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当代文学理论的特点

贵州当代文学理论的特点
作者：颜军
来源：《艺术评鉴》2020年第03期
摘要：本文一方面我们认同文学从“现代”向“当代”的这一“性质”转变，另一方面我们也会注意到百年来中国文学演历的整体性。

这是因为，“贵州当代文学理论”确实具有和“现代”时期的不同特点，但其内在的演变又和现代时期的贵州文学理论脱不开关系。

根据贵州文学理论的“多元发展时期”对贵州当代文学理论特点的论述，文章在注意到整体之间内在连续性的同时，也会注意到各个阶段之间体现出的差异性。

关键词：贵州文学理论当代文学新文学理论
中图分类号：I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359（2020）03-0020-07
按照一般的看法，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后的文学被称为“当代文学”，与此对应，我们把在这之后的文学理论称之为“当代文学理论”，对“贵州当代文学理论”所作的时段研究也落腳于1949年至今这段时期。

之所以要作这个界定，是因为文学中的“当代文学”这一概念并非定论：一种看法是，“当代文学”属于“社会主义”性质，和其并举的“现代文学”属于“新民主主义”性质，这种“性质”的不同让文学发生了从“现代”向“当代”的“根本性”转变;另一种看法是，20世纪的中国文学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有机整体”，只有从这一“整体”出发才能对百年来中国文学的发展特点作出更为有效的把握。

①
1997年出版的《贵州新文学大系》（1919-1989）实际上就采用了这一既注重“整体性”又注重“阶段性”的编纂方式。

丛书编者们把1919年之后的贵州文学称为“新文学”，然后把“新文学”再分为“现代文学”和“当代文学”两个阶段。

在丛书的《文论卷》中，“贵州新文学理论”发展历史被分为三个时期：1919年至1949年为“早期”也即现代时期，1950年至1976年为当代的“建设时期”，1977年至1989年为当代的“多元发展时期”。

这个分期是比较恰当的，符合对新文学的一般看法。

本文同样采用了这一分期方式，不过把“多元发展时期”一直延续到现在。

这样，对贵州当代文学理论特点的论述，在注意到整体之间内在连续性的同时，也会注意到各个阶段之间体现出的差异性。

在贵州新文学历史上，贵州现代文学理论的起点并不低，但在随后特别是到了当代时期，其发展却处于滞后状态，不仅滞后于中国新文学理论的整体研究状态，还滞后于贵州本土的文艺创作。

不过，贵州新文学理论依然在其艰难的发展过程中，为新文学理论建设作出了极其重要的贡献。

关于“民众文学”和“工农兵文学”的探讨，是贵州文艺理论界顺应时代要求作出的理论思考;关于“乡土文学”的集中论述，呈现出了贵州文学创作的区域性特点;进入当代的多元发展时期后，贵州文艺理论界从“生命美学”“女性主义”“生态民族学”等角度展开的理论思考在国内引起了较大的反响，对寓言、诗歌、散文、小说、戏剧等文学类型的研究也取得了突出
的成绩，对文学史特别是贵州新文学的历史研究成果最为突出。

显然，目前贵州的新文学理论已体现出了较好的发展前景。

一、从“民众文学”到“工农兵文学”：贵州新文学理论的现—当代转变
“民众文学”是贵州新文学理论的奠基者谢六逸倡导的文学观，是对“普罗”文学的某种修正，也可说是“平民文学”的另一种表述方式。

谢六逸是成立于1921年的我国最早的新文学团体“文学研究会”的首批会员，②1922年11月，他接替郑振铎，为文学研究会主持其会刊《文学旬刊》的编辑工作。

这一事件表明了贵州新文学理论的起点实际上并不低。

作为现代时期著名的作家、翻译家和学者，谢六逸的文论思想对贵州的影响甚大，特别是他倡导的“民众文学”，在今天看来依然有很重要的现实意义。

在《文艺管见》一文中，谢六逸指出：“大约五六年前的文学旬刊上，有几位朋友曾经讨论过民众文学的问题，当时议论的中心点，不外是想把文学为民众解放，有的说要为民众写些作品，有的说要用民众为描写的对象。

