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鹏,本土传播学研究的新路径——浙江大学“和谐平衡：华夏传播理论的生态学视野”博士论坛综述

邵鹏:《本土传播学研究的新路径——浙江大学“和谐平衡：华夏传播理论的生态学视野”博士论坛综述》，《中国传媒报告》2012年第1期。

本土传播学研究的新路径——浙江大学“和谐平衡：华夏传播理论的生态学视野”博士论坛综述邵鹏浙江大学传媒与国际文化学院博士生引言2011年7月16日杭州骄阳似火，对于旅行者们而言也许不是一个好的出行时节，但是对于数十名来自浙江大学、中国传媒大学、上海大学、四川大学等多所高校，传播学研究领域的专家、教授、青年学者们来说，浙江大学“和谐平衡：华夏传播理论的生态学视野”博士论坛学术交流的氛围比杭州酷暑要更加热烈，学术上的收获比旅行的体验更加丰厚。

论坛开幕式由浙江大学人文学部副主任邵培仁教授主持，论坛开幕上浙江大学传媒与国际文化学院院长吴飞教授致辞，吴飞教授回顾了论坛举办四年来传播学者们对于传播学研究不懈追求和此前几次论坛中所取得丰硕成果，以及对于本次论坛取得成功的殷切期望。

主持和评议的专家有中国传媒大学周鸿铎教授、四川大学的欧阳宏生教授、上海大学戴元光教授和许正林教授、浙江大学李杰教授和范志忠教授。

如果说2008年浙江大学“亚洲主张：国际传播研究的新视界”博士论坛和2009年浙江大学“中国主张：传播理论本土化的径路”博士论坛是从本土化和全球化的尺度关系中寻找本土研究路径，2010年浙江大学“走向未来：网络时代的新闻传播前沿问题研究”博士论坛是从历史与未来的时间经度上圈定本土研究径路，那么2011年浙江大学“和谐平衡：华夏传播理论的生态学视野”博士论坛则是在媒介生态学研究原发、原创的基础上1提出来的本土传播学研究的新路径、新视维。

这几种本土传播学研究的路径，虽然不同于人们通常认知的本土传播学研究的整体的历史回溯式路数，但它们也都在特定的地理空间和学术领域作了基于本土的既有历史、现实、未来又有社会、文化的“去西方化的”综合研究，其实都是“为了回顾总结本土传播学研究的成果，深入挖掘华夏文明的历史内涵，大力开发中国传统文化智慧，积极关怀当代中国社会的现实问题”2，“希望以此来终结欧洲中心主义范式的统治”，“争取获得与西方传播学界平等的学术话语权。

”3从中我们可以深刻地体会到博士论坛的主办方和组织者的良苦用心和长远规划。

一、学术寻根：本土传播学研究的历史路径“中国传播学研究必须前接历史、现接地气，必须以中国传统文化、现代学术和中国国情及实际为立足点，合理吸收、借鉴西方传播学术精华，进行学术研究和理论创新，从而在梳理学术脉络的同时延续、繁衍学术的生命力。

”4这次博士论坛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学术寻1中国媒介生态学研究原发、原创的观点，请参见崔保国教授的《媒介是条鱼——理解媒介生态学》论文，《中国传媒报告》2003年第2期。

22010年浙江大学“和谐平衡：华夏传播理论的生态学视野”博士论坛邀请函，智维网/plus/view.php?aid=130。

3邵培仁、杨丽萍：《21世纪初国际传播学研究的现状与趋势》，《杭州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2期。

4邵培仁：《中国传播学界需要学术寻根》，智维网/plus/view.php?aid=998根。

浙江传媒学院袁靖华博士曾在《中国传媒报告》2010年第1期发表论文，认为生态范式是中国传播学走出自主性危机的一条最佳路径，这次她从“天人合一”谈到“君子之道”，纵论中国古代生态哲学思想的传播与实践，又给人增添了许多文化自信。

论文将中国古代生态哲学思想的核心内涵与古代君子人格的核心行为准则两相对照，发现原来基于“天文”领域的生态哲学思想，落实到“人文”领域，则形成了中国独有的君子文化，而君子文化又演化成了中国人处理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我的主要思维模式和关系准则。

