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口流动的动因分析

内容提要中国是当今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发展中国家，市场化取向的改革开放进程必定导致大规模的中国人口流动，中国人口流动的主要动因是比较收益差别撬动、人口增长惯性促动、市场化进程推动、工业化浪潮启动、城市化进程发动、国有企业改革振动、私营经济崛起涌动、产业结构优化调动、信息交通进步带动、生活水平提高鼓动、全球开放外力拉动。

建构竞争有序和统一开放的市场体系，加快社会转型的民主化进程，促进中国人口的有序化合理流动，将会是国民资源配置优化和保障中国人口可持续发展、经济可持续增长及社会全面进步的根本创新路径，也是全面贯彻以民为本的科
学发展观的内在要求和核心诉求。

关键词比较利益差别；人口增长惯性；市场化进程；工业化浪潮；城市化进程
中国是当今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发展中国家，中国的欠发达首先是人口的欠发达，从实证分析和价值判断的视角，我们完全可以认定人口现代化在发展秩序方面具有绝对优先的价值和意义。

中国改革开放的核心内容是还权于民和还利于民，市场化取向的改革开放进程必定导致大规模的中国人口流动。

以人为本的
科学发展观的核心构件是以民为本，顺应改革开放的内在要求，给予全体国民同等的国民待遇，使全体国民具有较为充分的自由选择和自由流动权利，以自由促进中国人口流动，以流动促进中国人口发展，有利于以人力资源配置优化促进其它资源配置优化，有利于中国人口可持续发展、经济可持续增长和社会可持续全面进步。

1998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马蒂亚●森(Amartya •Sen)教授认为：“扩展自由被看成既是发展的首要目的，又是发展的主要手段。

消除使人们几乎不能有选择、而且几乎没有机会来发挥其理性主体的作用的各种类型的不自由，构成了发展。

” 科学解析中国人口流动的动力系统，搜寻人口流动的动因所在，有利于搭建中国人口、经济和社会和谐发展和协调运行的科
学发展框架。

一、比较收益差别撬动
伟大的思想家马克思曾经说过，“人们奋斗的一切，都与他们的利益有关。

” 马克思还认为即使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劳动也还仅仅是谋生的手段。

也就是说，劳动是手段，谋生是目的，人们是为了谋生而劳动，通过劳动而谋生。

理性地说，我们决不能用共产主义高级阶段的思想境界、觉悟标准和意识形态，去强制要求和硬性衡量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上劳动还仅仅是谋生手段的人们。

否则，我们就会因违背决定人们社会行动的内在利益规律而掉入一个“发展的陷阱”。

1978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赫伯特·西蒙(Herbert Simon)认为,“人类有许多自私的方面，他们力求保护自己的利益。

从另一方面看这是非常有用的，人们自我照顾，从而变得更有成效。

自我照顾的同时，亦在某种程度上照顾了其他人。

我们应当尽量利用人类的这种动机，而这种动机亦使得中国在20年前开始的私营经济
帮助复苏了
中国经济。

” 无论是从个体的角度还是从整体的角度，对人类行为进行科学考察，我们将会发现，每个人都是理性人，其行为的终极动力都是在追求幸福和快乐，绝对没有人追求难受和痛苦，完全可以这样说，“寻欢作乐”是人生的本质。

因此，人们都是在经过了理性思考之后而选择了一定的行为取向并采取特定的行为强度，其理性思考的基点就是依据相对充分信息而对某种行为所能获得的预期收益判断。

只有某种行为能够带来某种收益，才能首先保障其生存需要，如果其收益在满足了生存需
要之后还能有剩余，他或她就能获得某种程度的发展。

人们是否采取某种行为，完全取决于某种行为是否能够带来某种预期收益；人们对某种行为的劳动强度或勤奋程度也完全正相关地取决于预期收益的大小，这就是通常所说的“大利大干、小利小干、无利不干”。

这种利益的大小有无正相关地决定人们社会行动取向和行为强度的规律，就是利益规律。

由于利益是通过各种复杂程度的劳动支出而收获的，因此，利益也叫做收益，利益规律也叫做收益规律，这个规律也是人们的社会行动律。

于1970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殊荣的美国著名经济学家萨缪尔森(Paul·A·Samuelson)认为，“马克思和恩格斯对历史的经济解释是他们的能经久存在的贡献之一。

