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人为本”理念在抗战时期晋察冀边区村政权中的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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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抗日战争时期晋察冀边区的人权保障

论抗日战争时期晋察冀边区的人权保障

在 边 区 的政 权建 设 中 , 区的 法 治建 设 工作 自 边 始 至终 受到 重视并 得 到不 断加 强 。边 区根 据地 初创 时, 建立 了独 立 的司 法 系统 , 由于 片面 强 调 “ 但 司法 独 立 ” 出现 了 司法 与行 政脱 节 , 能 坚 决保 障实 现 , 不
的工作 。同年 7月 , 中共 中央北方 分局社 会部 成立 , 各 区党 委 、 委 、 委 也 先 后 成立 各 级 社会 部 , 地 县 负责 肃 清 内奸工 作和 情 报 、 遣工 作 , 先 后 在晋 东 北 、 派 并 冀 中、 西 、 东等 地建 立 了情 报站 。 平 冀 在建 立 、 健全 上述 边 区公安 司法 保卫 机关 及 其 职 能 的同时 , 中共 中 央北 方 分 局 领导 边 区行 政 委 员 会制 定和 颁布 了一 套 抗 日民族 统 一 战线 的、 民主 新 主义 的法 律法 规 。特别是 14 9 0年制 定实施 了“ 于 关 晋察冀 边 区 目前 施 政 纲 领 ” 即 “ 十纲 领 ” , ( 双 ) 明确 把实施 法 治 、 障人 权 作 为边 区政 权建 设 的重 要 指 保 导原则 , 边 区根 据 地 法 治建 设 进 入 了一 个 新 的 阶 使 段 。公 安工 作真 正置 于边 区各级 党委 和各级 政府 的 领导之 下 , 加强 了各 级 公 安部 门 的基层 组 织 建设 和 公 安管 理 的法治建 设 , 把专 门机 关 的侦 察 破 案 与群 众 性 的除奸 工作结 合起来 , 把严厉 打击 、 镇压 敌特汉 奸 与保 障抗 日人 民 的人 权 结合 起 来 , 格 执 行 除奸 严 政 策和捕 杀批 准 手 续 。边 区 的 司法 与 审判 工 作 , 在 法 规 的创 制 与健全 、 司法 程序 的完善 、 案件 审判 方式

抗日战争时期晋察冀边区中共乡村党组织形态研究

抗日战争时期晋察冀边区中共乡村党组织形态研究

抗日战争时期晋察冀边区中共乡村党组织形态研究晋察冀边区是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边区人民建立的第一块敌后根据地,是坚持全国持久抗战的坚强堡垒和统一战线的模范区,而根据地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巩固、发展等,都离不开有人民群众的广泛支持和拥护的中国共产党。

近年来,虽然抗日战争时期晋察冀边区的研究已取得相当丰富的成果,但是对于边区中共党组织的研究,除了一些在传统革命史叙事模式之下的重视党组织机构沿革和人事变动的“区域”组织史外,对边区党组织运行实态,尤其是乡村基层党组织的实态研究,迄今仍未见有成果发表。

鉴于此,与以往边区党的组织史研究侧重组织沿革和制度条文而忽视实际运作不同,本文在掌握既有的研究成果基础上,将研究重点转向党组织的实践和实际运行层面。

通过爬梳边区基层各级党组织的有关档案资料,运用历史学,并借鉴社会学和政治学的理论与方法,重点探讨晋察冀边区乡村党组织的规模、党员群体、干部群体、党群关系等实际状况,及其乡村党组织与乡村社会的互动关系,以深入揭示抗日战争时期边区作为全国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模范、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实验场和新中国的雏形的内在发展逻辑,并从中概括出边区中共乡村党组织领导军民进行抗日斗争和边区建设的经验、教训,为新时期中国乡村党组织建设和社会文明建设提供一些有益的历史借鉴。

论文共分导论、主体和结论三部分,其中主体部分凡五章,每章间存在相互交织、互相联系和相互影响的关系。

论文第一章介绍了抗日战争前边区乡村环境,并追溯了抗战前党组织的运行状况。

第二章考察了抗日战争时期在边区乡村党组织的重构中党员组织规模的扩大及其存在的问题,以及为解决这些问题而进行的党组织的调整和巩固。

第三章从乡村党员的社会构成、身份构成和支部教育方面,分析了党员群体的基本状况,说明边区党组织确立了以乡村农民为主体的社会基础,但这并不必然建基于党组织所期望的党员素质和乡村农民现实利益的满足上。

第四章以乡村干部群体为对象,从乡村干部群体的社会成份、任用与流动、纪律执行和工作效能的角度,探讨了乡村干部群体的基本形态,分析了党组织的干部政策和路线在实践中矛盾、调整对各项工作的影响。

抗战时期晋察冀边区村政权建设的特征与意义

抗战时期晋察冀边区村政权建设的特征与意义
认为, “ 现 在 的 政 权 虽 是 抗 日的 民主 的政 权 , 如 果 单

时代特 征
抗 战时期 晋察 冀边 区 的村 政权 建设 , 打 上 了革 命 强 与巩 固村政 权建设 群 众基础 和社 会基 础 的重要性 , 时代 的烙 印 , 形 成 了明显 的特 征 :
( 一) 基础性 。村庄作为晋察冀边 区的最基层单 单依 靠现 有 在 政 权 工 作 同 志 的努 力 , 绝 难 做 到好 处 首 先认 真 位, 是 中国共产 党 与 乡村 民众 互 动 、 沟 通 的桥 梁 与 平 的 。广大 的群 众都来 切 实运用 民 主的权力 ,
2为了充分动员群众进行政治参与边区党和政府采取了形式多样的措施与方法通过积极参与舆论宣传切身体验与感受等将村政权建设与群众的切身利益紧密相联启发群众积极投身村政权建设的认识与热情从而克服了农民传统保守自私的小农意识极大地带动了边区44
2 0 1 3年 6月
第3 5卷第 3期
延安大学学 报( 社会科学版 ) J o u na r l o f Y a n a n U n i v e r s i t y( S o c i a l S c i e n c e )
村 政 权建设 的政 策 与措施 , 在 实践 中形 成 了丰富而 宝 国的雏形 。建设 村政 权 是一个 长 久的过程 。 ” _ 】
贵的政权建设经验 , 有力地支援 了晋察冀边区的对敌
斗争 和根 据地 的各项 建设 。

