月，红四方面军放弃川陕苏区，由彰明、中坝、青川、平武等地出发，向岷江地区西进，1936年10月9日到达甘肃会宁，与红一方面军会师、行程一万余里。
参加红军长征的妇女以红四方面军为最多，曾编成妇女独立师，有2000多名红军女战士，其中还有一位受过缠足之苦的王泽南同志，她以“三寸金莲”的一双小脚走完了长征，参加了三大主力会师，成为人类社会史的一个奇迹。
由1300多名女战士组成的妇女先锋团，还参加了西路军的艰苦奋战。
长征中，中央红军、红二方面军和红25军随队而行的女性，除了个别脱队的同志，绝大多数都安全到达了目的地。
红四方面军中的女性在长征中损失最大，出发时2000多名，平安到达陕北的只有300多人。
双重挑战
长征中，为摆脱敌人的围追堵截，部队要不停地赶路。
女红军如果遇上生理期，尽管腹部绞痛、两腿发抖，但也要捂着肚子一步步往前挪。
宿营时，往往三五人挤在一起，躺卧在冰冷潮湿的地上。
无奈之下，有的女红军居然练就了站着睡觉的本事。
异常艰辛的长途行军，使许多人因伤病而掉队。
当时规定，对实在走不动的伤病员，给8块大洋寄养在当地老百姓家里。
为了跟上大部队，女红军们提出一个朴素的口号：不掉队，不带花，不当俘虏，不得八块钱。
进入贵州后，中央红军干部休养连战士邓六金患上痢疾，实在走不动路了。
上级便拿出8块银元，劝她留下养病。
邓六金坚决不同意：哪怕是死，也要死在队伍里！红四方面军妇女运输连连长王泽南更是一位传奇人物。
这位裹着小脚参加长征的女红军，过雪山时，唱起自编的歌谣来鼓励战友们：裹脚要用布和棕，包得不紧又不松；到了山顶莫停留，革命道路不能停。
最终，她硬是以“三寸金莲”的小脚，一步一步走过雪山草地。
长征途中，女红军的衣食住行更是异常简陋。
据张闻天夫人刘英回忆，从中央苏区出发时，她的全部家当是一条毯子加上几件必备的换洗衣裳和大约够吃10天的口粮，打成一个背包，腰带上还挂了一个搪瓷缸，走起路来叮当作响。
遇上阴雨天会被淋得像落汤鸡，几天不下雨则是满身尘土。
忘记性别
恶劣的自然条件和严重的物资匮乏使正值豆蔻年华的女红军忘记了自己的性别。
为在作战时不被敌人认出是女的，她们剪去了长发。
风餐露宿，长途行军，根本没条件考虑个人卫生问题。
红军个个衣衫褴褛、蓬头垢面，头上长满了虱子。
红6军团政治部组织部长李贞回忆长征时曾感叹：“特别是我们这些女同志吃的苦比男同志更多。
日夜兼程行军打仗，女同志头发里都长满虱子，一梳就呼呼往下掉。
有些女同志身怀有孕，挺着大肚子行军打仗。
尽管领导和同志们关心、照顾女同志，把干粮让给我们吃，把马让给我们骑，可还是付出比别人更多的气力。
”
过草地时，女红军无一例外地领略了自然环境的严酷。
一天，邓颖超连人带马掉进了沼泽地里，当时天降大雨，邓颖超浑身上下都湿透了，原本体弱患病的她又发起高烧。
整整七天七夜，邓颖超终于走出茫茫草地，看见一户人家的房子。
由于身体虚弱、疲劳不堪，邓颖超走路都很困难，根本上不去楼，一头倒在羊粪堆上，站不起来了。
直到蔡畅和其他几个同志赶来，才把她架到楼上。
蔡畅后来告诉邓颖超，当他们看着一身污迹的邓颖超，都忍不住偷偷地哭了，以为她活不成了。
刘伯承元帅的夫人汪荣华曾回忆：“我们身着单衣，在沼泽地里行军，两脚泡在又臭又凉的水里，其艰苦程度是可以想象得到的……粮食越来越少，不几天，我们就把刚进草地时携带的一袋用青稞做成的炒面和一块鸡蛋大的盐巴吃光了。
在这渺无人烟的沼泽地里，到哪里去找粮食呀，没办法就吃野菜，有的同志把脸都吃肿了。
最后连野菜也不好找到，只好找来一些牛皮，把牛皮上的毛烧掉，用水煮着吃。
”
漫漫长征路，女红军有的在战斗中牺牲，有的在行军路上倒下，有的因环境条件恶劣而导致生理变化、终生不育，更有像贺子珍、曾玉、陈慧清、廖似光、吴仲廉等在长征途中分娩的母亲，产后不得不忍痛把刚出生的孩子托付给老乡抚养，却从此生死不明……为了革命的胜利，她们牺牲了自己的爱情，牺牲了自己的亲生骨肉，甚至献出了年轻的生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