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光祖言定国是论

《刘光祖言定国是论》发微
《刘光祖言定国是论》（光绪辛丑壬寅恩正併科会试卷，下简称《陆论》）
翰林院庶吉士的策论。

《陆论》文字不长，却意蕴丰富。

针砭时弊，鞭辟入里。

兴替之鉴，后事之师。

一
进士及第。

历事孝宗、光宗和宁宗三朝，在内曾任殿中侍御史、起居舍人等要职，在外曾出领襄阳、江陵和潼川等大府，终至显谟阁直学士。

著有《岘山集》、《鹤林集》、《金泉集》、《眉山集》、《诸经讲义》、《山堂疑问》、《论道学疏》和《涪州学记》等，惜大都亡佚。

在刘光祖的著述中，最具学术价值，也是《陆论》竭力推崇、注疏的篇目莫过于其《论道学疏》。

该篇内容于《宋史》和《宋元学案》等史料中均有较为详细的记载。

淳熙五年（1178），孝宗帝召对，光祖以“光复中原”为重，多次直言进谏，“人臣献言，不可不察：其一，不量可否，劝陛下轻出骤进，则是即日误国；其一，不思振立，苟且偷安，则是久远误国。

”（《宋史·列传卷156》）指出“求治太速，喜功太甚”，不自量力，轻视金兵，草率北伐，势必误国。

反之，一味退守，忍辱求和，不图中兴大业，也终将误国。

光宗年间，光祖再次上书，提出“尊道福国，背道祸民”，主张以“道”明是非、分善恶、别正邪。

“近世是非不明，则邪正互攻；公论不立，则私情交起”（同上），“循默乃宜，循默成风，国家安赖？臣欲熄将来之祸，故不惮反复以陈。

伏几圣心豁然，永为皇极之主，使是非由此而定，邪正由此而别，公论由此而明，私情由此而熄，道学之讥由此而消，朋党之迹由此而泯，和平之福由此而集，国家之事由此而理，则生灵之幸，社稷之福也。

不然，相激相胜，展转反复，为祸无穷”。

（同上）人同此心，心同此理。

时移世易，道通古今。

“尊道福国，背道祸民”，这是光祖留下的至理名言。

而《陆论》）在总结自宋以降近千年里圣人之道与泱泱大国之间的内在联系后，也发出“道之消长，时之否泰，国之存亡系焉”这一黄钟大吕，振聋发聩的时代强音。

何谓道？为何道系人事？如何弘道？这些不仅是陆鸿仪、刘光祖这两位相隔
明）孙（中山）所殚精竭虑的高难度课题，尽管“道”在无数先贤那里的具体内涵不尽一致。

老子开宗明义：“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

”（《老子·1章》，下仅注篇章）认为“道”难以言说，能够言说的都仅仅是“道”的表现，而不是“道”的本体；“名”，亦复如是。

又说：“道生之，德畜之，物形之，势成之，是以万物莫不尊道而贵德。

道之尊，德之贵，夫莫之令，而常自然。

”（《51章》）虽然“道”难以言说，但“道”确实是宇宙万物的总根源，万事万物在“道”面前不能不肃然起敬，自觉尊崇。

“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

人之道，则不然，损不足以奉有余。

”（《77章》）大道在天，至公至正，人人平等。

现实社会，却弱肉强食，两极分化，背道而驰。

孔子认为：“道不同，不相为谋”，“君子忧道不忧贫”，“君子谋道不谋食”，“人能弘道，非道弘人。

”（《论语·卫灵公》）强调“道不远人”，弘道入世。

孟子认为：“诚者，天之道；思诚者，人之道。

”（《孟子·离娄上》下仅注篇章）倡导天道之诚实品质，需要人道来实践之。

“得道多助，失道寡助。

”（《公孙丑下》）《易传》云：“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立人之道，曰仁与义。

”（《易经·说卦传》）天、地、人三才，一体多面，同道殊用。

佛禅常说：“道由心悟”，“直心是道”，“平常心是道”，“担水挑柴，无非妙道；行住坐卧，皆有禅机。

”意即无修之修，不刻意、不执著，随缘任运，悟在当下。

又说：正见（正确的见解）、正思维（正确的思维）、正语（正确的语言）、正业（正当的行为）、正命（正当的谋生）、正方便（正确的修炼）、正念（正确的心念）和正定（禅定），即所谓“八正道”，等等。