五六年来，久已不闻这种讨论的声浪……好像没有什么讨论的价值了。

”在质疑之后，谢六逸对当时的“普罗”文学提出了“大众化”的要求：“目前的所谓‘普罗’文学直面着的问题，就是如何能使文学大众化。

”“不管执笔写作的人是否普罗列塔利亚特（如果是的，最好没有），最低限度是必须具有社会意识与时代意识，用新的手法描写新的题材，把受压榨、忍痛苦的生活表现得明了痛快。

此外还附带着一个条件，就是——大众化。

如果号称普罗作家，反而去走‘大大派’‘立体派’的路，那就没有人要看了。

”[1]一种“没有人要看”的作品显然不是“民众文学”，而“文学大众化”的要求实际上就是“民众文学”的要求。

从这个描述可以看出，“大众化”的重点之一就是要把作品写得“明了痛快”，不要去走“大大派”（即“达达派”）和“立体派”这种我们今天所说的先锋主义的路线。

作品“明了痛快”了，“大众”才看得懂，作品的目的才可能得到有效的实现;至于作品书写的内容，则应该是“受压榨、忍痛苦的”的“大众”的生活。

这样，我们可以简要地概括“大众化”的要求：语言要“民众”、内容是“民众”、目的为“民众”。

实际上，这个“大众化”的要求也是白话文运动的启蒙要求，精英主义的“为艺术而艺术”的书写和“大众化”的目的是背离的。

在这个意义上看，文学创作的“大众化”要求和“平民文学”是有内在的相通之处的，作为“平民”的普通“民众”才是文学书写的中心和目的所在。

这也正是现代时期“民主”精神在文学领域的表达和诉求。

贵州新文学另一位标杆式人物蹇先艾的作品主要的书写对象就是普通民众。

蹇先艾1922年发表处女作《人力车夫》，以这篇书写“受压榨、忍痛苦的”普通人物的作品进入了现代文坛。

蹇先艾后来出版的众多小说集和散文集，主要还是以呈现、揭示普通民众的生活为主，其享誉文坛的《水葬》《到家》等作品得到鲁迅的高度肯定，还因之被誉为“乡土文学家”。

蹇先艾的作品语言明白晓畅，大量使用了贵州方言俚语，很明显是特别“民众”的。

从谢六逸所倡导的文学要“大众化”这个标准来看，蹇先艾的“乡土文学”其实也就是“民众文学”。

1930年代，贵州作家申尚贤以笔名“寿生”在胡适主编的《独立评论》发表了10余篇小说，其作品语言清楚明白、朴实通俗，以“方言土语”的风格取胜，《凭藉》《乡民》《恶有恶报》等描写贵州乡民生活的作品富有乡土特色。

1990年代，寿生这些书写乡民生活的作品被重新发掘出来，得到
评论界的高度重视。

在寿生被重新历史化的这个过程中，实际上加强了贵州现代文学时期使用“方言土语”书写普通民众的“乡土”传统。

正如谢六逸在《文艺管见》中指出的，“一切文学在口传时代本是具有大众性的”。

实际上，“方言土语”不就是“口传时代”的言说方式吗？“明了痛快”不就是“方言土语”的言说风格吗？能说“方言土语”的不就是普通“民众”（即“大众”）吗？这样一种富有“乡土”特色的“民众文学”观实际上构成了贵州新文学的一个重要传统，百年来几代贵州作家的书写都在自觉或不自觉地践行着这一关注社会现实的文学观念，蹇先艾、寿生、石果、何士光、李宽定、欧阳黔森、王华、肖江虹、冉正万等的文学作品都可以纳入这一“民众文学”的传统中进行考察。

显然，谢六逸对“民众文学”的强调和论述，构建了贵州新文学理论的重要基础。

贵州当代文学理论界讨论过的“乡土文学”“民俗文学”“少数民族文学”“底层书写”等，都和“民众文学”这一理论有内在的关系。

1942年，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指出了文艺为人民群众特别是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贵州文学理论界随后就作出了积极的响应，“民众文学”在历史的大潮中逐渐转向为“工农兵文学”，“工农兵”成为“民众”的明确指涉。

贵州作家陈沂在1943年的《怎样实现党的文艺政策》一文中指出：“什么是文艺工作的新方向？就是文艺工作面向工农兵，与工农兵结合，为工农兵服务。

”[2]陈沂还指出这一文艺“新方向”应包含这三点具体内容：一是“文艺与政治的密切结合”;二是“文艺工作要面向工农兵，走向大众化”;三是“文艺的普及与提高”。

兰田在1947年的文章《文学的工作》一文中指出：“文学工作和文学倾向必需和人民的生活密切结合着，只有在加强现实的意义下，文学工作才有意义。

”[2]在一种宽泛的意义上说，“工农兵文学”也是一种“民众文学”，两者都关注民众生活现实、走向大众化、追求普及化，但两者在性质上还是有极大的区别的，“工农兵文学”强调政治对文艺的支配地位，“工农兵”成了唯一的“民众”。

