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祝福》的空间书写与人物塑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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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祝福》的空间书写与人物塑造
□张志强
摘要：祥林嫂的一生涉及到山里、里山、鲁镇，并试图借助“城里”的思想资源解决人生困惑。

《祝福》以鲁镇为中心向外拓展，勾画出一幅广阔而立体的中国社会全景图，表现了山村的落后、野蛮、残酷，鲁镇人保守、麻木、残忍，来自城里的启蒙者的悲悯与彷徨。

祥林嫂生存空间的转换，体现了她上下求索、不断抗争的努力以及自尊、坚韧等品质，也增强了鲁迅对现实的反思深度和批判力度。

关键词：叙事空间；鲁镇；中国社会；不幸
“空间场景的意义不仅在于它作为小说情节结构要素之必不可少，而且其本身往往也具有特殊的意味……在一定意义上，这种虚拟的空间场景也是作家艺术创造力的表征”。

［1］396鲁迅的《祝福》表现了鲁镇、山里（卫家山）、里山（贺家墺）三个同中有异的生存空间，勾勒出中国农村社会的全景。

读者比较容易从时间维度梳理祥林嫂的命运，进而剖析乡村价值混乱、人性卑劣和“启蒙者”的彷徨无力。

如果结合叙事空间，从人物、环境、行为三者互动的维度解读文本，就会更深入地走进人物的内心世界，挖掘更为丰富而深刻的意蕴。

“小说家们不仅仅把空间看作故事发生的地点和叙事必不可少的场景，而是利用空间来表现时间，利用空间来安排小说的结构，甚至利用空间来推动整个叙事进程。

”［2］40祥林嫂的生活轨迹涉及山里、里山、鲁镇，也曾幻想向“城里”寻求答案，她一生都在顽强地逃离此岸空间，探索能使自己活得更有尊严的“彼岸”，最终悲惨死去。

通过解读《祝福》的空间书写，我们发现，祥林嫂不只是一个不幸者，更是一个求索者、反抗者和渴望觉醒者。

她的悲剧不是个人悲剧，而是社会悲剧、文化悲剧，是因她所能接触到的空间不能提供有效的思想资源而造成的悲剧。

一、山里到里山：拒绝被安排，奋力挣扎而未果
“山里（卫家山）”和“里山（贺家墺）”都是祥林嫂被命运抛入的空间。

“卫家山”充斥着贫穷、冷酷、野蛮、残忍。

祥林嫂被迫嫁给比自己小十岁的祥林。

祥林死后，她又被婆婆卖到“里山”，以换取小叔子娶亲的彩礼。

这一行为明显违背礼教，不合人伦，然而荒诞的是，婆婆不但不受指责，反而被认为“精明强干，很有打算”。

在穷乡僻壤中，传宗接代的需要凌驾一切，道德
准则让位于丛林法则，甚至不需要一块遮羞布。

如果祥林嫂认同这些法则，她要么殉节，要么妥协。

她没殉节，说明她并不迂腐，且对生活有留恋与期待；她没妥协，说明她有自我意识，不愿沦为任人买卖的物品。

她选择了反抗——通过卫婆子逃离原生空间，到鲁镇做工。

显然，她比处于同一时空中的多数女性更理性、更自尊、更勇敢。

在“山里”那样资源匮乏的空间中，要想生活得游刃有余，就必须像她婆婆那样不择手段，寡廉鲜耻，甚至以泯灭人性为代价。

婆婆在探听到祥林嫂下落后，为确保人财两收，精心谋划，排兵布阵：先由卫婆子带着来见四婶，以证明身份，“寒暄之后，就赔罪”，深谙交际之道；隐藏真实的来意，以“开春事务忙，人手不够”为由领回儿媳，结算工钱，冠冕堂皇；同时安排人以迅速而隐蔽的形式劫持祥林嫂。

