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刑事证人资格制度的借鉴

美国刑事证人资格制度的借鉴作者：蔡羽琪来源：《法制与社会》2012年第22期摘要刑事证人资格制度是保障刑事诉讼活动顺利进行，确保认定案件事实，适用法律法规准确性的基础与核心。

证人资格是证人能够作证的最低要求，是对证人能否真正进入诉讼程序的事前鉴定。

解决好证人资格问题对于提高诉讼效率，维信证言的证明效力，构建更具人性化的作证方式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

目前我国模糊抽象，甚至是空白的刑事证人资格立法规制直接导致了司法实践中由于缺乏统一明确的践行标准而造成了一系列混乱。

关键词刑事诉讼证人资格影响因素作者简介：蔡羽琪，江南大学法学院。

中图分类号：D91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0592(2012)08-036-04本文以具有较强现实研究价值的刑事证人资格为考察对象。

采用中美刑事证人资格对比分析的研究方法，以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研究思路，对中美刑事证人资格问题进行深入探讨。

笔者以美国刑事证人资格的不同界定和影响美国刑事证人资格的具体因素分析为主线，加之相关法理阐释和特殊制度解析以期取长补短，不断完善我国的刑事证人资格制度，推进我国刑事证据制度的改革与发展。

证据是支撑整个法律体系运作的重要因素之一，而证人则是证据架构中的关键一环。

无论在中国还是美国，证人资格都是刑事诉讼体系中的基础问题，是证据法关于证人证言的重要内容之一。

它所要回答的问题是：成为一名适格证人需要哪些最基本条件，即一般证人资格如何认定；违反了哪些条件而不具备证人能力；影响证人资格的具体因素有哪些；如何规制特殊证人的证人资格等。

这些问题的探讨对于完善我国司法制度有着不容忽视的现实意义：首先，通过对证人资格的预审，可以有效阻止带有主观情感因素，虚假性，非相关性的证人证言成为进入诉讼程序的证据，有利于增强证人证言的证明效力，最终确保认定事实与适用法律的准确性；其次，对证人资格的判定能够扩大挫败一些当事人进行违法诉讼活动的机率，有利于提升诉讼效率，节省不必要的诉讼成本，保证司法的公允性。

最后，对于特殊证人资格的研究更是我国建立具有人文关怀性质的证人作证方式的理论基石。

目前，我国有关刑事证人资格问题的立法粗糙简陋，有些是原则性的模糊规定，缺少可参照执行的实际价值，还有些仍处于立法的空白。

不规范的证人资格界定也严重束缚着其他刑事证人制度的改革发展。

相比较而言，美国在证人资格问题上无论是理论研究还是立法实践都对我国具有很强的借鉴意义。

但是，由于两国经济环境，政治体制，法律文化氛围等的不同，在此过程中需要注意结合我国实际国情批判吸收。

一、美国一般刑事证人资格制度的考察证人资格实质是证据资格（证据能力）的一种，又称为证人的适格性，是判断证人能否提供证言，参与诉讼的标准。

证人资格主要包括两方面内容：一是一般证人资格，是指法定绝对性排除规制和成为一名适格证人应具备的最基本能力（生理能力和精神能力）要件；二是特殊证人资格，是指在一般证人资格的基础上，考虑到证人内在自身因素或特殊身份的影响而作出的更符合特殊证人特点的作证特别规定。

这两方面是界定证人是否可以作证，解决特殊证人如何有效作证的关键。

（一）美国一般刑事证人资格的广义界定美国对一般刑事证人资格的界定有广义和狭义之分。

广义的一般刑事证人资格界定主要从证人表面化的身份和能力角度历史主观地概括归纳了哪些人可以成为证人，哪些人限制或禁止成为证人。

美国对于广义一般证人资格的界定经历了历史的变迁。

美国早期对广义一般证人资格的授予范围有着严苛的限定：“举凡有色人种、当事人亲属、破产人、利害关系人、犯罪人、精神障碍人、儿童、无宗教信仰人，均不视其为证人。

”此规定的主要目的是确保证言的可信度，将法律不信任之人排除在外。

但是，这样规定的弊端也随着社会因素和法律因素的复杂化渐渐显露，大量潜在可用证言被剔除导致以证人证言为核心的对抗制庭审进程步履维艰。

最终，为了保障案件的查明进度，美国逐步取消了这些限制，取而代之的是现今较为宽泛的广义一般证人资格认定规则：既包括通常含义的普通证人，还包括当事人、鉴定人、专家证人，甚至是诉讼行为能力有缺陷者，例如儿童，精神障碍者。