刘雪苇在1948年的《文学写作的方向问题》一文中已经指出了这一正在到来的当代文学的核心问题：“我们当前的时代是工农兵的时代，因而我们当前新文学建设的中心主题是‘为工农兵’。

”[2]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工农兵文学”一度成为当代文学的绝对主导形式。

洪子诚在谈到文学的“现代”和“当代”区别时指出：“‘左翼文学’的‘工农兵文学’形态，虽说在40年代初期的延安时期就已诞生，但成为支配地位的文学规范，则要到中国共产党成为大陆执政党之后。

因此，从50年至到80年代的‘当代文学’，也可以称为毛泽东的‘工农兵文学’建立起绝对支配地位，以及这一地位受到挑战而削弱的文学时期。

”[3]正是在这一新文学的大历史背景下，贵州文学讨论的重心从现代时期的“民众”转变成了当代时期的“工农兵”。

这一现象在1940年代中后期已经展开，但完全具有“支配地位”则是新中国成立之后。

1950年1月30日，“贵州省文学艺术工作者联合会筹备委员会”成立，3月11日，筹委会主办的《新黔文艺》创刊，8月《新黔文艺》改名为《贵州文艺》。

[4]王良范在《贵州新文学理论的建设时期》一文中指出：“《贵州文艺》的创办标志着贵州的新文学事业开始步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

”[2]也即是说，《贵州文艺》的创办是贵州新文学进入当代时期的一个标志性事件。

从1950年至1976年，和当时国内整体的文学情况一样，贵州当代文学理论讨论的中心话题就是占据绝对支配地位的“工农兵文学”，这种文学观呈现出了浓厚的政治色彩：“这个时期的理论批判以及作品批评，与其说是文学意义上的不如说是政治学意义上的。

”[5]这典型
地体现在1950年代初期那几年，但直到1970年代中期，这种文学依附于政治、理论批评依附于意识形态的状况并没有什么本质上的变化。

这一时期贵州新文学理论围绕“工农兵文学”的讨论我们不再举例。

值得提的是这个时期的贵州文论界还“十分注重对本土性的文学以及文学的本土性问题的研究”，“曾掀起过对民族民间文学进行理论上探讨的热潮”，[5]形成了一批有一定影响力的论文。

比如：1950年代，胡学文的《在少数民族地区深入生活的一些体会》、刘毓涛的《收集民歌中看到的和想到的》、胡新生的《读叙事长诗“祖德勒”》、甘绪的《民间文学收集整理的一点体会》、杨国仁的《发展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民间文学》、唐春芳的《大规模搜集整理民族民间文学》，1960年代，于醇墨的《“苗族的书面文学”与苗族文学的特殊现象》、甘绪的《没有文字的民族也有书面文学》、思平的《整理方法和民间文学作品的艺术形式》等。

另外，1960年代对“大众化”问题也有集中的探讨，比如柏森的《文艺大众化琐谈》、高荣盛的《文艺大众化的根本尺度》、王强模的《略谈大众化》等。

[5]罗列这批论文，是想指出贵州文论史上的这一特殊现象，即现代时期谢六逸强调的“民众文学”“文学大众化”“口传文学”等观念在新的政治压倒一切的时代里也得到了不同形式的有效传播和进一步的研究。

1977年之后，贵州文学的乡土研究、底层叙事研究、民俗研究、民族生态学研究等实际上延续并丰富了“民众文学”这一传统。

二、现代性与本土化的交织：贵州当代文学理论的多元发展
在经过1950年至1976年這段相对停滞的文学理论发展时期之后，贵州当代文学理论在1977年之后的新时期迎来了蓬勃发展的多元格局。

