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失灵视域下的政府功能

市场失灵视域下的政府功能
◎朱富强
内容提要　新古典经济学主要关注因市场客体缺陷而产生的市场失灵，相应地，包括奥地利学派在内的更为广义的新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认为，随着市场机制的发育和市
场的深化，市场失灵可以得到完全的克服，由此也就形成了对政府功能的否定。

但实际
上，市场失灵至少表现在这样四个层次上：一是源于市场机制不完善的配置效率不足；二
是源于人性缺陷的非配置低效率；三是源于社会不平等的分配不公；四是源于市场堕落
效应的社会价值腐化。

而且，正是后面三者使得市场失灵具有内在的持久性、能力不及
的无效性以及持续扩大的广泛性，由此就为政府功能的持续存在和不断壮大夯实了基
础。

尤其是，基于缓解和克服市场失灵的维度，还为政府所承担的基本职能确立了方向，这集中体现在四大方面：一是建设和完善市场机制；二是提升人的亲社会性；三是缩小人
际的不平等；四是避免商品化的过度。

关键词　市场失灵　政府功能　市场主体　收入分配　市场堕落效应
〔中图分类号〕Ｆ０１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０４４７－６６２Ｘ（２０２１）０５－００５０－１１
一、引言
一般地，政府在人类社会尤其是现代市场经济中承担着积极的经济功能，但是，这种政府功能不是基于先验的理性设计，更不是无的放矢；相反，它根基于我们的日常生活和社会实践之中，关键在于弥补市场不足和纠正市场失灵。

究其原因至少有二：（１）人类社会是持续演化的，持续演化造成了社会不断提升的复杂性，而复杂性则使得我们难以凭借有限理性构建出完美秩序；（２）在迄今为止的市场经济中，行为主体根本上都是能够自主选择并从中享受利益和为之承担责任的个体（或法人），而市场信号则是引导行为选择的基本机制。

正因为纯粹市场（必然）存在失灵，我们才要引入政府的积极功能。

当然，这也并不是否定政府失灵的存在，甚至在现实世界中往往还会出现比市场失灵更为严重的政府失灵。

问题在于，由于政府是人类缓和乃至克服市场失灵的有意“创设”，那么，人类也可以对政府进行不断优化以降低政府失灵的程度，最终形成有为政府和有效市场的有机契合。

为此，我们需要有效确定政府和市场的作用边界，其关键则在于辨析市场失灵的内容和范围。

当然，一些经济学人反对从市场失灵角度来探寻和界定政府职能，认为这会落入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的狭隘视野，进而会严重限制政府的积极功能，也就无法解释政府发挥“远见卓识”的战略作用。

例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中的国家理论”（１９ＺＤＡ０５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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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马祖卡托就指出，“创新型政府”需要承担风险
和创造性愿景，而不仅仅只是解决市场失灵。

①实际上，这就涉及两个问题：（１）政府功能的层次；（２）市场失灵的内涵。

一方面，政府功能本身是多层次的，而政府在特定时空下所承担的具体职能往往须因时、因地以及因势而动；正因如此，理论研究者无法对政府功能做精确的事前规划，主要是对政府的基本功能进行探究，而基于市场失灵视域则可以更好地指向这一方向性。

另一方面，“基于市场失灵视域会严重限制政府功能”的论断根源于对市场失灵的狭隘化认知，它将市场失灵的内容和范围局限在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的理论体系下。

实际上，由市场发展的自我路径依赖所带来的环境破坏、气候恶化、收入分化、恶性竞争以及“创造性毁灭”等都属于市场失灵范畴。

因此，只要摆脱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的思维桎梏，我们就可以发现市场失灵的广泛性和持久性，进而也就可以认识到政府功能
的广泛性和多层性。

要真正认识和理解政府的经济作用及其在不同时空尤其是现代市场经济中的具体呈现，关键就在于深刻洞悉现实世界的问题尤其是市场失灵的现状及其根源。

有鉴于此，本文的研究重心就放在对市场失灵的辨识和挖掘上，基于市场失灵的视域自然就可以引出对政府基本功能的认知。

二、新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的市场逻辑鉴于现实市场经济中存在大量混杂而无效的现象，现代主流的新古典经济学也承认市场失灵的存在；但是，它仅仅或主要从市场客体角度探究市场失灵的成因，这包括信息不完全、规模经济、垄断、公共品、外部性以及技术低下等，进而将解决市场失灵的主要措施囿于市场深化这单维层次。

