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者在译介过程中的身份构建

译者在译介过程中的身份构建
作者：王江涛
来源：《青年文学家》2011年第10期
摘要：译者处于翻译活动中的中心地位，译者身份在翻译中的地位越来越受到重视。

译者身份建构是一个比较复杂的问题，在理论与实践方面仍然需要进一步的进行探索。

本文从社会文化角度及其对译者及翻译文本的影响分析，探究在译介过程中译者的身份构建。

关键词：社会文化、译者、身份建构
一、绪论
文学翻译是通过对一种文化的语言揣摩和研究之后，用另一种文化的语言进行表达、阐述的再创造的过程。

虽然译者处于翻译的中间位置，但是过去对于译者的地位和作用并没有太多的认识和研究,译者的身份往往被边缘化（查明建，田雨，2003）。

近些年来，译者身份在翻译活动中的作用以及译者身份的建构得到了越来越多的翻译学家、文学家、语言学家和哲学家的广泛关注，关于译者的身份建构研究也日益繁荣。

“身份”指在文化语境中人们对于个人经历和社会地位的阐释和建构。

“身份建构”指一系列自我定义和对自我建构不断修正的过程。

身份的构建依赖于语境、文化、民族、性别、权力、意识形态、地位等因素。

这些因素在译者的翻译活动中往往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二、社会文化中的翻译
“社会身份”指某人所属的社会群体的成员身份,而这一身份对于该成员来说在情感上和价值观上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翻译不是在真空中进行的，它的产生是基于特定的历史、社会、文化背景，存在于一定的话语语境当中。

统一背景下的译者群体表现出了相同的意识形态和翻译准则，特别是文化意识形态，因其具有明显的时代性特征，对翻译在选择倾向、形态结构以及行为方式等方面会产生具有时代性的影响。

三、译者的身份演变
译者的身份从幕后到幕前经历了很长时间的演变。

从翻译的起源来看，西方圣经的翻译与中国佛经的翻译，都以直译为主，译本显得过于呆板，一字一词的对译，尤其是西方传统翻译理论主要强调翻译在语言层面的转换,译者通常被认为是处理语言的“技术工人”或者“译匠”,甚至更加负面的形象,诸如“译者即背叛者”以及所谓“美丽的不忠实,忠实的不美丽”等等。

此外,由于传统文论强调作者的“权威”性,译者“自然”处于十分明显的附属地位,其中原文与译文、作者与译者的二元对立随处可见。

随着文化3交流的日益增多，译者渐渐被赋予了一些自主，可以进行意译。

译者的身份也在不断地发生变化，由“媒婆、奴隶、传声筒、戴着脚镣的舞者,上升到了阐释者、操控者、解放者甚至主体的地位”（朱玲玉，2007，102）。

越来越多的文献出现
了“译者的主体性”、“译者痕迹”（董娜，2010）、“译者功能”、“译者身份”等关于译者地位的名称。

翻译不再是机械的信息传递，而是成为一种文学创作，在原著的基础上，不断融入译者的元素。

对译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不仅要求将原著的内容忠实的呈现，还要表现原著的思想、风格、手法等等。

因此，译者的身份不再是简单的传达者，而是成为操纵者和被操纵者（王姝婧，2004，57）。

四、译者的身份构建
身份不是先在的和固定不变的,而是特定的历史和文化的产物,是话语建构的结果,是随着社会的变化而变化的。

语言不仅是人们认识世界的工具,而且是社会的产物和社会现实的有机组成部分。

语言是社会实践的一种动态形式,它建构社会身份、社会关系以及人们对世界的理解。

话语,作为语言的具体应用形式之一,自然也具有身份建构的功能，因此身份研究的重点应该在于话语的身份建构过程。

因此,通过对其话语的分析,就可以发现在某一语境中其身份的建构过程。

语言在译者的身份构建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不论创作还是翻译，都必须以语言为载体，语言对于传达作者和译者的意图，非常重要。