自1977年至今40余年的发展的历程中，贵州文论界参与了许多前沿的文艺学话题的讨论，同时对本土文化的重视程度也非常自觉，体现出明显的本土化倾向。

笔者把这种状况称之为“现代性与本土化的交织”。

“现代性”（modernity）是个很复杂的概念。

在最初的提出者波德莱尔那里主要是美学或艺术学方面的含义，即我们今天熟知的“审美现代性”。

不过，随着主体理性、民族国家、技术理性、工业社会等概念和“现代性”扯上关系之后，“现代性”的内涵变得越来越不稳定;另外，“现代”“现代化”“后现代性”等概念也加入了“现代性”的论争之中，这让“现代性”这一概念变得更加复杂。

在文学领域，“现代文学”的“现代”不仅仅是一个时间指称，在内涵层面上已和“现代性”之“现代”纠缠在一起了。

“现代性”概念的复杂化趋势，在一定层面上也映现出了中国新文学发展的复杂性。

在中国新文学领域，“现代性”和新文学之间的关系已被众多研究者注意到，甚至有论者把“现代性”和文学之间的历史关系往前推进了，如王德威影响甚广的著作《晚清小说新论：被压抑的现代性》就指出，晚清时期西方文化的进入，迫使中国文化展开了和西方文化的对话和交流，这种“跨文化”“跨语系”的碰撞是“新文化运动”被催生出来的重要原因，[6]这也正是他所说的“没有晚清，何来五四？”的要义所在。

新文化运动时期出于“新民救国”目的而呼唤的“科学”与“民主”、以及文学领域中对“人的文学”的强调，等等这些都是讨论中国新文学与“现代性”的关系时不能忽视的问题。

杨春时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思潮史》把百年来的新文学称之为现代文学，并指出百年来文学思潮的发生、形态和变迁都是由“现代性”所决定
的。

[7]对于这40余年来的发展，要从“现代性”的角度来看才能得到把握，社会发展如此，文学发展亦如此。

杨春时指出，现代文学还在展开之中，文学的“现代性”因此始终处于“未完成”状态，40余年来的文学书写及理论探讨，依然是对现代性的种种不同的回应。

1942年，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指出了文艺为人民群众特别是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贵州文学理论界随后就作出了积极的响应，“民众文学”在历史的大潮中逐渐转向为“工农兵文学”，“工农兵”成为“民众”的明确指涉。

贵州作家陈沂在1943年的《怎样实现党的文艺政策》一文中指出：“什么是文艺工作的新方向？就是文艺工作面向工农兵，与工农兵结合，为工农兵服务。

”[2]陈沂还指出这一文艺“新方向”应包含这三点具体内容：一是“文艺与政治的密切结合”;二是“文艺工作要面向工农兵，走向大众化”;三是“文艺的普及与提高”。

兰田在1947年的文章《文学的工作》一文中指出：“文学工作和文学倾向必需和人民的生活密切结合着，只有在加强现实的意义下，文学工作才有意义。

”[2]在一种宽泛的意义上说，“工农兵文学”也是一种“民众文学”，两者都关注民众生活现实、走向大众化、追求普及化，但两者在性质上还是有极大的区别的，“工农兵文学”强调政治对文艺的支配地位，“工农兵”成了唯一的“民众”。

刘雪苇在1948年的《文学写作的方向问题》一文中已经指出了这一正在到来的当代文学的核心问题：“我们当前的时代是工农兵的时代，因而我们当前新文学建设的中心主题是‘为工农兵’。

”[2]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工农兵文学”一度成为当代文学的绝对主导形式。

洪子诚在谈到文学的“现代”和“当代”区别时指出：“‘左翼文学’的‘工农兵文学’形态，虽说在40年代初期的延安时期就已诞生，但成为支配地位的文学规范，则要到中国共产党成为大陆执政党之后。

因此，从50年至到80年代的‘当代文学’，也可以称为毛泽东的‘工农兵文学’建立起绝对支配地位，以及这一地位受到挑战而削弱的文学时期。

”[3]正是在这一新文学的大历史背景下，贵州文学讨论的重心从现代时期的“民众”转变成了当代时期的“工农兵”。

这一现象在1940年代中后期已经展开，但完全具有“支配地位”则是新中国成立之后。

1950年1月30日，“贵州省文学艺术工作者联合会筹备委员会”成立，3月11日，筹委会主办的《新黔文艺》创刊，8月《新黔文艺》改名为《贵州文艺》。

[4]王良范在《贵州新文学理论的建设时期》一文中指出：“《贵州文艺》的创办标志着贵州的新文学事业开始步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