这种与中国古代生态哲学思想一脉相承的君子人格，至今仍然左右着我们的思想和行为。

上海大学博士生贾兵的论文认为，在先秦诸子对传播的论述中，虽然没有当代的术语表达，但是其所指涉的现象及现象背后的本质联系，与当代政治传播研究多有吻合之处，先秦诸子的政治传播理念是认识和探讨华夏政治传播源流的基础。

先秦诸子的论说均立足于对人性逐利的认知、对政治关系本质的认知。

先秦诸子的政治传播致效观，更是主张从本质上把握信息与内容的关系，把握信息与传播者的关系，把握传播者与政治传播环境的关系。

厦门大学博士后谢清果副教授的论文认为，《老子》字字珠玑，闪耀中华文明之光，虽并非为传播学而著，却蕴含着丰富的传播思想。

透过其《道德经》，作者领悟到其中蕴藏着的传播智慧，从受众和传播者两方面出发，对当前传播媒介在构建拟态环境中出现的一系列问题以及拟态环境负面现象越演越烈的状况，提出了相应的“道家”式解决之道，富有启发和指导意义。

浙江大学博士生周岩的论文选取了《孙子兵法》作为研究范本，认为《孙子兵法》作为一部军事著作，其在中国人际传播之中也有着很强的价值体现。

其中的王道与霸道、忍与舍得、太极策略以及侠与义四个方面无不对当代中国社会的人际传播有着直接或间接的影响，而这其中的内核思想——“天人合一”的和谐价值观也是中国社会人际传播的终极追求，而“天人合一”的实现需要我们从“人”去突破。

上海大学博士生李芸的论文认为，《战国策》包含了中国古代早期人际传播的理论和实践，是中国传播学者研究传播学本土化不应被忽视的一块民族瑰宝。

同时，她介绍了其研究中对于战国时期“士”的交往类型、方式、话语力量以及其中的说服策略。

上海大学博士生皇甫晓涛就其对明清时期西方传教士在华传教活动的研究成果与大家展开了分享。

他认为明清时期的传教活动是西方文明与中华文化的第一次交流与碰撞，西方传教士在华传教中并不是企图西化中国人而是以归化中国人为前提，而这基本上是以西方传教士的“中国化”改造与自我适应为出发点，这也就决定了西方人传教士在对华传教中有着不同一般的传播策略和特点。

皇甫晓涛博士就此梳理和分析了西方传教策略的形式和种类以及背后的历史原因及其社会动因。

四川大学博士生冯燕的研究成果集中在对于明代公安派领袖袁宏道文论产生广泛影响的原因的分析。

其研究认为传播环境、传播者以及传播技巧三方面在其中都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并认为袁宏道文论的传播学个案研究有助于将传播学理论纳入到对古代文论影响和受众研究中去，同时应该注意在古代传播活动研究中考察传播学术语的所指，而非能指。

二、立足当下：本土传播学研究的现实路径本土传播学研究有许多路径可走，并非一定要回到过去，在本土历史和传统文化中寻找学术资源和理论依据，其实也可以立足当下，面向中国传播与媒介现状和实践中的各种矛盾和问题，进行本土性的探索和研究。

浙大博士、华师大刘秀梅教授的论文认为，绘画艺术从古至今，伴随人类文明的不断创新、繁衍，在多媒体艺术中又得到审美时空的拓展，创造了无数不朽的奇迹，丰富了人们的审美视听。

尤其是今天——进入读图时代，绘画传播已经成为决定时代特征、乃至文明进程的关键因素，不断影响着人们对现实社会的判断与对世界未来的猜想。

论文思路开阔，观点新颖。

中国传媒大学博士司思主要分享了全球化视阈下的我国民族音乐海外传播的最新研究成果。

她认为民族音乐是我国丰富、璀璨文化的代表，也是我国国家软实力的重要表现，在海外传播的道路上，成绩与问题并举，机遇与挑战并存。

同时提出锻炼过硬的民族音乐的基本功、对传统的民族音乐表现方式进行调整、重视华人以及对中国文化有所了解的海外受众需要、发挥政府作用以及商业运作和营销等未来的改进思路。