肤浅的分析往往指出意识形态左右人们行为的方式，┅┅马克思指出了处于我们价值观念背后并决定它的经济利益的作用。

”
在通常的情况下，绝大多数人总是将正相关地决定人们社会行动取向和行为强度的“利益”仅仅理解为物资利益或经济利益，对发展中国家的人们来说，尤其如此。

这种对利益的理解不能说是错误的，但可以说是不完整的，这种理解仅仅能够解释处于生存状态的人们行动的动机，而对于处于享受和发展状态的人们行动的动机仅仅提供了部分的解释，却不能提供全部的解释，这是对利益给出的极其狭窄的定义。

事实上，当人们处在较为贫困的生存和温饱状态的时候，享受和发展需要的其它利益还没有提上议事日程，这时的利益只能是指物资利益或经济利益，目前发展中国家的绝大多数的人们就处于这种状态。

而当人们的生存需要满足之后，用于享受和发展需要的其它利益就摆在了人们面前，利益的内涵就会更加丰富，利益的外延就会更加宽泛，利益的档次就会得到提升。

这一阶段的利益除了包括物资利益之外，还包括安全保障、环境质量、交通便利、文化娱乐、休闲设施、信息获取、发展前景、开放程度、心情舒畅、个人价值、社会地位、文化氛围、荣誉名声、外界认同、爱情友谊等很多内容，说到底，这些内容也是“有利”和“有益”于人们享受和发展的东西，也是能够用来满足人们生存和发展需要的利益或好处。

当我们给定一种利益的时候，人们的社会行为选择就取决于其它利益的状况，著名的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就是对这种现象的高度概括和科学解读。

我们在研究现代社会人们的社会行动动机或人口流动动因的时候，所使用的利益概念决不是仅仅指向物资利益或经济利益的狭义利益概念，而是指向包括生存需要、享受需要和发展需要等非经济利益或所有利益在内的广义利益概念，或者说是总收益。

无论流动者是否具有理论素养，在其流动之前都总是首先考虑他或她会为流动付出什么和付出多少，他或她会损失多少收益，这就是流动的成本。

流动成本包括由直接损失构成的显性成本或会计成本和由间接损失构成的隐性成本或机会成本，会计学家与经济学家的一个根本区别，就是会计学家仅计算会计成本而不考虑机会成本，经济学家则在计算会计成本的同时也考虑机会成本。

流动者支付流动成本是为了获得流动收益，只要流动收益大于流动成本，就会有流动行为发生，或者说，只要预期收益大于预期成本，存在着现实或潜在的获利机会，人口就会流动，这是
流动人口流动的铁律。

从人均的意义上讲，中国目前还是一个欠发达程度较高的发展中国家，依据中国的社会发展战略预期，也只是到2050年才能基本实现现代化，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

因此，在影响中国人口社会行动和人口流动的利益因素中，物资利益或经济利益占的比重较大。

但是，由于中国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社会经济获得了较高速度的持续增长，社会进步明显提速，已经迈进了小康社会的门槛，正处在社会转型期，享受和发展需要的利益日益凸显，已经成为影响中国人口流动的重要因素。

从广义利益观的角度审视中国当前和今后相当一段历史时期的比较利益差别，最突出地表现在工农差别和城乡差别方面。

在创新日益提速的知识经济时代本应拉大的脑体差别反而有所缩小，而原本就比较显著的工农差别和城乡差别则日益拉大。

截止到2002年末，虽然从1997年至2002年五年来中国城乡居民收入持续增长，但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由1997年的5160元增加到2002年的7703元，年均增长8.6%。

而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由1997年的2090元增加到2476元，年均仅增长3.8%。

城镇居民收入增长为农村居民的近2.3倍。

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陈锡文透露，2001年城市居民收入是农村居民收入的2.9倍，到2002年增加到3.1倍。

这还仅仅是就有形而又可便于货币化统计的收入比较而言的，而大量隐形而又不便于货币化统计的收益差别(如各种福利保障、环境质量、
交通便利、文化娱乐、休闲设施、信息获取和节假收入等)则大得多。

此外，上述数据还仅仅是城镇居民收入的平均值，而城市居民收入又远大于乡镇居民收入。

若把上述两项因素考虑进去，城市与乡村之间的收入差别则更大，远不是2.3倍。

中国小城镇的比较收益也远低于大中城市，西部地区的比较收益也远低于东部地区，内地的比较收益也远低于沿海地区。

上述比较收益差别还存在着日益拉大的趋势。

正是由于这种比较收益的存在及其日益拉大的社会撬动，才使得中国人口流动的基本流向是从农村到城市、从西部到东部、从内地到沿海，而且其流速日益提高，其流量也日益扩大。

二、人口增长惯性促动
在整个社会系统运行过程中，始终存在着人口流、物资流、货币流、信息流和能量流五种基本的社会运动流量，其中，人口流或人流是对社会系统运行质量具有主导和决定作用的社会流量。