”[2]也即是说，《贵州文艺》的创办是贵州新文學进入当代时期的一个标志性事件。

从1950年至1976年，和当时国内整体的文学情况一样，贵州当代文学理论讨论的中心话题就是占据绝对支配地位的“工农兵文学”，这种文学观呈现出了浓厚的政治色彩：“这个时期的理论批判以及作品批评，与其说是文学意义上的不如说是政治学意义上的。

”[5]这典型地体现在1950年代初期那几年，但直到1970年代中期，这种文学依附于政治、理论批评依附于意识形态的状况并没有什么本质上的变化。

这一时期贵州新文学理论围绕“工农兵文学”的讨论我们不再举例。

值得提的是这个时期的贵州文论界还“十分注重对本土性的文学以及文学的本土性问题的研究”，“曾掀起过对民族民间文学进行理论上探讨的热潮”，[5]形成了一批有一定影响力的论文。

比如：1950年代，胡学文的《在少数民族地区深入生活的一些体会》、刘毓涛的《收集民歌中看到的和想到的》、胡
新生的《读叙事长诗“祖德勒”》、甘绪的《民间文学收集整理的一点体会》、杨国仁的《发展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民间文学》、唐春芳的《大规模搜集整理民族民间文学》，1960年代，于醇墨的《“苗族的书面文学”与苗族文学的特殊现象》、甘绪的《没有文字的民族也有书面文学》、思平的《整理方法和民间文学作品的艺术形式》等。

另外，1960年代对“大众化”问题也有集中的探讨，比如柏森的《文艺大众化琐谈》、高荣盛的《文艺大众化的根本尺度》、王强模的《略谈大众化》等。

[5]罗列这批论文，是想指出贵州文论史上的这一特殊现象，即现代时期谢六逸强调的“民众文学”“文学大众化”“口传文学”等观念在新的政治压倒一切的时代里也得到了不同形式的有效传播和进一步的研究。

1977年之后，贵州文学的乡土研究、底层叙事研究、民俗研究、民族生态学研究等实际上延续并丰富了“民众文学”这一传统。

二、现代性与本土化的交织：贵州当代文学理论的多元发展
在经过1950年至1976年这段相对停滞的文学理论发展时期之后，贵州当代文学理论在1977年之后的新时期迎来了蓬勃发展的多元格局。

自1977年至今40余年的发展的历程中，贵州文论界参与了许多前沿的文艺学话题的讨论，同时对本土文化的重视程度也非常自觉，体现出明显的本土化倾向。

笔者把这种状况称之为“现代性与本土化的交织”。

“现代性”（modernity）是个很复杂的概念。

在最初的提出者波德莱尔那里主要是美学或艺术学方面的含义，即我们今天熟知的“审美现代性”。

不过，随着主体理性、民族国家、技术理性、工业社会等概念和“现代性”扯上关系之后，“现代性”的内涵变得越来越不稳定;另外，“现代”“现代化”“后现代性”等概念也加入了“现代性”的论争之中，这让“现代性”这一概念变得更加复杂。

在文学领域，“现代文学”的“现代”不仅仅是一个时间指称，在内涵层面上已和“现代性”之“现代”纠缠在一起了。

“现代性”概念的复杂化趋势，在一定层面上也映现出了中国新文学发展的复杂性。

在中国新文学领域，“现代性”和新文学之间的关系已被众多研究者注意到，甚至有论者把“现代性”和文学之间的历史关系往前推进了，如王德威影响甚广的著作《晚清小说新论：被压抑的现代性》就指出，晚清时期西方文化的进入，迫使中国文化展开了和西方文化的对话和交流，这种“跨文化”“跨语系”的碰撞是“新文化运动”被催生出来的重要原因，[6]这也正是他所说的“没有晚清，何来五四？”的要义所在。

新文化运动时期出于“新民救国”目的而呼唤的“科学”与“民主”、以及文学领域中对“人的文学”的强调，等等这些都是讨论中国新文学与“现代性”的关系时不能忽视的问题。

杨春时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思潮史》把百年来的新文学称之为现代文学，并指出百年来文学思潮的发生、形态和变迁都是由“现代性”所决定的。

