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马克思恩格斯的宗教文化观

论马克思恩格斯的宗教文化观作者：孟宪平来源：《广西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17年第02期摘要：马克思、恩格斯对宗教文化的问题论述很多，他们站在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高度，对宗教文化的产生、发展、特征作了全面的概括，其中关于宗教文化的异化和神话特征、虚幻和超验特征、政治性和欺骗性特征、社会性和二重性特征的认识，给我们指明了认识宗教文化的基本思路，也是我们确立正确的宗教政策、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重要理论根据。

关键词：马克思；恩格斯；宗教文化观doi：10.3969/j.issn.1009-0339.2017.02.014[中图分类号]B9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0339（2017）02-0065-010对于宗教的文化基础，马克思、恩格斯之前的哲学家和思想家有过不少探索，他们关于宗教的起源、发展及历史地位的认识，既为马克思、恩格斯的研究提供了思想素材，也提供了方法论借鉴。

马克思、恩格斯对宗教文化心理模式的分析，是基于历史和现实的把握而作出的客观解读，他们对宗教文化心理模式中的自大、盲目、虚幻心态的分析深刻而富有哲理。

一、异化的和神化的文化形式按照马克思主义宗教观，宗教是人创造的产物，“正如同不是宗教创造人，而是人创造宗教一样，不是国家制度创造人民，而是人民创造国家制度”[1]40 。

这种事实表现在社会关系、物质关系、人际关系之中，“正像神原先不是人类理智迷误的原因，而是人类理智迷误的结果一样。

后来，这种关系就变成相互作用的关系”[1]27。

这是宗教文化心理模式的客观基础。

但是，在实际生活中这种心理模式基础被颠倒了。

人创造的宗教却反过来成为人的思想和行为的支持者，人创造的“神”却成了物质和精神的主宰，人创造的现实的文化却成了充满空虚的文化，而相应的文化心理模式也被装点成虚伪的文化信念。

“一切美好的、伟大的、崇高的、真正人性的事物”都被归到他的名下。

于是，宗教和神都成了异化的力量，人性被打上神性的烙印。

实际上，越是神性的就越是非人性的，人与神之间的时空隔阂及思想隔阂越明显，从人的思维中产生的“神”拥有无限的力量，本应充满人性的内容却浸透了神性。

恩格斯认为，这种游走人神之间的文化心理，也是建立在人对现实反思基础上的，“只是由于一切宗教的内容起源于人，它们才在某些地方还可求得人的尊敬；只有意识到，即使是最疯狂的迷信，其实也包含有人类本质的永恒规定性，尽管具有的形式已经是歪曲了的和走了样的；只有意识到这一点，才能使宗教的历史，特别是中世纪宗教的历史，不致被全盘否定，被永远忘记；不然的话，这种‘充满神性的’历史自然会有这样的命运”[1]520。

在人与神之间，人们的很多思绪是举棋不定或难以取舍的，一方面是人为自己造出了一个关于自己本身是何物或应当成为何物的虚假自信，另一方面按照自己设想的神的形象建立和规范自己的文化关系。

于是，人有了双重文化存在，就有在天国的理念中他受到神的支配，在现实的生活中他受到人的压迫，不论是精神上还是肉体上他都处在双重的束缚中。

人的思想异化是由对物的认识困惑引起的，这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尤其明显，形成了类似于拜神教的商品拜物教的形式，社会关系表现为物与物之间的交换关系，在宗教的背景中它表现出更为虚幻的心理想象。

“在宗教中，人的幻想，人的心灵的自主活动对个人发生作用不取决于他个人，就是说，是作为某种异己的活动，神灵的或魔鬼的活动方式作用，同样工人的活动，也不是他的自主生活”[1]271。

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拜物教与拜神教互相映照，其相通之处在于都是人的本质的异化。