因为福利经济学第一定理表明，在完全竞争条件下，市场均衡会呈现帕累托最优而没有市场失灵。

进一步地，２０世纪７０年代勃兴并占主导地位的新古典自由主义思潮就否定市场失灵的存在，主要理由包括清楚的产权界定可以将外部性内部化，市场竞争则是信息传播最有效的机制，等等。

例如，科斯中性定理就表明，
只要产权界定清楚，在零交易成本下，所有的外部性都可以通过谈判而内部化；相应地，新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家认为，随着市场的深化，根本就不再存在所谓的外部性。

再如，奥地利学派宣称，根本就没有生产性垄断而只有行政性垄断，而所有生产性垄断都源于更高的效率或更高的质量。

吉尔德曾写道：“除非政府愿意通过行政权力干预市场、确保一个企业长期占据垄断地位，否则任何企业的垄断地位都不是毫无限制的，因为垄断者时时刻刻都会面临国内外竞争者和潜在竞争者造成的威胁”；而且，“在任何一个经济体内部，动力和创造力越强，就越能够形成垄断，一个迅速发展的经济体系离不开垄断，因为新行业不断兴起，而在刚刚兴起的时候，由于缺乏竞争者，走在最前面的企业就可以获得十分丰厚的利润，而后来者会纷纷效仿，从而促进整个行
业的繁荣”。

②更进一步地，新古典自由主义经济
学认为，也根本就没有什么纯粹的公共品，因为任何商品都具有某种程度的争夺性和排他性。

譬如，科斯用灯塔的例子来证明，诸如灯塔之类的公共品完全可以通过向船只收费的方式由私人投资建造；其依据是，英国在１６１０年至１６７５年间建造的１０个灯塔完全是由私人而非隶属政府的领港公会所投资。

针对公共品的市场生产逻辑，我们可以看一下奥地利学派的汉斯－赫尔曼·霍普的分析。

霍普指出，公共品和私人品之间并不存在截然的区分，因为“政府提供的不少财货属于私人财货，而许多私人生产的财货则看似属于公共财货。

我精心打理的玫瑰花圃，显然会让邻居获益———他们流连美景却不曾援手。

同样，我对自己房产的种种改良也会增进邻居房产的价值”；这表明，“公共财货可以由市场提供。

此外，历史证据表明，目前由政府提供的所有公共财货，实际上一度由私人企业家提供，甚至时至
①②［
英］玛丽安娜·马祖卡托：《创新型政府：构建公共与私人部门共生共赢关系》，李磊、束东新、程单剑译，中信出版集团，２０１９年，第３２页。

［
美］乔治·吉尔德：《财富与贫困：国民财富的创造和企业家精神》，蒋宗强译，中信出版集团，２０１９年，第７６～７７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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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在一些国家情况还是如此。

例如，曾几何时各处几乎都有由私人提供的邮政服务；街道以往由私人资助，而现在有时还是如此；甚至受经济学家钟爱的灯塔，其实也是私人事业的成果；私家警力、侦探以及仲裁人不曾绝迹；援助老弱、病困者和孤寡者是私人慈善组织的传统责任”。

为此，汉斯－赫尔曼·霍普强调，截然划分私人财货与公共财货的传统做法是错误的，相反，“所有财货或多或少是私人性质的或公共性质的，而其公共（私人）程度常随人们的评价以及人口组成的变化而改变”；相应地，要界定一件物品是私人财货还是公共财货，“就必须直接向每个人来了解他恰好是在乎还是不在乎，以及该财货对他有多大程度的正效应或者负效应，从而推断谁从中受益，谁应该付费”。

显然，人类社会还没有任何机构和设备能够一直监控这些评价及其变化，从而也就无法由政府来生产公共财货；相应地，“要知道对公共财货的需要是否更为迫切，以及迫切到何种程度，或更为准确地说，公共财货的生产在何种程度上以更迫切需要的私人财货的停产、减产为代价，以及付出多大代价，唯一的办法就是一切都交由
自由竞争的私人企业来提供。

