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柴窑”窑址探秘

“柴窑”窑址探秘
一、关键词与柴窑瓷器相关的“关键字”及拆字分析: 柴:上瓷(取“此”发音的第二声谐音)下木。

柴源于木,外皮先呈绿色;干燥与风化后变为紫酱色(褐色);燃烧后为炭,呈黑色,完全燃烧后,最终升华为青白色。

可见“柴”的外相是多变的,透一个“玄”字。

青:。

月亮上的公主。

“初一到十五”都不一样,足见其多变性。

青的呈色用中文描述更为变幻莫测。

从绿到蓝,再从靛蓝到青黑色。

这其中所有的颜色过渡都可称为青色。

“青”字,也透一个“玄”韩
官:两口之上加一个宝盖头。

古人云:“铁打的衙门流水的宫”。

可见官也善变。

十分巧合与耐人寻味的是:
古代的一些官,在文人的笔下也往往由“青天”变成“黑官”。

为后世赞美的好官不多,可见好官确实难做。

“官”字更透一个“玄”字。

仅从以上拆字分析,柴窑瓷器因“柴”的外观多变,
此为“第一玄”;柴窑器多用“青”釉,而青色又显色不定,
此为“玄中玄”;再加上她又是为后周黄帝郭荣而造,与“官”字相联,此为“玄上玄”。

