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论一九三九年至一九四六年间的国共谈判

浅论一九三九年至一九四六年间的国共谈判作者：朱小宝来源：《湖南行政学院学报》2015年第06期摘要：国共谈判为国共第二次合作的形成和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巩固、发展发挥了独特而重要的作用。

从1939年中共中央南方局成立至1946年解放战争爆发前夕，国共两党为解决双方在军事、政治等问题上的冲突，先后进行了五次谈判。

国共谈判巩固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推动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胜利。

催生了中国的民主力量，促进了中国现代民主运动的发展。

国共谈判给后世也留下诸多宝贵经验和深刻启示，值得铭记。

关键词：抗日战争；中共中央南方局；国共谈判中图分类号：D23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3605（2015）06-0118-05谈判是两个或多个利益攸关方就相关问题互相磋商，交换意见，寻求解决的途径和达成协议的过程。

中国抗日战争能够取得最终的完全胜利，根本原因在于形成以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为主要内容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谈判对统一战线的形成、巩固和发展发挥了独特而重要的作用。

1937年至1939年，国共双方就两党合作的具体问题进行了谈判，并在红军改编、合作宣言、共同纲领取得了共识，但在边区人事安排、合作的组织形式等问题上分歧较大。

1939年1月16日，为了更好地在国统区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共中央决定在重庆成立由周恩来担任书记的中共中央南方局，直接领导川、滇、黔、鄂、湘、粤、桂、苏、赣、闽、港、澳地区的党组织。

南方局根据中共中央“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于1939-1946年间先后5次与国民党上层就两党的军事关系、政治关系等进行了谈判。

学界罕有对此5次谈判的专章论述，本文拟作一粗浅尝试。

一、1939年-1946年国共五次谈判概述（一）第一次谈判：1939年9月-1941年1月1939年6月周恩来致电陈诚，建议恢复国共谈判。

蒋介石命何应钦就细节问题与中共代表周恩来、叶剑英继续研讨。

11月，双方就八路军人事及经济问题先进行谈判。

何应钦对八路军（第十八集团军）扩编提出了极为苛刻的条件，中共方面表示不会同意，坚持原来意见。

何应钦认为共产党回避实质问题，而叶剑英认为国民党方面用心险恶，双方无法达成协议。

此时，国共两党在华北西北的军事摩擦又起，致使谈判中断。

1940年双方再次谈判，但无实质进展。

鉴于局部地区的谈判并不能解决根本问题，于是提出通过划界来解决双方关系的根本解决。

6月，中共代表周恩来与国民党代表何应钦就国共两党的划界问题举行正式谈判。

谈判中双方在中共军队驻防区的划分问题上分歧相当大。

国民党方面拟定了一个所谓《中央提示案》，提出相当苛刻的要求。

周恩来回到延安后，中共中央决定不接受这一方案，并针锋相对地提出《调整游击区域及游击部队办法三项》。

10月19日，国民党发出何白“皓电”，勒令中共军队执行《中央提示案》。

11月9日，中共给国民党的“佳电”中对“皓电”给予严厉驳斥，但为在大问题上求得有利的解决，在小问题上也也做了部分让步。

皖南事变的爆发，致使这次谈判结束。

（二）第二次谈判：1942年10月- 1943年6月1942年10月16日，中共代表周恩来、林彪会晤国民政府代表张治中，林彪根据中共中央指示，向张治中提出谈判的具体要求是“三停、三发、两编”，但是未得到国民政府回应。

周恩来认为目前的策略应重在“缓和两党关系，重开谈判之门，而不应急于解决问题。

在步骤上应先谋缓和，只谈大的原则，不及具体”[1]P553。

据此，谈判得以重新开始。

12月24日，周恩来、林彪与张治中进行谈判，提出党、军队、陕北边区、作战区域等4方面的条件，中共在坚持原则的底线下做了一定的让步。

而何应钦在上报给蒋介石的书面意见中，认为与中共谈判，须在“中共不应有军队、中共不应在各地方擅立非法政府”的基础上才能给予中共合法地位[2]P246，态度很是强硬。