”
①正是基于新古典自由主义的经济学逻辑，张维迎等人就宣称，只有市场理论的失灵而没有市场的
失灵。

②或者，在新古典自由主义思潮的影响下，现
代主流经济学人至少会否定市场失灵的广泛性和持久性，进而诉诸自发市场的深化来缓和并最终解决市场失灵问题，而其中的根本途径就是推进市场信息机制的发展和完善；究其原因，在新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看来，市场本身就是最为高效的信息收集和传播机制，能够有效地将分散的市场信息浓缩在价格信号中并以此来引导和协调个体行为，而市场信息机制的建设则有助于信息的传播和完全，进而促进社会分工、合作和交易的进行。

因此，新古典自由主义先验地将市场机制的资源配置视为最优，将自发市场秩序等同扩展秩序，进而渲染和推行市场原教旨主义。

相应地，嵌入新古典自由主义的正统经济学也就积极鼓吹市场机制和自发市场秩序，炮制和推广华盛顿共识，进而极力否定和排斥政府在现
代经济活动中的应有作用。

相应地，在新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的指导下，一些国家尤其是美国将诸如联邦监狱管理、军事基地运作甚至维护治安的警察系统等都外包给私人公司，将医疗、教育和社会保障以及其他众多公共品也交由市场来提供。

三、市场失灵的内在根源及其持久性针对新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的市场逻辑，我们可以从以下几方面逐一进行拷问。

首先，稀缺性固然是经济财货的一个基本特性，但问题在于能否以商品的价格反映它的稀缺性。

要知道，影响现实市场中的商品价格不仅有效用大小（即稀缺性程度），而且包括购买力以及信息不对称等因素。

既然如此，纯粹由市场来供应商品又如何能够保证会实现最大化的社会效用呢？尤其是，市场价格通常会受到各种力量的操纵，从而根本不可能出现在“自由”竞争下获得“最
大限度的下降”；
③进而，厂商基于收益原则通常会选择性生产那些具有更高收益而不是更高效用的商
品，从而根本就不可能实现消费者效用的最大化。

④同时，由于市场主体本身就是异质的，生产厂商更是如此，因此，现实世界的竞争往往并不仅仅是质量和成本的竞争，而更体现为资源和资本的竞争。

相应地，那些在竞争中生存下来并取得垄断地位的企业，就并不一定具有更高技术和效率并能够提供更优质的产品；而且，这些企业在获得了垄断地位之后，通常还会大幅度提高产品价格以弥补之前在竞争中的
投入损失。

⑤显然，这在当前互联网时代表现得非
①②③④⑤［
德］汉斯－赫尔曼·霍普：《私有财产的经济学一伦理学：政治经济学与哲学研究》，吴烽炜译，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９年，第５～６、７、１１页。

张维迎：
《我为什么反对产业政策》，ｈｔｔｐ：／／ｆｉｎａｎｃｅ．ｓｉｎａ．ｃｏｍ．ｃｎ／ｍｅｅｔｉｎｇ／２０１６－１１－０９／ｄｏｃ－ｉｆｘｘｎｆｆｒ７２２７７２５．ｓｈｔｍｌ。

朱富强：
《不确定情形下的市场定价机制：基于心理—权力框架对新古典价格理论的审视》，《财经研究》２０１８年第５期。

朱富强：
《纯粹市场经济体系能否满足社会大众的需求：反思现代主流经济学的两大市场信念》，《财经研究》２０１３年第５期。

朱富强：
《企业家精神能否带来有效市场：基于奥地利学派企业家才能观的考察》，《社会科学研究》２０１７年第２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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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常明显：如滴滴打车等就是通过高额的补贴压垮传统出租车业的，而取得垄断之后所收取的价格要明显高于传统出租车；同理，目前的多多买菜、兴盛优选、美团优选等都是凭借庞大的资本力量在以价格战打垮传统摊贩，但它们在获得垄断地位之后同样要弥补之前的亏损。

其次，性质不同的产品供应能否囿于同一种方式？事实上，任何财货都同时兼有公共性质和私人性质，任何财货都会同时带来某种正的或负的效应；相应地，根据这些产品的性质差异以及外部性大小，
社会就应该采用不同的管制和供给方式。

①譬如，吸毒具有强烈的负外部性，就应该采取强制措施（通过立法）来禁止它；抽烟所产生的社会成本要轻一些，就需要借助广告管理和征税来引导人们的消费选择；相应地，科技创新带来积极的正外部性，就可以采取减税或补贴等方式鼓励。