二、历史背景分析
柴窑,被人们奉之为“瓷皇”的窑器。

古人有神话般的传说,世人也有梦幻般的遐想。

这里不再一一复述。

本文力求简述别人忽略之处。

对柴窑的种种描述,主要起源于后周世宗郭荣皇
帝如诗似画般的御批:
“雨过天晴云破处,诸(者,这)般颜色作将来。

”
史籍的记载以及现世柴窑爱好者们,大多追求的是“雨过天晴”后的意境:蔚蓝的天空,悠悠的青云……柴窑亦似乎步入幻觉之中,成为人间绝响。

不知是否有人注意到这句御批的最后两字“将来”该作何解释?如用现代时髦的词汇,笔者认为郭荣皇帝御批所描述的应该是种“概念瓷”。

姑且不论当时是否己烧造出天蓝釉,只令人十分惊叹的是:千年之前,在手工工业化初始,我们的老祖宗就已经使用了“用一种超前的概念和意境”来指导某种产品生产。

无外乎后人将“柴窑”追奉为“瓷皇”。

同中国其他古瓷器生产过程一样,柴窑不是突然从天上掉下来的,也不可能在一夜之间消失。

她的产生与发展是与郭荣皇帝的生平经历息息相关的。

笔者认为主要有四个阶段:
2.1 经商发迹(初始期)
史籍记载:郭荣皇帝原姓“柴”名荣。

因他姑母无出,他从小被过继到姑母家。

他的姑父名“郭威”。

故柴荣过继后改姓郭。

(可知郭荣与郭威无血亲关系)。

郭威原是后汉的一名军官。

所以,郭荣从小成长在一位军人家庭,尚骑射。

这是郭荣能成功经商发迹的坚实基础。

史籍也记载:郭荣早年帮助其继父打理家族的生意,甚得其继父的赏识。

其生意主要范围是与一位大商人“颉跌氏”贩卖茶货。

“颉跌”,一听就知非我中土人姓氏。

用现代语言,郭荣当时经营的是一家中外合作形式,带有进出口性质的边关贸易。

而且其明显具有军方与官方的社会背景。

可知其利十分丰厚。

茶叶和茶具(陶瓷器具)是两项不可分割的茶货。

而且,陶瓷和茶叶也是唐宋期间中国边关贸易中享誉
世界的珍品。

所以,当时郭荣在自己钟情的窑口,购置(或日“定制”)外形精美,坚实耐用(以利马背长途运输)、色彩更适合外销的瓷器是一件十分自然的商业行为。

同时,这样无意的商业行为也缔造了一代名瓷“柴窑”。

2.2 戎装从军(发展期)
郭荣从边关贸易中获取的巨额利润,为其继父“郭家军”招兵买马提供了直接有力的支援。

同时,这期间其继父郭威的政治地位也节节上升。

由一般的军官上升至国家枢密使。

郭荣也弃商从军,征战东西,又成为其继父军营中的大将。

可知郭荣当时在“郭家军”中举足轻重。

从唐朝后期到五代结束,历时200多年,中国一直处于军事动乱之中。

国家四分五裂,朝代频繁更替。

由于战祸连年,金属资源必十分短缺。

军队中饮食器具理
论上可用瓷器来替代,这又是郭荣的首选与强项。

所以,为军需而大量购置与生产陶瓷器,又无形中推进了柴窑在后周管辖区域的生产与发展。

2.3 登基御置(辉煌期)
史籍记载,郭威的子侄在后汉的政治斗争中全遭杀害。

唯有继子郭荣随军征战在外而幸免,郭威也因此起兵夺权,自封为帝,国号后周。

郭威因病去世,郭荣顺利成为后周第二代皇帝。

子承父位,天经地义。

郭荣皇帝继位后,爱民如子,勤俭建国。

史籍也记载,因国家财政铸钱的需要,郭荣皇帝曾下诏“颁铜禁”。

其中一条:私藏铜五斤者,就可以判死罪。

可知当时的金属资源是何等的短缺。

从另一方面分析,在“颁铜禁”的背后,郭荣皇帝肯定是有替代金属器物的替代物,才会下这道御旨的。

这替代物当然又是价廉物美的陶瓷器。

所以,后周时期柴窑瓷器在民用、军用、祭祀用、文房用、皇室御用器具等各种地方进一步得到广泛普及。

勤俭节约的郭荣皇帝,也因此将柴窑瓷器的使用和发展推到了一个辉煌顶峰。

2.4 后世追捧(隐退期)
天妒英才,郭荣皇帝在位仅仅五年多就驾云仙去。

从一个成功商人,到一个英勇善战的将军,再到一位后世敬仰的皇上,在郭荣整个一生的升迁中,隐隐之中似乎都可以找到柴窑的芳迹。

仔细分析之下,在物质资源上,柴窑的奉献是战果累累。

郭荣皇帝这种“变土为金”的本领也一直为后世传颂,在民间还被封为道教的财
神之一“文财神:柴荣”。

三、柴窑的窑址探讨
在世界瓷器历史的长河中,第一位将中华名窑写入史册的是唐代茶圣陆羽。

陆羽在《茶经》中是这样比较唐朝中国南方(越窑青瓷)和中国北方(邢窑白瓷)两大窑口瓷器的:
“以邢州处越州上,殊为不然。

若邢瓷类银,越瓷类噻。

邢不如越一也;若邢瓷类雪,则越瓷类冰,邢不如越二也;邢瓷白而茶色丹,越瓷青而茶色绿,邢不如越三也。

”
其结论是南方的越窑青瓷在瓷器的胎、釉、茶色上全面胜过北方的邢窑白瓷。

各种文人诗稿和墨客画卷均显示:在唐朝和宋朝,“饮茶”和“斗茶”之风盛行。

所以,唐宋之间的五代,由茶货商出身的郭荣皇帝对越窑青瓷也情有独钟应是一种极为自然的社会时尚。

郭荣是五代后周的一代皇帝,理论上中国各地的
窑口均为天子的窑场。

特别是在他早期经营“茶货”贸易时,他有可能在中国各地任何窑口购置瓷器(包括越窑)。

在郭荣“弃商从军”和成为一代“皇上”后,在他管辖的区域之内(特别是在后周皇室所处的河南省一带),他让北方的窑工们在生产传统白瓷的基础上,也试制多数人喜爱又易于外销的南方青釉瓷器,是一种十分自然的商业行为。

同时,就地取材,不仅避免了异地采购的不便和浪费,也增加北方瓷器的品种,提高了北方青瓷的质量。

从此,在郭荣皇帝的督导下,中国“南青北白”的传统瓷器格局被打破,也为后世北宋的汝州青瓷一度超过南方的越窑青瓷而奠定了基础。

现代在中国河南省或其附近各种窑口中出土的青釉瓷器(包括:汝窑,张公巷窑等)就见证了郭荣皇帝在中国北方青瓷制造史上走过的足迹。

由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著出版的书籍《汝窑与张公巷窑出土瓷器》,
记载了中国北方两大类汝州青瓷“汝窑和张公巷窑”的文化信息。

考古家是从鉴定“汝窑”或“官窑”的立场撰写的文章,笔者现从求证“柴窑”窑口的立场作以下分析和归纳;
3.1 出土证据显示,最早烧造汝州青瓷的窑口应创建于五代后周时期。

理由是:
第一,专家们见证在最早的文化层中出土有属于晚唐时期的瓷器遗物,故笔者将早期的文化层暂定在五代后周时期(年代比北宋早约5至20年左右),这样的年差范围应该在专家们允许的估算误差之内。

