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产业发展体系与国家意识形态安全

The Central Plains CultureResearch收稿日期：2016-12-15作者简介：范玉刚，男，中共中央党校文史部教授（北京100091），主要从事文艺美学、文化及文化产业等研究。

文化产业发展体系与国家意识形态安全范玉刚摘要：文化产业是意识形态传播的有效载体，是意识形态工作机制创新的基础和抓手，是牢牢掌握意识形态领导权和话语权的力量支撑。

在全球化时代，文化产业不仅是意识形态传播的基础，而且还能够强化意识形态的时效性和影响的广延性。

同时，文化产业的发展还强化了意识形态传播的隐蔽性。

必须从根本上领会健全文化产业发展体系与增强主流意识形态教化有效性之间的内在关联，充分认识到文化产业是当代文化生产、价值传播的一种主导方式。

只有依托健全的文化产业发展体系，才能实现核心价值观传播、消费和弘扬的有效性；也只有在实践中积极健全文化产业发展体系，掌握文化产业发展的主导权，才能切实保障党在意识形态领域的领导权、管理权和话语权，从根本上捍卫国家文化安全并维护文化发展秩序，从而保障社会主流文化的蓬勃发展。

关键词：核心价值观；文化产业；意识形态；产业体系；话语权中图分类号：G12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2095-5669（2017）02-0034-062013年8月19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指出，意识形态工作是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能否做好意识形态工作，事关党的前途命运，事关国家长治久安，事关民族的凝聚力和向心力。

其后，在文艺工作座谈会、新闻舆论工作座谈会、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工作座谈会以及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系列讲话中，进一步凸显了意识形态工作的重要性，并提出了一系列新要求。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在集中精力进行经济建设的同时，必须一刻也不能放松和削弱意识形态工作，要把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和话语权牢牢掌握在手中。

新的时代语境下，意识形态工作出现了新的特点和规律。

从全球变动不居的文化思潮的博弈态势来看，伴随着世界不确定、不稳定等因素增多，中华民族临近伟大复兴的历史拐点，现在到了牢牢掌握意识形态话语权的紧迫时刻。

随着中国国际地位的不断提升，国家在这方面的需求越来越强烈。

国际经验证明：文化产业已经成为意识形态传播的最有效载体。

例如，好莱坞被美国政要视为最好的美国“外交大使”。

由此，文化产业是意识形态工作机制创新的基础和最好抓手，是牢牢掌握意识形态领导权和话语权的力量支撑。

只有在实践中牢牢掌握文化产业发展的主导权，才能切实保障党在意识形态领域的领导权、管理权和话语权，从根本上捍卫国家文化安全并维护文化发展秩序，从而保障社会主流文化的蓬勃发展。

一、文化产业是当代文化生产和价值传播的一种主导方式现实条件下，面对思想文化领域纷繁复杂的发展态势，需要不断创新意识形态管理机制。

意识形态管理制度创新的关键是在涉及意识形态问题上，进一步统筹体制内与体制外，处理好文化繁荣与意识形态安全之间的关系，提高文化开放水平并协调其与文化包容发展之间的关系。

在全面深化文化体制改革中，综合运用行政、法律、经济、技术以及资产管理、行业自律等手段，确保党的领导和意志的贯彻，保障党委和党委职能部门对宣传文化工作的指导和主导，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中牢牢掌握主流意识形态的话语权。

面对当下媒体格局的深刻变化，党管媒体、党管导向的制度要求亟需向新媒体领域延伸，进一步借助深化文化体制改革的契机，在新媒体向产业集团和战略投资者转型之际，拟采取双向介入以“特殊股”的方式增加主导部门的重大事项决策权与特别表决权。

在意识形态工作创新机制中，按照所有从事新闻信息服务、具有媒体属性和舆论动员功能的传播平台，都要纳入管理范围，所有新闻信息服务和相关业务从业人员都要实行准入管理这“两个所有”的要求，推动导向管理的相关制度覆盖新媒体领域，建立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一体化的管理制度。

同时，在文化产业发展规模化和集约化扩张中，面对国有文化企业资产规模不断扩大，以及探索跨所有制经营模式中，不断建立健全民营或境外资本介入传媒领域的防范机制和退出机制，构建非公有制传媒企业的内容导向管理机制，不断提高党和政府对资本监管的能力，越来越成为文化产业发展中无法回避的难题，也是牢牢掌握文化产业发展主导权的应有之义。

一方面，需要紧贴时代语境，不断更新文化观念提升管理的文化意识。

在思想观念上，要以系统性、整体性思维来理解和领会意识形态领导权和话语权问题，既需要理论上的“明白”，制度政策上的给力，更需要价值观的有效传播并产生广泛的辐射力，积极正视意识形态话语权的实现问题。

随着居民消费结构的升级，文化消费越来越成为社会关注的热点，文化越来越成为大众日常生活的环境。

面对多元化的文化竞争格局，只有通过有效供给社会主流文化产品，积极传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理想，才能增强大众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感，增强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尤其把文化自信真正落到实处。

当下，我们身处一个全球化、网络化、国际化、新媒体化的时代，网民代际化特征明显，例如80后、90后成为网络原住民，而60后、70后成为网络移民。

面对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以及时代语境的变化，意识形态的内容传播要有适合时代特征的话语表达方式，要把问题意识与话语表述方式统一起来，以思想传播的有效性解决现实性与价值性某种程度存在“两张皮”的问题，从而避免社会主流价值观因单一枯燥的灌输式教育而导致效果欠佳的弊端。

基于此，要对时代语境的变化有一种敏感意识和敏锐思维——在牢牢掌握意识形态领导权和话语权的前提下，我们不能抱着“以不变应万变”的心态，否则有可能会陷入较为被动的局面。