( 二) 群众性 。晋 察 冀 边 区村 政 权 建 设 , 必 须 紧 紧依 靠 乡村社 会广 大 民众 的广 泛参 与 , 必 须深 深根 植 于大 规模 的群 众性 运 动 之 上 。边 区 党 和政 府 深 知 加

最新战时政治对晋察冀边区农村社区的影响

最新战时政治对晋察冀边区农村社区的影响

战时政治对晋察冀边区农村社区的影响[3] 《记晋察冀边区第一届参议会》,《解放日报》1943年3月10日。

其四,开展节约运动。

为了保证军政所需和救灾度荒,节约运动在社区内得到了广泛的开展。

政府与干部“节省开支,反对浪费”,“自动要求减低生活待遇”。

农民们积极支前,但自己采树叶、集野菜、“节衣缩食,准备度荒”,如井陉的印吉子,“原全家每天吃粮二升,在荒旱的情况下,减少半升,多吃糠菜,缝补旧衣,节布一匹”。

边区农民勤劳生产,同时又节衣缩食,从而保证了大部分家庭实现“耕三余一”计划[1]。

其五,进行生产互助自救运动的宣传教育。

应该说,广大农民长期适应的传统个体生产方式及其所产生的“各人自扫门前雪”的个人意识,与互助合作的集体劳动是有矛盾的。

因此,即使在那大家必须共同“自救”、“共存”的特定环境下,劳动互助也需要在遵循自愿互利的原则下,“特别加强群众的教育”。

当年,共产党的教育办法是:“通过劳动公约,开会检讨,奖励表扬模范;利用谈话、群众力量、黑板报、壁报来批评落后”,“克服自私的思想”[2]。

其中,对农民们最有效的教育方法之一是英模学习运动,开展向那些具有忘我无私与自我牺牲精神的典型人物学习,使整个社区内农民形成你追我赶,比学赶帮,积极生产与工作的潮流,从而使边区基本保证了军需民食,“家家有饭吃,有衣穿”[3]。

宣传教育还包括社会主义发展方向的内容,最主要的是集体化方向的宣传,认为今日之劳动互助,仅是“向集体经济过渡的”“初级形式”,将来要“从各方面都使”小农“经济合作化起来”,变成“集体经济”[4]。

农村社区内的上述互助自救与互助共存的艰苦努力,一方面削弱了封建半封建势力,社区内各阶层之间的财产关系尤其是土地关系发生了“悄悄的”变革,大多数贫苦农民的土地迅速而普遍地增加,土地与阶级结构都呈现“两头向中间挤”的现象[5],共产党在农村土地改变的目标大体已经实现;另一方面,根据地内“没有大多数人忍饥挨饿而少数坐享其福,大发其国难财”的现象,同时,“全体军民在共同的顽强斗争里,大家在贡献着每人所能贡献的力量”,军政民团结一致“同甘苦,共患难,都过着吃糠咽菜忍饥受冻的艰苦生活”[6]。

简析抗战时期晋察冀边区的土地政策

简析抗战时期晋察冀边区的土地政策

简析抗战时期晋察冀边区的土地政策简析抗战时期晋察冀边区的土地政策本文从网络收集而来,上传到平台为了帮到更多的人,如果您需要使用本文档,请点击下载按钮下载本文档(有偿下载),另外祝您生活愉快,工作顺利,万事如意!抗战时期,为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作为“敌后模范的抗日根据地及统一战线的模范区”,晋察冀边区实行了减租减息的土地政策。

本文利用搜集到的一些史料,经过爬梳剔抉、分析筛选,就晋察冀边区土地政策贯彻实施的现实背景、具体过程、社会效果和历史经验等四个方面略陈管见,并拟刊诸枣梨,以求教于方家同好。

一、土地政策贯彻实施的现实背景抗战之前,晋察冀边区的农村形势是,大部分土地集中在地主手中,租佃关系依旧是封建土地制度下的一种基本剥削关系和主要社会经济关系,造成了佃户朝不保夕的艰困生活,地主和佃农的阶级矛盾日趋尖锐。

据对北岳区28个县中的88个村庄的调查表明,当时占农村人口总数%的贫农、雇农,每户占有土地只有亩;占%的富农,每户平均占有土地27亩;而仅占人口总数%的地主,每户平均占有土地则在97亩以上。

由于土地占有高度集中,分配极不合理,广大无地和少地的农民为了维持生计不得不向地主租佃,其租额一般占总收获量的50% -70%用经济学的观点来看,这种高额地租使地主占有了佃农的大部或全部剩余劳动,有时甚至包括佃农的部分必要劳动。

