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代政治得失读书报告

读书报告
阅读书目：《中国历代政治得失》钱穆著
在读此书之前，就听闻此书特别有名，在古代史的老师所给我们列的书单中有经常看见这本书，一直都想看。

很有幸在学姐的赠送之下得到此书，得到一览的机会。

钱穆先生的书在大一时期就已经看过他的《国史大纲》，就觉得很有感触，其中也多次提到中国封建历史从秦代到清末两千多年来的传统政治决不能简简单单用“专制黑暗”来简而概括。

这句话构成了这本书的核心，钱穆先生在政府组织、考试和科举、赋税制度、国防与兵役制度这几个大方面来分析唐宋元明清五代政治制度的变革。

钱穆老先生在书中还为我们学习历史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对待历史有两种理解，有所谓的“历史意见”和“时代意见”之分。

“历史意见”说的是那个制度施行的那个年代的人们亲身体验所发出的意见，而“时代意见”是后代人根据后代人所处的环境来评判过去历史发生过了的制度。

告诉我们，对中国历史而论，那些历代名臣的奏折文集资料，就是一项很重要的研究材料。

“历史意见”是古代制度施行时期的人们自己感受发出的“时代意见”，所谓的人们，有社会上的所有人，但是这种资料如何保存，除了政府的官方史书记载，只有那个时代的知识分子才会有所记载，作为知识分子代表的官僚集团不仅是制度的创立者和执行者也是制度见证者，才能看见制度在社会的影响，他们留下的资料也是很重要的一环。

讲到政治制度，就要从根本上来讲。

从网上找到的，"政"主要指国家的权力、制度、秩序和法令;"治"则主要指管理人民和教化人民，也指实现安定的状态等。

所以在中国来讲，政治只是一种君主和大臣们维护统治、治理国家的活动。

制度，一般指要求大家共同遵守的办事规程或行动准则，也指在一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法令、礼俗等规范或一定的规格。

将两者联合起来，我觉得中国古代政治制度的含义就是在中国这个两千多年来的封建时代，以皇帝为首和全体官僚集团根据实际情况制定的制度从而实现国家的长治久安。

制度的重要演变是有一定的原因的，用钱穆老先生的话来说就是人事与制度的相互掣肘，从而走出来中国特有古代政治制度，制度的创立是规定限制人事的缘故，制度的改动也是因为人事的不断的发生变化的结果。

对于人事，我想深入的进行研究。

中国古代政府的运作，绝不仅仅是只依靠制度来运动，而需要人事的操作。

政府重要的组成部分那就是官员，那么中国古代的官员人才选拔制度是怎么发展的呢？这种选拔人才官员的制度在不同时代的好处是什么？随着时代的发展又发生了什么变化呢？
自从处于岐山以西的周朝战胜商朝后不断统一全国过程中，由周公旦主持的诸王分封，将分封分为三等：将姬姓贵族分到重要军事重地，比如燕王召公奭；将有功臣分封到边远地区，比如齐国姜子牙；将故国子孙分封到不重要的地方，比如宋国徽子。

如何统治这么边疆广大的国家？周朝将分封制度与宗法制度全力的推行下去，分封制形成众星捧月的疆域格局，宗法制与之一起形成一种家国同构的国家体制，一座金字塔式的政治框架，形成王-诸侯-卿大夫-士的等级制度，并且希望通过嫡长子继承制不断地延续下去。

在当时无论中央还是地方诸侯都没有形成一种高度的中央集权的状态，我觉得更是一种血缘贵族政治。

贵族政治加上宗法制下的嫡长子继承制就构成了早期的官员选拔制度，那就是世卿世禄制。

这种制度在选拔人才方面，尊行的是“亲亲尊尊”的路线，从奴隶主贵族中选拔，对底层并不适用。

战国“四君子”养门客，只要有技能就可以被重用，在战国后期底层有识分子是一种方法。

这个制度起初是一种原始氏族的残留，因为原始生产力低下，需要一定血缘关系为纽带的互助，才能够生存。

到后来私有制以及国家的出现，为了保护自己的利益必须要找跟自己关系好的，那就必须是有最亲血缘关系的，帮助自己乃至族人获得最大的权益。

到后来分封诸国，底下分封越来越小。

嫡长子继承制本身的确定就是嫡子，而不是贤能。

从宋楚泓之战中，宋国的宋襄公只是嫡子盲目缺乏明显的政治思维，而公子目夷是宋
襄公的庶兄却不同，据《左传》记载，两者相对比，目夷治国才能丝毫不在宋襄公之下。

所以这样的话，国家的前途不可知，国家的各级政府官员，都只是基于血缘。

春秋战国的周王衰微，礼乐制度土崩瓦解，这种血缘关系与实际政治的冲突终于爆发，但是国家诸侯内部僭越的行为比比皆是。

实际上证明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世卿世禄制在后来不断地分封中和政治中要逐渐瓦解。

