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官员苏轼的经济状况探析

北宋官员苏轼的经济状况探析
[摘要]苏轼为官时期的主要收入来源是朝廷提供的俸禄，除此以外，还有朝廷的赏赐、使用公使钱、朋友的馈赠收入等。

而到了贬谪时期，朝廷提供的俸禄很低，近乎绝俸。

无论是在为官时期还是在贬谪时期，家庭日常生活消费是必须的，为官时期文化艺术活动多于贬谪时期，贬谪时期的住房支出和交通出行支出又多于为官时期。

经济上出于赤贫状态的贬谪生活，却极大地影响了苏轼的思想和文艺创作，促使其思想成熟、心态旷达和艺术创作升华。

[关键词]苏轼，经济状况，收入，支出，影响
学术界关于苏轼的研究著作可谓浩如烟海，但大多数都倾向于苏轼的诗、词、文、书、画艺术创作及思想，而对苏轼经济状况的探寻，却触及不多。

究其原因有二：一是相对于苏轼丰富的文学创作史料相比，反映他的经济状况的史料不多；二是，囿于“君子固穷”“君子耻谈义与利”等传统观念，研究文人，尤其是苏轼这样的文人，如从经济人手，似乎有损于他的人格尊严。

然而，不可回避的是，苏轼的经济状况，尤其是贬谪前后经济状况的明显不同极大地影响了他的思想状况，并影响了他的文学创作。

因而，本文以期从经济视角对苏轼，进而对北宋文官研究贡献自己的绵薄之力。

笔者之所以选取个案，主要是由于经济状况的好坏既与官方所提供的待遇有关，同时也与个人的消费观念和消费支出有关，有着群体特征的同时，也有着个体差异。

如果想从整体上把握北宋文官的
经济状况，就须先从个案研究人手，抓取上层、中层、下层官员中的典型代表进行比对，最终方能从整体上把握。

因而，笔者本文先从中上层官员苏轼的经济状况开始探寻。

苏轼从1061年即他25岁时走入仕途，1079年乌台诗案发生，被贬黄州，1086年还朝，1093年被贬惠州，后贬儋州，1100年遇赦归来于次年去世。

一生经历宦海风波，仕途大起大落。

为官鼎盛时为高太后的座上客，仕途失意时渡过琼州海峡到达了中国最南端的海南岛。

随着仕途的大起大落，笔者将从苏轼的收入、消费等方面探寻其经济状况。

一、苏轼为官与贬谪时期的收入状况
(一)苏轼为官时期的收入状况
苏轼为官时期的主要收入来源是朝廷提供的俸禄，除此以外，还有朝廷的赏赐、朋友的馈赠、使用公使钱收入等。

第一，苏轼的主要收入——俸禄
宋代文官的俸禄收入分为正俸、加俸和职田三类。

正俸主要包括俸钱、衣赐和粟禄；加俸中最重要的是职钱，是“宋初主要加给带大学士等职名奉差遣外任的官员，元丰改制后普遍加给在京职事官……随月支给，是正俸以外的～项固定收入”，加俸中还包括一些钱物补贴，即给予随从的衣粮供应，是中书、枢密、宣徽、三司及正刺史以上的官员享有的待遇。

较低级的官员可以得到随从的餐费补贴等。

钱物补贴还有茶、酒、厨料、薪、蒿、炭、盐以及马匹
饲料供应等；职田是中国古代官员按品级分给田地以充禄米的一种方法。

职田多是外任时期官员的收入方式。

因此，“京官俸禄主要由俸钱和职钱两项构成，地方官员俸禄主要由俸钱和职田收入两项构成”。

北宋官员的俸禄发放中，一直存在“除百钱”和实物折色等问题，实际俸禄所得往往低于理论数字。

如景德四年(1007年)九月诏：“自今掌事文武官月俸给折支，京师每一千给实钱六百，在外四百，愿给他物者听。

”从中可以看出，在景德年间俸禄发放中，俸钱占60％，实物发放占40％。

这种情况，在北宋都是很普遍的现象。

因而，文官实际俸禄是低于理论收入的。

第二，苏轼的其他收入——接受赏赐、馈赠和使用公使钱等
北宋朝廷赏赐官员的现象非常普遍，苏轼接受朝廷和皇家赏赐的机会也比较多。

如治平三年六月(1066年)，苏洵去世，赏赐家人“缣、银各二百”，即赐缣帛二百匹，白银二百两。

一两银子大约就是1
千(贯)钱，二百两银子大约就是二百千(贯)钱。

在当时来说是一笔不小的赏赐。

在苏轼为官鼎盛的元祜年间，更是时常得到一些赏赐，如元柘三年(1088年)十一月一日锁院，上赐宫烛法酒；元祐四年，以龙图阁学士除知杭州，上赐对衣金带马表；出郊未发，朝廷置酒相慰，赐龙茶、银合等，慰劳甚厚；元祐七年，苏轼到兵部尚书兼侍读任，上赐对衣金带马。