这种自私、狡黠、冷酷甚至凶残的行为，竟被卫婆子津津乐道，足见祥林嫂原生空间之恶劣。

婆婆的行为既不尊重人权，又违反公序良俗。

四婶惊奇地评论：“啊呀，这样的婆婆！”而卫婆子回应：“我们山里人，小户人家。

不嫁了她，那有这一注钱来做聘礼？”“山里人”自有一套规矩，“小户人家”便可无视人伦，“她”就应该成为换取聘礼的商品。

从卫婆子的反问句中可以看出，此类行为在“山里”早已司空见惯。

在同一时期，因为经济条件、文化程度等差异，城镇和乡村的社会风气也存在差异。

祥林嫂所在的“山里”，女人嫁到夫家，就可以被任意买卖，而不受舆论谴责，即使见多识广的卫婆子也没有质疑过其合理性。

因此，祥林嫂从“山里”逃到鲁镇，足以表明她远比同一环境中的女人有更强的觉醒意识和自主精神，甚至能够为追求自尊和自我实现而机智地反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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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从里山到鲁镇：绝不苟活，追求尊严而遇挫
地处“里山”的贺家墺更为偏僻落后。

因为“肯嫁进深山野墺的女人少”，所以身强力壮且有房产的贺老六才肯用高出正常聘礼三十千的价钱买一个寡妇，并格外珍惜。

对于这种“行情”，婆婆和祥林嫂都具备预判能力。

然而婆婆借此牟利，祥林嫂却对改嫁的利好进行选择性屏蔽，先逃离后抗争，足见她是一个有所坚守、不肯任人摆布、自尊心和自主意识强的人。

这种属于“人”的品质，使她在“非人”世界中显得格外另类，用卫婆子的话就是，“真出格”“实在闹得利害”“异乎寻常”。

她不但“一路只是嚎，骂”，还闹得“拜不成天地”，趁人不小心，就往香炉上撞，“头上碰了一个大窟窿，鲜血直流，用了两把香灰，包上两块红布还止不住血呢。

”在多数丧偶女人眼中，改嫁是明智之举，哭闹只是赢得认可的表演和获得尊重的筹码。

祥林嫂拼死抗争，或是忠于礼教，或是出于自尊，从她后来省吃俭用，捐门槛以获取平等做工的权利的行为来看，后者是更大因素。

祥林嫂在改嫁贺老六之后，很快就生了儿子。

从“母亲也胖，儿子也胖”，可知再婚后祥林嫂的生活比较和谐温馨。

但社会上整体生存空间的恶劣使个人空间不堪一击。

一是医疗资源匮乏：年轻力壮的贺老六，因为一碗冷饭，伤寒复发，不治而亡。

二是生存条件危险：野兽时有出没，阿毛不幸罹难。

三是弱肉强食更为肆无忌惮：贺老六“房子是自家的”，而贺老六和阿毛死后，“大伯来收屋，又赶她。

”为什么大伯这样巧取豪夺，一是因为族权，没有了贺家骨肉，祥林嫂就成了外人；二是因为资源匮乏，丛林法则大行其道。

卫婆子说她来鲁镇是“走投无路了，只好来求老主人”，这是讨好的话，不能当真。

在女性资源匮乏的“里山”，祥林嫂完全可以选择再次改嫁，然后像婆婆一样养育一双儿女，精明地生存。

祥林嫂不可能这样做，她再次选择到鲁镇做工，说明虽然屡遭打击，她未放弃对自由、尊严的追求，绝不愿听天由命，她渴望更文明的环境和更体面的生活。

鲁四老爷虽然腐朽、虚伪，但在她眼中毕竟是读书人，不明目张胆地欺压良善，不克扣工钱。

在鲁镇，她凭着吃苦耐劳就可以衣食无忧。

在她身上，维护礼教和捍卫尊严之间或许难以区分，但她不肯受制于原生空间，不愿任人摆布，渴望有尊严的生活，都体现着人性的美好。

然而，再次回到鲁镇，却受到冷遇。

不仅仅是因为她手脚和记性不如从前，更是因为再嫁“败坏风俗”。

三、从鲁镇到“城里”：寻求理解，上下求索而不得
第二次到鲁镇后，祥林嫂境遇与第一次明显不同，不但在鲁四老爷家被剥夺了准备祭祀的机会，在街上常常遭受奚落和嘲讽。