战国中期乃至末期各国都有许多改革，都不乏有鼓励才能者从政，其中楚国屈原的改革，就有革除世卿世禄制，但是遭到顽固贵族景屈昭三公的阻碍。

但是远在西方俯瞰六国的秦国，“商鞅虽死，秦法仍行”在这种的背景下，秦国把军功等爵制取代了世卿世禄制。

我觉得这个时候的军功爵制就是有点军人政治的意味了。

秦国相比较于各国，执行的最为彻底，所以成就也就最大。

军功爵制的推行，使得军队的战斗力大大提高，原来处于底层的平民可以通过参军立战功不断提升自己的地位，而贵族想要世袭是不可能的，在这种情况，一面打压了贵族势力，一面提高了军队战斗力，最终在秦始皇即位后将近十年就平定六国统一天下。

然而军功爵制是战国时代的特殊产物，国家兼并战争的需要，而当秦国统一天下之后，国家就不需要那么多军队了，而是需要治理的能人，这个时候，军功爵制明显就不适用了。

而此时国家有广泛的推行重法，这一套重法政策太过了。

地方长官都是军人出身，不懂得地方风土人情，严于执法。

军队的徭役制度有问题，军队多了就拉去修长城什么工程，晚了就要砍头，就未免拿军队镇压军队了，最后都反了，后来的章邯都直接投降项羽了，连驻守在东南的60万军队的赵佗都不再愿意北上，应该有一定原因。

到了汉代了，这个就被汉武帝用了一个比较合理的办法选拔官僚。

当时“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就在文化上进行了统一，称为知识分子上升的一种途径。

当时国家设立了太学，里面的学生考试毕业之后就可以分为甲乙两科，其中甲科出来就是郎，乙科出身的就是吏，社会就演变成了“郎吏社会”。

郎官是属于光禄勋下皇宫的侍卫。

当然其中也有中央官员和地方官员以及有钱的子孙入宫当侍卫，为皇帝所知。

一个原因是“质子”制度来控制官员，另一个原因是在这些官宦世家有钱的家庭家教较好，在当时造纸术还没有发明，知识传播范围不广泛，这些官宦子弟从小耳濡目染对基层管理有了解又有文化修养，有钱人又有资本买书培养自己的儿孙，不失为一种作为官员候选的手段。

乙科就是“吏”，他们毕业之后回到原籍充当地方长官的掾属。

再说到汉代的选举制度，就是“乡举里选”。

大体有三种选举，一个就是不定期的，遇见有什么新皇登基、自然灾害等之类的事，下诏希望地方选举贤良，政府提出问题，就是策问，请贤良发表意见，发表的意见就是“对策”，政府看了意见，再挑选任用。

第二种是特殊情况，就是需要特殊技能，比如军事、外交、水利等方面人才，第三种就是定期的选举“孝廉”，从汉武帝时期开始强制每年各个郡县找出一两个孝廉代表。

，如果是“吏”也有机会举荐到中央为郎官。

到时候政府在分发到地方为官。

然而每年“补吏”充斥郎官，最后整个政府都是从太学读书出来的学生担任执行。

后来人数众多，又不能没有标准，就加上了考试，进行选拔人才然后任官。

最后整个过程就是进太学读书，在到地方为补吏，再由地方长官“举孝廉”到中央任郎官，在进行最后选拔考试之后就可以到地方或中央当官。

这样过了十几年，整个政府官员都是这样的途径上来的。

钱穆先生称之为“士人政府”，一个读书人的政府。

这样国家官员都是在基层锻炼上来的，行政效率大幅度提高，行政运转灵活。

但是这种举荐的形式就会有空子可钻，有些孝廉并未是真孝廉，这种上层的举荐就会含有私人利益在里面，就是故吏门生，以后这些故吏门生举荐自己的儿孙等等关系。

另外一个就是在汉代书本并不可得，有钱的家族做官和后来通过孝廉的官员以及太学生出生的官员不断的积攒书本财富“黄金满盈，不如遗子一经”，就形成了“书生贵族”，贫寒子弟的晋升之路就这样被堵住了。