随着1943年2月苏军开始肃清高加索区的德军，德军开始溃败，国际环境逐渐对中共在谈判中的形势越发有利。

1943年3月，周恩来、林彪与何应钦举行会谈，再次提出四项要求，国民政府还是保持原来的高姿态，周、林以无权且无法做主为由，结束了此次谈判。

（三）第三次谈判：1944年4月29日-1944年9月第三次谈判从1944年5月至9月，此次谈判分为两部分：西安谈判和重庆续谈。

4月29日，林伯渠、王若飞、伍云甫前往西安。

5月4日至11日，双方以林彪去年12月所提四项条件为基础，共举行了五次谈判，形成了一个初步协议。

谈判期间，日本发动“一号作战”，国民党正面战场遭遇大溃败，全国人民一片声讨。

5月15日，毛泽东将所拟定的谈判方案电告林伯渠，提出解决目前急切问题的20条意见。

其中关于全国政治问题的要求3条，关于两党悬案有17条。

[3]693-696这些意见开始提出全国性的问题，表明毛泽东已经开始长远谋划。

5月22日，双方据此重启谈判，王世杰、张治中认为此案与之前西安谈判内容不符，希望中共能够修改，林伯渠坚持字句都无修改余地，因而张、王拒绝将其呈交给蒋。

为赢得主动，毛泽东决定变换策略，5月31日，他致电林伯渠：将“拥蒋”及执行“四项诺言”加入此次文件，另将20条修改为12条，其余8条作为口头要求。

6月5日，林伯渠向国府方面提出修改后的意见，而张、王则提出《国民政府对中国共产党问题政治解决提示案》，在军事和边区问题上答应了中共方面的一些要求，但其中却隐含许多中共无法接受的实质条件，中共表示无法接受。