在很大程度上，这正体现出现代社会治理日趋复杂化的基本趋势，也应该是理论研究由浅入深的基本路径。

既然如此，我们又如何能够基于一刀切的做法来实现消费
者利益和社会福利的最大化呢？进而，我们又如何能够将之简单地推给自由放任的市场呢？斯蒂格利茨就曾指出，“在社会和私人利益之间存在系统性错配。

除非二者能够保持高度一致，否则市场体制不可能很好地运转，这就是为什么金融系统引以为
傲的‘创新产品’常常走入歧途的原因。

”②其实，新
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人偏好使用科斯灯塔寓言来论证市场的有效性，但当面对阻碍城市规划、道路建设的钉子户时，他们又不再使用效率标准，转而强调人的自主性以及私有财产不受侵犯来加以辩护。

流行的谚语说：当事实对你有利时，就多强调事实；当法律对你有利时，就多强调法律；当事实和法律都对你不利时，就敲桌子把事情搅浑。

显然，现代经济学中充斥着这样的行为和辩词。

再次，市场的深化果真能够从根本上解决日益严重的市场失灵吗？明显的事实是，在互联网技术迅猛发展的今天，信息获取、收集和传播的效率都大大提高了，但问题是：我们从市场中获得的信息更真实了吗？我们的决策更为准确了吗？答案显然是否
定的。

姑且不说社会经济变得日益复杂且不确定，即使对日常生活而言，我们面对琳琅满目的商品时也越来越不知如何选择，面对报刊媒介上的信息时越来越不知道谁真谁假，面对各种推陈出新的文章和学说时越来越不知道谁优谁劣。

弗里德曼等人认为，企业的最佳利益就是不向消费者销售有害或劣质产品，否则消费者就会寻找替代品而最终损害企业自身。

但试问：有多少消费者能够真正辨识产品的缺陷？有多少消费者能够辨识并寻找到更好的产品？又有多少企业致力于长期的发展规划而不会产生机会主义行为？进入２１世纪后日益盛行的“逆进步技术创新”以及层出不穷的“有毒资产”不正说明这一点吗？同时，股市通常被认为是最接近完全竞争的市场，因为不仅存在大量的没有私人关系的供给者和需求者，而且作为交易对象的有价证券也是同质的；但实际上，股市却是市场失灵的重要场所，因为参与者所拥有的信息是不对称的，所拥有的权力是不平等的。

否则，完全信息下如何会有如此巨大且波动的股票交易量？平等权利下又如何会出现财富快速向少数人集中的现象？在很大程度上，无论是科斯中性定理还是哈耶克的自发市场秩序原理，它们只不过都是为了给新古典自由主义所持有的政治信念提供某种“我向思考”的逻辑证明，却根本经不起思辨逻辑和经验事实的检验。

例如，科斯中性定理就主要满足于两个当事者的逻辑分析并且
还舍象掉了各种社会性因素，
③自发市场秩序原理则嵌入了明显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和制度达尔文主义
的因子。

④最后，同样是着眼于信息不完全之类的市场客体，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者为主的经济学人还
①②③④朱富强：
《逐利行为、市场外部性与社会困局：市场主体的有限理性及其问题》，《当代经济管理》２０１９年第１期。

［
美］约瑟夫·斯蒂格利茨：《自由市场的坠落》，李俊青、杨玲玲译，机械工业出版社，２０１７年，第１１４～１１５页。

朱富强：
《自由交易能否实现资源最优配置：科斯中性定理的逻辑缺陷审视》，《西部论坛》２０１９年第２期。

朱富强：
《为何存在如此多不理想的社会制度：内卷化与自发秩序原理的反思》，《演化与创新经济学评论》２０２０年第２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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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并论证了截然不同于新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的社会观念和政策主张：随着互联网的发展和大数据时代的来临，信息的发达恰恰为政府对经济功能的承担乃至计划经济的回归提供了坚实的社会基础。

面对社会主义学说的这一挑战，以奥地利学派为代表的新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转而批判说：除了信息的传递外，还涉及对信息的使用激励问题。

但显然，新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的辩解潜含着明显的悖论：既然新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基于“性恶论”而认定政府官僚必然缺乏激励来正确使用其拥有的信息，那么，它又何以认定“性恶”的市场主体不会利用其掌握的信息甚至炮制出来的虚假信息来误导他人行为并损害社会利益呢？显然，这就涉及一个关键性问题：人心。