[7]对于这40余年来的发展，要从“现代性”的角度来看才能得到把握，社会发展如此，文学发展亦如此。

杨春时指出，现代文学还在展开之中，文学的“现代性”因此始终处于“未完成”状态，40余年来的文学书写及理论探讨，依然是对现代性的种种不同的回应。

1942年，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指出了文艺为人民群众特别是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贵州文学理论界随后就作出了积极的响应，“民众文学”在历史的大潮中逐渐转向为“工农兵文学”，“工农兵”成为“民众”的明确指涉。

贵州作家陈沂在1943年的《怎样实现党
的文艺政策》一文中指出：“什么是文艺工作的新方向？就是文艺工作面向工农兵，与工农兵结合，为工农兵服务。

”[2]陈沂还指出这一文艺“新方向”应包含这三点具体内容：一是“文艺与政治的密切结合”;二是“文艺工作要面向工农兵，走向大众化”;三是“文艺的普及与提高”。

兰田在1947年的文章《文学的工作》一文中指出：“文学工作和文学倾向必需和人民的生活密切结合着，只有在加强现实的意义下，文学工作才有意义。

”[2]在一种宽泛的意义上说，“工农兵文学”也是一种“民众文学”，两者都关注民众生活现实、走向大众化、追求普及化，但两者在性质上还是有极大的区别的，“工农兵文学”强调政治对文艺的支配地位，“工农兵”成了唯一的“民众”。

刘雪苇在1948年的《文学写作的方向问题》一文中已经指出了这一正在到来的当代文学的核心问题：“我们当前的时代是工农兵的时代，因而我们当前新文学建设的中心主题是‘为工农兵’。

”[2]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工农兵文学”一度成为当代文学的绝对主导形式。

洪子诚在谈到文学的“现代”和“当代”区别时指出：“‘左翼文学’的‘工农兵文学’形态，虽说在40年代初期的延安时期就已诞生，但成为支配地位的文学规范，则要到中国共产党成为大陆执政党之后。

因此，从50年至到80年代的‘当代文学’，也可以称为毛泽东的‘工农兵文学’建立起绝对支配地位，以及这一地位受到挑战而削弱的文学时期。

”[3]正是在这一新文学的大历史背景下，贵州文学讨论的重心从现代时期的“民众”转变成了当代时期的“工农兵”。

这一现象在1940年代中后期已经展开，但完全具有“支配地位”则是新中国成立之后。

1950年1月30日，“贵州省文学艺术工作者联合会筹备委员会”成立，3月11日，筹委会主办的《新黔文艺》创刊，8月《新黔文艺》改名为《贵州文艺》。

[4]王良范在《贵州新文学理论的建设时期》一文中指出：“《贵州文艺》的创办标志着贵州的新文学事业开始步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

”[2]也即是说，《贵州文艺》的创办是贵州新文学进入当代时期的一个标志性事件。

从1950年至1976年，和当时国内整体的文学情况一样，贵州当代文学理论讨论的中心话题就是占据绝对支配地位的“工农兵文学”，这种文学观呈现出了浓厚的政治色彩：“这个时期的理论批判以及作品批评，与其说是文学意义上的不如说是政治学意义上的。

”[5]这典型地体现在1950年代初期那几年，但直到1970年代中期，这种文学依附于政治、理论批评依附于意识形态的状况并没有什么本质上的变化。

这一时期贵州新文学理论围绕“工农兵文学”的讨论我们不再举例。

值得提的是这个时期的贵州文论界还“十分注重对本土性的文学以及文学的本土性问题的研究”，“曾掀起过对民族民间文学进行理论上探讨的热潮”，[5]形成了一批有一定影响力的论文。

比如：1950年代，胡学文的《在少数民族地区深入生活的一些体会》、刘毓涛的《收集民歌中看到的和想到的》、胡新生的《读叙事长诗“祖德勒”》、甘绪的《民间文学收集整理的一点体会》、杨国仁的《发展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民间文学》、唐春芳的《大规模搜集整理民族民间文学》，1960年代，于醇墨的《“苗族的书面文学”与苗族文学的特殊现象》、甘绪的《没有文字的民族也有书面文学》、思平的《整理方法和民间文学作品的艺术形式》等。

另外，1960年代对“大众化”问题也有集中的探讨，比如柏森的《文艺大众化琐谈》、高荣盛的《文艺大众化的根本尺度》、王强模的《略谈大众化》等。

[5]罗列这批论文，是想指出贵州文论史上的这一特殊现象，即现代时期谢六逸强调的“民众文学”“文学大众化”“口传文学”等观念在新的政治压倒一切的時代里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