马是宋代官员出行的主要乘载工具，此时苏轼曾六次上《谢赐对衣金带马状》，而且他还将朝廷赏赐的玉
鼻梓赏赐了门生李廌。

公使钱又称公用钱，是各级政府机构的日常办公费用。

主要由地方自筹，不足部分中央拨款。

公使钱主要用于外来官员的迎来送往、本地官员的置酒张乐和办公用品的采购，以及从事公益慈善事业等。

公使钱定额因州郡大小而不同，同时也受官与职分、职与事分的官僚体制的不同而不同。

宋代虽然规定了公用钱管理制度，如官员不能用公用钱回易、不能擅用公使钱等，但是由于制度方面的缺陷，将公用钱假公济私的现象是非常普遍的，苏轼也不例外。

因而，公使钱收入对于苏轼经济状况的作用也是显而易见的。

苏轼在杭州戏呼杭倅为“酒食地狱”，据《萍州可谈》卷三载：“杭州繁华，部使者系在州置司，各有公帑。

州倅二员，都厅公事分委诸曹，倅号无事，日陪使府外台宴饮。

东坡停杭，不胜杯酌，诸公倾其才望，朝夕聚首，疲于迎接，乃号杭倅为‘酒食地狱’。

”如果说，此种情景属于公使钱的正当使用的话，下面的记载就不应该是公使钱使用的范围。

据《挥麈录·后录》卷六载：“姚舜明庭辉知杭州，有老姥自言，故娼也，乃事东坡先生，云：公春时，每遇休暇，必约客湖上，早食于山水佳处。

饭毕，每客一舟，令队长一人各领数妓，任其所适，晡后鸣锣以集之，复会望湖楼或竹阁之类，极欢而罢，至一二鼓，夜市犹未散，列烛以归，城中士女云集，夹道以观千骑之还，实一时之胜事也。

”这是闲暇时候的聚会，但规模如此浩大，绝非苏轼用自己的官俸进行的消费。

也就是说，虽然
笔者现在还没有发现苏轼将公使钱据为己有的资料，但公使钱为苏轼频繁的宴饮雅集活动提供了充分的经费支持，在苏轼的经济活动中应该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

另外，苏轼从步入仕途开始，名气渐大。

或由于朋友之谊，或由于感佩其才华，抑或出于别有用心，苏轼接受的馈赠也较多，如来自驸马都尉王诜的馈赠就很多，据《乌台诗案·与王诜往来诗赋》载：“熙宁二年，轼在京受差遣，王诜作驸马。

后轼去王诜宅，与王诜写作诗赋，并《莲花经》等，本人累经送酒食茶果等于轼。

当年内，王诜又送弓一张，箭十只，包指十个与轼。

”熙宁四年(1071年)，苏轼在京城时，接受了王诜的诸多馈赠，有茶、药、纸、笔、墨、砚、沙皮鱼、紫茸氍翠藤蕈等。

熙宁五年王诜赠苏轼官酒十瓶、果子两筇。

熙宁六年春，轼为嫁甥女，问王诜借钱二百贯，其年秋，又借到钱一百贯，自后未曾归还。

熙宁八年，王诜送苏轼官酒、果子、药等物。

“当年，有秘丞柳询家贫干轼，轼云：“检校官例折支，多得退酒袋”是指官法酒用余之废袋抵薪俸。

第二，亲友的馈赠和接济
贬谪时期因俸禄很低有时得靠接受亲友馈赠方能维持最基本的
生存。

如苏轼给陈季常的信中说：“柴炭已领，感怍!感怍!”又如，故人马正卿为其购得黄州东坡之地，与家人戮力耕种，曾收大麦二十余石；其他，如羊面、酒果、绢、丝等也时有馈赠。

但即使日子过得很艰难，有时也会拒绝他人的厚赠，如苏轼《与某宣德书》说：
“自黄迁汝，亦蒙公厚饷。

当时邻于寒殍，尚且辞避。

”为无钱，得犀一株，送与王诜，称是柳秘丞犀，欲卖三十贯，王诜云：‘不须得犀。

’遂送三十贯与柳询”。

熙宁十年，苏轼至陈桥驿，时知徐州告下，不得入国门，寓居范镇之东园，王诜馈酒食；这年苏轼赴任徐州，王诜送苏轼羊羔儿酒四瓶，乳糖狮子四枚，龙脑面花象板裙带系头子锦缎之类。