现实世界中物的异化是思想世界中人的异化的基础，思想世界中人的异化强化了现实世界中人的异化的基础。

“一切宗教都不过是支配着人们日常生活的外部力量在人们头脑中的幻想的反映，在这种反映中，人间的力量采取了超人间的力量的形式”[2]333。

希望表达自身的力量，却又借助神的力量来体现，在天国里的想象信心满满，在现实的理解多有戚戚。

低下的生活，被奴役的心灵，不仅与经济状况有关，也和文化心理有关，渴望摆脱苦难、希望走出困境而又无门径，现实的悖论与生活的重负使人经常处在异化之中，于是寄希望于用宗教心理来解脱。

因此，“宗教里的苦难既是现实的苦难的表现，又是对这种现实苦难的抗议。

宗教是被压迫生灵的叹息，是无情世界的心境，正像它是无精神活力的制度的精神一样”[1]200 。

宗教成了获得精神慰藉的工具，成了支配人们的超自然的力量，人们逐渐把自己的本质当作一种异己的力量来朝拜，真正的人的信仰就被慢慢淡化了，这种状况的文化自信也发生畸变。

造神乃是一种自我否定，是文化自信被歪曲的反映，本来是自己亲自从事实践活动，却把自己的命运交给神灵，这是价值观念和文化体认上的悖谬。

人赋予宗教以虚幻的内容，却将自己异化为神的奴仆，虚幻之中的文化自信被夸大了。

人的异化造成的矛盾是显而易见的，就连神学家也经常按照人的方式解释宗教内容，他们用宗教偶像创造世俗状况，又用世俗状况反映宗教偶像，宗教神圣被世俗平庸打破，世俗的愿望也通过神的旨意被加强，在人与神之间不断违背着自己设定的超验性前提。

“因为宗教本身是没有内容的，它的根源不是在天上，而是在人间，随着以宗教为理论的被歪曲了的现实的消失，宗教也将自行消亡”[3]4。

当宗教变为世俗时，当上帝掉落人间时，那些信众便有了新的体悟，会向真正的人的本质复归，这是向着健康的文化心理回归。

二、虚幻的和超验的文化形式当人们的认识由现实转向神灵时，思想的虚幻和精神的超验性就出现了。

“宗教按它的本质来说就是抽掉人和大自然的整个内容，把它转给彼岸之神的幻影，然后彼岸之神大发慈悲，又反过来使人和大自然从它的丰富宝藏中得到一点东西”[1]517。

这种企图通过迂回的精神寄托解决现实问题的方式充满虚幻色彩，它认为人只有在自己的想象中才有精神力量，目的是通过“某种超验性的力量的办法”来解决问题。

这样人们便将自己的现实关系转化为某种形式的虚幻关系，自己的心灵也就寄托到宗教世界的幻境中了，精神世界移位就是文化信心的游移。

而在实际上，人没有意识到，“人所固有的本质比臆想出来的各种各样的‘神’的本质，要美好得多，高尚得多，因为‘神’只是人本身的相当模糊和歪曲了的反映”[1]521。

这个想象出来的异己对象很完美、很高大，以至于无所不能，它是救世主的形象和世界主义的偶像，其超验性不难理解，“空虚早已存在，因为宗教是使人自我空虚的行为”“宗教伪善、神学是一切其他谎言和伪善的蓝本”[1]518。

在宗教迷雾的笼罩下，“中世纪的思想均受到这样一种信念的钳制，即人是有罪的，生于斯世就灾难深重，轻如火花一般地飞升消失；世界终究会达其末日；地球上的生命并无自身的意义，不过是走向天堂或地狱的一种序曲”[4] 。

在资本主义世界中，这种伪善和虚幻并不少见，不仅需要无产阶级理论家辩证解读它，更需要工人阶级现实地对待它。

“当我们把目光从资产阶级文明的故乡转向殖民地的时候，资产阶级文明的极端伪善和它的野蛮本性就赤裸裸地呈现在我们面前，它在故乡还装出一副体面的样子，而在殖民地它就丝毫不加掩饰了”[5]690 。

回顾一下基督教、天主教在近代中国的传播历程，就不难理解这个问题，它在本国的驯顺表情与在中国传播时曾有的狰狞面目形成鲜明比对，即使到了今天，新教伦理也不曾放下干预他国事务的作态，在他国问题上指手画脚。