到后来，这种局面无法改变，东汉后期的豪族占据了政府的主要职位，这些豪族大部分都是书生贵族和金钱贵族。

底下寒门子弟无法真正的参与政治。

但是由于两汉的崇尚儒
学以及对学术的重视的风气，就出现了清议和月旦评这种民间的自发的选举的形式。

准确的就是说某个人在地方学术气息浓厚，而且为人处世得到一片人的赞称，比如关西的杨震等。

这些人类似于现在的基层选举，选举的都是大家觉得有名望的人，在当时一般大多为士绅。

东汉末期战争频繁，政府的不稳定也就导致官员选拔制度的不稳定，以前两汉那一套就不行了，书生贵族和金钱贵族就会导致包庇，用人没有就会导致政治腐败以及中央与地方联系断裂，为了处理这种现象，曹操任命陈群为吏部尚书，陈群掌管人事，就创设了“九品中正制”。

也就是当时在中央当官任命而且德高望重的，在各州郡推选一个大中正，在大中正下面再设一个小中正，在形成一种人才调查表。

这种调查表将包括已经当官的和在乡赋闲的人，依照才能名望加以批语分为上三品，中三品，下三品总共九品，所以命名为“九品中正制”。

这样的话官员的升降和任命就有了一定的标准，这样也合乎群众的公共舆论和意见。

设置这个制度的初心是要革除弊政，打击豪族势力，把滥用不称职的官员清除出去。

但是后来地方人才为了得到中央中正的批语，都跑到中央去了，那么地方没有了人才，那么地方肯定要乱。

钱穆先生评价此制度的缺点就是将以前的“考课铨叙选举”三者混为一谈了。

这项制度后来就演变为拥护门第，把觅取人才的范围无形的限制在门第范围里面了，被称为“门第社会”，最后就发展到后来两晋的门阀政治也就不足谈了。

到了隋唐时期，形成了统一的全国局面。

一种关陇集团充斥政府，关陇军事贵族对皇权形成一定的威胁。

为了打击地方军事贵族，隋炀帝就始创“科举制”。

到后来唐代不断的发展，而且为了配合科举制的发展，政府通过不时的谱牒政策打压关陇军事贵族，这种不断延续到高宗武后时期。

这样经过几十年，科举的自由竞选，就是所谓的“怀牒自列”。

礼部考的是才学，吏部考的是干练。

考试合格后也是要到衙门长官的身边当掾吏，借此对政治事务有一定的了解。

这样考试出来的人都是懂得一定的政治文化。

考试的唯一限制就是不允许是商人和工人。

因为商人和工人是为谋私利，而当官是为公众服务，可以说是对全国人民开放政治之路，人人都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参与政治，而且可以提高自己的地位。

唐代的王播就是通过科举后来当上唐代的宰相，而他的出身读书是在寺院里面。

钱穆先生在此还将西方的选举与我国的选举进行比较，将唐代杜佑的《通典》中的选举说出来，说明在唐代那个时代，是将考试等同于选举的，考试是一种极大的选拔官员的好制度。

但是也讲到科举制度的弊端，就是随着政权的开放就会导致“官少而进士多”的局面，录取名额少而考试人年年增多，候补的官也多。

这种局面到今天仍然存在，不仅在公务员考试上，而且在教育上。

以前读大学工作包分配，但是随着大学生的逐渐增多，质量也是有问题，这个包分配就不行了，也就出现了很多问题，所以国家面对这种情况，不断加强对大学教育的监管，最近听说取消清考制度。