除了王诜，也有他人给予苏轼的馈赠，如“蒙遣人致金五两、银一百五十两为赆仪”。

但苏轼并没有接受，转赠了他曾经在杭州创办的公益机构——病坊。

(二)苏轼贬谪时期的收入状况
苏轼一生遭受过惨烈的贬谪，有缘于乌台诗案的黄州之贬，有因幼稚皇帝宋哲宗的变态心理而招致的惠州、儋州之贬。

贬谪时期的苏轼俸禄很少，近乎绝俸，经济上陷入赤贫状态。

第一，俸禄收入
苏轼贬谪时期俸禄的具体情况见下表：
然而，如此低的俸禄有时还不能完全落实，所谓实物折俸，即折支。

如苏轼在《初到黄州》一诗中说到了这件事：“逐客不妨员外置，诗人例作水曹郎。

只惭无补丝毫事，尚废官家压酒囊。

”苏轼自注了很大的变化，其消费支出状况也表现出很大的差异。

(一)为官与贬谪时期的必须支出——家庭日常生活消费支出
中国古代大都实行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家族群居的生活方式，为官的士人除了担负自己大家庭的负担外，还负有对族人的责任。

因
而宋代的很多官员都有一个10到30人的大家庭需要供养。

苏轼需要供养的家庭人口数量，在其具体的表述中两次透漏，一次是离开黄州时曾说：“今虽已至泗州，而资用罄竭，去汝尚远……二十余口，不知所归。

”另一次是由海南儋州北归时曾说：“俯仰十年，忽焉如昨；间关百罹，何所不有。

顷者海外，澹乎盖将终焉；偶然生还，置之勿复道也。

方将求田问舍，为三百指之养；杜门面壁，观六十年之非。

岂独江湖之相忘，盖已寂寥而丧我。

”从中大致可以看出苏轼所要养活的家庭人口数量在30人左右。

据张方平在《原蠹·中篇》中说：“中人之食，通其薪樵、盐菜之用，月糜谷一斛。

”当时一个人维持中等生活水平，除了薪樵、盐菜等费用外，月消费谷物一石。

而司马光在谈论助役钱征收标准时折射出的最低生活标准则更加详细，他说：
即乞于官户、僧道、单丁、女户，有屋业，每月掠钱及十五贯，庄田中年所收斛斗及百石以上者，并等第出助役钱，不及此数者，与放免。

臣意以为十口之家，岁收百石，足供口食，月掠房钱十五贯，足供日用，二者相须，此外有余者，始令出助役钱，非谓止收一百石即令助役也。

也就是说，在宋代中后期维持最低生活标准，每人每月大约是一石左右的粮食和1.5贯的日常生活费用。

整个两宋时期皮谷每石价格在200文、300文至500文之间，按照谷价最高500文，人口数量30人计算，日常粮食消费折合钱数是每月15千(贯)，外加45
贯的日常生活费用，两项合计，苏轼一家维持正常生活就得60贯左右。