很多时候，它所标榜的慈悲情怀并没有温柔地、和谐地表达出来，它所宣称的济世妙语也没有文明地、谦恭地叙说出来。

相反，每当不利于他们传递“福音”时，每当不利于他们表达上帝意志时，它就会撕下温柔的皮面，赤裸裸地演绎出暴力事项。

对于背叛神律的异端分子，会用残酷的手段扑灭他们，会“像杀狗那样杀掉他们”。

这种状态正如列宁描述的托尔斯泰文学中的矛盾一样：“一方面，是最清醒的现实主义，撕下了一切假面具；另一方面，鼓吹世界上最卑鄙龌龊的东西之一，即宗教，力求让有道德信念的神父代替有官职的神父，这就是说，培养一种最精巧的因而是特别恶劣的僧侣主义”[6]。

为了掩饰自己的虚伪本质，统治阶级和宗教派别是煞费心思的，认为“天国感到高兴的不是诗人的诞生，而是误入迷途者的觉醒”，恩格斯曾说在宗教语言里看到很多妙语连珠的描述：“是的，朋友们，在那遥远的海岸上暴风雨怒吼的地方，在那忧郁的月亮升起、静静的繁星悲伤地望着大地的地方，世界还没有终止。

在这个世界的外面还有一个遥远的、光明的世界。

啊，那里比这儿美好。

那里再也没有人要拿着玫瑰花去扫墓，那里爱情再也不遭受离别之苦，那里欢乐的杯子里已经没有一滴苦酒。

这样一个世界存在着，就像眼见到耶稣基督升天一样真实。

” [7]很多时候，尽管宗教很虚幻，却总是把自己打扮得很现实，在这个意义上说，“基督教社会主义，只不过是僧侣用来洗涤贵族肝火的一种圣水罢了” [8]。

从奴隶社会到资本主义社会，统治阶级不遗余力通过宗教表达一种愿望，那就是希望奴隶、农奴或工人做温顺的听话者，宗教成了安慰他们的思想蓝本，但是主张从根本上改变这种状况的人却选择了另一个途径。

“奴才们把一朵朵的假花装饰起来，借以‘安慰’被雇佣奴隶制的锁链束缚着的雇佣奴隶。

主张解放雇佣奴隶的人，则从锁链上摘下装饰它的假花，使奴隶们更加自觉、更加强烈地憎恨他们身上的锁链，尽快地挣脱锁链并伸手摘取新鲜的花朵”[9] 。

两种思维，两种方法，代表着两种不同的政治取向和文化理念。

三、政治性和欺骗性的文化形式宗教是一种特殊形式的意识形态，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的有关论述，主要是围绕阶级和阶级斗争展开的。

列宁认为：“所有一切压迫阶级，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都需要两种社会职能：一种是刽子手的职能，另一种是牧师的职能。

刽子手的任务是镇压被压迫者的反抗和暴乱。

牧师的使命是安慰被压迫者，给他们描绘一幅在保存阶级统治的条件下减少苦难和牺牲的前景（这做起来特别方便，只要不担保这种前景一定能‘实现’……），从而使他们顺从这种统治，使他们的革命热情，破坏他们的革命决心。

”[10] 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力量的宗教，对国家的政治统治发挥着实现引导和价值认同功能，这与国家机器的镇压功能是不一样的。

不管是政教合一的国家还是政教分离的国家，宗教的意识形态都或多或少地存在着，“人权并没有使人摆脱宗教，而只是使人有宗教信仰的自由” [11]145。

被官方意识形态“同意”的宗教，也作为一种文化现象为意识形态提供了文化背景，成为意识形态力量表达的“同谋”，“宗教作为一种社会实体本身就不能与国家意识形态绝对割裂，不同的社会势力和不同的意识形态力量都要运用宗教文化的历史背景和宗教的社会实体来从事各种政治活动” [12]。

一些宗教对阶级统治的神圣性及合法性具有辩护功能，它把政治的正统性与道德伦理、精神力量结合起来，其浓厚的神圣性色彩，经常与日常生活联系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