而且科举的另一方面就是间接的鼓励大家去考公务员，而没有鼓励农业商业手工业的发展，就会导致政治臃肿，导致后来晚唐时期“进士轻薄”的局面出现了。

宋代的考试制度大体上是沿袭唐代，但是这个程度上有所加深。

考试毕竟是会有舞弊现象，宋代就有糊名，找不出这个人的试卷，这样就容易让真正的人才流失。

但是自唐代开始就有许多考生在未考之前就有很大的名气，有时有自定状元，有时考成状元的比比皆是。

不过考试本身的目的就是为国家选拔人才，这些都是正常的现象。

但是唐代和宋代的不同点就是，唐代进士的都是到一定的官僚阶层当掾吏后经历一番政治实习后才可以正式从政，而宋代则是没有。

宋代统治者从开国开始，经历五代以来的长期纷争，对武人专权的行为很厌恶，于是政府就刻意的奖励文学，重视科举，只要考试考得好就可以当官，然而中间这一套政治实习的流程都没了，这样就容易导致政治效率有所降低。

考试只是一种选拔而没有培育，只有好好地培育人才，才是真正的对公众社会有用。

于是宋代统治者有意识的认识到这一点，但是没有多大成效。

其中第一点是重视学校教育来代替考试，宋代书院设立特别多，有岳麓书院、白鹿洞书院等等。

第二点是考试主要考经义代替诗赋，然
而效果不怎么行，反而不如考诗赋。

王安石说：“本欲变学究为秀才，不料转变秀才为学究。

”文学学术与实际政治又成为一大冲突脱节，政府长期重文轻武鼓励文学，可是又缺乏政治适才，也是当代的一大特色。

当时到了北宋王安石的时期，冗官冗吏特别多，而且科举培养的人才又都是诗赋之词，这不是拿着国家的钱不干国家的事吗？国家财政行政效率一大片问题难以解决，就成了弊政，一直没有得到解决。

到了元代索性就没有科举了，只有很短时间执行过科举，最后一个皇帝元顺帝时期开过，而其他时期几乎没有开过。

这种钱穆先生称为“部族政权”是相对于政权的开放度来说的，元代的一种官员选拔仅仅限于人种和技能。

蒙古人占领了偌大一个中国，他们把人总分为四个等级;蒙古人-色目人-北人-南人。

为了自己部族的完全掌控，只有任命本部族的人，少数民族究竟是少数，而除蒙古族以外的民族大体是多数。

他们统治的办法那便是设行省，最高长官达鲁忽赤是蒙古人。

蒙古人为了掠夺财富，重用善于经商的色目人为宰相，这些财富还都搬回和林。

就像一种殖民地性质一样，仅仅是为了财富，一种军事驻扎。

南人北人的地位低下低贱，阶级民族矛盾一直没有得到缓和。

元世祖忽必烈时期想要融合汉法，文化上的吸收，都被后面的帝王阻断，长期的篡权夺位等等，都是一种军人贵族政治，压迫底层剥削，矛盾激化。

到最后元顺帝开的科举，想借此缓和矛盾，最可笑的就是还有蒙古状元和汉人状元，明显就不公平，但是还是开了一条晋身之路。

据吴晗先生的相关资料看，元末时期，全国地方官员的掾吏的大部分都是汉人占据的有十分之七，而后元代的灭亡就不足为奇了。

一种科举上的不平等，一种想要依靠本部族来维护自己的利益的政权，绝对是走不远的。

走到了明清代，又回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正轨，继续走着考试的制度选拔人才。

但是具体的方法变了。

由于战乱人口原因，又出现了明初南北榜案，从而能进一步将考试公平化和地方化。

人数的不断增多，也后来分为了一级级的考试，像现在的市级的中考，省级的高考，全国性的硕士博士考试，明代就有府县级的“县试中为秀才”，省级的“乡试中为举人”，再送到中央“会试为进士”。