概括言之，即在法律上成立如实作证的内心确信（通常表现为宣誓或其他声明仪式）后，凡知悉案情并如实提供给司法机关的人都可获得证人资格。

（二）美国一般刑事证人资格的狭义界定狭义的一般证人资格界定则更加侧重于证人或案件本身内在化，具体化主客观条件的判断。

笔者对于美国狭义一般证人资格界定的深入探讨首先依托于《美国联邦证据规则》的规定，其次辅以其他州证据法典进行阐释。

通过对相关内容及体系的解读，主要从积极方面（证人资格的成就条件）和消极方面（证人资格的禁止性规定）进行界定。

其中积极条款有：《美国联邦证据规则》第601条规定，除本规则有其他规定外，任何人都具有证人资格。

这是一条对证人资格的普遍性规定，即假定地将证人资格赋予每一个人。

《美国联邦证据规则》第602条、第603条相较于第601条开始具有了证人资格判定的实质意义。

第602条认为，只有于存在充足证据证明证人对待证事项亲身知情的情形下，证人才能作证。

根据第603条可知，宣誓或郑重陈述是判断证人是否对如实作证义务、违反责任的理解形成内心确信的标准。

通过对上述三条规则的对比分析，笔者归纳出三点美国狭义一般证人资格的界定标准：第一，证人必须对需要作证的事项亲身感知。

第二，证人必须具有亲身知情的生理机能与精神机能，具体包括感知、记录、回忆、理解、辨别是非、正确表达的能力。

第三，法官不得在自己主审的案件中充当证人；陪审员不能为自己陪审的案件作证。

美国在此问题的立法规制上逻辑思路清晰严谨，从普遍性规定到具体性规定，再从肯定性规定到否定性规定，层层递进，环环相扣，非常值得我国学习借鉴。

二、美国特殊刑事证人资格的理论分析一般刑事证人资格是机械硬性的作证标准，不得缺失，不可代换。

特殊刑事证人资格则凸显了法律对以人为本的理性追求，是基于个体尊重下的对程序正义更高层次的要求。

其研究的关键是特殊证人禁止作证和有条件作证的相互转化。

笔者所要分析的影响特殊证人资格的具体因素主要包括：年龄，精神状态，道德品格，特殊身份。

（一）年龄（儿童证人）相较于健全的成年人，儿童对于查明案件事实，打击犯罪同样具有重大意义，尤其在司法判例中出现过的有且只有儿童目睹的严重刑事案件。

若不加选择的否定儿童的证人资格就可能意味着绝对关键证据的流失，这对于刑事司法来说是不可想象的。

因此，中美两国都未排除儿童证人，也未将年龄作为界定证人资格的硬性标准。

但不可否认的是，儿童由于年龄的制约，生理、心理、精神、智力等方面还很不成熟，这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了他们对客观事物的感知、理解、记忆、表达等能力。

美国在平衡年龄与证人资格关系的问题上采取的是一种普遍肯定与例外限制相结合的态度。

“普遍肯定”是指《美利坚合众国法典》第3509条（C）（2）：“儿童被推定为有资格作证的人”。

美国以儿童具有证人资格为原则。

“例外限制”特指儿童作证需要具备法官认可的与待证事项复杂程度相当的感知、理解、记忆、表达能力，并能够辨别事实和谎言。

美国在研究儿童证人资格的同时还创新性地将儿童心理学的理论成果运用到儿童作证制度的构建上。

心理学认为，儿童对于外部世界往往处于模糊、幻想的认知状态；对于外界环境的刺激显得更加敏感和脆弱；对于表达方式及内容喜欢加入夸张和想象的成分。

针对这些问题，首先，美国建立了专门针对儿童证人的服务机构，他们聘请与此案无涉的专业儿童心理咨询师在与儿童建立了情感心理上的信任后，免费为儿童提供从开庭前一直到审理后的心理疏导，并带领儿童提前参观法庭，通俗地为其讲解参与庭审环节的程序，逐步消除儿童作证的心理障碍。