这只是正租,还有“背租’川杂租’川小租”等各种各样的额外榨取团。

此外,还普遍存在超经济剥削,如高利贷、小斗出大斗进,佃户代地主承担差役、赋税等。

同时,在有些地区,地租剥削与封建性高利贷剥削如同孪生兄弟,形影不离地纠结在一起,对贫苦农民实施更为残酷的剥削,其主要形式是呈日益增长趋势的预租制和押租制。

预租是佃农预先交纳钱粮作为地租。

有时佃农为了得到土地的佃种权,不得不预交相当于一年或几年地租额的保证金作为押租。

随着押租额的不断增长和押租率的持续升高,押租的性质也由最初的地租保证蜕变为名目繁多、花样翻新的高利贷剥削,以至于成为地主对佃农任意役使的工具和把柄、敲诈勒索的本钱和手段。

晋察冀边区的“三三制”村政权建设

晋察冀边区的“三三制”村政权建设

2022年1月总第199期第1期成都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Journal of Chengdu University(Social Sciences)Serial No.199,No.1Jan.202292晋察冀边区的“三三制”村政权建设*张同乐(河北师范大学 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与文化资源研究中心 历史文化学院,河北 石家庄050024)摘 要:村政权是抗日民主政权的基石。

晋察冀边区经1938-1940年村政建设,广大乡村实现了由村长制到村民委员会制的过渡,大批抗日人士走上了村长的岗位。

为推进全民族抗战和边区民主建政进程, 1941年之后的晋察冀边区村选贯彻了 “三三制”思想,在更加扩大的民主范围和统一战线的基础上进行村政建设。

村级抗日民主政权的 “三三制”建设,表明中国共产党人政权观日渐成熟。

它适应了全民族总动员的抗日斗争的客观需要,适应中国社会阶级构成“两头小中间大”的国情,使各抗日阶级、阶层、党派代表进入基层抗日民主政权的领导,行使议政从政的权利,促进了乡村社会治理,从而极大地激发了乡村民众的抗日救国积极性,为夺取抗日战争的胜利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为解放区和新中国成立后村政建设积累了经验,树立起了“模型”。

关键词:晋察冀边区; “三三制”;村政建设中图分类号:F27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342(2022)01-92-12·历史与文献·收稿时间:2021-08-2*基金项目:高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中国共产党三个‘历史决议’的地位作用研究”(项目编号:21JJD710010)作者简介: 张同乐(1957—),男,河北师范大学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与文化资源研究中心、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历史学博士、博士生导师。

① 《辞海》编辑委员会:《辞海》(1999年版缩印本),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0年,第20页。

“‘三三制’是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各根据地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权时,在人员分配上采取的政策。

晋察冀观后感抗日战场上的英勇抵抗

晋察冀观后感抗日战场上的英勇抵抗

晋察冀观后感抗日战场上的英勇抵抗抗日战争是中国近现代历史上一段极为黑暗而残酷的时期。

在这场战争中,晋察冀地区成为了中国人民抵抗日军入侵的主战场之一,不仅承受了巨大的战争损失,更展现出了英勇抵抗的勇气和坚强意志。

晋察冀地区的抗战精神和顽强抵抗,让我们铭记于心。

晋察冀地区,位于我国华北平原,地处战略要地,成为了日军入侵的重点区域。

面对敌人的侵略,晋察冀地区的老百姓不畏艰险,勇敢地进行抵抗。

不论是军民还是地下党,他们都用实际行动诠释了抗战的精神。

抵抗的火种在晋察冀地区迅速蔓延,构筑了钢铁长城,为整个抗日战争做出了巨大贡献。

晋察冀地区的英勇抵抗不仅体现在战斗过程中,也表现在后方的无私奉献和组织能力上。

抗战期间,晋察冀地区不断动员民众参与抗战,壮大力量,支援前线。

同时,地方政府也充分发挥了组织协调作用,保障了前线战斗的顺利进行。

他们组织起民兵队伍,建设抗日根据地,为敌人制造了巨大困扰,使得日军在晋察冀地区始终无法取得突破。

在晋察冀地区的抗日战场上,不仅有军人的英勇抵抗,还有普通百姓的拼死护家。

他们用自己的行动守护着家园,用血肉之躯筑起了反侵略的堡垒。

无论是妇女、老人还是儿童,他们都积极参与抵抗,为保家卫国尽自己的一份力量。

他们虽然没有军人那样的训练和装备,却以顽强的意志和无畏的勇气,展现了中国人民抗战的坚强意志。

晋察冀地区的英勇抵抗贯穿了抗日战争的始终,渗透到了每一个抵抗的角落。

在这片土地上,有无数的英烈,将自己的生命献给了抗战事业。

他们舍小家为大家,舍生忘死,用鲜血和生命换来了国家的独立和人民的幸福。

他们的英勇事迹被传颂至今,成为了后人学习的榜样。

总结一下,晋察冀地区在抗日战场上展现了中国人民的英勇抵抗精神。

他们用实际行动诠释了抗战的意义,用自己的血肉之躯捍卫着民族尊严。

晋察冀地区的抗日英雄们将永远活在我们的心中,激励着我们继续努力,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奋斗!。

抗战时期晋察冀边区的“绿衣使者”

抗战时期晋察冀边区的“绿衣使者”

84ARCHIVES & CONSTRUCTION抗战时期晋察冀边区的“绿衣使者”*刘 意(南方医科大学,广东广州,510515)自清代开办邮政,中国邮政车船等均以绿色为主,到20世纪30年代,邮政部门已将绿色作为行业标志,故人们常称穿着绿衣的邮政人员为“绿衣使者”。

抗战时期晋察冀边区的“绿衣使者”,以往学界较少关注。

在作为战斗堡垒的晋察冀边区,面对敌人疯狂“扫荡”,“绿衣使者”穿插于火线之中,用自己的青春、汗水甚至生命,构建起信息、物资、人员流动的生命线,巩固了晋察冀边区政权。