考中进士及第和进士的学生就会在中央读书，也就是“散馆”，中央派一名老进士，当然也是大官，不一定教什么东西，教三年后考试，考试考得好的进“翰林院”，称为翰林。

明代以前的科举就是考完试只要进士就要到基层锻炼一下然后就分发服务，但是明代举人和进士就完全不同。

进士以及进士及第才能做大官，而举人秀才做不了大官，从而在官场也分流，一派进士出身为清流，进士以下的为浊流。

张居正22岁就进士出身，基本上没去过基层锻炼，而是直接当了中央官，后来位居首辅。

甚至在当时都有“非进士翰林难以入内阁”的政治传统。

但是也会使一些真正有才能学问有修养，从政成绩好埋没下去。

但是这项制度也有好处，就是我们会发现明清两代有许多名人，都是这样过来的。

之前说了科举能够选拔人才，但是不能够培育人才。

但是明清两代的“翰林院”的设立无疑是培育人才的好地方。

进士们可以在一面读书修学，一面学习很多政治知识，政治名望可以慢慢上升，在政府的派他出外，可以领略风土人情，熟悉地方，积攒人脉。

而且政府把人才储备在那里，需要的时候就可以任用，也可以为了政治的延续性做了准备。

钱穆先生评价说：“汉代培养人才是掾吏，唐代培养人才在门第，宋代培养人才在馆阁校理，明代则在翰林”。

从中可见，这种进士翰林院的设立是很明治的。

但是考试的内容八股文从明代中期到清代后期一直压抑着人民群众的思想，但是这也是一种选拔人才的客观的标准，以及还有及其严重的文字狱，摧残着文化创造。

清代作为和元代一样的“部族政权”一样的性质，一样的做法，但是比元代好一些。

首先他在文化上保持文化的多样化，但是思想上极度压制汉族，这个时期文字狱十分频繁。

作为一个部族支撑的大政权，考试制度是一种愚民政策，这是当之无愧的。

清代满族统治者依靠联合蒙古族势力共同抵制汉族势力。

中央六部满汉尚书侍郎充斥政府，钱穆先生举例了邹容《革命军》的片段讲述了这个现象，中央大多数官职仍然是由满族部族掌控。

开
国之初，就把八旗军队驻扎在全国各地，军队首脑基本均为满人。

这种人才都是受制于满人。

不由得想到龚自珍的《己亥杂诗》：“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人才降一格”，当时作为底层汉族知识分子代表的龚自珍，一定程度说明了当时的选拔制度的缺陷。

本来考试作为一项选拔人才、开放政权的制度是好的，但是在种族以及私心的限制下，是满族政权的一种羁縻政策的体现。

看着开放政权的考试到后来明显的有着私心目的，逐渐的变质了。

然而统治者仍然蒙蔽着广大底层寒门士子。

这种重视汉族，满族地位低下的局面在慈禧和奕䜣合作破裂后，逐渐显现出来。

从太平天国起义开始，满族没有足够的军队八旗军队早已堕落，这个时候汉族地主势力上来了，曾国潘李鸿章袁世凯这三代汉族名臣地主走过来清王朝最后的尽头。

人才在战争时期大多都是军队掾吏，李鸿章曾经是曾国潘的幕僚，袁世凯又是李鸿章的幕僚，都是在战争中锻炼出来的。

从洋务时期时期开始的“京师同文馆”国家内部的“改革开放”，逐渐的改革选拔人才的形式，最终在戊戌变法时期京师大学堂的建立，表明中国近代教育的开始，当然选拔当然是考试，但是培育的方式趋于近代化了。

而后孙中山总理建民国，仍然把考试权作为选拔人才的重要内容。

中国从古到今的人才选拔制度在随着时代的发展也在不断的变化，选拔的手段在变化，到了考试这个最后手段后，就着眼于人才选拔后如何培育真正的实际政治才干。

可以说科举制是选拔的公正手段，但是如何培育真正的国家需要的人才，不管何时何地都是值得思考的问题。

人事的变动从而引起政治制度的发展，政治制度又反过来影响人事。

但是人事的来源，作为国家的主体成员，要保证其与当代社会的适应才是主要的。

本书内容讲的是五个方面，但我觉得主要看一种更加清楚一种制度的延续，如果总体来叙述，未免有些复杂，所以我从钱老先生的五个制度延续从中挑了一个来讲述整个中国古代的考试选拔人才制度。

从这本书中，我主要是加上自己的理解和钱老先生的书中所讲一道讲述了中国的人才选拔制度，可能不够详细，还需要看更多的书找更多的例子进行深深研究中国古代的人事制度从而触发对如今中国人才教育的思考。

今天在人才领域，国家近几年的整治贪腐和“拍苍蝇打老虎”等行为不禁让我们反思基层公务员该如何选拔和培育。

国家对技术人才的政策我们也可以知道，中国在高端技术领域年龄平均为35岁，让世界叹为观止。

为什么国家现在发展如此强盛，我辈更须为国家出谋划策。

以史为鉴，可以知兴衰。

通过古代的选拔人才制度来看今天的教育制度和人才任用，从中可以让历史更好的为美好的中国未来发展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