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与人生观的历史意蕴及当下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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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的中国是近代以来科技整体水平最接近世界强国的一个时期。

一方面，科学技术对民族振兴的作用比当年更加突出，另一方面，科学技术应用带来的消极影响也更加严峻，我们更应该认真严肃地回溯当年科玄论战的历史意义与当下价值。

科学与人生观的历史意蕴及当下意义
张培富 孙 磊
文
科学与人生观是20世纪以来东西方思想界普遍关切的科学与文化命题，起源于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欧洲生命哲学学派对唯科学主义思潮的批判。

唯科学主义思潮兴起于科学史家丹皮尔称之为“科学的世纪”的19世纪，当时科学知识的迅速增长在改变人类自然知识的同时，也在形而上层面改造人类的宇宙观与自然观，使得人类关于客观世界的观念开始建立在归纳与演绎的科学方法基础之上，并造就影响广泛的科学方法万能论——人类自身心理与情感等道德现象和问题也可经由科学方法予以认识和解决。

在唯科学主义看来，这些道德现象是以人类的生理性机制为基础的生理现象，科学理论与方法可以给予客观的解释。

因此，无论是客观的自然现象，亦或主观的人生现象，均处于一定的自然秩序之内，受到自然科学规律的制约。

然而，以柏格森、倭伊铿、杜里舒等为代表的欧洲生命哲学学派哲学家，严厉批判把作为人的普遍性的组成要素
之情感纳入科学知识范畴。

这也就是说，唯科学主义和生命哲学对科学与人生观的争论，就在于人类的道德生活是否应该经由科学划入理性范畴。

在这一问题上，中国在20世纪20年代出现了一场思想论战，即1924年的科玄论战，构成科学与人生观命题的东方回响。

在20世纪初期的中国思想界，欧洲生命哲学对唯科学主义思潮的批判，引发五四新文化所造就的新派学人群体的思想争鸣。

新派学人中援西治中的文化保守主义学人，以梁启超与张君劢师生二人为领袖，受到生命哲学学理与儒家伦理思想具有相通性的认识之启示，认识到持科学的人生观，使得人类精神文明走向对于物质文明的屈从，最终导致标志道德破产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所以有必要重新审视19世纪科学时代以来人类的道德生活准则，而中国传统伦理应是重新回溯的道德准则资源。

中国传统伦理强调情感以至道德不为物役，正与欧洲生命哲学理念相通，具
有解决西方物质文明弊病的时代价值。

一言以蔽之，以梁启超与张君劢为代表的文化保守主义学人，坚持认为科学不是万能的，科学是不能解决人生观问题的，人生观高于科学，以儒学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高于以科学为代表的西方文化，时人称之为“玄学派”。

尽管在当时的科玄论战中，“玄学派”处于下风，但他们对唯科学主义的批判是难能可贵的，对主张全盘西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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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第4期 总第167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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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MOCRA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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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进科学文化论者起着某种牵制作用，更成为20世纪80年代以后中国学界反思“科学双刃剑”的思想渊源。

当时与“玄学派”相对立的另一方则被誉为“科学派”，以丁文江与胡适为代表，提倡科学能够解决人生观问题。

“科学派”均为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成长起来的崇西向新的新派学人，甚至有些学者具有全盘西化的倾向。

他们认为科学之所以能够解决人生观问题，是因为在科学知识论看来，情感以至道德都是心理现象，本质上是感觉经验所生成的概念乃至推论，属于能够予以经验实证的生理层面的感官现象，属于科学知识体系范畴，均能够予以科学方法的实证研究。

“科学派”认为，一战所标志的欧洲物质文明的破产原罪不在科学，而在政治与教育还远未实现科学化，也就是缺乏科学精神的政治与教育所致。

“科学派”的观点可被视
为唯科学主义思潮的中国表述，根本来说则是欧洲启蒙理性在20世纪中国思想界的认同性回响。

尽管“科学派”的观点具有过强的唯科学主义倾向，也存在许多值得商榷的地方，但“科学派”坚持的观点对于当时中国的进步主义改良运动产生了一定的积极意义，特别是对于中国思想界高举“民主”与“科学”两面大旗，其科学的启蒙意义与启蒙价值就显得十分重要。

科学与人生观命题的历史意蕴渊源于启蒙理性，在近代以来的社会文化演变进程中日益分途，先是分化为唯科学主义与生命哲学思潮，后来经过英国科学家兼小说家斯诺对于西方科学界与人文界知识分子的社会观察，在20世纪中叶被提升为互相对立的两种文化，即科学家身体力行的认同科学能够解决人生观问题的科学文化，与人文学者浸润其中的否定唯科学主义积极意义的人文
文化。

其实自从20世纪以来，社会科学化的历史进程在世界范围内形塑科技创新推动社会进步的社会发展机制，标志着科学文化的巨大成功，唯科学主义大行其道。

然而，这虽然带来了巨大的物质文明成就，但也造成一系列由科学与环境之间的紧张关系所导致的全球化问题，包括气候变暖与环境恶化等影响人类共同体未来命运的普世性危机，这说明科学文化需要人文精神，要从继承中国传统伦理文化的人文文化中寻找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之道，回归科学与人生观的历史意蕴来反思启蒙理性的意义，重新规制人类主体性与力量性诉求的发展方向。

中国正处于由科技大国向科技强国的转型期。

中国古代科技曾长期领先于世界各国，既有闻名于世的四大发明，也在农医天算四个领域积累了系统化知识。

然而，在科学技术迅猛发展的近500年间，特别是中国近代时期，国人没能加入到世界科技革命的行列。

改革开放以来，国人奋起直追，取得了一系列标志性的科技创新成果，然而与世界科技强国相比，我们只能属于科技大国，要以更大的信心与决心去发展科技才能有所作为。

当前的中国是近代以来科技整体水平最接近世界强国的一个时期。

一方面，科学技术对民族振兴的作用比当年更加突出，另一方面，科学技术应用带来的消极影响也更加严峻，我们更应该认真严肃地回溯当年科玄论战的历史意义与当下价值。

（作者分别为 九三学社山西省委专职副主委和山西大学博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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