一、 抗战时期晋察冀边区“绿衣使者”的责任使命1938年,边区政府在阜平陈庄创办了晋察冀边区临时邮政总局,在边区腹地恢复了一些邮政局、所,组织开辟了通往北岳区各县的邮路,并向外逐步开辟了通往晋西北与延安的主干线和向南越过正太铁路通往太行区的辅助干线,沟通了晋察冀边区根据地与延安中共中央及驻太行区八路军总部的联系。

[1]当时大致有4套开展交通工作的班子:边区政府交通科,晋察冀日报社的发行科,中共地方党委和军队的交通通信组织。

在当时,建立交通联络十分艰难,需要做艰苦细致的思想工作。

以冀南三分区为例,“开始时依靠党的地方组织,找到一些基本群众,主要是便利工作的妇女、小孩、卖艺人、出家的和尚,来往传递信件、报刊。

这些人,虽然能完成传递任务,但时间经常不能保证;同时,由于1942年开展整风运动,大批革命干部到太行或延安参加整风,交通站又增加了护送干部过往的艰巨任务。

这样的艰巨任务,光靠交通站的几个联络点的干部和几个妇女、小孩完成任务是困难的。

尤其敌人对平汉铁路封锁非常严,铁路两侧均挖有7米深、7米宽的封锁沟,沟上设墙,夜间在马头南北各路口和炮楼周围都有巡逻的日本兵”。

[2]因此,根据对敌斗争的需要产生了冀南三分区武装交通队。

该交通队的任务是传送党政军文件,护送过路干部,运送新闻报刊、冀南钞票以及其他军用物资。

中共的武装队和活跃在敌占区的各类秘密交通队,组成了纵横交错的交通网,承担护送干部和传递文件的“双重任务”。

抗战时期晋察冀边区的民生问题与乡村治理

抗战时期晋察冀边区的民生问题与乡村治理

抗战时期晋察冀边区的民生问题与乡村治理
夏松涛
【期刊名称】《晋阳学刊》
【年(卷),期】2013(000)003
【摘要】抗战初期,晋察冀边区的民生问题尤为突出.为了改善民生,共产党积极发展群众团体,保持群众团体的独立性,逐渐促使群众团体成为政府和农民的联络纽带和沟通桥梁.最终,在行政性治理和社会性治理的双重治理下,抗日根据地的民生问题得到较大改善.这是乡村治理结构在近代中国的一次重要变动,也是“小政府--大社会”模式在抗日根据地的一次有益尝试,还是诠释晋察冀边区作为“模范抗日根据地”的一把钥匙.
【总页数】7页(P55-60,94)
【作者】夏松涛
【作者单位】湛江师范学院思政部,广东湛江524048
【正文语种】中文
【中图分类】K26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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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时政治对晋察冀边区农村社区的影响

战时政治对晋察冀边区农村社区的影响

战时政治对晋察冀边区农村社区的影响“ 抗日战争时期,晋察冀边区是中国共产党在敌后开创的第一个抗日根据地,也是当时各敌后根据地建设的模范。

有关这块根据地各方面建设的研究,国内外已有不少,然而,战时政治对农村社区的影响的问题,则有待深入探讨。

一抗战开始之初,华北各地的国民党军队纷纷南撤,地方政府作鸟兽散。

在晋东北地区,败退的国民党军队和日本侵略军经过的地方,粮物洗劫一空,五台县仅一天就被国民党军队拉走驮骡“达六、七千头”。

那整天“爱国”,“为民”口号震天响的国民党地方政府及其大小“父母官”们,除五台、盂县二县县长外,均逃散一空[3]。

会党蜂起,自古“兵匪一家”,在这里再次现身说法。

尽管蒋介石当时也有“人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和“抗战建国”之号召,然而,事实却有“国军”所到之处,农民纷纷逃亡的现象,有的地方还甚于逃避日军。

对这里的农民,蒋介石的号召显然并未奏效。

与国民党军队和官吏们逃离与掠夺晋察冀边区人民相反,中国共产党与八路军开入了晋察冀敌后,面对疯狂凶残的日本侵略军和遭受兵匪荼毒的几千万晋察冀边区人民,他们的口号是:“创建敌后抗日根据地”,“保家卫国”,“誓与华北人民共存亡”;他们的行动是:痛击日军,肃清与改造土匪,统一抗日武装,严明纪律,宣传救亡,恢复地方秩序。

中国共产党与八路军的言行,一举改变了广大农民长期形成的“兵匪一家”的传统认识。

以致八路军所到之处,“瓢食壶浆,受到民众的热烈拥护和爱戴[4]”。

广大农民“把民间的枪枝拿来,连人带枪一齐参加八路军[5]”,八路军也被农民称为自己的“子弟兵”。

“阜平营”、“平山团”等部队的出现,就是八路军已扎根于敌后民众之中的佐证。

[2]《冀中军区的简略介绍》(1939年9月1日),《八路军军政杂志》第1卷第9期。

[3]《晋察冀边区是怎样创建起来》,(1939年3月11日),见魏宏运:《晋察冀边区财政经济史资料选编》(总论编)第55—56页,南开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

“以人为本”理念在抗战时期晋察冀边区村政权中的体现

“以人为本”理念在抗战时期晋察冀边区村政权中的体现
二、由村干部看“以人为本” 抗日根据地通过村选选出的村干部,不再是“官”,而 是“民”,是人民当中的一员,因此,与以往相比,村干部 的构成发生了质的变化。如表 1 所示。 第一,妇女拥有基本与男人同等的权利。在中国,女 人一直作为男人的附属品而存在,她们的名字不能上纸墨, 甚至很多妇女连名字都没有,只能称作“××氏”或“谁 家的”。“符号权利”作为最基本的人权根本无从体现。妇 女不解放,社会就不能进步。因此共产党在村选中赋予女 性同男子一样的政治权利。 第二,村干部年龄结构走向年轻化。抗战前村干部往
七县村选结果统计表
各阶层 当选代表 村主席、秘 各委员会主
参选/%
/%
书成分/%
任/%