究其原因，嵌入人性中的动物本能具有强大的表现欲和控制欲，这导致人们往往会致力于追求社会性的相对效用，进而尽可能地占有和垄断那些能够满足他人所需要的资源。

由此也就反映出，人心之升华
并不是物质之增长的自然产物，社会存在并不自动导致社会意识的变迁。

进而，也就有弗兰克所指出的，“即使所有决策者都绝对理性且信息充分，即使所有劳动力市场和产品市场都完全竞争，我们依旧不可能假设市场的‘看不见的手’将带来
社会整体利益最优化的结果。

”
①根本上说，无论是市场运行的障碍还是政府行为的不当，其根源并不在信息等市场客体，而在于“人”这一市场主体，源于市场主体的内在缺陷，这主要体现为市场主体的有限理性和市场主体之间的不平等。

第一，市场主体的理性具有有限性，由此会带来短视的功利行为，包括机会主义的背信行为和交叉的策略性行为。

在市场经济中具体体现为：一方面，随着市场所提供的信息、产品、机会越来越多，市场主体往往更难有效辨识其优劣和真伪以做出更好的选择，反而陷入施瓦茨的选择悖论②和阿克洛夫等的钓愚③之中；另一方面，即使在信息完全的市场情形中，市场主体间的互动往往也难以达到具有帕累托优境的一般均衡，反而陷入由可理性策略导
向的囚徒困境之中。

④第二，市场主体之间具有人
际相异性，由此会带来权力和地位的不公以及相应的社会争夺，进而产生诸如基于力量不对等的压榨和掠夺以及基于社会不信任的分工不畅和协调无效等现象。

在市场经济中具体体现为：一方面，每个市场主体都会尽可能地炮制各种噪音来误导和诱导其他人以追求个人最大利益，由此也就导致市场秩序的混乱和秩序扩展的中断；另一方面，每个市场主体还会尽可能利用自身优势或权力压榨他人以攫取更大收益，由此也就产生了市场中收入转移和剥削现象。

事实上，随着交易范围的扩大和市场经济的推崇，市场客体越来越成熟和完善，但市场失灵却似乎并没有减轻，因为引发市场失灵的那些越来越重要、越来越深层的因素转向了市场主体。

一方面，尽管市场客体的缺陷可以随着市场机制的建设而不断完善，但市场主体的缺陷却很难在短期内得到根本克服；另一方面，市场主体引起的市场失灵根本上难以通过外在力量加以克服，甚至也无法保持强大耐心诉诸时间来最终解决，而必须诉诸人性的升华和伦理的塑造。

正因如此，如果不能清楚认识进而有效克服人性的缺陷以及制约不当的社会行为，无论是市场失灵还是政府失灵都无法得到根本性解决。

明显的事实是，无论是新古典经济学还是马克思经济学抑或其他众多经济学派，它们大多集中于市场客体的分析而相对忽视了市场主体。

其原因在于，一方面，它们将研究重点集中在工程学内容，从而也就舍象掉了人与人之间的复杂关系及其衍生效应；另一方面，那些数理经济学家通常只关心像他们那样“聪明人”的行为与决策，却进而将之推演到普通人身上。

相反，通过将市场失灵的分析视角由市场客
①②③④［
美］罗伯特·弗兰克：《达尔文经济学：自由、竞争和公共利益如何兼得》，谢朝斌、刘寅龙译，中国出版集团，２０１３年，第１０８页。

［
美］巴里·施瓦茨：《选择的悖论：用心理学解读人的经济行为》，梁嘉歆等译，浙江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３年。

［
美］乔治·阿克洛夫、［美］罗伯特·席勒：《钓愚：操纵与欺骗的经济学》，张军译，中信出版集团，２０１６年。

朱富强：
《收入再分配的理论基础：基于社会效率的原则》，《学术月刊》２０１３年第３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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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体的不完善转到市场主体的内在缺陷，我们就可以深刻认识到市场失灵的内在性和持久性，进而为有为政府的经济功能夯实了科学的理论基础。