在“西强我弱”的国际舆论格局中，如何提升中国国际传播力？浙江大学博士生丁建辉认为，国家必须整合各方力量，结成对外传播的“媒体统一战线”。

海外民间商业媒体因地缘相近、人缘相亲，能准确、客观、全面地说明中国，平衡西方媒体新闻垄断。

近年浙江籍华侨华人及其海外华商开始进军国际传媒产业，其投资创办海外媒体的路径以及运作模式，是中国民间资本走向海外传媒市场的一个缩影，其发展之路虽然充满坎坷，但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四川大学博士生刘川郁论文围绕威客传播的话题展开，认为威客传播是柄双刃剑，它不仅在传播主体上实现了从小众到大众的跨越，更为关键的是，它还在传播内涵上具备了全媒体性和交互性。

从信息的传播模式上看，威客传播本质上是一种病毒性传播。

与传统意义上的病毒性传播不同的是，传播过程中的每一个威客能在一定条件下对信息进行自主创新，使得这种病毒在传播的过程中不断演变，有着更为强大的生命力，能累积出强大的社会影响，常让人闻风丧胆。

中国传媒大学肖华博士主要针对目前国内的团购网站展开研究。

论文以传媒生态的理论为基础审视团购网站的发展现状，找出制约团购网站发展的因素，在此基础上针对具体问题给出了策略建议。

他提出，传媒生态系统是一个动态平衡的系统，当系统内元素出现问题，平衡被打破，要求系统内部元素做出相应调整以达到新的平衡。

以此原理，可以推测出团购网站在不同环境因素作用下呈现的趋势。

中国传媒大学王瑜博士的论文主要运用迈克尔•波特的三种基本竞争战略理论，探讨在当下电视产业体制和结构的背景下，省级卫视如何通过确立并实行不同的竞争战略，提高自身的核心竞争力，并通过竞争战略分化，确立不同的媒介生态位，实现整体的传播生态平衡。

中国传媒大学博士生吴旖旎和王文锋两篇论文主要分析研究中国城市传播，而城市正是本土传播学产生的重要空间。

吴旖旎的论文认为，历史名城是中国的重要文化资源，它包括有形的建筑、遗迹和文物等文化资源和无形的文学、戏剧、工艺美术等。

在历史名城的文化传播过程中，政府组织、企业、民间组织和市民都是文化传播的主体，且扮演不同的角色，历史名城的文化传播要要突出特色文化、活用传播策略，要善于利用传播媒介和节会活动打造传播平台。

王文锋的论文通过构建区域文化产业发展评价指标体系和联合国关于国家或地区人类发展指数（HDI），运用因子分析法和系统协调度模型，对北京市文化产业和城市发展状况进行了实证分析。

结果表明，北京文化产业与城市的发展整体上处于一种中度失调的状态，没有随着城市社会人文发展的改善而得到提高，其主要原因是文化产业发展水平和效益低下，劳动生产效率不高，科研创新能力不强。

三、追踪前沿：本土传播学研究的创新路径这次博士论坛有许多成果属于前沿性、交叉性和创新性成果。

浙江理工大学廖卫民博士的《媒介国运论:国家兴衰传播动力机制的模型建构》论文重点阐述了传播与国家命运之间的密切关系，以及其背后所蕴含的诸多规律。

在复杂系统理论基础上，构建了一个具有象征意味的“穹顶”模型以隐喻国家兴衰图景，从而为认识国运兴衰的传播动力机制提供了形象生动的图解。

传播基础结构、传播渠道、传播媒介、传播内容以一种内嵌式的结构托举起擎天支柱，将力量传达到国运穹顶兴衰显现的外部，而这一理解模式形象地表达出传播与国民性格、国家认同、国家管控、国家动员、国家战略、国家危机等因素以及国家命运之间的内在联系，并概括归纳了主要传播动力类型和国家兴衰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