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文化与金庸小说

“飞雪连天射白鹿，笑书神侠倚碧鸳。”十四个字，贯概十四部小说，构成金庸先生的武侠世界。凡有华人处，必能见到金庸的武侠小说，此等境遇，对于武侠小说而言，可谓空前，也必将绝后。若要归结原由，正如小说的内容一般，包罗万象，见仁见智，但至少有一点，那便是文化的认同。中国的传统文化博大精深，代代传承，乃是中华民族凝聚力的根基。金庸先生的武侠小说，真可谓中国传统文化的普及读本。倘若寻章摘句，按部就班，只怕能够集合成一部国学巨著，此处只是浅尝则止，窥见一斑。

先要说的是琴，也即音乐。音乐由来已久，据说皇帝命伶伦为律，听闻凤凰的鸣声而制成十二律。十二律为黄钟、大吕、太簇、夹钟、姑洗、中吕、蕤宾、林钟、夷则、南吕、无射、应钟。弹奏音乐最常用的乐器是琴。传说神农氏用桐木制造了五弦琴，能够弹奏出宫商角徵羽五种音调，后来周文王添了两弦，音调为少宫和少商，改良为七弦琴。在小说《倚天屠龙记》第一回中，郭襄在少室山遇见弹琴的何足道，何足道弹的便是七弦琴，书中叫做焦尾琴。原是东汉左中郎将蔡邕以烧焦的桐木制造。二人先后弹了数首曲子，其中有两首都是出自《诗经》。《考槃》出自《卫风》，是一首隐士之歌。表现的是大丈夫在山涧之间自由游荡，独来独往，无拘无束，固然寂寞无伴，形容憔悴，却又志向高洁，永不改变。《蒹葭》出自《秦风》，说的是和美人隔水分离，相思之极，想象如见。在小说《碧雪剑》中，阿九思念袁承志，弹的曲子是《子衿》，同样出自《诗经》，表达的是男女相思之情，“一日不见，如隔三月”。小说《笑傲江湖》的名字就来源于书中的一首同名曲子，据说曲谱中间的一大段，取自嵇康的“广陵散”。嵇康是三国时魏国的文学家、思想家和音乐家，为“竹林七贤”之一。他厌恶烦琐礼教对人的束缚，提倡“越名教而任自然”，不为统治者所容，慷慨负死。临终之前曾弹奏一曲，便是《广陵散》，并叹息道：“广陵散从此绝矣！”书中的曲洋挖掘了二十九座古墓，才由蔡邕的墓中觅到了曲谱。历史上比较有名的古琴还有伏羲离徵、黄帝清角、庄子橘梧、李斯龙腮、司马相如绿绮、赵飞燕凤凰、赵孟頫震馀等。

其次要说的是棋。古代说的棋大多指围棋。通常的棋盘，横竖各十九轨，三百六十一子。古人采用坐标的方式记录棋谱，方法众多。《天龙八部》中段延庆指点虚竹下棋，采用的是《忘忧清乐集》中的法子，将棋盘分为上平去入四个区域。《笑傲江湖》中提到了两个围棋古局，一个是《烂柯谱》，一个是《呕血谱》。前者出自于南朝梁任昉的《述异记》，说的是晋人王质到石室山上伐木，看见几个童子在那里下棋，便停下来观看。后来吃了童子

赠送的仙果，回到家中时才知道已经过了许多年，斧子和砍到的柴都已经腐烂尽了。后者说的是北宋国手刘仲甫与骊山仙姥下棋，给杀得大败，气得呕血数升，那局棋的棋谱便称作《呕血谱》，共一百一十二手。

接下来说的书，即书法。将书法融入进武功的段落很多，如《笑傲江湖》、《倚天屠龙记》、《神雕侠侣》等都有描写。其中涉及了不少书贴，简单解说几篇。《裴将军诗贴》，唐朝颜真卿吟赠及书予裴将军，乃其晚年精品巨作。该贴以草书、真楷和行书三体书写，其字大小参差错落，随意安排，布局新颖。除以上三种字体外，还杂以隶书、篆书，写来高古雄浑，刚柔兼备，不拘法度，洒脱之极。《八濛山铭》，三国蜀汉大将张飞所书，隶书写就，笔法源于汉代“张迁碑”，下笔较重，极有气势。《怀素自叙贴》，乃玄奘法师的大弟子怀素所写，师承张旭的狂草，即草书中带有狂笔。书帖原文共七百二十字，字体大小悬殊，一气呵成，狂而不诞，严谨有致。《笑傲江湖》中，秃笔翁便以上面三帖里的笔法和令狐冲对敌，但令狐冲不懂书法，只以独孤九剑破之。在小说《神雕侠侣》中，朱子柳将书法和“一阳指”结合，大败霍都王子，也涉及到《房玄龄碑》、《自言帖》、《褒斜道石刻》三篇碑帖，这里不再详细论述。

说完了书法，自然便是绘画。《笑傲江湖》中提到的《溪山行旅图》最为有名。此幅图画为北宋范宽所作，现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其人一名中正，字中立，最擅长山水绘画，特点是：多描绘北方关陕地区景色，全景式布局，主峰峻拔，折落有势。山顶好作密林，水旁喜作突兀大石，山石用短促峻削的“雨点皴”，用笔凝重锐劲，墨色黑沉深重，风格壮武。

琴棋书画之外，其他传统文化涉猎繁多，难以尽数解说。希望有兴趣的朋友，今后共同探讨。金庸先生的小说底蕴深厚，雅俗共赏，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可谓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了。

金庸小说的基本特点是大俗大雅，至幻至真。大俗大雅是指金庸

小说从“雅文化传统”与“俗文化传统”的接合部切入，融通雅俗而

超越雅俗。金庸小说一方面以“俗文化传统”中富有活力的文学形式

和合理的文化因素向“雅文化传统”渗透，一方面又把“雅文化传统”

中的文化理想融汇到“俗文化传统”中去。至幻至真是指金庸小说不

拘泥于细节的真实，甚至刻意追求超越细节的真实，直接诉诸人们心灵的最深层次，达到了理念的真实、文化的真实，从而创造了一种具有诗的功能的文化小说样式。惟其如此，金庸小说才能摆脱种种局限，将各种应有的情感推向极致，才具有了其他小说无法具有的魔力。

我们从三个方面来考察金庸小说与传统文化的关系。

“武”与“侠”——征服世界与完善道德的恒久渴望。在伦理本

体型的文化中，“武功”、“武力”、“武术”等以“武”为中心的

概念反映的是人们征服社会的渴望，“侠客”、“侠义”、“侠行”

等以“侠”为中心的概念反映的则是对完善道德的祈盼。“武”的最

高境界是“神武不杀”，“侠”的最高境界是“欲除天下不平事”，

两者的终极目的都是建立一个理想的世界。所谓“侠”是目的，“武”

是手段，两者在行为方式、道德追求、文化理想等方面和谐地统一起来。金庸小说从武德和人生境界两个方面对“武”作了深刻的阐释。

武德的高尚与卑下是决定武功成败的根本因素之一。作为社会道德的武德要求练武要有“振人不赡”、“扶危济困”的正确指导思想，作

为文化道德的武德，主要表现在对武功的理解、选择和练功的方法上，由此而分出所谓的“正派武功”和“邪派武功”。“正派武功”应符

合儒家、道家乃至释家哲学的和谐理论，主张性、命双修，顺应社会伦理道德和人性的基本要求，有助于构建弘大刚毅的人格；“邪派武功”则破坏人自身及宇宙万物间的和谐，追求“片面的深刻”，违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