“道”无处不在，无贤不言，因而不一而足。

以“道”冠名的道家（教）强调“道法自然”，柔弱处后，无为而治，不为而成，所谓“后其身而身先”，“不争而天下莫能与之争”，“无为而无不为”（《37章》），以致自汉代至隋唐时期日趋强势。

佛教自东汉传入中国，也以其“生死事大”、离苦得乐、“因果报应”和转世轮回等学说，很快融入到社会各阶层，甚至宫廷王相。

“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

”（杜牧）“天
“舍我其谁”，结果往往事与愿违。

儒教衰颓，国学失衡，在唐代韩愈这里已露出转机的端倪。

韩愈认为，“斯吾所谓道也，非向所谓老与佛之道也”（《原道》卷11）是说我提倡的“道”不是佛道二教之道，佛道之道并非正道、原道，尧舜之道方为华夏之大道。

“博爱之谓仁，行而宜之之谓义，由是而之焉之谓道，足乎己无待于外之谓德。

”（同上）这个“道”就是行仁义、做圣人，其基本精神就是人行天道，天成人道，天人合道，内圣外王。

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公平正义，诚信仁爱。

然孟子以降，此“道”不得其传，佛道二教趁势而强。

韩愈高举道统大旗，呐喊复兴大道，直接催生了宋代道学。

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张载集·张子语录》）等，他们均以哲学的方式追问“天人之际，古今之变”，自觉意识到士大夫以知道、明道和弘道来安身立命。

这样，由韩愈倡议并奠基的兴道工程便初具规模。

“孔孟而后，汉儒止有传经之学。

性道微言之绝久矣。

元公崛起，二程嗣之，又复横渠诸大儒辈出，圣学大昌。

”（《宋元公案》卷11）这是说，圣人之道在孔孟之后的汉唐时期几近断绝，直到北宋周敦颐、二程和张载等大儒出现后才得到复兴。

二
道，即圣人之道；道学，即圣人之学。

何为圣人？孟子讲：“圣人，人伦之至也”（《离娄上》），就是德才圆满之士，也即儒家坚持的“至善”之人（如：“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大学》），道家主张的“至人”、“神人”和“真人”（如：“至人无己，神人无功，圣人无名”——《庄子·逍遥游》），佛家强调的“证得圣智，在见道位以上之人”（《大般涅槃经》卷11）。

总之，圣人必须达到自身的品德与宇宙的法则融为一体，智慧变通而没有固定的方式。

对宇宙万物的起源和终结已经彻底参透。

与天下的一切生灵，世间万象融洽无间，自然相处，把天道拓展入自己的性情，内心光明如日月，却如神明般在冥冥之中化育众生，凡夫俗子永远不能明白他的品德有多么崇高伟
大，即使了解一点，也无法真正明白他精神的边际到底在哪里。