84.9
78.7
92.9
92.8


82.9
21.3
7.1
7.2
青年
90.7
28.5
30.6
27.6

壮年
87.6
55.2
51.5
55.2

老年
74.9
16.3
17.9
17.2
文 不识字
86.2
37.0
ቤተ መጻሕፍቲ ባይዱ
19.0
第四,村干部的阶级成分由地主、富农转向中农、贫 农。由上表观之,贫农与中农在村代表中占 79.6%,而地 富仅占 8.1%。很显然,人民群众已占绝对优势,村政权的 性质已发生变化,从少数人专政的政权转变成了代表大多 数人利益的民主村政权。
第五,村干部的工作方式发生了根本改变。村干部改 变了以往的强硬态度和“一手包办”的工作作风,只要是 村政事务,都要“开个会讨论讨论”[10]。而且村干部没有 薪水,他们唯一的报酬就是替村里人把事情办好了,下一 次再选他们。他们只是为人民服务的勤务员,其去留取决 于他们的主人---人民。像这样以人民为主的政治生活,这 样的村干部在以前是绝无仅有的[4,p51-55]。 表 1 冀中定南、安平、深极、饶阳、博野、蠡县、清宛

从村选看村政权的嬗变——以抗日战争时期晋察冀边区为例

从村选看村政权的嬗变——以抗日战争时期晋察冀边区为例

5.9
7.6
贫农
85.5
41.7
39.2
40.1
中农
82.7
37.9
45.8
40.2
富农
83.7
7.8
7.4
6.7
地主
90.7
0.3
0.2
0.1
压倒的多数,换言之,人民群众已占绝对优势,而“优势是 决定本质的东西”[2](P54),这表明边区村政权的性质已发生 了变化,从少数人专政的政权转变成了代表大多数人利益的 民主村政权。“三三制”的实行,虽然也有地富的一席之地, 但他们所占的多是无权的席位,已失去了话语权。农民群众开 始由政治边缘走向政治中心,地主富农则逐渐边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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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944-1945 年:民主村政权的普遍建立阶段 1944 年,改造与健全村政权成为全年工作的重点。村 政权比较健全的村庄,一般不再改选,只作重点检查。村政 权把持在特务、反共投降分子手中或不符合“三三制”原则、 村干部变质的村庄,发动群众进行改选。少数因环境恶劣, 基础薄弱不能改选的村庄,以不同形式进行改造[8](P421-427)。 1945 年的民主大选举,主要是健全村代会,普遍建 立村政委员会,作为村代会闭会期间的常设机构。村选根 据不同地区采取不同方式。巩固区实行直接选举。游击区 及新解放区,如群众尚未发动起来,可先执行减租及清算 账目等工作,采取间接选举,推选或聘请方式[8](P488-491)。 1944 年以来,中共通过开展减租减息、大生产运动, 使边区人民的生活有了很大改善,农民参选的积极性更加高 涨,充分代表民意的村政权在晋察冀边区普遍建立起来了。 二、村干部身份的变化 晋察冀边区一年一度的村选,不但从根本上改变了村政 权的组织机构,而且还彻底改变了村干部的身份。下面仅就 1940 年冀中七个县的村选结果作一粗浅分析。(见表 1) 从性别来看,中共把妇女解放看成是社会解放的标志, 因为妇女一旦解放,往往比自己的丈夫或兄弟更热烈地支持八 路军[9]。由表可以看出,女公民参选比例占 82.9%,仅低于 男子 2%。可见妇女参政热情非常高。定县 269 个村长中就 有 30 多个女村长[10](P95),她们在贯彻党的各项政策方面处处 做模范,甚至不惜用自己的生命证明了“妇女不但应该参政 而且能够参政”[10](P96)。 从年龄来看,抗战前村干部往往是辈份最高年龄最长 者,青年在政权中几乎毫无地位可言。现在恰恰相反,老年 公民当选村代表的占 16.3%;青年占 28.5%,这说明村政权 开始年轻化。山西代县一个村的村干部 80%在 20 岁左右, 当然,这样的例子并不普遍[11](P248)。但这恰恰说明一直处于 政权后台的青年开始走向前台,开始打破封建政治制度和社 会传统。且不论青年执政如何,这一行动本身就是一种进步。 从文化程度来看,文化水平越低,参选积极性越高,村 代表中占多数的是读过几年小学稍微有点文化的。这似乎不 难理解,村中贫农占多数,没有受教育的机会,大多不识字, 所以文盲参选比例最大。作为村干部,农民既要考虑他的阶 级成分,又要考虑他有无文化,所以最合适的当然是受过几 年小学教育的人了。日本人对河北安次县的两个行政村的调 查表明,在 13 个村长中,只有 1 人受过中学教育,2 人是 文盲,其余的人只受过 2-3 年的小学教育[11](P265)。 从阶级成分来看,人口占将近半数的贫农参选积极性占 到了第三位,表明贫农正以极大的注意力关心着政权。地富 分别为第二和第四位,可见地富与农民在村选中的斗争异常 激烈,都想争得领导权。但村选结果,贫农与中农在村代表 中占 79.6%,而地富仅占 8.1%。很显然,贫、中农占了绝对