流动人口的规模大小与一个国家的人口基数(人口存量)和增长惯性(人口增量)高度相关，在流动人口比例给定的情况下，一个国家的流动人口规模正相关地取决于一个国家的人口基数(人口存量)；在流动人口比例和国家人口基数给定的情况下，一个国家的流动人口又正相关地取决于人口增长惯性(人口增量)。

中国是当今世界上人口基数最大或人口存量最多的国家，2002年末，中国的人口基数或人口存量已
经达到128453万人，中国人口的自然增长率虽然从1990年的10.06 ‰ 下降到 2002年的6.45 ‰，但仍然比2001年净增加了826万人。

如此大的人口存量和人口增量，当今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能够与中国相比，根据联合国及中国政府的预测，到2050年时，中国的人口规模至少会达到16亿。

无论是现在还是今后50年的将来，我们都完全可以说，由于中国的人口存量和人口增量无人敢望其项背，中国真是一个大国，这是中国特色之中最大的特色。

撇开导致人口流动的其它变量不说，单就这一点，
中国就会在长期里成为世界上流动人口最多的国家。

流动人口的主体或主要构成部分是劳动力人口，非劳动力人口流动主要是由劳动力人口流动引起的衍生性流动。

根据国际上通用的一般定义，劳动力人口是指总人口中具有劳动能力的人口，主要是一定劳动年龄以上的人口，这里为16岁及以上人口。

中国自从1990年第四次人口普查以来，在总人口增长减缓的基础上，劳动力人口呈现较快增长态势。

根据中国第五次人口普查提供的资料计算，2000年中国劳动力人口达到93766万人，比1990年的79586万人增加了14180万人，增长了17.8%，年
均增长1.6%，劳动力人口增长快于总人口增长。

但由于大量的农村劳动力表现为剩余劳动力，以及“城镇化”进程提速等原因，导致城镇非农化的劳动力人口大量增加，从事农业的农村劳动力人口反而有所减少。

2000年的中国农村劳动力人口为56996万人，比1990年的农村劳动力人口57038万人减少了42万人，下降了0.07%。

2000年城镇劳动力人口为36769万人，比1990的城镇劳动力14221万人增长了63%，年均增长4.8%。

在劳动力人口增长的同时，由于经济改革深化、隐形失业人口显形化、青壮年在校学生增加、离退休人数增多和社会人口老龄化等原因，衡量一国劳动力市场活动水平的重要指标劳动力参与率即经济活动人口占总劳动力人口的比重则有所下降。

根据“五普”资料计算，2000年的经济活动人口是73124万人，比1990年的64458万人增加了8666万人，增长了13.4%，年均增长1.2%。

中国从1990年以来的劳动力参与率一直呈下降趋势，1990年为81%，1996年为78.5%，2000年为78%，即只有78%的劳动力人口参与了与生产和劳务相关的经济活动。

相对于经济活动人口而言，剩余的非经济活动人口主要为在校学生、失业人口、家务劳动者、离退休人员和丧失劳动能力人员，这是制度变迁提速、经济增长方式转换和社会发展转型的必然结果，但同时也显露出还没有完全走上人力资源优势(2442.531,-13.47,-0.55%)得到充分发挥的新型工业化道路。

根据“五普”资料测算，中国的劳动力人口在2000----2010年间.将会进一步增长，2010年的中国劳动力人口将达到10.6亿人，比2000年增加1.2亿人，增长13%，年均增长1.2%，就业压力将进一步增大。

只有从2035年开始，中国劳动力人口才有可能开始呈缓慢减少趋势。

由于劳动力人口在今后相当一段时期里继续增长，流动人口将会继续增加，人口流动将会逐步强化，在今后30余年的时间里就业压力将不会得到缓解，这是制定中国社会发展战略时必须考虑的重要因素。

三、市场化进程推动
市场与市场经济是不同层次的经济范畴，虽然有市场经济必定有市场，但有市场却并不一定有市场经济。

在原始社会末期的两次社会大分工之后，就有了简单商品经济的交易关系和市场存在，但由于自给自足性的自然经济占居社会经济生活的主导地位，简单商品经济的市场关系仅处于社会经济活动的从属地位，也就从根本和整体上不存在市场化问题。