第二,专家可以根据文化层中出土的一枚铜钱来判定文化层中瓷器大概的制造年份。

那么在早期的文化层中,若已知某遗物所属的年代为晚唐,笔者也完全有理由确认在汝州烧造青瓷的窑口(包括汝窑和张公
巷窑等)应是创建于五代后周。

因为五代后周是介于晚唐与北宋之间的最后一个朝代。

专家判定这些窑口大概建于北宋之初,笔者也可判定它们建于五代后周之末,不仅有晚唐遗物为证,更重要的是历史上只有五代后周郭荣皇帝在中国北方建有“柴窑”的记载,未见任何北宋开国皇帝在北方大力建窑烧瓷的纪录。

故,汝州这些青瓷窑口应该始烧于五代后周。

第三,至于这些窑口何时烧造出各国博物馆收藏的某类“汝窑品种”应与该窑口何时“创建”完全无关。

这两者是完全不同的两件事。

根据专家划分的文化层分析,这些窑口的“创建年代”(烧造传统白瓷并试烧青瓷)和这些窑口烧造出专家们定义的“某类汝窑品种年代”,在时空跨度上相差近
2DO年。

这两件事应是由不同的人,在不同的朝代,而在同一个窑址(或同一地区)完成的两件事。

两者不能
混为一谈。

这样的分析与判定,既与出土的实物瓷器相符,同时也应在考古专家和柴窑爱好者双方都可接受的范围之内。

3.2 出土证据显示,早期汝州各窑口的“青瓷”以豆青釉为主。

即,“柴窑”应是以豆青釉为主的瓷器;而馆藏“汝窑”是以天青釉色为主(注:古人却称“柴窑”釉色为天青,“汝窑”釉色为“淡青”,这与现在专家称汝窑釉色为“天青”有差异。

)。

根据“汝窑和张公巷窑”的文化层分析,这两大汝州青瓷窑口都有以下共同特征:
(1)在早期的文化层中都以白釉瓷器为主,只有少量的豆青釉瓷器。

说明这些窑口在最初开窑制瓷时:窑主和窑工均十分熟悉北方白釉瓷器的烧造,但他们开窑制瓷的目的似乎不是为了烧造单一的自瓷,而是
开始试烧或仿制南方的豆青釉瓷器(本文说的豆青釉色包括豆绿色釉瓷器)。

这应与当地统治者郭荣的喜好和朝廷的政策有关。

因为郭荣皇帝年轻时是一个“茶货商”,他也必定崇尚南方的越窑的青瓷,况且从晚唐开始,被皇上所青睐的贡瓷“秘色瓷”就是以豆青釉为主的瓷器。

后周统治者郭荣皇帝更不例外,而且是立即“开窑自造”。

这些中国北方青瓷的窑口建立于晚唐至北宋之间,且纷纷开始试烧青瓷,本身就足以证明了彼时当地的皇帝郭荣对这一手工制造业的重视和他个人的嗜好。

(2)随着出土瓷器文化层上移,这些窑口烧造豆青釉瓷器的数量大幅地上升;而且窑工们烧造青瓷的技艺也日趋成熟。

豆青釉瓷器逐步成为这些窑口的主要品种。

(3)时至北宋末期的文化层,这些窑口才大量出现
如今各国博物馆收藏的“汝窑”和“张公巷窑”类瓷器。

即,现代专家们定义的“汝窑”和“张公巷窑”仅仅是这些汝州的青瓷窑口在北宋晚期烧造的某一类瓷器而已。

若专家们只求找到证据来判定现有“馆藏的”天青釉汝窑品种的制造窑址,而忽略汝州这些青瓷窑口的传承由来,对大量的豆青釉类瓷器试图“一言以蔽之”,终将会束缚后世考古者的手脚,也为现今“柴窑”的收藏和窑址的定位带来困惑和局限。