战时政治对晋察冀边区农村社区的影响

战时政治对晋察冀边区农村社区的影响

战时政治对晋察冀边区农村社区的影响“ 抗日战争时期,晋察冀边区是中国共产党在敌后开创的第一个抗日根据地,也是当时各敌后根据地建设的模范。

有关这块根据地各方面建设的研究,国内外已有不少,然而,战时政治对农村社区的影响的问题,则有待深入探讨。

一抗战开始之初,华北各地的国民党军队纷纷南撤,地方政府作鸟兽散。

在晋东北地区,败退的国民党军队和日本侵略军经过的地方,粮物洗劫一空,五台县仅一天就被国民党军队拉走驮骡“达六、七千头”。

那整天“爱国”,“为民”口号震天响的国民党地方政府及其大小“父母官”们,除五台、盂县二县县长外,均逃散一空[3]。

会党蜂起,自古“兵匪一家”,在这里再次现身说法。

尽管蒋介石当时也有“人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和“抗战建国”之号召,然而,事实却有“国军”所到之处,农民纷纷逃亡的现象,有的地方还甚于逃避日军。

对这里的农民,蒋介石的号召显然并未奏效。

与国民党军队和官吏们逃离与掠夺晋察冀边区人民相反,中国共产党与八路军开入了晋察冀敌后,面对疯狂凶残的日本侵略军和遭受兵匪荼毒的几千万晋察冀边区人民,他们的口号是:“创建敌后抗日根据地”,“保家卫国”,“誓与华北人民共存亡”;他们的行动是:痛击日军,肃清与改造土匪,统一抗日武装,严明纪律,宣传救亡,恢复地方秩序。

中国共产党与八路军的言行,一举改变了广大农民长期形成的“兵匪一家”的传统认识。

以致八路军所到之处,“瓢食壶浆,受到民众的热烈拥护和爱戴[4]”。

广大农民“把民间的枪枝拿来,连人带枪一齐参加八路军[5]”,八路军也被农民称为自己的“子弟兵”。

“阜平营”、“平山团”等部队的出现,就是八路军已扎根于敌后民众之中的佐证。

[2]《冀中军区的简略介绍》(1939年9月1日),《八路军军政杂志》第1卷第9期。

[3]《晋察冀边区是怎样创建起来》,(1939年3月11日),见魏宏运:《晋察冀边区财政经济史资料选编》(总论编)第55—56页,南开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

抗战时期晋察冀边区村政权建设的特征与意义

抗战时期晋察冀边区村政权建设的特征与意义

抗战时期晋察冀边区村政权建设的特征与意义
李春峰
【期刊名称】《延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年(卷),期】2013(035)003
【摘要】晋察冀边区村政权建设具有基础性、群众性和差异性等明显特征.晋察冀边区村政权建设的巩固与发展,进一步扩大与巩固了边区抗日民主政权的阶级基础和社会基础;极大地激发与调动了边区民众政治参与的积极性与主动性,提高了民众政治参与的意识与能力,为广泛动员民众参与到民族抗战的洪流之中起到了重要作用;同时有利于党的各项政策与措施在边区各地的顺利开展与普遍实施,形成全民族抗战的合力.这为新中国成立后村政权建设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借鉴.
【总页数】5页(P44-48)
【作者】李春峰
【作者单位】河北省社会科学院历史所抗战研究中心,河北石家庄050051
【正文语种】中文
【中图分类】D231
【相关文献】
1.1942:“三三制”、精兵简政与整风运动在晋察冀边区村政权建设的实施
2.抗战时期晋察冀边区村政权的性质及组织形式
3.“以人为本”理念在抗战时期晋察冀边区村政权中的体现
4.抗战时期晋察冀边区闾制度在村政权建设中的兴废
5.晋察冀边区的“三三制”村政权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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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析抗战时期晋察冀边区的“三农”问题与政府对策

试析抗战时期晋察冀边区的“三农”问题与政府对策

作者: 史新恒[1];夏松涛[2]
作者机构: [1]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研究所;[2]广东湛江师范学院
出版物刊名: 抗日战争研究
页码: 72-81页
年卷期: 2010年 第2期
主题词: 晋察冀边区;三农问题;政府对策
摘要:抗战初期,晋察冀边区农村存在严重的“三农”问题:农业经济极其落后、农民生活极其困苦、农村社会极其涣散。

为了挽救危机局面,边区政府实施了一系列政策法令,扶植农村社会发展,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增加对农业生产的投入,让农民找到一条切实可行的发展之路;二是减轻农民生活负担,避免农民受到剥削阶级和行政力量的“多取”;三是拓宽农民增收渠道,打开农工商协调发展的经济局面。