与之相适应，社会人口以农村人口的形态存在，劳动力也没有成为商品，不存在市场化的劳动力流动。

如果说有什么人口流动的话，那也是由于战争动乱和自然灾害引起的逃难性迁移行为，而不是经济学上所讲的寻求收益最大化性质的正常意义上的社会流动。

计划经济就其本性而言，它否定劳动者的劳动力产权主体地位，在计划经济框架下包括劳动力在内的一切产品和一切生产要素都不是商品，一切社会经济活动都必须服从中央政府自上而下的指令性计划安排，国民资源配置必须按照依据国家计划进行，劳动力的生产和再生产以及劳动者就业和再就业与市场体系无关，不存在市场机制引导的劳动力流动。

计划经济赖以存在的产权制度是公有制，公有制经济本质上是绝对充分就业经济。

公有制经济的充分就业与市场经济的充分就业不同，市场经济的充分就业是存在自然失业率的充分就业，是一种效率性的就业制度，而计划经济的充分就业却是每个有劳动能力的人都由国家政府分配一份工作，事实上是一种非效率就业。

一个人从进入劳动年龄直到退休，都由政府安排超稳定性的就业岗位，除非国家计划发生重大变化或劳动者违纪犯法，
否则，其工作岗位一生都不会发生变化。

197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弗里德曼认为：“有这样的倾向，人们想当然地认为记录的高失业水平是资源使用无效率的证明，反之也然。

这一观点严重错误。

低失业水平可能是一种强制征员经济的信号，这种经济无效率地使用其资源，引诱工人为其价值不如闲暇的商品牺牲闲暇，他们错误地相信其实际工资将高于证实的工资。

或者低自然失业率可能反映了阻碍变化的制度安排。

高度静态的刚性经济可能给每个人一个固定的位置，而一个有活力的高度进步的经济提供了不断变化的机会并培育了灵活性，它可能会有高的自然失业率。

” 2001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斯蒂格利茨(Joseph .E.Stiglitz)认为：“在苏联式的社会主义经济中，几乎没有工作流动性。

一个人在年轻时被分配到一家企业，常常一直工作到退休。

如果赶上运气不好你被分配去从事一项你不喜欢的工作，那么这种烦恼会困扰你的一生。

在斯大林时期，苏联政府命令数千人到苏联的边远地区工作。

一些从莫斯科来的工人被分配到波罗的海共和国，另外一些人被分配到苏联的远东地区。

在政府控制着劳动市场的情况下，个人几乎没有选择的余地：你不能拒绝接受命令。

对劳动市场的控制为政府进行大量的政治控制提供了条件。

┅┅然而，作为补偿这种制度也有某些优点。

尽管可能存在着很高的‘隐蔽性’失业，但几乎没有存在失业的证据。

在资本主义经济中，如果一个厂商发现它不再需要某一工人时，它就会辞退他。

竞争迫使厂商这样做。

当市场运转良好时，被一家企业解雇的工人会在另一个需要他的地方找到工作。

这种对劳动连续不断的再配置是经济效率的本质所在。

然而，在苏联式的社会主义经济中，由于企业不会因经营亏损而受到处罚，企业没有解雇工人的激励。

企业没有将利润最大化的激励，但有很强烈的避免‘引起麻烦’的动力。

解雇工人被认为会引起麻烦。

对于这种制度而言，在工作保障方面的收益是以经济效率的损失为代价的。

┅┅社会主义具有更稳定的工作保障，但具有更低的效率。

” 事实上，计划经济从根本上排斥市场经济，社会人口几乎没有任何可能在市场机制的引导下按照自己的意愿偏好进行正常的社会流动。

与自然经济和计划经济不同，市场经济在本质上是交易性的流动经济，包括劳动力在内的一切生产要素都因市场交易而处在流动之中，人口流动是提高和优化资源配置效率的根本途径，因失业而引起的劳动力流动也是市场经济的基本常态。

美国著名经济学家曼昆(N.Gregory Mankiw)认为：“甚至在整个经济运行良好时，也总有一些没有工作的工人。

换句话说，失业率总不会降为零；相反，失业率围绕自然失业率波动。

” 中国政府已经抛弃了计划经济的发展模式，正在奉行市场经济的发展取向，坚定不移地沿着市场经济发展道路前进，并已经初步建立起了市场经济体制，正在致力于深化改
革和完善市场经济体制。