作为翻译产品，只有通过最终的翻译文本才能了解译者的身份构建。

从目的论来看，有些译者甚至会对原著进行改编，以期达到某种目的或是效果。

这个创作过程，是在进行“编译”，即为了特定的目的，对一个文本从形式和内容两个方面进行变动，产生另一个文本。

翻译的过程同时也是一个文学创作的过程。

姜秋霞（2009）认为，在文学翻译过程中，译者身兼数职，一方面在阅读过程中对文本进行解构，赋予文本新的意义，丰富了翻译文学的内涵；另一方面将其所受到的互文影响吸纳并融入自己的创作中，扩展了创作文学的维度。

中国很多著名的翻译家，比如林语堂，扬绛等，在翻译中国古典文学作品时，为了便于西方读者理解，对原文本进行了改编，最终产生的文本融翻译与创作于一体。

译者的成长经历对于他们的翻译起到了影响。

译者的自主性不断得到发展,首先下体现在作品的选择上，译者作品选择是根据自身喜好，或是社会需求来进行，而不是来者不拒。

译者往往只关心自己感兴趣的进行译介，这本身表明了译者的一种态度，他想通过翻译文本来介绍给大家它所喜好的东西。

译本的选择受到文化意识形态和译者偏好的影响，因而能很好地认识译者。

20世纪初的译著作品的来源国可以显示出，学习欧美，因此英、美、德、法等的译著居多。

在某一特定时期，译者会集体选择相似的译本.在五四运动前后，文化大革命期间。

从个人角度来讲，许渊冲则选择古代诗词进行翻译。

随着社会交流的增多，凡是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的作品一定会有译著出现，而这时的译者，多已不是知名的学者或是作家，本土作家的外语水平太低，并且文化底蕴和语言功底是不能与这些大家相媲美地。

尽管译者的身份发生了变化，但因为译者有着主观能动性而不是一味的接受，所以译者也在创作的过程中表达自己的意愿和目的。

译者的社会地位的提高。

当代的译者例如鲁迅，郭沫若，林语堂等都是由着一定社会地位，甚至是政治权利的，他们的表达会更为自由。

译者一方面受到社会文化和原著文化背景的影响,借助表达了自己对原著的理解,在一阶段过程中融入了自己的价值观、社会观和人生观。

在翻译活动的过程中，原作者的创作是植根于原语的社会文
化背景中，原文本生成的社会意识形态深深受其生存的社会文化背景的影响。

译入语文本能否在译入语的社会文化环境中生存下去很大程度上是看译者能否让译入语文本产生某种社会文化功能,为广大读者所接受。

四、结论
虽然翻译要求译者忠实地再现原著，然而译者对作品本身的理解以及受自身的创作特点的影响，译作往往是一种文学再创作，是译者的一种身份象征。

同时译介过程是在特定的历史与现实背景下完成的，译者有意无意地将意识形态、民族、语言、性别等社会文化因素融入到了译作中。

译者在整个翻译活动中处的中心地位,对于整个翻译活动的成败起着核心作用，因此在翻译活动过程中对译者身份的重新建构对促进整个翻译活动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作用。

对隐藏在翻译活动之后的潜层信息进行挖掘，不仅有利于对译者身份构建的研究，同时也有助于更好的理解原著，在两种语言文化中构建一种交流的新方式。

参考文献：
(1) 董娜.《基于语料库的“译者痕迹”研究:林语堂翻译文本解读》[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
(2) 姜秋霞.《文学翻译与社会文化的相互作用关系研究》[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9.
(3) 朱玲玉.“文学”翻译活动过程中的“译者身份”.[J] 语文学刊,2007年第12期。

(4) 王姝婧.从幕后到幕前-译者身份的历史比较与共时分析.[J] 外国语言文学2004年第1期（总第79期）。

(5) 佟晓梅，霍跃红。

对张爱玲译者身份边缘化的生态翻译学解读。

[J] 外语与外语教学，2010年第6期（总第255期）。

(6) 田怡俊，包通法。

辜鸿铭译者文化身份与翻译思想初探.[J] 上海翻译，2010年第1期。

(7) 田德蓓.论译者的身份.[J] 中国翻译，2000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