随着政策的深入推行,在抗战后期边区的农业经济较快增长,农民的生活初步改善,农村社会凝聚力增强,极大地促进了抗日根据地农村社会的发展。

由此,我们得到启示:农村政策具有较强的整体性和关联性,制定好农村政策需要以农民的实惠为出发点,落实好农村政策需要政府的制度革新,这样才能解决好“三农”问题。

抗战时期晋察冀边区村政权的性质及组织形式

抗战时期晋察冀边区村政权的性质及组织形式

抗战时期晋察冀边区村政权的性质及组织形式摘要:政权问题是革命的中心问题,尤其是在抗战时期,谁掌握了村政权,谁就赢得了主动权。

村政权的好坏对于战争的胜利起着重要的决定作用。

充分了解,准确分析村政权的性质,并据此确定相应的组织形式,是抗战时期采用正确斗争策略,以我之长,攻敌之短,最后取得抗战胜利的关键所在。

关键词:抗战时期;晋察冀边区;村政权性质;组织形式政权问题是革命的中心问题,村政权是政权的基础组织,谁掌握了村政权,就执行谁的政策,代表谁的利益[1]。

村政权的好坏不但与群众有着最密切的关系,同时对战争的胜利起着重要的决定作用。

在被誉为“敌后模范抗日根据地及统一战线模范区的晋察冀边区”,村政权就是“边区政权的基石,村政权不健全,边区政权就不巩固,各项政策就无法落实”[2]。

因此,在充分了解准确分析村政权性质的基础上确定相应的组织形式是取得抗战胜利的关键所在。

抗战时期晋察冀边区,就整体而言,可分为敌占区、游击区、根据地三种。

相对而言,游击区占比最大,是敌我争夺的焦点;根据地最巩固;敌占区基本上是敌人掌握着话语权。

所以,村政权的性质不同,其组织形式也不一样。

由于敌占区村政权多袭传统,无大改观。

故本文把重点放在游击区和根据地。

一、敌战区村政权的性质及组织形式敌占区包括敌占点、线、面和刚开辟的秘密根据地,其特点是敌人占绝对优势,基本群众没有发动起来。

敌占区村政权的性质多为亲日一面政权,忠实敌人,执行敌人的政令。

村政权有的掌握在汉奸特务之手,有的与敌伪有关系,基本上和村民是对立的。

其反人民的性质决定了其采用伪政权的组织形式,如联保制、维持会等。

二、游击区村政权的性质及组织形式游击区包括“游击根据地与敌我拉据的游击区”。

抗战时期,“北岳区百分之八十以上村庄为游击区,若以全边区而论,则达百分之九十以上。

游击区人力物力所占比重比村数百分比更大,在坚持阵地上有极重要的意义”[3]。

因此,准确分析游击区村政权的性质及组织形式意义重大。

抗战时期晋察冀根据地的乡村社会意识变迁

抗战时期晋察冀根据地的乡村社会意识变迁

抗战时期晋察冀根据地的乡村社会意识变迁
王向然
【期刊名称】《商丘师范学院学报》
【年(卷),期】2012(28)1
【摘要】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内进行了一系列民主政治建设,如培育公民民主意识、男女平等意识、国家观念等,引起了根据地内乡村一系列社会意识的变迁,对今天社会转型时期的社会主义民主建设工作仍然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总页数】6页(P65-70)
【作者】王向然
【作者单位】商丘师范学院历史与社会学院,河南商丘476000
【正文语种】中文
【中图分类】K265
【相关文献】
1.抗战时期晋察冀根据地救灾政策及实践 [J], 文姚丽
2.抗战时期晋察冀根据地的社会变迁 [J], 李静萍;任有珍;
3.抗战时期武乡农村社会意识的变迁 [J], 赵永强
4.抗战时期晋察冀根据地对敌经济斗争述论 [J], 文君
5.抗战时期晋察冀根据地妇女社会教育的特点 [J], 张媛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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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是社会发展的不竭动力。 中国共产党深谙,只有把一切权力都赋予人民,完全“由 民做主”,树立人民本位思想,才能赢得革命,引导中国走 向光明。所以,边区政府一成立,共产党就发动群众进行 村选,把权力赋予人民。
首先,对农民进行宣传教育。因抗战前农民处于“被 动政治参与”阶段,其政治能量基本未得到释放,还处于 “冬眠”状态,即“家”时期[1]。所以要让百姓知道,除 了“家”之外,还有“国”, “国”这个大“家”没有了, 小家也保不住。同时,要明白穷人不是生而为奴的,以前 农民之所以没有权利是因为被地主豪绅剥夺了,而村选就 是为了还政于民。但每个人不可能都来管家,所以要选代 表替自己行使权力,这就是代表制,也是民主集中制,村
最后,召开选举大会进行选举。会场一般设在学堂、 寺庙、打谷场、练兵场等宽阔之处。其布置庄严肃穆,往 往搭一高大席棚,棚上方和两侧张贴标语、对联,棚内悬 挂伟人头像。会场周围用绳或木杆圈好,非选民不得入内, 会场中间用白灰分开,规定选民小组位置及走道,并在左 右两旁设置参观席。在选民前方,写票、投票、开票等都 有固定的地方。典型会场布置如图 1 所示。
二、由村干部看“以人为本” 抗日根据地通过村选选出的村干部,不再是“官”,而 是“民”,是人民当中的一员,因此,与以往相比,村干部 的构成发生了质的变化。如表 1 所示。 第一,妇女拥有基本与男人同等的权利。在中国,女 人一直作为男人的附属品而存在,她们的名字不能上纸墨, 甚至很多妇女连名字都没有,只能称作“××氏”或“谁 家的”。“符号权利”作为最基本的人权根本无从体现。妇 女不解放,社会就不能进步。因此共产党在村选中赋予女 性同男子一样的政治权利。 第二,村干部年龄结构走向年轻化。抗战前村干部往
由上可知,中国共产党从建立伊始就努力践行人民群 众是历史创造者的唯物主义原理,树立人民本位观,主张 人民至上,主权在民。毛泽东指出:“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 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7,p511-512]“历史给予我们的革 命任务,中心的本质的东西是争取民主。”[8,p274]但由人民 当家作主,中国共产党这一美好愿望却未能让中国人民立 即欢欣鼓舞,因为中国的老百姓被边缘化的时间太久了, 对核心身份的认同难免存有心悸。为此,中国共产党不得 不下大力气进行宣传动员。以人为本,人不以己为本,可 想而知,中国共产党赋权于民的工作是何等艰难!但共产 党为了什么呢?有人云,中共之所以把授权来源由上面转 移到下面,是因为当时他们不能从上面获得合法权力, 只能用上面曾经提倡但未推行从而也不能公然否认的办 法将政权建立在合法的基础上,进而否认上面的权力来 源[9]。笔者认为,如果能把权力下放,替农民撑腰,为农 民说话,采用一些策略是可以的,也是必要的,不能只单 纯地看作是手段。其实,共产党正是看到了弱势群体强势 的一面,认识到人民群众是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才改变 了权力的归属,把一切权力都赋予了人民。“以人为本”得 以体现。
梁丽辉,等:“以人为本”理念在抗战时期晋察冀边区村政权中的体现
往是辈份最高年龄最长者,青年在政权中几乎无地位可言。 现在则恰恰相反,由上表可见,老年公民当选村代表的占 16.3%,青年占 28.5%,这表明一直处于政权后台的青年走 向了前台,村政权年轻化了。
第三,村干部的文化程度走低。如上表所示,文化水 平越低,农民参选积极性越高。这不是说村干部文化水平 越低越好,而是说明村政权已经打破以往只有受过教育的 人才能担任村干部的传统。没有文化的人不再受到歧视, 而且也能够享受公共资源,得到人们的尊重。从这一点来 看,村政权是惠及所有合法公民的,其为不同文化水准的 人在竞争村干部上提供了合法对话的平台。
LIANG Li-hui, ZHANG Xue-peng
(Department of Social Sciences, Hebei Finance University, Baoding 071051, China)
Abstract: As a proletarian party, the CPC has been making effort to practice the materialism principle that people are creators of history from the start. And they set up the concept of people-oriented. During the Anti-Japanese War, the CPC mobilized the public to elect, and chose village cadres who represented the interests of the majority. Then they set up a service-oriented government which served the people heart and soul. It took people as the purpose of the social development. And it reflected the concept of people-oriented.
Key Words: people-oriented concept; the Anti-Japanese War; Shanxi-Chahaer-Hebei border area; village political power
“以人为本”是党中央根据新的世情、国情、党情发
晋察冀边区村政权中的体现作一定分析。
黑板
记录员
记票员
检票员
唱票员
收票员
投票检查员 投票检查员
票箱
写票处 写票处 写票处
公民小组(一)