3.3 出土瓷器的见证,曹昭在《格古要论》中对“柴窑”和“汝窑”的釉色描述,与中华《周礼》对天青色的定义具有一致性。

3.3.1 在汝州各青瓷窑口中,从五代后周至北宋晚期的文化层中,都发现有一类主要青瓷:“豆青釉”类青瓷(包括豆青偏绿或日豆绿,和豆青偏黄或日豆黄)。

这种豆青釉瓷器留有最明显的历史痕迹,几乎与汝州
青瓷窑口同生死共存亡。

从窑主建窑时的试制,到窑工熟练地掌握其制造要领,再到北宋末期向天青偏蓝釉
的发展,她历尽了汝州青瓷历史的荣辱和沧桑。

她的出世是后周郭荣皇帝在中国北方开始试制南方青瓷的铁证,她的后续发展也谱写了中华高古瓷器史的光辉篇章。

3.3.2 中华古老文明《周礼》明示:“以苍璧礼天,以黄琮礼地。

”这也是后世的“苍天,黄土”思想的由来。

中华古老文学《说文》,《广雅》对“苍”色的定义是一种“草绿,草青色”。

瓷器的豆青釉色(包括豆绿,豆黄)呈现的正是这种草青色。

所以,“柴窑”的豆青釉色表达了中华古文明《周礼》所定义的天青色。

不知千年之前中国的天空是为何色?但在中华古老的礼仪和文学中的定义确实如此。

不知是天色变了,
还是我们的老祖宗文言表述太过烂漫?总之,古人对天青色的表达与现代人的表述有差别。

古人偏绿,现代人偏蓝。

这应与中国人的“古玉”文化有关。

(大多数人偏爱“绿色”玉,碧玉更是天子与贵族们追逐的目标。

)
3.3.3 曹昭实质上也将“柴窑”的豆青釉色描述为“天青色”,这从他将汝窑釉色描述为“淡青”得到反证。

(在《格古要论》中汝窑的釉色不是现代专家说的“天青色”。

)
笔者仔细观察汝州各窑口出土的瓷器:其中绝大部分青瓷为豆青和豆绿色瓷器;而北宋晚期的汝州青瓷更有一种“淡淡的”,“灰朦朦”的色感,其中“张公巷窑”淡青偏绿,“清凉寺窑”淡灰偏蓝(青灰色)。

为了表示“汝窑”这种淡灰釉与“柴窑”豆青釉的区别,也为了言词表达符合中华传统古老文明对天青色定义,曹昭将“柴窑”的豆青釉描述为“天青色”反而将“汝窑”的釉色定义为
“淡青”。

可见曹昭在瓷器的鉴赏方面,不仅治学严谨,
用词慎重,而且“国学”造诣也深厚。

更值得注意的是:在四库全书所载的《格古要论》中,曹昭明确指出“柴窑”和“汝窑”均产自中国“北地”;后周时烧的为“柴窑”,宋时烧的为“汝窑”。

(曹昭是南方人,“北地”有中国北方之意。

)
后周和北宋是前后紧接的两个朝代,皇宫都也同
在开封一个地方。

即,柴窑和汝窑应是一脉相承的汝州青瓷器。

如汝州窑口中的那种所谓“天青釉”(青灰偏蓝色)的瓷器为“汝窑”(现代专家们定义的);那么,这些汝州窑口,在早期烧造的“豆青釉”青瓷即为“柴窑”。

因为这些北方青瓷窑口的建造“时间”、“地点”、“瓷器品种”,和曹昭在《格古要论》对“柴窑”和“汝窑”的“历史的记载”完全一致。

(道理也十分简单:“柴窑”不会一夜消失,这些“汝窑”也不会突然从天上掉下来。

)
综上所述,中华古文明《周礼》对天青色的定义,曹昭在《格古要论》中对柴窑的历史记载,后周郭荣皇帝的皇宫所在地附近的各窑口“出土文物”,和本文的“柴窑标本”均一致见证:“柴窑”是一种以豆青釉为主的瓷器(包括豆绿,豆黄)。

早期的“御用柴窑”为郭荣在经营“茶货”贸易时置办的青釉精瓷,也应包括吴越国钱氏向后周进贡的“秘色瓷”,窑址为越州各地的窑口;后期的“御造柴窑”的窑址,应是汝州或其附近窑口。

