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生就业专题

【大学生就业专题】寒门子弟更难找到好工作？作者：南方周末记者钱昊平实习生周有强“家境贫寒的学生想通过读书改变命运，不像以前那么容易了。

”再过几天，今年高校毕业生的离校高峰即将到来。

2013年是普通高校毕业生最多的一年，699万年轻人将何去何从？从数据来看，近年来中国大学生未就业率不断上升。

根据历次人口普查数据，1982年，30岁以下具有大学文凭者的未就业率只有0.1%，1990年增加到0.8%，2000年跃升至5.1%，2008年社科院抽样调查显示，这一数字已增加到11.2%。

就业不景气的原因各异，有整体经济发展放缓的因素，也有学生自身的原因，也有用人单位选择的原因，当然也存在“结构性失衡”现象——大企业门庭若市，小企业门可罗雀，名校毕业生“不愁嫁”，一般院校学生一职难求。

除这些原因，另一个值得警惕的现象是，在总体就业岗位不足的前提下，家庭和社会背景对学生就业的影响越来越大。

近年来，许多学者在研究家庭经济社会地位的代际传递时发现，一部分学生在同等条件下因家庭资源较少，或失去工作机会，或失去找到好工作的机会。

“家境贫寒的学生想通过读书改变命运，不像以前那么容易了。

”中山大学政务学院国际交流部主任陈永杰说。

还没有充分建立“能力本位”2013年6月15日，智联招聘对今年通过他们网站投递简历的毕业生信息做了统计，发现近300万毕业生通过智联招聘网站投递简历，但大小企业的就业机会完全不一样——规模在100人以上的企业，平均每个岗位能吸引73份简历，但20人以下的企业，数字是21份。

去什么样的企业就业，决定着收入和发展前景。

为了一份好的工作，毕业生除了拼能力，也在寻求能力之外的帮助。

清华大学经管学院副教授吴斌珍2011 年参与了一项“父母的政治资本如何影响大学生在劳动力市场中的表现”的课题研究，通过定量分析，研究发现，“父母的政治资本对高校毕业生第一份工作的工资，存在着正向影响”。

他们的研究选取了19所高校，其中10所是“211院校”，9所是非重点院校，共调查了6059名学生。

其中有14%的学生的父母中，至少有一人为官员。

数据显示，父母是官员的学生的起薪高出13%，差额大约是每月280元。

北京师范大学“我国大学生就业问题研究”课题组的研究表明：在工作落实的重要原因中，社会关系排在第二位。

他们在调查中发现，有25%的毕业生在求职中有家庭或熟人帮忙，其中73%的学生认为“关系”对求职有帮助。

教育学者、21世纪教育研究院院长杨东平对南方周末记者说，在中国还没有充分建立“能力本位”的时期，“人情”到处可见，学生就业找工作也不例外。

当然层次越高，形式上会越公平，但到县以下，社会关系所起的作用就大了。

在上海大学社会学系教授顾骏看来，就业难的原因不是“拼爹”，根本原因是岗位不够，如果说二者之间有什么关系，应该是“寒门子弟更难找到好工作”。

除了政治资本，父母的文化和经济水平也对学生的就业会产生影响。

清华大学经管学院教授李洪彬在《教育状况又如何》一文中曾公开他的一项研究：上大学前为城镇户口的毕业生，月平均工资为2250元，高出农村学生约8%；家庭收入排名前20%的学生，毕业月平均工资为2540元，高出其他学生25%。