公民小组(二)




公民小组(三)

公民小组(四)
图 1 选举会场布置图 资料来源:冀中民主选举的几点经验[N].晋察冀日报, 1941-2-4. 选民入场可由自卫队召集,或群众团体召集,或鸣锣
-90-
──────────
收稿日期:2013-09-17
作者简介:梁丽辉(1975-),女,河北顺平人,博士,讲师,研究方向为中国近现代史。
-89-
第 36 卷第 3 期
唐山师范学院学报
2014 年 5 月
干部就是民主集中制的产物。所以村选是群众自己的事, 应主动、热情,自己不选或选不好,就怪不得别人了。这 样一来,农民对选举就有了一定的积极性。1940 年,参加 选举的人数上升到合格选民的 70%,冀中和北岳区则达到 了 80%[2]。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做到“授权于民”,使村政 权“执政为民”,也才能使传统意义上的授权来源发生变化。
七县村选结果统计表
各阶层 当选代表 村主席、秘 各委员会主
参选/%
/%
书成分/%
任/%


84.9
78.7
92.9
92.8


82.9
21.3
7.1
7.2
青年
90.7
28.5
30.6
27.6

壮年
87.6
55.2
51.5
55.2

老年
74.9
16.3
17.9
17.2
文 不识字
86.2
37.0
19.0
召集,分好选民小组,每组选出一名大队长带队入场。入 场时,步伐整齐,可喊口号,如“一、二、三——四”[4,p52]。 开会后,先说明选举规则及注意事项,然后以公民小组为 单位检查人数,通过代笔人。检查票箱后,各选民小组依 次到主席台去领票,领票人在公民簿上按指印或盖章。写 票以自己写为原则,文化低的由代笔人写,代笔时由监选 人监视。写好后,由选民亲自投入票箱。投票完毕后,由 开票员当众开箱,统计票数;检票员将票分给投票检查员 检查是否有废票;记票员在黑板上当众记录;唱票后再交 投票检查员检查是否有误唱情形,无误再交由收票员保存。 然后公布当选人,当选人登台应选[5]。选举完毕后,举行 庆祝活动。如选出了村长,村民们就给他献上一朵红纸花, 用一根竹杠把他抬起来,到街上游行一周。这根竹杠叫做 “独龙杠”,意味着当选者是村里的独龙,是头头了[6]。
展形势,于 2003 年 10 月在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上提出的
一、由村选看“以人为本”
中国共产党的根本执政理念。虽然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的 第一代领导集体和以邓小平为代表的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 没有明确使用过“以人为本”这个概念,但实际上,无论 是实践还是理论阐释,均已蕴涵“以人为本”的真谛,可 以说是一脉相承的。换一个角度而言,中国共产党的执政 理念应来源于中国共产党执政的伟大实践。中国共产党在 全国范围内的执政实践,是从新中国成立开始的,但土地 革命时期、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的中国共产党的 局部执政实践,对中国共产党执政理念的形成、发展及完 善都具有基础性作用。而目前学术界关于“以人为本”理 念的探讨多停留于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时期,对民主革命 时期关注不够;并且对“以人为本”理念的探讨也主要从 领导人的论述、理论层面去分析,缺少史实基础。故笔者 拟以村政权为研究对象,对“以人为本”理念在抗战时期
第 36 卷第 3 期 Vol.36 No.3
唐山师范学院学报 Journal of Tangshan Teachers College
201为本”理念在抗战时期晋察冀边区村政权中的体现
梁丽辉,张学朋
(河北金融学院 社会科学部,河北 保定 071051)
摘 要:中国共产党作为无产阶级政党,从建立伊始就努力践行人民群众是历史创造者的唯物主义原理,
第四,村干部的阶级成分由地主、富农转向中农、贫 农。由上表观之,贫农与中农在村代表中占 79.6%,而地 富仅占 8.1%。很显然,人民群众已占绝对优势,村政权的 性质已发生变化,从少数人专政的政权转变成了代表大多 数人利益的民主村政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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