达到这种境界的人才是圣人。

（参见《孔子家语·五仪》）
在宋代，这种圣人之学主要被称为“道学”，尽管“理学”一词也是指圣人之学，且后来出现以后者取代前者称谓的势头。

这一方面表征着学界对宋学研究的不断深入，另一方面，也是更为重要的方面，则是道学在宋代300多年里由隐到显，再由显到隐，又由隐到显的曲折发展之反映。

隋唐时期，儒道佛三教兼容，但儒教日渐式微。

这时期，除刘禹锡、柳宗元等几位儒者外，很难找到与当时玄奘、鉴真、神秀、惠能和成玄英、杜光庭、司马承祯等诸高僧、高道并驾齐驱的人物。

赵宋开始，统治者便意识到思想文化上认祖归宗的必要性与紧迫性，接过韩愈的“道统”旗帜，以复兴儒学为要。

自范仲淹至二程道学的创立，正是在官方的支持下使儒学之道从隋唐时期的弱势转为宋初强势，也即由隐到显的重要标志。

特别是程氏兄弟因其父升任国子博士，一并进京，拜师于周敦颐，学业精进，仕途通达。

程颐一度从一介布衣一跃而成帝王之师（任哲宗之“崇政殿说书”），名噪一时，追随者甚众。

道学的高歌猛进，致使苏轼等人开始反感、排斥、诬陷。

受谏议大夫孔文仲的奏劾，程颐于元祐二年（1087）被罢黜。

之后“虚攻程颐为邪说，下河南府尽逐学徒”，也即污称程颐道学为歪门邪道，不是尧舜禹的圣人正道，凡是与之沾亲带故者均遭一网打尽。

后又被流放到四川涪州（今重庆涪陵）。

“元佑党禁”之后，道学遭黜，君子受压，国事昏乱，北宋气数已尽。

正如《陆论》所见：“咸平景德盛矣，一坏于熙丰，再坏于绍圣，三坏于元符。

元祐君子，虽起而正之，而君子之势常不敌小人，此北宋之所以南也。

”道学连遭封杀，成为朝廷党同伐异，争权夺利的口实。

道学式微，人心不古，政治腐败，社稷崩塌。

道之所崇，国之所存；道之所黜，国之所亡。

北宋南渡，退守江南一隅后，意识到道学对于凝聚人心，振奋士气，抗击金兵，恢复中原的经世之用，遂于绍兴元年（1131）下诏褒赠程颐为“直龙图阁”，并为道学正名，重新任用程氏门徒。

“鼎素重伊川程颐之学，元祐党籍子孙，多所擢用。

”（《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86）一时间，道学弟子奔走呼号，扬眉吐气，道学又有转机的迹象。

但随着“和战”之争中以秦桧、韩侂胄和贾似道等为首的“和”派得势，朝廷内
部关于以朱子为代表的承继二程洛学的道学之崇黜问题，很快又升级，并酿成后来庆元年间的朋党之争。

三
倡议取消以程颐之说作为科举考试标准，选拔人才的是谢廓然，主张封禁洛学的是赵彦中，讥讽郑丙，动议废除道学的是王淮，建议将道学定性为“伪学”加以封杀的是何澹。

这些人成为道学的劲敌，形成“黜道”派阵营。

他们污称道学人士“欺世盗名，不宜信用”，攻击朱熹“本无学术，徒窃张载、程颐之绪余，以为浮诞宗主，谓之道学，妄自推尊。

”（《宋史·道学崇黜》）
之干城也。

”（《陆论》）这些道学骨干力挺程朱道学，如胡安国认为，孔孟之道不传已久，自程颐阐发后，才成为显学，因此程氏道学是整个“道统”的中间环节。

如果尊崇孔孟之道，却扼杀程学，在逻辑上也难以自圆其说。

“今使学者师孔、孟而禁以颐学，是入室而不由户也……自嘉佑以来，西都有邵雍、程颢及其弟颐，关中有张载，皆以道德名世，著书立言，公卿大夫所钦慕而师尊之。

”（《宋史·道学崇黜》）。

叶适作《辩兵部郎官朱元晦状》，也认为：“以道学为大罪，文致语言，逐去一熹，固未甚害，第恐自此游词无实，谗言横生，良善受祸，何所不有！”（《水心文集》卷2）胡安国和叶适等人均认为道学系关国是，不能以封禁“伪学”为名，废黜道学，更不能以打击“伪君子”为名，让小人得势，忠良蒙冤。