此后，双方还频繁书信往来。

后毛泽东电告林伯渠将“提示案”退还。

谈判进入僵局。

（四）第四次谈判：赫尔利第一次调停下的国共谈判1944年9月，在三届三次国民参政会上，林伯渠非正式地提出联合政府主张，标志着国共关于战后建国问题谈判的开始。

9月美国派遣赫尔利为特使来华调整中国战区的统一指挥问题，开始调停国共纷争，赫尔利的到来开创了美国直接介入国共谈判的先例，也使得国共谈判的走向增加了变数。

11月7日，赫尔利带着国民政府修正后的草案来到延安与毛泽东商谈，该草案表示国民党无意给中共与政府相等的地位，并且强调政府改组共军是中共取得合法地位的先决条件。

针对国民党的草案，中共提出五点协议，其中彻底否定了国民党的一党专政，正式提出了联合政府与联合军事委员会的完整政治要求。

赫尔利带着这份协议回重庆后，立即遭到国民党方面的各种责难。

蒋介石提出三点提案，表示不接受中共“联合政府”提议，坚决维护国民党的法统地位，坚持一党制。

由于国共双方的原则立场相差太远，谈判无法继续进行。

12月7日，周恩来离开重庆回到延安，谈判中断。

在此次谈判中，国共谈判的主题由怎样解决中共军队数额的问题转变成解决国民党一党训政的问题。

（五）第五次谈判：赫尔利第二次调停下的国共谈判中国共产党提出的“联合政府”主张，深得民心，国民党陷入被动。

蒋介石遂打出“提前召开国大，实施宪政”的旗号，企图以国大抗衡中共关于召开各党派会议的要求，以还政于民的口号来抗衡还政于各党派的联合政府。

除此之外，蒋介石还抛出所谓“临时内阁”。

据王世杰说：“晚间蒋先生为予言，彼意可于行政院成立一个战时行政会议，即一种战时内阁，由七人至九人组成。

中共及其他党外份子可参加此会议”[4]P2-3。

事实上，这种“战时内阁”只是国民党训政体制的附属品。

在蒋介石抛出战时内阁的方案后，赫尔利开始了第二次调处。

中国共产党在综合考虑了当时国内外形势的情况下，决定再派周恩来于1945年1月24日前往重庆与国民党谈判，并重点宣传深得民意的“联合政府”主张。

王世杰向赫尔利提交了一份提案，提出由美方统帅中共部队。

周恩来坚决不退让。

于是国民党方面又提出一项新草案：接受召开政治咨询会议。

对此，周恩来认为党派会议蒋介石只接受形式，连名字都改了，实质也没接受，表示返回延安后再作商讨。

但是在1945年2月19日赫尔利回国述职之际，蒋介石公开发表演讲，表示将在抗战结束前召开国民大会，公开否定党派会议的主张，造成由赫尔利第二次出面促成的国共谈判最终破裂。

二、1939-1946年国共谈判取得的历史成就（一）国共谈判巩固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推动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胜利中国共产党始终站在抗日大局着眼，坚持谈判的最大目标是为维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以达抗日的最后胜利。

1940年国际国内局势严重困难，促使蒋介石摇摆不定。

在恢复国共谈判时，又在酝酿新的反共阴谋。

国共谈判中，中国共产党采取的是不放弃斗争的前提下强调团结的策略。

在谈判中，中共在坚持原则的前提下同意划界，从而打破国民党限制中共在敌后发展的企图，又适当让步，以求诚意，赢得同情。

在谈判过程中，中共还发动政治宣传攻势，并广泛联络社会各界人士，使中共在政治上极为主动，扩大了中共的政治影响。

这大大延缓了蒋介石掀起反共高潮的时间，为中共赢得准备时间。

“皖南事变”爆发后，中国共产党坚持抗战、坚持进步，将原则性与灵活性巧妙结合，同国民党、蒋介石进行了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既维护了有利于国家人民的团结抗战大局，又揭露了国民党、蒋介石的反动本质，使人们逐渐认清了他的反动面目。

至蒋发动全面内战时，他已完全失去民心，为其最终失败埋下伏笔。

中国共产党还在国统区宣传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宣传党的政策和主张，宣传八路军、新四军抗日的战线及抗日民主根据地的进步情况，并以身作则，在人民中树立了党的光辉形象，使中国人民逐渐把国家民族的希望寄托在中国共产党身上。

国共谈判还赢得了国际人士的支持，如马歇尔、赫尔利、斯特朗、史沫特莱、埃德加·斯诺、爱泼斯坦等。

美国、英国、苏联等国，都希望中国不要爆发内战，支持和平谈判。

1942年，美国总统罗斯福曾转告蒋介石三年之内不要打内战，美国给中国的军火不得用于反共；英国首相邱吉尔也希望蒋能坚持统一战线。

这些，都使蒋介石不敢轻举妄动，从而保持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大局。

通过国共谈判，还争取了国民党中一部分真诚愿意合作的著名人士。

例如张淮南、张治中先生等。

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反动面目日益暴露，一面加紧战争准备，一面用谈判作掩护。

中共看穿国民党的伎俩，采取暂时中止谈判的方法加以揭穿。

在谈判过程中，中共还及时将谈判进展公之于众，彰显了共产党的诚意，赢得了民众支持，越来越多的人团结在我党周围，使我们的谈判立场得到越来越多拥护和支持。

总之，国共谈判促成了国共第二次合作的实现，建立和维持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充分调动了全体中华儿女的抗战热情，对日本帝国主义进行了有力打击，粉碎了日本速亡中国企图。

（二）国共谈判催生了中国的民主力量，促进了中国现代民主运动的发展中国共产党在谈判中，可以说一直在为争取民主而努力。

在谈判中，中共要求言论、出版、结社、集会等基本公民自由，在谈判桌上面对面地、义正严辞地要求国民党停止特务和暗杀行为。

中共还要求国民党允许并承认根据地的民选政府，这实际上是希望人民的民主活动能得到认可和推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