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过程中这种市场化的伟大制度变迁，必定导致较大频率的社会人口流动和较大规模的社会流动人口。

原来在计划经济制度下因非效率性的过度就业而累积的大量潜在失业人口，在市场经济框架下必定会表现为相应规模的显性失业人口。

这部分失业人口会在市场机制的调节下进行社会流动，从而会形成大量的社会流动人口。

由于中国只是初步建构起了市场经济的发展框架，潜在失业人口表现为相应规模的显性失业人口的过程也处在初期阶段，事实上还没有完全显示出来。

随着市场化改革的深化，显性失业人口将会逐步增加，流动人口的规模也会逐步放大，社会人口的流动性也会趋于强化，并会使整个社会的资源配置效率得到帕累托改进。

四、工业化浪潮启动
在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过程中，每一次重大的历史变迁前夕，都必定有为时代所需要的影响历史进程的重大思想解放运动，就象暴雨到来之前的狂飙、闪电和雷鸣一样。

思想解放是理论创新的舆论先导，理论创新则是思想解放的系统总结，在理论创新的强力引领和科学设计下，进行制度创新和制度变迁，从而使资源配置效率在新的制度框架下得以优化，科学发现、技术发明、生产力发展、经济增长和社会进步等一系列的社会发展变量才得以孕育出来。

在欧洲的工业革命之前，首先是发生了意大利的文艺复兴运动和法国的启蒙运动，并孕育了德国的古典哲学、英国的古典经济学和法国的社会主义理论，与之相适应，经济上的市场经济制度和政治上的民主制度也建立了起来，从上层建筑到经济基础再到物资技术基础的整个社会系统都发生了巨大变化。

其中一个最为显著的变化就是由理论创新和制度创新所引起的科技创新，这就是工业革命(产业革命或科技革命)。

工业革命要求资源配置发生变革，要求国民资源由以狭小规模的农民家庭为基本载体的农业性分散配置，转变为以大规模的厂商为基本载体的城市化集中配置；要求以农业为主的资源利用方式转化为以工业为主的资源利用方式；要求农业人口或农村人口占绝大多数的社会人口结构，转变为工业人口或城市人口占绝大多数的社会人口结构；要求大规模的农业劳动力经过培训后往城市的厂商集中，以满足工业扩张对大量劳动力的需求；要求通过市场竞争的优胜劣汰机制使人力资源不断得到优化性的配置和再配置；要求城市和乡村之间、城市和城市之间、各种产业之间相互开放；要求搭建以劳动力市场为主体的竞争有序和统一开放的市场体系；要求全社会范围内公正平等和富有效率的人口流动等。

总之，工业革命导致了以工业为主导的社会发展趋向，这就是从17世纪末开始的工业化进程，同时也使工业化进程成为现代化进程的一个重要支撑系统和标志性内容。

目前，一个国家是否实现工业化，国际上通行的标准是农业产值占GDP的15%以下，农业就业人口占全部就业人口的20%以下，城镇人口占全部人口的60%以上。

中国作为一个欠发达程度较高的发展中国家，目前还没有实现工业化，还仅仅处在工业化进程的中间阶段，从静态上分析，还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农业国，从动态上分析，还是一个正在由农业国向工业国过度的国家。

虽然2002年末农业增加值占GDP的14.5%，工业增加值占GDP的45%，但城镇人口仅占全国总人口的39.1%，农业从业人员占全国从业人员的比重高达50%，在农业中就业的人口比重居高不下。

中国要在没有基本实现工业化的国情基础上，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在2050年基本实现现代化，就必须通过新型工业化道路而加快工业化进程，将大量的人均产出低农业人口转移到人均产出高的工业领域，使农业从业人员的比重大幅降低，工业和服务业从业人员的比重大幅提高。

只有如此，中国的城市化进程才能得到加速推进，中国所特有的人力资源优势才能得到充分发挥。

这种工业化进程不仅意味着GDP的工业化，同时也意味着人口就业的工业化，意味着人口产业分布的结构性变迁，意味着从农业到工业的大规模的社会人口流动，工业化提速就意味着人口流量的增加和人口流速的提高。

中央政府和各级地方政府有责任有义务为这种人口变迁提供制度安排，为人力资源优势得到充分发挥的新型工业化道路提供创新保障，使中国绝大多数人口都能享受现代新型工业文明，这是中国绝大多数人口的根本利益所在，更是国家政府执政为民的根本体现。

五、城市化进程发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