否则，整个社会将正不压邪，好歹不分。

“有门户即有朋党，有水火即有攻击。

学校无公论，而日以排击报复为事。

国是之乱，靡所底止。

光祖痛哭言之，所以为道学计，所以为君子计，所以为赵氏社稷计，宜读者至于流涕也。

”（《陆论》）一旦朝中有了门户之见就会有朋党之争，朋党之间如水火般势不两立，于是就免不了相互攻讦。

各个学派之间没有公允的评判标准，每天只是相互排挤报复。

国家如此混乱，不知要乱到什么时候。

光祖感于时世，泣泪谏言，是为了道学、为了君子、为了赵氏的江山社稷着想，后人读到这份奏折应该会痛哭流涕。

面对韩侂胄等玩弄权术，迫害忠臣，肆无忌惮，以封禁道学之名，行清剿异己之实，谋宗族朋党之私，光宗绍熙元年（1190）侍御史刘光祖挺身而出，仗义直谏，“极言其害，乞禁讥议道学者”，认为“学之大者，明圣人之道，以修其身。

而世方以道为伪小者，治文章以达其志，而时方以文为病。

好恶出于一时，是非定于万世。

”（《宋史·列传卷156》）揭露“黜道”派的险恶用心，警告其不要以一时的喜怒哀乐就想当然地宣布道学为“伪学”，道学者为“逆党”而禁锢之，功过是非自有历史作证，以维护圣人之道对于修齐治平的价值地位。

光祖坚信，“方今道学，伊洛为宗，实非程氏之私言，出于《大学》之纪载。

《大学》之教，明明德为先，其间举诗人之言，遂有道学之目。

曰如切如磋者，道学也，然则臣所谓以居仁由义为道，以正心诚意为学者，又在于切磋之，琢磨之。

”（《论道学疏》）程氏之学，就是圣人之学，就是《大学》明明德之学，就是仁义之学，就是修身养性之学。

道学废黜，则善恶莫辨；是非不明，则邪正互攻；公论不立，则私情频起。

光祖说：“臣始至时，闻有讥贬道学之说，而实未朋党之分。

如今因恶道学，乃生朋党，因生朋党，乃罪忠谏。

以人臣之私意，累天日之清明。

往往纳忠之言，谓为沽名之举；至于洁身以退，亦曰愤怼而然；欲激怒于至尊，必加之以讦讪。

事势至此，循默成风，国家安赖！”（《续资治通鉴》卷152）因为道学的缺失，朝廷结党营私，勾心斗角，陷害忠良，乌烟瘴气，殃及社稷。

韩侘胄打击道学，朱熹被贬离朝，光祖进谏，认为朱熹明往圣之道，为今宿儒，“所言皆正，未见其不可用”，并称“臣非助熹，助陛下者也。

”（《宋史•列传卷163》）其力挺道学，中兴国事，赤胆忠心，不但得不到宁宗帝的理会与采纳，反而遭到得志小人的诬陷、排挤，于庆元年间职落房州、泸州，成为“庆元党籍”另册31人之首要“余官”。