在鲁镇，“理”和“礼”维持着社会的有序运转，虽然这里没有赤裸裸的巧取豪夺，却对不幸者缺少同情和包容。

如果她像阿Q那样麻木健忘、自轻自贱也可以苟且偷生，但她有精神需求，渴望被理解和认可，于是主动向别人倾诉悲苦，想方设法改善声誉，上下求索而不得，最终悲惨离世。

如下几个具有象征意义的典型空间，暗示着祥林嫂悲剧的深层原因。

（一）书房：鲁镇的文化堡垒
龙迪勇将叙事作品中用一个特定的空间并使之成为人物性格的形象的、具体的表征的塑造人物方法称为“空间表征法”。

［2］51书房既是鲁四老爷性格的空间表征，又是鲁镇文化空间的缩影。

陈抟老祖的“寿”字、取自《论语集注》的对联、《近思录》《四书衬》《康熙字典》凸显其封建文化“卫道者”的身份。

然而，他绝非一个刻苦自励的真正儒者。

上联“脱落”，“松松地卷了放在长桌上”，《康熙字典》只是“一堆”且“未必完全”，这些描写暗示了书房仅是附庸风雅、显示身份的道具。

这一空间侧面表现鲁四爷的虚伪、迂腐和保守，也象征着鲁镇文化的陈腐和虚伪。

在这里，鲁四老爷“寒暄”之后，说我“胖了”，之后即大骂新党，两个“之后”写出指点江山、自以为是的感觉和我“话不投机半句多”的无聊。

四叔不知道辛亥革命与百日维新的差别，一律骂为“新党”，可见他的保守、无知和鲁镇的闭塞、落后。

这与鲁镇的人“没有变化”“但是老了些”“年年如此，家家如此”是互为因果的。

四叔是一个“讲理学的老监生”，信奉“存天理，灭人欲”“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等腐朽教条，坚决反对妇女再嫁。

作者详写书房，意在暗示封建礼教仍然牢牢禁锢着鲁镇居民的思维，始于戊戌变法到辛亥革命发展到高潮的妇女解放运动没有在此产生任何影响，更没有撼动“书房”这一封建礼教的堡垒。

（二）街头：鲁镇的公共空间
鲁迅对街头风景没有一句描写。

在这一公共空间中，没有对公共事务的讨论，只有对不幸者的围观。

祥林嫂在街头倾诉自己的不幸，“有些老女人没有在街头听到她的话，便特意寻来，要听她这一段悲惨的故事”。

民众对祥林嫂的围观，与《示众》中的“看——被看”并无二致。

祥林嫂内心悲苦难抑，需要别人倾听、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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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慰。

然而，人们只是出于猎奇，从咀嚼她的不幸中获取安慰和满足，甚至残忍地揭她的伤疤以获取笑料。

祥林嫂意识到在这里难以得到理解和同情之后，不再跟人交流，人们却不断寻找新兴趣，“逗她说话”，她只好“连头也不回”“默默的跑街”。

街头这一公共空间，展示着民众的空虚、麻木、无聊、残忍，也展示着“被看者”祥林嫂的无助、隐忍、坚强、自尊。

“良心的呼唤是以人的普遍性罪责、缺欠性为基础的，不然良心审判就失去了对象。

”［3］151-152鲁迅先生冷峻地逼视着这一空间，拷问这群精神荒芜的人，试图唤醒他们的良知。

（三）厨房：通往街头的半私密空间
描写公共空间意在塑造群像，而描写厨房这一半私密空间则意在突出典型。

祥林嫂在公众空间中屡遭嫌弃和嘲弄，只好缩回厨房这一半私密空间。

她和柳妈是同事，并无其他人在场，厨房与外部空间隔绝，相对安全。

祥林嫂对着门，可以看到“微雪点点的下来”，也警惕他人突然闯入。

柳妈是善女人，不杀生，只洗器皿；祥林嫂不干净，只能烧火，不能接触器皿，祭祀中的主要差事与二人无关，因此，在祥林嫂看来，二人身份相当，可以互诉衷肠，于是开始说“我真傻”。