(注意:“御造的”不一定是“御用的”。

)
四、“柴窑”与“秘色瓷”和“汝窑”的关系
历史上任何一类瓷器,既然她形成了一种社会时尚,她就不可能是件孤品。

她必有兄弟姐妹,也必有父母子孙。

即,她必有她的历史传承。

柴窑也一样,从柴窑身上可以看到晚唐越窑秘色
瓷的踪迹;时过境迁,北宋南渡后,从越窑后续的龙泉窑
身上也能找到柴窑的芳影。

这是因为早期的柴窑是郭荣在经营“茶货”贸易时从中国南方各青瓷窑口置办的
精瓷(包括越窑),甚至应包括吴越国钱氏向后周皇帝进贡的“秘色瓷”。

因为在郭荣继承皇位之前,郭荣的继父郭威在后周统治已3年。

郭荣年轻时,在南方生意网上的达官贵族为保持小国的安定,通过郭荣向后周皇上
郭威进贡最好的茶叶和瓷器,这是中国人的传统习俗。

历史上也确有记载“柴窑”为越窑“秘色瓷”一说。

(这见
于晚明学者,著名藏书家徐应秋的《玉芝堂谈荟》故,
早期的柴窑包括越窑精品;而晚期柴窑应为郭荣皇帝
在皇宫所在地汝州或其附近窑口中置办或烧造的青瓷。

说得更简单一点:柴窑实质上是五代时期,在“秘色瓷”
基础上模仿和发展起来的瓷器。

她融入了郭荣皇帝的
个人理念和文化追求,这与郭荣皇帝崇尚的“中华古老道教”有关。

道家追求的是“天,地,神,人”的合一。

按中华《周礼》古老玉器文明中对“苍天,黄土”的定义,值得柴窑而炫耀的文化特征应是:“上青天,下黄土,中神龙,人长久。

”
宋朝崇尚的青白瓷(青白偏蓝为“天青”,青白薄绿为“影青”)更是柴窑的后裔。

这完全符合本文在关键字分析时指出的:“柴”源于术,其外相先呈“绿”色,老化变“褐”色,燃烧成“黑”色,最后升华为“青白”色的“柴燃烧”变化机理。

其中台北国立故宫博物院收藏的珍品“汝窑一青瓷无开片水仙盆”就是典型柴窑后裔在宋代的实例。

笔者作以下分析:
1.笔者用反推法:“柴,汝,官,哥,钧,定”古人将柴窑一直推崇在宋代诸瓷之首。

而后周与北宋之间的过渡“是一场不流血的军事政变”,柴窑的窑口不可能在北宋
时断烧,柴窑的后裔一定隐迹在北宋传世的瓷器之中。

那么在举世公开报道中,能得到大多数古瓷爱好者一
致公认:在宋代名瓷“汝,官,哥,钧,定”中的冠军非这件无开片水仙盆莫属。

2.该件瓷器之所以在荣誉上超越其他所有宋代古瓷,是因其全器“不开片”。

这一显著特征与本文标本“柴窑一青瓷无开片圆碗”极其一致。

理由有二:
2.1 “不开片”符合人性对瓷器的第一要求。

对一个完全不懂古瓷器人而言:首次看到一个开片的瓷器,会认为其为破器。

至今谁也不喜欢拿一个通体开片的“破”瓷碗来吃饭。

因为感觉上不舒服。

2.2 利用瓷器自然开片的“缺陷”来审美,用积极
的观点去描述,是种“随意的艺术追求”。

反之,如用消极的态度去批评,这是一种“病态的艺术追求”。

北宋后期这种“病态的艺术”,如将其折射到当时的社会状态,得
到的也是一种“山河破碎”的结局。

(而且,其窑主只敬天不敬地:只有青釉“天”,而无黄釉“地”。

更是汝窑不如柴窑的文化缺憾。

)可见,尽管有的汝窑瓷器开片很美,但它似乎也意寓着一种不吉利。

所以,对“柴窑”和“汝窑”而言:“不开片者,尤好”。

从古至今,举世公认!
3.这件著名“汝窑一青瓷无开片水仙盆”与本文“柴窑一青瓷无开片圆碗”还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器底胎厚,整器釉也厚。

一句话“结实”。

我们知道:郭荣皇帝的一生是以马背为生涯的一生。

无论是早期走南闯北做茶货贸易,还是晚期驰骋疆场的戎马厮杀,郭荣对这种马背瓷器的最基本要求就是“要求厚实,不容易破”。

笔者认为,在郭荣皇帝的督导下,窑主和窑工们开始在釉水和胎质中直接地或间接地添加含丰富金属元
素粉末和其他贵重矿物质粉末,以增加柴窑的机械强度。

这也为后世北宋时期汝州各青瓷窑口烧造出各自特色的瓷器开创了先河。

例如,汝窑的含玛瑙釉瓷器,钧窑的含铜釉瓷器,官窑和哥窑的含丰富铁元素胎土
的瓷器等等“厚实,凝重”的宋代著名古瓷器。

结束语
“帝王将相变尘土,土瓷文化越时空。

”祖国的经济繁荣,带来了盛世收藏。

笔者有幸遇见这件传世珍品“柴窑一青瓷无开片圆碗”,将其呈现国人,并写了几篇
短文,作了一些深入浅出的分析。

力图走出“柴窑神化”的误区,仅供柴窑爱好者共同探讨,欢迎各位批评指正。

相信我们的炎黄子孙一定有能力还原和弘扬柴窑1的文化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