由此，要进一步增强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权的影响力与控制力，避免导致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沦落为自说自话，主流话语的“说法”和大众日常“活法”之间脱节。

近年来，科技与文化融合带来的过度娱乐化和文化失序等现象，给意识形态工作带来诸多困境，需要通过大力发展文化产业来夯实意识形态工作创新的基础。

当下，文化与科技的融合使文化产品和服务的技术含量不断提升，而相应的文化创意和文化内容的价值含量未能相应提高，由此导致部分文化产品和服务过度娱乐化。

这种乱象体现了任性的“资本会说话”逻辑，不惟如此，高科技的“技术异化”、缺失伦理的“赢者通吃”的市场丛林法则、拜金主义和权力崇拜加剧了文化失序，以互联网、智能手机为代表的高科技力量，使得商业力量对文化风尚的操控变得更容易。

我们一方面慨叹网络游戏产值的“突飞猛进”，一方面痛惜如此多的孩子沉迷网络甚至走上犯罪道路；一方面惊叹“网红经济”“网络直播”之炫真是“乱花渐欲迷人眼”，一方面日新月异的新媒体和文化新业态又在某种程度上影响着我们的文化根基和执政资源，从而带来国家非传统文化安全问题。

表面上看，这些问题似乎与文化产业发展体系是否健全无关，其实恰是产业发展体系割裂、产业链断裂，缺乏文化产业生态本身的自我纠偏和调节能力，缺乏整体性思考和系统性思维的局部“野蛮生长”所致。

文化产业发展实践的变动不居和政府管理思维的僵化与方式的滞后，导致文化产业发展体系与国家意识形态安全2017年第2期在观念上对文化产业的扭曲或者狭隘化理解。

这种现象警示我们：必须明白文化产业是当代文化生产和价值传播的主导方式，它在根本上就是文化的别称。

内容创新对文化产业的发展至关重要。

文化产业的希望和情怀在文化本身，技术与金融只是产业发展的助推器，文化产业核心竞争力的提升依赖文化产业发展体系的健全。

另一方面，需要在技术创新语境下借势文化产业发展，积极建构影响意识形态精准传播的路径和方式。

当前，“互联网+”、大数据、物联网、新媒体等，都在分割着意识形态话语传播的整体性，这种碎片化的话语分割要求传播的精准化，这使得意识形态的内容教化与文化产业发展体系健全愈发关联起来。

文化产业的专业化及其细分市场，以及品牌影响和形象授权，在应对社会主流价值认同的离散性上愈发显现出其独特优势，也愈加彰显了健全文化产业发展体系的重要性。

当下，互联网思维及其数字化技术的广泛应用，已然解构了信息不对称的壁垒，加速了信息的制造和流通，极大地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工作方式与社交方式，使得文化创意的重要性愈发凸显。

文化消费终端的数字化、便捷化、个性化和多样化，为文化传播及社会主流价值传播创造了新的渠道、途径，反过来又对文化及社会主流价值观的传播、生产提供了新的途径与手段。

只有把主流意识形态教化的内容转化为各种数字化产品，才更容易被年轻一代尤其是网络原住民所接受。

博大精深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红色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才会被代代相传，才能温润现代人焦虑的心灵，增强大众的文化自觉意识和文化认同感。

在消费文化盛行、消费意识形态蔓延的语境下，牢牢掌握主流意识形态的话语权，不使其旁落，至为重要。

在数字化技术应用和代际分化语境下，主流意识形态的教化要有针对性，要针对特定人群、细分群体、细分市场，也就是说要把意识形态教化的内容悄无声息地融入大众的日常生活，牢牢抓住年轻人，以家庭情感为载体，使教化的内容与网络新一代形成情感共鸣，在广泛的文化认同中主动引领社会舆论，而不是被动式甚至隔靴搔痒式地应付。

作为创新意识形态工作方式之一，可以借助连线上网等模式，以理论与现实的互动来有效应对“理论旋涡”，进而紧紧抓住“网生代”及其网络移民。

从舆论格局的变动来看，话语权建构必须和大众紧密相联，保持去中心化及去中介化、社群化、个性化等特点，必须在“网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中学会“游泳”。

在“互联网+”的平台上，要切合新一代的需求可以借助人格化传播，学会运用网络新形态。

例如，借助微信公众平台“国资小新”举办的央企“设擂比萌”等活动，就值得关注与借鉴。

这样可以实现从僵化的官话套话向人格化转型、从传统媒体向全媒体传播转型（渠道）、从自主传播向服务传播转型（功能）、从实体传播向实体传播与虚拟传播并重转型（主体），通过全媒体运营规划、统筹管理平台、加强队伍建设和人才支撑，实现话语传播载体的智能化。

随着数字技术的更新与应用，数字技术与文化融合的程度日益加深，以数字技术推动的文化新业态竞相涌现。

在“互联网+”背景下出现了一大批文化创意产业的新业态、新形态。

如“网红”与“网红”经济、视频与直播、虚拟现实VR与增强现实AR、IP与泛娱乐、弹幕与B站、网剧与网络大电影、文化众筹众包与艺术众筹众包、跨境电商与世界电商贸易平台、微信公众号与手机栏目，以及企业运营的商业模式、不断“走出去”的国际文创投资等新的文化产业业态。

这些以现代数字技术和移动互联网为核心支撑的文化形式，与传统孤立的文化业态不同，文化新业态所具有的技术密集、知识密集、附加值高等特性，使其成为不断健全的文化产业发展体系中的一个个赢利环节，这种业态的改变体现了数字技术对传统文化行业与形式的升级与创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