苏轼为官时期的大部分时光养活30人左右不仅可以做到衣食无忧，且应该能有所结余而变为家庭的积蓄，以备不测。

但到了贬谪时期，苏轼的生活则会因这么庞大的家累而陷入极度赤贫的状态，甚至有冻馁之忧。

正如他说：“初到黄，廪入既绝，人口不少，私甚忧之。

但痛自节俭，日用不得过百五十，每月朔便取四千五百钱，断为三十块，挂屋梁上。

平旦用画叉挑取一块，即藏去叉，仍以大竹筒别贮用不尽者，以待宾客，此贾耘老法也。

”
(二)为官时期文化艺术活动多于贬官时期
苏轼一生交游甚广，用于游山玩水、文人雅集等文化艺术休闲娱乐活动的费用自是不少。

为官时期，政府公使钱为其活动提供了有力的支撑，但是公事闲暇之后，自己的俸入所得也足以支持，且趣味相投的、有经济能力的朋友亦能为之创造条件。

苏轼的文化艺术活动费用支出主要包括宴饮雅集、游山玩水、艺术(书画)鉴赏与收藏等。

但在贬官时期，由于政治高压带来的物质条件的欠缺，文化艺术活动明显减少，即使有一些，也大多止于书信往来活动中的题跋作序，抑或朋友远访后的偶一为之。

在苏轼的文艺休闲活动中，文人雅集较为普遍和突出，除了二三人之间的小规模、小范围雅集之外，人物较多的大规模雅集也很多。

他们或在公务休闲之余，在馆职中作画题诗、流连唱和；或在退朝闲暇之时聚集于某个人的家中，进行品诗论画，饮酒赋诗。

这些活
动往往花费巨大，有的由政府埋单，用的是公使钱，有的是他人埋单，然而，很多时候的花费必定还得出自苏轼个人的腰包。

虽然我们没有办法去计算这些频繁的文人雅集活动的具体费用，但却可以通过苏轼笔墨纸砚的消费、宗教信仰消费、书画鉴赏收藏的艺术品消费，甚至是蓄养歌妓消费等考察苏轼在文化艺术活动中的消费状况。