其次，在美国，一向庄重威严的法庭也可以为了抚慰儿童心理，舒缓庭审氛围而使法官退去法袍，允许摆放儿童喜爱的玩偶等。

最后，美国为了确保证人证言的证明效力，分别赋予了证人和被告人可以要求对方在作证时正视自己的权利，又称为互面对质权。

但是，基于法理上更高利益保护原则，为了避免直面作证给儿童造成的二次伤害，在必要的情形下，美国许可儿童通过隐蔽作证的方式提供证言，例如借助闭路电视仅单向地让被告观察证人作证的情形，再由律师进行询问。

上述规制足可见美国对儿童证人细致入微的关怀，这极大地削弱了因年龄因素限制给作证带来的弊端，有利于儿童证人在轻松的状态下稳定作证。

（二）精神状态精神是人体系统中的不稳定因子，精神状况易受到内在主观因素（医学病理变化）和外在客观因素（例如酗酒、吸毒、麻醉剂、环境刺激等）的影响出现问题，诱发精神障碍。

精神障碍会造成人的意识模糊，感知力下降，理解错位等一系列身体机能的紊乱。

因此，和年龄因素相似，当精神障碍已严重影响到作证所需的基本能力时，即重度精神障碍时，我们才能否定证人资格。

至于非重度精神障碍者，由于其仍保有作证所需的精神和生理能力，能够记忆并传递感知的案情，理解提问的主旨和证言的要义，因此不能当然排除证人资格。

但是，考虑到他们相较于一般人仍存在很大不能如实作证的风险，法庭将会以严格审查或弹劾的方式保障证言可信性。

（三）道德品格在美国，反映道德品格之一的诚信是影响证人作证的关键因素，双方当事人都可对证人的诚信状况提出质疑，并可使用评价证据或名声证据加以抨击或支持。

但是，其根本的法理依据是证据与待证事项相关性的辩证探讨，美国立法认为证据相关性是指一种逻辑上的相关性，只要证据对诉讼决定有影响即视为具有相关性的证据。

因此当证据涉及证人诚信问题并且证人诚信已受到抨击或质疑时，该品格证据当然具有可采性，即品格处在争论中。

同时根据该品格证据抨击力度的大小和与待证事实的相关度，将其分为影响证言证明力的品格证据和排除证人资格的品格证据。

其中，影响证言证明力的品格证据占绝大多数。

美国法学家威格莫尔则从价值评判的高度重新认识了证据的相关性，他认为证据本身的证明价值应当是正面的，即不存在违反其他证据规则的事由，因为以牺牲另外的法律价值为代价得出的相关性证明力往往会引发不公正的偏颇效应。

这种证据相关性的价值考量称之为法律上的相关性。

由于逻辑上的相关性与法律上的相关性思维基础的不同，侧重保护价值的不同，可得出，存在逻辑相关性的证据不必然在法律上具有相关性。

笔者比较同意威格莫尔的观点，认为道德品格对证人资格限制程度的界定应建立在价值评判的高度而非单纯逻辑上的相关性影响。

（四）特殊身份1．因利害关系而具有的特殊身份一是被告人。

被告人作为一方当事人是案件的绝对亲历者，理所应当是证人的最佳人选，但由于案件的审理结果与被告人有直接利害关系，人们对被告人如实作证的期待值也大为降低，再加上不得强迫自证其罪的刑事司法原则，19世纪前的普通法一直否认被告人的作证资格。

但为了维护控辩双方地位的平等，权利的对等，美国（除乔治亚州）在被告人可以成为证人这一确定性论断上设置了三项前提：（1）必须经被告方（被告人、被告人律师）同意或申请；（2）必须是辩方的证人，不能是检控方的证人；（3）被告人需上证人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