“不能说上好学校的都是靠父母”在就业市场上，出身“名校”也占优势。

中山大学政务学院国际交流部主任陈永杰掌握的数据是，2013年广东地区重点高校签约率与往年持平，一般高校的签约率在下降。

不同家境的学生，获得上重点大学的机会也不一样，在基础教育阶段起点也都不一样。

上海大学社会学系教授顾骏说，今天看一个孩子的成长，实际上一路都在拼抢不均等的教育资源。

顾骏和杨东平都认为，世界各国都存在“学生家庭背景好，学习、就业机会更好”的现象，这本是无可厚非的。

不过，中国在义务教育阶段就存在城乡差别，城乡内部也分重点学校和一般学校，在起点就形成了分层。

文化水平、经济收入更高的家庭由于社会关系多，孩子从基础教育到高等教育都处于优势。

杨东平在其《中国教育公平的理想和现实》一书中提到，高阶层家庭的子女约有62%在重点中学就读，低阶层家庭约有60%在普通中学学习。

到大学阶段，差距仍在延续并不断加大。

根据杨东平的研究，以湖北省为例，2002-2007年5年间，升入重点高校的中产家庭、官员、公务员子女是城乡无业、失业人员子女的17倍。

清华大学人文学院社科2010级王斯敏等几位本科生曾在清华2010级学生中做过抽样调查，显示农村生源占总人数的17%，而那年全国农村考生的比例是62%。

2009年1月初，时任国务院总理温家宝曾在新华社播发的一篇署名文章中，对大学里农村学生比重下降表示关切。

南开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教授闫广芬，对2003年-2008年各阶层子女在优质高等教育资源中的分布情况做过统计，共涉清华、北大等16所“985”高校，发现农业劳动者在社会阶层的构成比例达42.90%，但是该阶层子女在部分985高校的比例只有23.98%；国家与社会管理者在社会阶层中的比例仅有2.10%，其子女在部分985高校中的比例却达到8.52%。