正是基于这一逻辑，笔者撰写了４卷本的《经济分析的行为逻辑丛书》以对人性发展及其现实行为机理展开
深入的剖析和提炼。

①四、市场机制的能力不及及其无效性市场失灵除了体现为因市场客体的不完善以及市场主体的内在缺陷所引发的效率不足外，还体现为在众多领域的能力不及和无效。

其实，我们通常所关注的市场效率主要体现在资源配置的层面上，
而明显忽视了非配置的Ｘ低效率。

②Ｘ低效率主要源于人际不信任和自利动机产生的协调失败或囚徒困境，具体体现为打埋伏、磨洋工等，这就涉及组织治理问题。

那么，如何解决Ｘ低效率问题呢？显然，这不能简单地推广现代主流经济学所推崇的市场交易或委托—代理机制，因为大规模的金融危机已经充分地表明作为委托人的广大投资者不能清楚地调查这些“有毒”资产的问题，作为代理者的管理者也没有管理好委托人财产的责任；相反，根本上是要塑造良好的人际关系，增进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和合作。

进而，又如何提升人与人之间的信任感呢？一个关键点就在于，要防止收入分配不公以及由此造成的过大收入差距以及相应的社会分化。

斯塔西·亚当斯（Ｊ．Ｓ．Ａｄａｍｓ）在２０世纪６０年代提出的公平理论就指出：如果员工感到报酬不公平，就会出现心理失衡，进而会采取相应行动以恢复心理平衡；相反，只有公平的报酬
才能使职工感到满意和起到激励作用。

③究其原因，当收入分配结构更为平均时，生活情境以及经济地位相似的人们之间具有相近的需求和感受，从而更容易产生信任感；这不仅有利于增进社会分工和合作，而且最终也会实现更高的效率，从而实现从囚徒博弈到信任博弈的转化。

市场不及更为显著地体现在分配领域：市场机制不能引致收入的公平分配，这涉及市场交易的短视性以及嵌入其中的权力因素。

关于市场收
入分配的不公平性，我们可以从两个层次加以分析。

第一，纵向的代际不公平。

究其原因，市场交易关注和实现的是当事方的收益和效率，而子孙后代并不是现实世界的市场参与者，从而其利益无法在现世市场交易中得到关注。

从现实世界看，这不仅体现在自然资源的过度开发和生态环境的严重破坏，而且也表现在被诱导出来的各种炫耀性消费而导致社会财富的浪费和耗竭，由此也就造成了经济可持续发展的中断。

第二，横向的现世不公平。

究其原因，市场交易的结果根本上取决于交易方之间的力量博弈，因而在市场收入分配中起主导作用的是社会权力原则而不是劳动贡献原则，进而分配结果也就有利于拥有更大
势力者而不是做出更大贡献者。

④阿诺德·汤因比曾写道：“（斯密）指出，工资的高低取决于利益并不一致的双方签订的契约。

如果承认这一点，我们就会看到，在分配上，个人利益和公共利益的‘和谐’只是一个臆想。

现在工人中各个阶层关注的只是自己同伴工资的多少。

因此，在工资问题上，自由放任制度是彻底失败的。

我们被迫尝试着在全国范围内建立调解委员会，事实上，这就是
放弃了自由放任的原则。

”⑤在某种意义上说，现实
社会中的高收入者通常体现为特定社会制度或分配规则下的优胜者，而不是为社会做出相应贡献的优秀者；而且，一个人越是能够适应和善于利用社会分配规则，就越能以较小的贡献获得较高的收益，从而也就越容易成为社会竞争的优胜者。

因此，人类社会存在这样一个“蟑螂性生存法则”：
①②③④⑤即《
关注“人”的经济学：现代经济学的路向批判》《经济分析的行为基础：现代经济学的硬核批判》《协作的策略：“为己利他”行为机理与博弈思维》《合作的文明：“为己利他”行为机理与社会规范》，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２０２０年。

Ｈ
．Ｌｅｉｂｅｎｓｔｅｉｎ，“Ａｌｌｏｃａｔｉｖｅ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ｖｓ．Ｘ－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Ｒｅｖｉｅｗ，ｖｏｌ．５６，ｎｏ．３，１９６６，ｐｐ．３９２～４１５．
Ｊ
．Ｓ．Ａｄａｍｓ，“Ｔｏｗａｒｄｓａｎ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ｉｎｇｏｆＩｎｅｑｕｉｔｙ，”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Ａｂｎｏｒｍａｌ＆Ｓｏｃｉａｌ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ｙ，ｖｏｌ．６７，１９６３，ｐｐ．４２２～４３６．
朱富强：
《市场博弈、权力结构与收入分配机制：剖解中国收入差距扩大的深层原因》，《社会科学辑刊》２０１５年第４期。

［
英］阿诺德·汤因比：《产业革命》，宋晓东译，商务印书馆，２０１９年，第７５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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