但在柳妈眼中，自己身份远高于祥林嫂，于是“不耐烦”，用尖酸刻薄的语言来揭祥林嫂的伤疤，问是不是“那时”撞的。

这句话直指祥林嫂的名节问题和不幸遭遇，使她非常难堪，但祥林嫂害怕失去倾听对象，只是支吾，不敢恼怒或还击，对方却步步紧逼，“竟肯依了”“自己愿意了”“一定是自己肯了，倒推说他力气大”，将改嫁的罪名强按在祥林嫂头上，然后不负责任地出了“捐门槛”这一不被主流社会认可的主意。

祥林嫂却将其作为救命稻草，毅然决然地去土地庙赎罪，柳妈则立刻跑到“街头”这一公共空间宣扬自己戏弄祥林嫂的战果。

半私密空间，守不住任何秘密，只有不幸者对更加不幸者的残忍伤害。

（四）城里：一个同样无法提供答案的地方
祥林嫂在鲁镇找不到解决困境的思想资源，于是当看到“识字”，“出门人”“见识得多”的“我”时，主动前来求助。

这种求助固然带有“验证”成分，但她希望对方能够带来可以安顿灵魂的答案，希望从城市文明甚至外来文明中找到破解自己生命困惑的法宝。

“我”作
为启蒙者，不像街头的人那般冷漠，但无能为力。

“城市”是经济发达、思想活跃、信息灵通的空间，面对城市文明对乡村传统社会的入侵，鲁镇的封建礼教的卫道者对“我”表现出本能的反感，祥林嫂却将“我”视为最后一根稻草。

这表现出祥林嫂渴求更有解释力的思想资源的迫切性和接受新思想的可能性。

因此，对于祥林嫂之死，“我”愧疚不安；作者对祥林嫂的态度也不是“哀其不幸，怒其不争”，而是悲悯中流露出些许敬意，因为她已经尝试过可以尝试的一切。

总之，《祝福》以“鲁镇”为圆心，延伸到山里、里山、城里，勾画出一副广阔而立体的中国社会全景图。

在鲁镇这一空间中，鲁迅沉着、冷峻地用显微镜逼视着“柳妈们”的内心世界，“真实地再现人与人之间的隔阂、人性的阴暗，批评那种对他人的痛苦冷漠处之，把他人苦难当笑料来玩味，通过嘲笑不幸者获得优越感的残忍”，［4］展示国人的精神劣根性。

他通过祥林嫂的命运折射出山村的落后、野蛮、残酷，鲁镇人的平庸之恶，以自己的处境表现了城市虽然可以给祥林嫂们幻想，却不能提供解决方案。

在这一立体空间中，祥林嫂不仅是一个不幸者，更一个自强不息、勤劳隐忍的反抗者，一个潜在的觉醒者。

她屡败屡战地追寻更自由、更自主、更自尊的生活空间和生活方式，甚至临死都在追求心灵归宿，却屡遭失败。

山里、里山、鲁镇、城里构成的纵深空间增强了小说的反思深度和批判力度。

参考文献：
［1］李芳民.故事的来源、场景与意味——唐人小说中佛寺的艺术功能与文化底蕴［A］.李芳民.唐五代佛
寺辑考·附录［C］.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
［2］龙迪勇.空间叙事学［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5.
［3］王乾坤.鲁迅的生命哲学［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
［4］张志强.经典文学作品的任务驱动型教学——以《祝福》教学为例［J］.语文学习，2021（2）.
（作者：张志强，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高级教师，扬州大学教科院在读博士）
［责编：张应中；校对：尹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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