“不能说上好学校的都是靠父母。

”杨东平说，但有些学生确实因为家境不好，错过了一些学习机会。

他们即便上了大学，综合素质也欠缺，有些农村学生的英语、普通话、计算机不如城市学生，人际交往、表达能力也赶不上。

家庭经济状况差的学生，毕业求职时也不占优势，甚至去一个远地方面试的路费都掏不起。

不少人同时手握三种资源“西方国家也有贫穷家庭，但是他们有较好的社会保障和相对公平的基础教育。

”清华大学经管学院副教授吴斌珍说，虽然富裕家庭的孩子也会上贵族学校，有更好的教育资源，但是社会底层至少在基础教育上能接受到较好教育，有较多向上流动的渠道。

国内教育资源相对集中，主要集中在大城市和东部经济发达地区。

“教育资源的过度倾斜，加上现有财富分配、户籍制度等，造成了社会阶层渐渐固化。

”吴斌珍说。

社会资源主要有经济资源、文化资源和组织资源，过去三种资源分属不同的阶层，但现在不少人同时手握三种资源。

“没有背景和社会资源的人，要改变自己的命运越来越难了。

”上海大学社会学系教授顾骏说。

中山大学政务学院国际交流部主任陈永杰说，教育从来都有推动社会流动与复制社会阶层这两个功能，但究竟谁占主导，这取决于政府是否想干预。

吴斌珍认为，教育对阶层分流功能还存在，但分流标准不一样了。

如果教育资源分配公平，那教育会把努力的、勤奋的、智商高的、有创新性的、对社会贡献大的人分流到社会上层。

如果社会阶层固化，教育更多依据财富多寡进行人才分流，高收入家庭的孩子被送到名牌大学，进入社会上层。

“这样不利于人才培养和经济发展，也不利于国家创新。

”要警惕但不要夸大陈永杰担心，如果任由这种教育不公平及其背后的阶层固化继续，弱势者不能通过正常途径向上层社会流动，社会阶层间将产生对立情绪。

如何解决这一问题，陈永杰更愿意把讨论限制在教育制度范围内。

他认为，现在教育的融资方式过于依赖地方政府，教育水平差异是地区间发展差异的反映。

就中小学基础教育而言，要改变这种形势，中央政府必须承担起主要融资责任，缩短区域间的教育水平差距。

就高等教育而言，起码主要由中央融资的高校（其实都是重点大学），应全国划一标准招生。

如果能逐渐打破分省配额的录取制度，“将是善莫大焉”。

“如何解决阶层固化，实际是个假问题。

”顾骏说，中国当前要解决贫富分化问题，如果不解决贫富分化，阶层流动不畅是必然结果。

在杨东平看来，阶层固化是社会学的一种定性观察，要引起警惕，但也不要过度夸大这种倾向，毕竟社会还在流动，农民工的价值还在不断提升。

对农村特别是西部农村的孩子来说，改变命运最主要的一条路还是考大学，只不过目标都定在二本以上。

顾骏也认为，这个社会没有完全将流通之路堵上，如果个人不努力，将失败归因于“拼爹”没有意义。

大学里还有很多穷孩子，任何一个社会都不可能做到每个人的起点都绝对公平。

“只不过，穷孩子确实要付出加倍努力。

”顾骏说。

穷孩子没有春天？——寒门子弟为何离一线高校越来越远作者：南方周末记者潘晓凌实习生沈茜蓉夏倩刘星何谦发自：北京最后更新：2011-08-05 10:45:15 来源：南方周末∙标签∙农村∙教育∙贫穷∙改革“出身越底层，上的学校越差”，这一趋势正在被加剧和固化。

三十年来，国家的转型在继续，但底层个体命运的转型，却在逐渐陷入停顿。

“我国高等教育公平问题研究”表明，中国重点大学农村学生比例自1990年代起不断滑落。

北大农村学生所占比例从三成落至一成。

清华2010级农村生源仅占17%。

拿到班级花名册时，陆铭注意到了大多数同学没有留意的一个细节——全班60多位同学，农村籍学生只有5个左右。

作为北京大学某文科院系2009级1班的班长，陆铭此前一直以为，通过高考选拔获得中国这所顶尖大学通行证的同龄人，多数该有着和他类似的成长经历：出身农村，家境贫寒，独立自强，品学兼优。

这是这名来自四川的22岁寒门少年从小被灌输并认定的世界观：知识改变命运，逆境辈出英杰。

现在，手上的花名册颠覆了他的信仰。

而这正是眼下中国名校生源变迁的缩影。

北京大学教育学院副教授刘云杉统计1978~2005年近30年间北大学生的家庭出身发现，1978~1998年，来自农村的北大学子比例约占三成，上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下滑，2000年至今，考上北大的农村子弟只占一成左右。

清华大学人文学院社科2010级王斯敏等几位本科生在清华2010级学生中做的抽样调查显示，农村生源占总人数的17%。

那年的高考考场里，全国农村考生的比例是62%。

不仅仅是北大清华。

教育学者杨东平主持的“我国高等教育公平问题的研究”课题组调研得出，中国国家重点大学里的农村学生比例自1990年代开始不断滑落。

2008年12月，总理温家宝在国家科技教育领导小组会议上的讲话《百年大计教育为本》中也感慨，“过去我们上大学的时候，班里农村的孩子几乎占到80％，甚至还要高，现在不同了，农村学生的比重下降了……本来经济社会发展了，但是他们上高职、上大学的比重却下降了。

”哪些障碍，垫高了陆铭这样的孩子考入名校的门槛？封锁了他们努力向上攀爬的通道？知识改变了陆铭的命运，可绝大多数寒门子弟还有机会改变自己命运的吗？在北大校园，陆铭鲜有同乡，毕业于县级中学的他也没校友可聚，他是传奇，但成了孤独的传奇——眼下，什么样的年轻人才最有可能上北大清华？四川汉源古路村小学举行升旗仪式，这些孩子中有多少人能最终进入大学，完成“知识改变命运”的梦想？（南方周末记者翁洹/图）寒门少年都去了哪？清华大学人文学院社科系讲师晋军指导了他的学生完成对清华生源状况的调研。

在课堂上，他也常对学生做随机调查，提问包括来自的地方，父母的职业，上大学前去过的最远的地方等。

调查做了两年，指向高度集中：“一名清华本科生的典型形象是这样的”，晋军说，出身城市，父母是公务员和教师，每年与父母起码外出旅行一次，甚至高中就有出国游学的经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