道学再次低落。

虽然程朱道学遭到打压，不为上层官僚所认同，然由于道学门生的讲习流布，一股民间的理学（因当时道学被指“伪学”，因避嫌而称之）思潮悄然涌动。

正是如此，韩侂胄死后，嘉定元年（1209年）宁宗诏朱熹特赐谥，赐朱熹谥为文正公，赠中大夫、宝谟阁学士。

理宗即位前，习程朱理学。

既登帝位，宝庆三年（1227），下诏褒奖朱熹《四书集注》发明圣贤蕴奥，长于治国齐家，钦定程朱道学遂成为官方之学。

四
上述道学兴衰轨迹表明，“一种被禁的学术思想却反而会吸引那些追求学术自由思考的人”[11]。

程朱道学发明孔孟仁义之学，强调格物致知，正心诚意，修齐治平的大学之道，早已成为中华民族厚德载物，自强不息，凝聚人心，安邦治国的重要文化资源。

反观历史，我们不难发现，哪个时候朝廷尊道贵德，则社稷安定，百姓乐业，社会和谐；反之，则国危民哀，乱象横生，冲突不断。

所以，道学一次次被禁锢，又一次次在志士仁人的抗争下昌明、传播。

程朱道学数次劫难后，“迄理宗之初而大明，未始非光祖之力也！”（《陆论》）终于雨过天晴，程朱道学迎来了理宗初期的广泛传播与发展。

光祖力主道学，功不可没。

有光祖这样的胆识和执着，真可谓“和平之福由此而集，国家之事由此而理，生灵之幸，社稷之福也。

”“刘光祖盛名与《涪州学记》并传穹壤，世之人何惮而不为君子也！”（《宋史·列传卷156》）
然而，程朱道学昌明、传播以后，南宋最终还是无救而亡者，何也？“曰：一发之微不能系千金之重；精卫之力不能填沧海之深。

彼秦桧也，韩侂胄也，贾似道也，有一如此足以亡国。

而如光祖者，言不见用，且不能久安于位，天厌宋德，谓之何哉？”（《陆论》）道理很简单，一根头发太微小了，不能承担千斤之重；精卫的力量也不能填平沧海之深。

秦桧、韩伲胄和贾似道，其中一人便足以亡国。

而光祖的意见无人理睬，且遭贬谪。

宋朝不灭，反而是桩怪事。

在《陆论》看来，南宋苟安100余年后，依然没有改变亡国的命运周期律，原因固然复杂多样。

但最根本的原因就在于“国是之不定”，也即治国之道（理念、法度、准则等）上的不确定、不稳定、不连贯。

朝廷翻手为云，覆手为雨，一段时间推崇道学，一段时间又罢黜道学，自然会使朝野真伪难分，美丑不辨，忠奸互讦，荣辱错位，甚至小人当道，滥施淫威，贤良不保，人人自危。

尽管那时也不乏像光祖这样的“铁面御史”，力倡道学，一身正气，刚直不阿，悲天悯人，挺起宋民族的脊梁，但毕竟寡不敌众，屡贬江湖，无缘也无力挽救宋朝于乱世。

然要是没有这样的正义之士摇旗呐喊，呼唤良知、公道和正义，恐怕南宋亡国还将提速。

“然苟微诸君子维持之力，吾恐南宋之社不待祥兴二年而早墟矣。

”（《陆论》）
呜呼！“夫道学之在人心，如日星之经天，如江河之行地。

其崇也，时也；其黜也，时也。

然而道学一日不明，则君子之心一日不安，而小人亦得一日肆其毒。

”（《陆论》）道学在人们心目中的位置，有如太阳星辰运行于天，有如江河之水奔流于地。

不管日星升坠、还是江河消长，这都是时势所然，道学或显或隐亦复如是。

只是道学一天不能昌明，则君子忧道之心一日不得安宁，而小人则多一天肆行无忌、流播其毒！
道学崇黜，系关人事泰否，国家兴亡。

《陆论》落笔时，正是晚清血腥镇压“戊戌维新”和“义和团”人士，与攻占紫禁城的八国联军签订《庚子赔款》的国难当头时期，也是道学经清初的衰落走向晚清道光末光绪初的“复兴”时期。

清朝在国是举棋不定，民族矛盾、阶级矛盾空前尖锐，政权岌岌可危的时候，希冀通过会试卷，集全国士大夫之智慧，搜寻到救国济民的“真经”。

其用心，可谓良苦，然效果，恐为时已晚，积重难返。

王夫之有云：“君子之道，行则以治邦国，不行则以教子弟。

以治邦国，则受天位而治天职；以教子弟，则尽人道以正人伦。

其尤重者，莫大于义利之分。

”（《宋论》卷14）《陆论》作者，一介书生，风华正茂，不远千里，北上会考，有感而发。

反思历史，精当慎密。

阐扬圣学，深邃严谨。

救国之策，跃然纸上。

忧民之心，溢于言表。

济世之情，感通天地。

安邦定国，尊道为先。

“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

”（《旧唐书·魏征传》）我们是否也有必有居安思危，得宠思辱，未雨绸缪，防微杜渐，常保“三镜”，推陈出新，尊道贵德呢？。