首先，笔墨纸砚的消费。

笔墨纸砚是文人须臾不可离之的东西，如“东坡平生喜用宣城诸葛家笔，以为诸葛之下者，犹胜他处工者。

平生书字，每得诸葛笔，则宛转可意，自以谓笔论穷于此”。

这种宣城诸葛笔是非常昂贵的一种奢侈品，正如黄庭坚所说：“宣城变样蹲鸡距，诸葛名家捋鼠须。

一束喜从公处得，千金求买市中无。

”苏轼蓄墨数百挺，暇日辄出品试之。

苏轼曾以四十千的重金购置右军古凤池紫石砚。

他还藏有许多精品砚台，仅《苏轼文集》所举，就有“许敬宗凤字紫端砚”“吕道人沉泥砚”和“汪少微铭款砚”等十多方。

李廌曾赞东坡“君家宝砚多奇石，一一玄圭与苍璧”。

苏轼还有一次性买纸二千幅的记载。

他自己在诗中也说：“……堆墙败笔如山丘。

兴来一挥百纸尽……”“退笔成山未足珍，读书万卷始通神。

”苏轼大量的笔墨纸砚的消费中虽然有接受馈赠的礼物，但是天长日久的大量用度一定是自己支付的：
其次，艺术品收藏的消费。

苏轼一生诗词文书画无所不通，因而用之于艺术鉴赏甚至艺术收藏的消费也很多，即使他说自己于收藏采取的态度是“寓意于物”，并不介意收藏品的去留。

如苏轼购得唐代吴道子所绘木门板，费钱100贯。

他还准备用百金(100贯)购买九华石，说：“湖口人李正臣蓄异石九峰，玲珑宛转，若窗棂然。

予欲以百金买之，与仇池石为偶，方南迁未暇也。

名之曰壶中九华，且以诗纪之。

”一生雅爱石头，藏有仇池石、雪浪石等，甚至引起了驸马都尉王诜的借观不还，可见都是很有收藏眼光、极具艺术品位的石头。

支撑这种艺术雅好是需要有物质基础的。

再次，宗教信仰和慈善捐赠等的消费。

苏轼一生崇奉佛、道二教。

尤其是用于佛教信仰上面的花费也是很大的，他主要通过烧香拜佛、供奉果品、布施斋僧、刻印佛经等方式来表达对佛教或菩萨的景仰和崇拜。

而这些活动离开物质基础也是断然做不到的。

如苏轼在父母的忌日一般都进行佛事活动。

即使贬谪在外，正常的追祭活动难以进行时，也会抄经祭祀。

“轼迁岭海七年，每遇私忌，斋僧供佛，多不能如旧。

……且敬写《楞严经》中文殊师利法王所说《圆通偈》一篇，少伸追往之怀，行当过庐山，以施山中有道者”。

另外。

苏轼还有蓄养歌妓的消费，如《轩渠录》记载：“东坡有歌舞妓数人，每留宾客饮酒，必云：‘有数个搽粉虞候，欲出来只应也。

’”其中的费用包括买进、养活、后期培训等。

虽然苏轼所拥
有的歌妓数量在当时的士大夫中尚不算多。

(三)贬官时期住房支出和交通出行支出多于为官时期
苏轼一生为官外任多于在朝，外任一般都有官衙可供居住。

其为官时期曾经置办过两次房产，其一，在京城有价值约800贯的房产，其二，由儋州南归，曾经花五百缗买宅于常州。

然而，贬谪之后，却几次提到了住房的问题。

如贬黄州，“新居已成，池圃绝胜”。

贬惠州，得归善县后隙地数亩为古白鹤观者经营而成新居。

贬儋州，买曾氏地南污池之侧，起屋五间。

因为朝廷是不给贬官提供住所的。

另外，贬官后约30人大家庭的长途跋涉的费用也是一笔巨大的开销，即使有积蓄的士大夫家庭亦迅速致贫，对无任何积蓄的苏轼来说简直就是经济上的灭顶之灾。

如离开黄州的苏轼给皇帝上过两次书，第二次上书时这样描写自己路途的窘迫的：“但以禄廪久空，衣食不继。

累重道远，不免舟行，自离黄州，风涛惊恐，举家并重，一子丧亡。

今虽已至泗州，而资用罄竭，去波尚远，难于路行，无屋可居，无田可食。

二十余口，不知所归，饥寒之忧，近在朝夕。

”可见物质生活的艰难之状。

三、苏轼经济状况的改变之于思想状况、文艺创作的影响
为官与贬谪，代表了苏轼生存状态的两级。

为官最鼎盛时期的他，可以成为哲宗皇帝祖母高太后的座上宾；而贬谪最惨烈时，在与田间七十老妇对话称：“内翰昔日富贵，一场春梦。

”从为官到贬谪，由政治高压带来的经济状况的极度赤贫，使苏轼经历了精神上的淬
火，思想上的成熟、人生态度上的转变和创作上的升华。

正如苏轼有诗自嘲说：“心似已灰之木，身如不系之舟。

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

”(《自题金山画像》)这绝对不是简单的带有酸讽意味的自我解嘲，而是代表了苏轼思想和创作上的真实情况。

苏轼在黄州、惠州和儋州的文艺创作名篇辈出，与为官最鼎盛时期创作平平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一)贬谪时期经济状况的恶化，促使苏轼儒、释、道思想的进一步兼容
苏轼的思想表现为儒释道兼容而本之以性情自然，与当时以王安石为代表的新学、二程为代表的洛学都不同。

苏辙曾经记述苏轼的读书过程为：“初好贾谊、陆贽书，论古今治乱，不为空言。

既而读《庄子》，喟然叹息曰：‘吾昔有见于中，口未能言。

今见《庄子》，得吾心矣!’……后得释氏书，深悟实相，参之孔、老，博辩无碍，浩然不见其涯也。

”早年读书时期就有这样的思想基础，加之贬谪后由仕途的失意、生活的困顿而引发的人生思索就愈加深沉。

如被贬黄州的初期，他间隔一两日就往安国寺焚香默坐，深自省察，达到了“物我相忘，身心皆空”“一念清净，染污自落；表里倏然，无所附丽”的境界。

其中融合了道家和佛家的思想。

而此时的苏轼除了用道、佛思想来获得精神解脱外，并没有放弃对儒家人格理想的坚守，如好友李常写信表示怜悯，苏轼则回信说：“吾侪虽老且穷，而道理贯心肝，忠义填骨髓，直须谈笑于生死之际，若见仆困
穷便相于邑，则与不学道者大不相远矣。

”由儒释道兼容而形成的智慧的人生观帮助苏轼度过了最黑暗的贬谪时期。

(二)贬谪时期经济状况的恶化。

促使苏轼旷达心态的进一步形成在儒释道兼容的哲学人生观的基础上，贬谪时期的苏轼的心态逐渐变得旷达起来，最典型的是他在黄州前往东坡买地，有感而发写下的《定风波》：“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

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

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

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

”以自然风雨隐喻政治风雨，将被贬后的旷达心态发露无余。

他甚至在被贬惠州后写下了小诗《纵笔》：“白头萧散满霜风小阁藤床寄病容，报道先生春睡美，道人轻打五更钟。

”此诗传到开封，当权者章悖看后，也许被他的旷达气坏了，不久就将他贬谪到了海南岛的儋州。

(三)贬谪时期经济状况的恶化，促使苏轼文艺创作上的进一步成熟
由于贬谪时期政治高压带来的经济状况的恶化，促使苏轼思想上进一步兼容儒释道，人生态度上变得日渐旷达，文艺创作上也进入了升华状态。

第一次升华是在被贬黄州时期。

缘于“乌台诗案”的黄州之贬，使年少才高，青年得志的苏东坡的人生遭遇了巨大的挫折。

他以七七四十九日的焚香默坐来悔过自新，发誓不再写作。

没想到苏轼却深深地爱上了地处僻陋的黄州的农人生活状态，为之惬意，为之陶醉。

不久写下了脍炙人口的前后《赤壁赋》以及一系列
流传千古的名篇，诗词文书画均大放异彩。

而惠州和儋州之贬后的苏东坡，则在创作上达到了绚烂之极归于平淡的至高境界，和陶诗即是一个例证。

苏东坡的生活不幸带来了文艺创作上的大幸，人生的悖论大抵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